在 border 当中能明显看出编剧的反国家权力意识，但是包裹在一些虚构的神奇能力与战斗辅助之下，尚未脱离剧情化的神话结构，然而即便如此，超人能够指认个体化的凶手，却无法将嵌入国家机器之中的凶手手刃——无力对抗国家机器，是主角的悲剧意义所在。

这种意识到了三年后同一编剧之手的 crisis 当中更加鲜明，但也更加手足无措了，现实即是超现实，国家权力即是那双翻云覆雨手，border中的超能人格与辅助力量被平均分配到团队的各个成员之中，但他们已经被织进权力之网，被规训也被要挟，反抗权力者却被权利逆向招安，border当中英雄的个体性已然泯灭，而是成为权力手中不由自主的工具与枪铣，被权力的代言人称为良种马、断腿的良种马，这是主角身上显而易见的悲剧性。

而在更深层次上的悲剧性却是来自他自身的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的矛盾。与剧中主角对抗的对方力量并非邪恶本身，而恰恰是带有反抗权力机器的正义色彩，正是这种设置使得原本单一的暴力—反暴力的结构变成了以主角为节点的暴力—反暴力—反暴力的暴力这样的多元结构。在这个结构当中，每一次反暴力力量的牺牲便为主角的行动增加一分悲剧色彩，也投下一道道德阴影——这种阴影的来源正是无法对抗权力机制的无力感，也是剧集写出的最大的现实。

而且编剧为主角设置的是一个相对垂直的社会体系，既无直接隶属，也不必特别对谁汇报，相应的，也就无法得到特殊的保障。这种接近边缘化的设置，其实意在说明越少参与到整个权力机制当中，能获得的权利救济越少，因此所需让渡的也越少，同理权力可以用来要挟他的东西也越少，在这个意义上，人才可以更多地按照内心法则生活，一种来自直觉的伦理意义上的法则自发地高于权力制定的法则。然而crisis并不美化这种自发性，正是编剧这种忤逆观影期待的任性，让观者如鲠在喉——因为我们默认权力是邪恶的，但主角却也并不代表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