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是我看过的谍战剧里难得的精品。

老谋深算的吴站长人生宗旨就是为了捞点好处，认为能靠得住的唯有美元金条，在明知道余则成这个学生是共党，还罩着他，因为此人明白效忠党国，首先是效忠长官，演吴站长是冯恩鹤，我特意查的资料，他的表演给你的感觉他就是吴站长，一点演戏的痕迹都没有。翠平，这个起初傻乎乎的农村大姐是来假扮余则成的妻子，性格火爆又英武果敢出了不少笑话，两人从最初的尴尬相处到最后翠平温柔相待，彼此相爱，特别有意思，结尾时两人在机场相见不相认，翠平一个人抱着孩子在山上等，泪目啦，看姚晨演戏也很舒服，你会忘记她的外貌，只看到剧中人物本身。

再说余则成，外表木讷，内有乾坤，能利用不同的意见达成自己的目的，低调行事，搞定顶头上司吴站长，周旋于矛盾之间，左右逢源，在险象环生的敌窝中斗智斗勇步步惊心也游刃有余，孙红雷演的也很自然，戴着眼镜，低调内敛。

还有一个人物是李涯，他对党国绝对忠诚，业务能力超强，是谍报顶尖人才，在国民党节节败退的形势下，还在专心投入自己的情报工作，最终落了个高楼跌落，暴死走廊的结局，以前从来不知道有祖峰这个演员，是因为李涯才发现他，他的表演细腻有内涵，轻言淡语，不流于表面

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再看一遍潜伏，难得的经典，剧情非常精彩，演员演技精湛。致敬经典

片名为什么要寄生碰瓷？

又是校园（儿童）欺凌而引发的报复。因为国产片不能表现校园欺凌，就将时代背景放在民国。民国真是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但现在又说不能美化民国，怕人向往。

侏儒人这个设置是为了规避国产可怕片不能没有鬼。《孤儿怨》、《追捕》 等都用过。

泰国的导演，拍出来依然是国产片的感觉，不觉得有多少恐怖。

女主真难看，原来是泰国人。

是在资料馆看的点映，沙丹和导演周子阳对谈，导演并不健谈，也不是科班出身，说不上什么概念技巧，只是支支吾吾的，每次沙丹问这个情节有什么深意时，导演操着西北口音赶紧说道，这是我一个朋友的故事，沙丹就用电影术语概括出来，导演点点头，说你说得对。

这就是批评家和创作者的区别，创作者周子阳忠实地把身边的事记录下来，尽管他把这些事归因为贪欲，批评家则能看到更多。

黄轩饰演的男主人公的境遇我并不陌生，因为我有一个这样的亲戚，好面子，讲排场，能力不行，学识不高，却想做生意，而做生意要的是心狠手辣，可惜他又是十分老实的，最后被几个人做笼子狠狠地坑了一把，把他父母的养老钱，亲戚的积蓄全部坑了进去，黄轩好歹还有恐龙公园的遗迹，这位亲戚连块地也没留下，还丢了老婆。

这样青年的生成机制很难用贪欲来全部囊括，在我看来更像是底层青年面对物欲横流的不协调，当世界给你看到他的光鲜亮丽，你却没有绝对的能力去取一瓢饮，赌一赌或许才有些机会。

倘若导演在电影中时不时用贪字来批判男主，就失去了意味，变的浅薄，而忠实的记录，才会让人产生深刻的共鸣。

其中两星给沈万顺，一星给沈家门，还有一星给其他演员

花红这个女主人设设置的不行，开酒厂其实算是花红的一种执念吧，但是完全没有突出，所以大家都会不大理解她对田家的不停原谅，在后期感觉她就是这里插一脚那里插一脚，啥事她都能解决；沈万顺在商场上确实有点卑鄙，但是在其他为人方面没问题，最后他给陈三炮送钱的那段戏是真好，演员给力，人物设定也好；

沈家门我是觉得嫁人当嫁沈家门，一开始以为是个混混类型的，但是真的很男人，对于爱情，他疼爱明媚（明媚失去孩子以后的拥抱真的哭死），但是他又不止拘泥于爱情，而是心怀国家大义，就是最后结局我不喜欢，内心还是他能死在战场上的，害；

田明媚的话，前期不是一个讨喜的角色（就是和花红相反，花红是前期角色人设比较好），前期的事感觉都是田明媚作出来的，而转折点就是在她嫁给沈家门以后，其实她算是唯一一个成长型人物吧（以往都是会安排的男女主是成长型人物，挺有意思的），在她怀孕七个月的时候，你看到那个时候的她，眼神和表情是温柔的（在嫁人之前真的很傲娇，截不同时期的图一下子就能分辨是哪个时期的），其实她在那个阶段已经有所改变，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在失去孩子以后（编剧为啥不给她和家门留个孩子啊，气死我了），她在之前拘泥的家仇其实已经上升了，但是王鸥感觉她那时候的演技比较差，有很多地方都没有表现出来，这个角色还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角色，包括结局的死法也是我喜欢的；

田树才我真的都不想说了，巨讨厌这个角色，虽然一直以杀父之仇为借口，其实我觉得他有可能想报的其实是“夺嫂”之仇，反正就是好自私啊，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偏执的人，唯一一个讨厌的角色

陈三炮的话我对他没啥感觉，因为个人觉得这种角色很多，没感觉到他的独特魅力

最后就是剧情是真不行，一星就是扣在这里的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笑段子，说是斯洛文尼亚确诊很多，不知道齐泽克先生过上了他理想中的后启示录电影场景式生活没有。如果我们短暂地忘却人间疾苦，2020年的这场疫情，真的很像一场对全人类的启示录。里面有一种对人类发展至今引以为豪的所有因素的全面嘲讽，经济增长，民主国家，自由个体，科学教......

人类文明也许倒过来才文明，在北马其顿的一个遥远的村落里，生活着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好像活在文明的起点上，但却让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类的希望。

《蜂蜜之地》讲了什么呢，一个跟85岁老母亲相依为命的女人，生活围绕着蜜蜂转，她在大自然里寻找蜂巢，然后收集养殖，她没有现代化的工具箱，在墙上挖洞，用瓦片，泥土为蜜蜂建立藏身之所。采蜜的时候嘴里永远念叨着「take half,leave half」。她在经验跟耐心里仿佛收获了跟蜜蜂的沟通能力，蜜蜂也并不会蜇她。一罐蜂蜜可以卖十欧，进城卖掉，换取生活必须品。

她85岁的母亲因为生病，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卧在床上，在日复一日的琐碎日常里，她跟母亲几乎都是在拌嘴中度过，但作为女儿她也努力地讨母亲欢心，给她吃香蕉，给她买羽毛扇，喂她蜂蜜，在静默的黑夜里，她会点亮蜡烛，在母亲床前，拉住她的手跟她轻声交谈。她会问母亲「等你走了我怎么办。」超越日复一日的护理关系，母亲依然有母亲的温柔和力量，女儿依然有女儿的迷茫和伤心。冬天会格外辛苦，她需要砍柴，生火取暖。下雪的时候，拿外面的积雪煮水喝。坐在火炉前，撸猫，嘴里会时不时的冒出歌谣，期待春天的到来。然后母亲也还是没有等到下一个春天到来。

现代人的死亡好像总是充满了意外感和破坏性，充满了违背自然的特征。但我却感受到Hatidze母亲的这场死亡，如此合理跟坦然，跟四季的更迭和大自然万物生灭一样。里面充满了时间，经验和在场，仿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抵达，母亲的死亡里有一种推动着Hatidze继续生活下去的力量。

与Hatidze的孤独生活相对的是她唯一的邻居，一大家子，这一大家子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共同劳作，用更进步一点的方式养蜜蜂，有一群牛，有拖车，有庄稼。这一大家子，是文明发展的一个阶段。

这一大家子在一起疯狂地互相诅咒跟吵架，虽然大批量购买蜂蜜的资本家已经开始进入他们的生活，贪婪也让他们开始不顾及自然规律，过量采集蜂蜜，但这破怀里依然带着自我怀疑，这从男主人顾虑的神情里也可看出，他对自然的信任大于对资本家的信任。但他们还算幸福，因为他们依然在大自然跟艰苦的劳动里养育着自己的后代。

现代人拿太多不同的标准是判断better life,但无论哪种标准，在这蜂蜜之地上生活的人，可能都会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滞后的生活形态，我们有现代医学去解决疾病，有工业化和各种机器去避免劳作之苦，我们逃避亲密关系，有一万种意识形态去解释个体性。但我们节省下的精力，体力，感情，却无所适从，我们无法解决无聊，无法解决爱无能，无法解决贪生怕死。

费尔南多佩索阿有一句诗我读完很喜欢，一直忘不掉，他写道：爱是永恒的天真，而唯一的天真是不去思考。我觉得能够这样生活的人才是真正幸运且有better life的人，Hatidze在我看来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晚上没事干，决定找个片子看看。于是把03年杜琪峰韦家辉的《大块头有大智慧》搜到瞅了瞅。之前听说内地版被剪得七零八落，毁掉了原版的什么禅机佛理宿命轮回，所以这次特意找到完整版一睹为快……如果说大陆剪辑版还能推卸责任让大家骂骂某局，那完整版就一个字可以形容——烂。

说它烂，倒不是因为它内容空洞。内容空洞的片很多，只要能娱乐到我就还OK。恰好相反，这电影不但不空洞，还想阐发状似深奥的道理——因果。然而整个叙述相当神逻辑。

“因果”这词听着很玄虚，也不是完全不能理解，简单说就是人要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当日种下的因，就有收获苦果的可能。比如某人没复习，导致考试不及格。“不复习”是因，没及格是“果”。假设我说，我今天没及格，主要是因为我上辈子造了孽，这话不光老师不信，自己也说不出口。

这就是说，当逻辑关系显而易见时，人们很少诉诸佛教意义上的“因果”。可是，假如一件事由偶然因素导致，特别在遇到意外之喜和无妄之灾时，人们就很有可能把这一切归因于更加玄妙的“因果”。因为人需要一个解释，让自己觉得世界可控、可预测。《大块头有大智慧》就是如此。

刘德华饰演的大只佬能看到人过去的“因”。他发现这辈子杀人的印度阿三，前世曾被今生的被害者杀死，而张柏芝扮演的警察李凤仪身后总是站着一个砍人头的日本兵，她的“恶业”太重，难逃一死。这里有个设定上的问题，印度人那一段明显是前世今生关系。可到了张柏芝这里，导演和编剧跨越一步，把通常意义上的因果进行了全新阐述。大只佬告诉李凤仪，她不是日本兵，日本兵也不是她。她之所以承担这个果，是偶然性在起作用。这个世界的因果律是：只要有人做了恶，种下“因”，就会有一个随机的人来承担“果”，即便这个人无论前世还是今生，都和作恶者毫无瓜葛。如果说往常意义上的因果还和上辈子作孽有关的话，这部电影里的因果完全是随机的。因此，李凤仪质问：“这公平么？”

这还用说，明显不公平。但全片看下来，导演编剧不光把这种假设掰得有鼻子有眼，还循循善诱地告诉你，就算不公平，也应该快乐勇敢地承担这“果”，淡然接受一切，面对一切。这就是“大智慧“。换言之：“人必须屈从于强加给他的苦难，永不质疑或者反抗造成这种苦难的体制。”记得《无间道2》主题曲里有句歌词：“无对与错，但有因与果”——在电影中我还不至于看到这个表述，不知道这是词作者的想法还是导演也认同。总之我非常讨厌这一句。如果《无间道》系列就是要表达这个思想，那它就是个二流电影。

佛法中的“因果”究竟存在与否，是个很难证实的问题，视为假设未尝不可。但拿这种不可知的东西来抹杀“是非对错”，那就是偷换概念了。如果一个好人车祸身亡，他的亲朋好友感叹说“这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也许还能勉强让人发生“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感慨。可假如这个人是被杀的，首先不追究杀人犯的对错，而是归因于“上辈子他可能作孽太多”，真是太欠扁了。没人能接受这个说法。但凡正常人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向邪恶追索，而不是怀疑自己之所以这么倒霉大概是因为上辈子是个qj犯。

难怪鲁迅说：“命运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并不是说不存在偶然性，而是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的偶然，甚至达到“不问是非只讲因果”的地步。反过来，“因果”一说，貌似是重视命运的偶然，实际上又包含对必然的极度肯定，把偶然假定为必然。终究又印证“公正世界现象”：从孩提时期，我们受到的教育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很容易会跨越一步，进而认定那些春风得意的人必然是好人，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是他们命中注定。

《大块头有大智慧》试图在这个问题上凸显积极的一面，因此搬出了另一个假设——多做善事，就可以种下“善果”。如果每个人都如此，就不会有“恶”的存在，也就不会有被迫承担“恶果”的倒霉鬼。但是这种玄学上的问题本身就充满了各种矛盾。比如，对因果的追索无凭可依，很可能发展为滚雪球式的疑问。假如A杀了B是B的报应，因为B上辈子杀了A。那么往上追溯，为什么上辈子的时候B会杀A呢？说不定是因为在上上辈子A杀了B。以此类推，没个穷尽。

具体到电影中，李凤仪背负着不知道哪个日本鬼子的孽，我本以为她会在一次任务中被犯人杀死。没想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她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决定，只身一人连个武器都不拿就跑到山林里寻找逃犯，还相信就算被杀那也是自己的果，说不定逃犯因此暴露行踪被警察发现了，自己也算种了个善因。 果然，她后来被逃犯拿石头砸死，头还被割下来挂在树上。刘德华发现她的时候整个人凌乱了，电脑前的我也凌乱了……唉，这看起来不像是果报，更像是找死！明明可以活得更长！可能有人会说，找死表面上是发挥了主观能动性，其实还是命中注定。那么，问题来了：

在生活中，大伙儿没有刘德华演的大块头那种特异功能，无法了解自己是否命中注定要承担恶果，也无法了解这“果”究竟是什么程度，是考试考砸？还是死于非命？从电影里的解释看，大家应该坦然面对一切。既然如此，李凤仪要坦然面对，就应该顺其自然，按部就班地生活，做点好事，就算遇上小概率事件死了，也算偿还了“果”，而不是自寻死路。假如有个人命中注定需要承担的“果报”就是考试没过或者失个恋，而他自以为要承担的果是“被杀”，难不成要效仿李凤仪深入虎穴和歹徒搏斗？太离谱了吧。我看老老实实过日子别胡思乱想是最好的做法。

听说李凤仪死了，本作男主大块头“了因”发誓要找到杀人犯孙果给她报仇。中间还产生了幻觉，和自己的心魔斗争。最后得出结论不该冤冤相报。于是在山中蓬头垢面流浪了几年，终于撞到了比他还狼狈的杀人犯。大概是因为大块头瘦身成功后和大众偶像刘德华非常相像，没说两句话，本来是刘德华崇拜者的孙果就热泪盈眶决定投案自首……好吧，以上理由我都说服不了自己。还不如说孙果这厮流浪太久觉得白毛女的日子实在不好过，坐牢都比这爽。总之，最后大块头完成了他的蜕变史，摆出一个很淡定的刘德华式的表情，了悟因果，具有了“大智慧”。

可是，这大智慧在哪里？当初孙果一石头砸死李凤仪，怎么到大块头面前就幡然悔悟了？这种幻想当事人道德自律的方法能解决问题吗？

以上几点还构不成这部电影冲击底线的理由。因果这东西属于玄学范畴，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编剧可以自己发挥。真正雷人的是日本人这个设定。抗战过去多少年了，我们一直要求日本人谢罪。但是，根据《大块头有大智慧》的理论，第一，日本人杀人，有可能是因为我们上辈子做坏事了。或者说，即使没做坏事，也活该摊上这不知道谁种的果，因此也怨不得人家。冤冤相报何时了，大家要学会宽恕。第二，不光要学会宽恕，就连日本人当初种下的恶业，还要由几十年后无辜的中国人来承担。比如无辜的李凤仪。哪怕被杀也无怨无悔。这才是面对现实，才是淡定接受。

这种片子能得金像奖，哦，应该说是某些片子某些演员的某些角色得奖后，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奖项的看法。就是梁家辉说的，那是一个GAME，一个SHOW，你要当真就输了。呵呵。很多时候，真正的好演员和好作品，到未必能入的了这些猪肉评委的法眼，

1951年3月29日，星期四。早上7点，帕里·哈卓普骑车去上班。根据合同，29岁的机械师哈卓普那天应该开始为丹麦燃油公司做一个项目。他找到上司，说家里出了事，上午想请个假，稍后会把工时补回来。上司没有理由怀疑，也就答应了。

哈卓普走到更衣柜前，看看周围没有动静。他打开柜子，依次取出一大一小两个包在桌布里沉甸甸的金属物品。他把两样东西装进公文包，锁好更衣柜，和老板道过别，蹬上脚踏车走了。

那一年，哥本哈根异乎寻常地冷。人人都盼望着春天，可就快4月了，空气里还隐约透着寒意。哈卓普从公司冲出来，想的可不是这些。3个月前，上帝诏令他拯救世界。子弹和一把手枪静静地躺在车筐的公文包里。他要去抢银行了。

他先骑车去了朋友尼尔森的姑妈家，他需要这位嗜酒成性的姑妈做不在现场证人。为了保证编造的证明万无一失，他在路上买了几瓶啤酒。之后，他和酒鬼姑妈小酌了几杯。10点半，哈卓普看老太太已经醉得不省人事，便提议再去买点儿啤酒，马上回来。老太太点头答应了。

哈卓普再也没有买酒回来。他又一次把公文包扔进车筐，来到了诺伦宝路街58号的农业银行。他把车停在路边，犹豫再三，有点儿害怕，身体也不听使唤。10点45分，领悟到抢劫是上帝的旨意，他深吸一口气，戴上太阳镜进了门。

一进银行大厅，哈卓普就朝天花板猛开了几枪。“把钱装到包里！”他冲身边最近的柜员喊道。惊恐的柜员呆若木鸡，稍一迟疑就被哈卓普开枪射中。他向另一个柜员转过身，“轮到你了，把钱装进去！”

抢劫花了太长时间，顾客们都被枪声吓坏了。门外，行人纷纷向银行跑来，阻断了哈卓普逃跑的去路。突然，警铃声大作。哈卓普觉得自己跑不掉了，又一次举起了手枪。第二个柜员试图逃跑，但一切都太迟了。哈卓普开枪打死了他。哈卓普两手空空跑出银行，跳上自行车，猛踩踏板蹿了出去。就在他蹬离路边的时候，一个骑车人试图截住他。两人几乎撞上，哈卓普伸脚挡住了攻击者。骑车人再次尝试阻断他的去路，他掏出枪顶在了对方脸上。骑车人退缩了。哈卓普骑着车，暗暗得意自己的沉着。一个行人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耸耸肩，向对方建议到，“你干吗不过去看看？”然后就溜之大吉了。

回到酒鬼姑妈的房子，哈卓普告诉老太太自己刚刚去抢了银行。老太太对这事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啤酒哪儿去了？哈卓普想到最好还是把不在场证人安排妥当，便换了衣服，确信没人能认出他来，下楼去买酒。一到楼下，他就知道事情不妙。街上空空荡荡，寂静无声，警察来了。哈卓普孤身持枪面对警察，一言不发，举手投降。

哈卓普起初并没有告诉警察抢银行是上帝的旨意。因此，逮捕他的警探不免洋洋自得：不但没损伤一兵一卒，而且哈卓普也对罪行供认不讳。但是，警探们很快就变得忧心忡忡。他们询问哈卓普抢劫银行的动机，后者说这是为了给他建立的丹麦国家共产党筹措资金，该党的目标是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旦宣战，他就要用赃款租一支船队，把丹麦的知识精英转移到瑞典的安全位置，保护丹麦的精神血脉。他解释道，丹麦国家共产党将为世界带来和平，但同时他也在储备枪支。警察突击搜查了哈卓普的住所，发现了制服、宣传品、奖章和“丹共”的相关文件。

警方注意到，哈卓普表现得并不像一个刚刚抢了银行、杀了人的罪犯，询问他是否为犯下两起谋杀案而感到内疚。他一点儿都没有负罪感。这是上帝的旨意，为什么要自责呢？警察们目瞪口呆，互相交换了眼色。“什么？你再说一遍？”所有事都是上帝教他做的，哈卓普说。上帝让他成立丹麦国家共产党，上帝选中了作案方式和银行，上帝甚至还为他指明了事后的藏匿之所，上帝始终伴随着他。不过别担心，哈卓普向警方保证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上帝会实现这一点的。

1951年6月21日，哈卓普被带到哥本哈根警方首席精神病医生马克斯·施米特面前。他把故事原封不动地又向施米特讲了一遍：他是遵照上帝的指令去抢银行的，对两名银行柜员的死亡丝毫不感到内疚。他相信“命运和死亡过后的重生”，他就像圣女贞德。

哈卓普的表现引起了施米特的兴趣。哥本哈根鲜有谋杀案，类似案件更是屈指可数。第二天，为破解哈卓普关于宗教—政治的胡言乱语，施米特给他注射了一剂镇静剂。哈卓普立刻就开始滔滔不绝地阐述对反犹太人、反纳粹的复杂理解：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丹麦必须得到拯救，“北方王国”就要成立。药效发挥出来，哈卓普完全进入放松状态，施米特终于问出了一个他想回答的问题：“抢银行的主意是从哪儿来的？”

“从‘它’那儿。”哈卓普回答。

“‘它’是谁？”

“我的守护天使。”

施米特心生疑惑。案件背后，另有隐情。哈卓普很有可能与7个月前发生的一起类似抢劫案有关。还有迹象表明，他并非单独作案。抢劫案发生后的第二天，比约·尼尔森现身，承认哈卓普在抢劫时使用的自行车归他所有。尼尔森有案底，案发当天和哈卓普一起喝酒的就是尼尔森的姑妈，哈卓普在她的住所被捕。粗略的调查显示，哈卓普曾在霍森思国家监狱服刑3年——尼尔森是他的狱友。有囚犯称尼尔森对哈卓普施加了超乎寻常的影响，他们说，哈卓普做的每件事，都是尼尔森的主意。

3月30日，尼尔森被拘捕接受讯问。警方一无所获。他承认曾和哈卓普一起服刑，也曾同住一间牢房。他知道哈卓普建立了一个新政党，甚至在成立初期也牵涉其中——主要是在城里张贴海报——但他很早以前就退出了。除了把自行车借给哈卓普，他和抢劫案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然而，哈卓普和尼尔森的口供中矛盾百出。哈卓普说自行车是他偷来的，而尼尔森则说是自己借给他的；哈卓普说尼尔森和丹麦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尼尔森则承认曾经参与。尼尔森说，关于这起案件，他知道还不止这些：哈卓普的妻子本特才是主谋。他说，这对夫妻过去曾计划过抢劫的事，但每次都被他劝阻了。不过，尼尔森将哈卓普拖进了更深的泥潭。尼尔森是个惯犯，他从1933年就开始在监狱进进出出了。而心怀弥赛亚式救世情节，拥有“守护天使”的哈卓普，看起来就像尼尔森的小跟班。

施米特不断给他注射巴比妥酸盐，想迫使他承认抢劫是尼尔森在幕后指使，尼尔森就是“守护天使”。哈卓普断然否认，这根本就不可能：他在1947年1月就“受到上帝的召唤”，6个月后才第一次见到尼尔森。哈卓普言之凿凿：守护天使不是尼尔森。证据不足无法继续关押，尼尔森被无罪释放。

1951年12月，施米特完成了此案的报告。他认为哈卓普是个精神分裂的妄想狂，有精神变态的可能，但是“他相信的事情受到了尼尔森的影响”。在施米特看来，无疑是尼尔森说服哈卓普认罪的，他依然操纵着哈卓普，使其不能或不愿意承认尼尔森才是主谋。就尼尔森对哈卓普的控制来看，施米特猜测：尼尔森和哈卓普双双否认，案子只能不了了之。

那一年的圣诞节，哈卓普听说了被判决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的报告结果，改变了主意。他提笔给案件负责人罗兰·奥尔森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终于无法再忍受奥尔森的“疲劳轰炸”，是时候坦白一切了。这封长达18页的信写在儿童记事本上，这就是所谓的“练习本自白”。随着供词的深入，它逐渐成了一份诡异的告白。

哈卓普在信中描述了德国占领丹麦期间，自己如何与纳粹分子勾结。二战结束后，他被判处14年徒刑。走进霍森思国家监狱的时候，他几乎万念俱灰，极度沮丧的心情直到被分往金工车间劳动后才有所改善。尼尔森是他在狱中最早结识的人之一，曾因抢劫而数次入狱的他因通敌罪被判以12年徒刑。对尼尔森来说，这不过是在监狱里熬过的又一段时光而已。然而，对从未遭遇过牢狱之灾的哈卓普来说，服刑令他万分痛苦。他是一个家世好、有理想的年轻人，只不过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现在为此付出了代价。哈卓普已脆弱不堪。

尼尔森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很快就打动了哈卓普，前者用英雄的传奇故事为自己招徕了一个随从。随着两人日渐亲密，尼尔森抛出了一个深刻的话题：宗教。哈卓普素有宗教情结，尼尔森抓住这点，把自己描绘成东方神秘主义专家。他向哈卓普介绍了冥想和瑜伽，二人晚上常在各自的牢房里练习。终于，尼尔森鼓动哈卓普申请调到同一牢房，哈卓普也确实这么做了。尼尔森继续训练着自己的门徒，在其指导下，哈卓普开始进行呼吸练习。尼尔森告诉他，呼吸是冥想的一部分，应练习到“天人合一”为止。每练习一次，呼吸引发的力量感都会更加强烈，把他推向宗教的狂喜，指引他走向上帝。

哈卓普接下来吐露了扭转案情的故事。在“练习本自白”里，他提到催眠曾是两人练习的项目之一。练习是尼尔森提出的，他叫哈卓普试着催眠他，但效果甚微。两人发现，哈卓普更容易受他人影响，因此更适合做催眠的对象。很快，他每晚都被尼尔森催眠，很多时候，练习是以哈卓普从催眠状态直接进入梦乡告终的。“从一开始，（尼尔森）就操纵着我的思想。他一直控制着我。” 哈卓普写道。

案情发展至此已令丹麦媒体为之疯狂。《政治家》问道：“银行杀手被催眠？”“守护天使教唆谋杀？”《贝林时报》也在追问；而随着哈卓普“尼尔森用瑜伽把我逼疯”的控诉公之于众，《见闻报》也采用了精神病学家的说法：“好人被催眠，也会起杀心。”

对熟知新闻行业的人来说，媒体的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拙劣的银行劫案造成两人身亡是一类新闻，而凶手遭催眠才犯下恶行可就是另一种故事了。媒体对案件的耸动报道很快就变本加厉地骇人听闻起来。尼尔森给狱中的哈卓普写了张圣诞卡片，报纸就猜测这是催眠大师在叫他停止指控。《哈卓普的告白险被圣诞卡片毁于一旦》成了1952年1月9日的《政治家》头条。《见闻报》的《香肠到手，口供撤销！》一文则报道说，尼尔森送给哈卓普一根香肠，哈卓普看了几乎精神崩溃。

哈卓普一案在丹麦引起了恐慌。媒体推断尼尔森送的香肠催眠了哈卓普，令他沉默不语。抛开这种猜测不谈，哈卓普确实曾在“练习本自白”里明确表示，他是受了前狱友的控制才抢劫杀人的。

比约·尼尔森再度被捕。警方拷问了他，想证明他就是劫案的幕后主谋。然而，案情是否果真如此却引起了一些争论。尼尔森拒不承认，哈卓普又像个疯子似的语无伦次。两人被带进一间屋子单独相处时，引发的疑问就像他们给出的答案一样多。哈卓普在表白中承认曾于1950年8月抢劫了哈维德夫的人民银行，声称赃款都归了尼尔森。对此，尼尔森做出了如下反应：

哈卓普：我把钱给你了。

尼尔森：你要是还继续跟我扯谎，咱们就不用谈下去了。你必须得说，那根本就不是你干的——我没拿钱，你也没去抢银行。

哈卓普：好吧，我收回我的话。我没有抢银行。

这能否构成尼尔森仍在控制哈卓普的证据？抑或是哈卓普想嫁祸于人？其他的交谈表明，哈卓普绝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清白。从录音判断，尼尔森是两人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那个，他有读写困难症，也不善争论；哈卓普则能侃侃而谈。尼尔森一度曾被对话搞得糊里糊涂，以为自己性格分裂，没准儿真的教唆哈卓普去抢银行，可自己却不记得了。他根本不像媒体所说，是斯文加利式的阴谋家。

丹麦警方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

尼尔森被带到马克斯·施米特那里接受了一系列心理测试。施米特认为尼尔森是会“吓唬和哄骗他人”的人，但并不具备获得他人无限信任的能力。尼尔森否认了所有事情，他告诉施米特，哈卓普的“练习本自白”就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

与此同时，哈卓普被送到了哥本哈根纪念医院精神科。精神病专家波尔·雷特医生将潜入哈卓普的精神世界，查出尼尔森究竟是如何指使其犯罪的。这一尝试远比他预想的困难。

雷特对哈卓普进行的最初几次催眠均以失败告终。1952年5月至6月期间，他一无所获。测试显示，哈卓普极易受到暗示，按理说是催眠术的理想对象，可却并没有乖乖屈服。如果他以前曾进入过催眠状态，应该更容易被催眠才对。实际情况却是，雷特尝试的次数越多，催眠程度就越浅。一旦雷特逼问得紧了，哈卓普就会醒过来。哈卓普说，随着催眠的深入，他越来越放松，觉得自己就快要睡着了。但忽然之间，一阵突如其来的强烈痛苦惊醒了他。

根据哈卓普的描述，雷特提出了两种可能性：其一，病人不受催眠的影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所有的测试都得到了积极的反馈，而且哈卓普本人也承认，在狱中曾被多次催眠。其二，哈卓普确实很容易被催眠——但是有人抢在了雷特前头。相比前者，这种推测更令人不安。

在哥本哈根纪念医院，负责评估哈卓普的波尔·雷特医生陷入了困境。只有哈卓普告诉他之前发生的事，才能证明尼尔森是银行劫案的幕后黑手。两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哈卓普仍然“神经紧张”，拒绝进入催眠状态。雷特相信，他可以催眠哈卓普，但尼尔森很可能给了他“闭锁”指令，除非解除监禁，否则警方的法医催眠师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催眠历史。雷特使出了杀手锏。

1952年7月4日，雷特让哈卓普注视着检眼镜灯，为其注射了3毫升针剂，引导他进入催眠。结果，哈卓普出现了“严重的情绪危机”：他的呼吸短促，脉搏达到了每分钟120下。他咬紧牙关，表情因恐惧而扭曲。“不！不！不！”他喊道，“我不能这么做！”雷特让哈卓普继续盯着检眼镜。突然，哈卓普瘫软无力，进入了催眠状态。

雷特闯进了哈卓普的思维，他定要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雷特多次对哈卓普进行催眠，同时不断减少镇静剂的注射量。后来，只是注射蒸馏水就能让哈卓普进入深度催眠状态，而蒸馏水注射也渐渐停用了。很快，哈卓普只要看着雷特的检眼镜灯就能进入催眠状态。最后，只需要3秒钟就能完成催眠过程。

为了让哈卓普在催眠中感到更加舒适，雷特让他想象房间里有很多毛茸茸的小动物，它们向哈卓普靠过来，蜷缩在他身边取暖。哈卓普似乎很享受抚摸这些幻想中的宠物。随后，雷特让他想象密友和亲戚们走进来和他聊天。催眠过程开始令哈卓普感到愉快，雷特便提出了建议，他们可以一同回到过去，看看尼尔森是怎么操纵他的。哈卓普同意了。

在回忆之前，雷特指示哈卓普，一旦他在催眠中说谎或感到恐惧，就会脉搏加速，大汗淋漓。雷特故意引诱哈卓普说了假话。哈卓普的脉搏立刻飙升至每分钟132下，呼吸困难。看来，指令奏效了。两人都做好了准备，雷特让哈卓普进入状态，带领他回到过去。

哈卓普告诉雷特，尼尔森从来没提过催眠的事，而是将其称为“磁性按抚法（Magnetic Stroking）”。尼尔森使哈卓普相信，学习一切技艺，比如穿越锁孔、穿墙、移行换位甚至分身术，都是从“磁性按抚”开始的。催眠之初，尼尔森让哈卓普想象他的一只胳膊无法弯曲。很快，哈卓普就用那只胳膊做出了奇怪的姿势，而这显然不受他控制。他的胳膊会毫无预兆地抬起来、变冷、变烫或者丧失痛觉。尼尔森解释说，这些感觉是由一种古老的生命力引起的，印度神秘主义者称之为“普拉纳”。哈卓普深信不疑。

1947年6月初乍现转折。一天晚上，哈卓普进入催眠状态，尼尔森则与“更高一级的世界”展开了对话。他像触了电一样颤动不已，声音也完全变了。“我是你的守护天使”他说道，“你认为这一切遭遇都是你的不幸，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你的试炼，它们赋予你力量，你就要去实现早已注定的使命了。”

尼尔森是为了迷惑警方而将哈卓普引入“更高一级的对话”的。他告诉哈卓普，他不是“守护天使”而是“X”，他只是守护天使的传声筒（毫无疑问尼尔森就是X：法庭上，检方曾出具多张X所写的便条，均为尼尔森的笔迹）。

通过X，守护天使指示哈卓普完成他真正的救世使命。他要通过更多的冥想、瑜伽和“磁性按抚”净化自己的行为。他也受到了警告，如果对监狱里其他的任何人提起了X和守护天使，这一切就会戛然而止。他还被告知，过去的朋友们是他灵修之路的障碍。“从现在开始，”X告诉他，“不要再和以前的朋友们联系。他们对你来说就是空气……你不许也不会再和他们有任何联系。你自己清楚，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才是最重要的事。”

X也让哈卓普进行其他的灵修练习。他成了素食主义者，每周最多要斋戒3天——把不想吃的东西都给尼尔森。X还告诉他，要舍弃一切身外之物，包括他的腕表（“你本能地感到，它将你束缚于这个世界。这是你身体的呼唤”）。腕表哈卓普不要了，随后，一台昂贵的手风琴也被他处理了：他把这些都给了同屋狱友。金钱很危险，当然不能保留。

X告诉哈卓普，谋划犯罪行动是证明他和世俗世界决裂的有效方式。起初，犯罪行为都是很轻微的，比如抢劫教堂的捐款箱，但情节很快就升级了。X引导他勾画在哥本哈根四处盗窃并随机射杀市民的场面。最终，X命令他想象弑母的情节，将这一罪行说成是对母亲的善举。“你的身体什么也感觉不到，一片空灵，”X对哈卓普说，“你得到了绝对的自由。你一次又一次地开枪……你将完成使命。我相信你定会成功……你知道自己属于另一个更高层的世界。你绝不会辜负我的期望。”

随着释放日期临近，尼尔森告诉哈卓普，就算彼此分离，哈卓普也要和X保持联系；X会写信给他。

1949年10月，两人刑满释放。哈卓普果然联系了尼尔森。导师检验教学成果的时刻终于到了。在监狱外的第一次见面，X就告诉哈卓普，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党拯救世界，而这需要大量资金。他被告知应该给打理这件事的尼尔森700克朗，这恰恰是哈卓普出狱时从监狱那儿得到的数目。哈卓普掏了钱。1950年初，哈卓普找到了一份工作，每周能赚200克朗；X告诉他，这些钱也应当上交。哈卓普的家人试图干涉此事，X让他不予理睬。在天界，家庭一文不值。

X命哈卓普结婚，为他选择了一个名叫本特的本地姑娘。婚后不久，X就告诉他，为了证明他对上帝的忠诚，他应当允许尼尔森和本特同床共枕。哈卓普起初不愿意，但经过几天的“磁性按抚”也就默许了。婚后本特对哈卓普好言相劝，认为尼尔森对他造成了不良影响。X告诉他，不要理会妻子的说法。如果她问起，就说他见的都是因政治相识的新朋友——不是尼尔森。在频繁的会面中，X一露面就让哈卓普买酒，两人常喝得酩酊大醉。

那年夏天，尼尔森计划让哈卓普抢劫哈维德夫银行。哈卓普很不情愿，于是瑜伽、冥想和“磁性按抚”又接踵而至。哈卓普仍然焦虑害怕，尼尔森就不断地麻醉他。是上帝希望他抢劫银行，是守护天使希望他抢银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哈卓普服从了。尼尔森把哈卓普带进树林，为他指点藏匿赃款的地方。行动日期定在8月21日。

这一天终于来了。哈卓普请了假，惊慌失措地骑着车在哥本哈根转悠——他做不到。当天晚上，他和尼尔森见了面。X显身，叫他再试一次。两天之后，他去了。抢劫的当天早上，为了万无一失，尼尔森和哈卓普一起做了冥想。尼尔森给了哈卓普一杯烈酒，祝他一切顺利。两小时后，哈卓普前往哈维德夫的人民银行洗劫了2万克朗（约1900英镑）。按照指示，他乘出租车来到树林，送上了赃款。

6个月后，首次抢劫的赃款挥霍殆尽。X让哈卓普和妻子搬进小公寓，控制生活成本——这样尼尔森就能拿到更多的钱了。本特对此强烈反对。哈卓普接到指令，向她提出了离婚。这还不够，X之后又让尼尔森和本特发生性关系，以此考验哈卓普。本特拒绝了，遭到尼尔森的殴打。哈卓普冷眼旁观，无动于衷。

1951年新年过后不久，X命令哈卓普抢劫农业银行，说服本特画下街道地图，制定了预案：如果哈卓普被抓，这看起来就像本特一手策划的。如果最终被捕，他就要把建立丹麦国家共产党和统一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对警察和盘托出。要是他愿意，也可以讲讲守护天使的故事。但是“X”和“尼尔森”的名字绝对不会出现。事与愿违。1951年3月29日，哈卓普试图抢劫银行，枪杀了两名柜员，后遭到逮捕。

雷特瞠目结舌，他相信这就是事实。

对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尼尔森可谓技艺精湛。哈卓普早已任其摆布，献出了所有的财物，还奉命结婚，抢劫两家银行，杀了两个人。如果这还不够，那么尼尔森让哈卓普相信犯罪是上帝的旨意，是守护天使传来的指令，而他自己只是个送信的——X，已足见其掩盖踪迹的功力了。

最起码，这让波尔·雷特印象深刻。为了考查哈卓普是否真的能接受深层催眠，雷特试着向其输入新的指令。他告诉哈卓普，字母P有特殊含义，只要听到他说出这个字母，哈卓普就要进入深度催眠状态。雷特成功了。为了检验指令的强度，雷特致电哈卓普的监狱，让警卫叫哈卓普来听电话。在电话里，雷特只说了一个字，“P”。他的助手在监狱中监测试验，声称“哈卓普立刻眼神缥缈”，松开紧握听筒的双手，倒在地上，怎么也叫不醒。最终，试验助手把电话举到哈卓普的耳边，雷特在电话中唤醒了他。接下来的试验中，哈卓普接到一封信。是雷特的笔迹，只写了一句话：“来自P的问候——雷特。”哈卓普看了信就进入了催眠状态。

1952年10月，雷特取得了空前的进展，已准备好在法庭上向警方和律师们演示催眠。他指示哈卓普醒来后向遇到的第一个人提问题，问题包括对方的名字，年龄，毕业时间，为什么选择了现在的职业。在包括尼尔森和其辩护团队在内的所有出庭律师面前，哈卓普向警长提出了这些问题。之后，他又进入了催眠状态，接到丧失痛觉的指令。雷特把削尖的火柴棍插进了哈卓普的指甲，后者丝毫没有畏惧之色。

为了证明“锁闭”的力量，雷特请被告方证人催眠师基尔特·约根森医生催眠哈卓普，但他无法突破雷特设置的障碍。雷特甚至还请尼尔森也试了试，同样一无所获。

4个月之后，雷特的催眠大功告成。哈卓普在催眠中得到雷特的指令，过了整整一个星期，哈卓普完成了他的任务。至此，雷特的技艺得到了充分证明。他曾要求哈卓普向监狱看守大声抱怨伙食不好，把饭食摔到看守的脚面上，然后倒头呼呼大睡。哈卓普，像“机器人”一样执行了命令。

帕里·哈卓普和比约·尼尔森不会用“趣味无穷”来描述自己的经历。1954年开庭时，丹麦全国的媒体都驻扎在法院门外。大门之内，哈卓普的律师们正竭尽全力要证明他是在尼尔森的催眠控制下才犯罪的，尼尔森的律师们反唇相讥，警方和精神病学家们也分成了两派。明显站在哈卓普一边的雷特医生做了7个小时的陈述，认为哈卓普确实是杀人凶手，但应为此负责的并不是哈卓普：他是在对自己的行为没有意识时犯罪的。哈卓普的律师把尼尔森描画成了“极端的愤世嫉俗者和危险的罪犯”。“尼尔森用他的双眼，”律师最后说道，“把他的‘朋友’变成了傀儡娃娃。”

一个月过去了。法官请陪审团考虑了三个重要问题：尼尔森是否策划并鼓动了抢劫；是否策划并鼓动了谋杀；是否利用催眠或其他手段对哈卓普施加了过度的影响。在总结陈词中，法官同意，尼尔森确实对他的“门徒”施加了类似催眠的“系统影响”，但他并没有说这种控制到底是不是催眠，也没有说它是否直接导致了哈卓普的抢劫和杀人行为。

陪审团可没这么模棱两可。1954年7月，尼尔森的三项指控被判成立。两个人都被处以终身监禁——哈卓普将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戒备森严的监狱是尼尔森的归宿。这起案件在此后的10年中依然饱受关注，期间也曾被呈报欧洲人权委员会。1965年，哈卓普和尼尔森提出赦免申请，请求均被驳回。1966年12月24日，哈卓普被释放。6个月后，尼尔森也重获自由。

9年后，一个悠然的夏日夜晚，尼尔森给前妻打电话诉说自己的苦闷。铁窗生涯、恶名和失业让他倍感绝望，他支撑不住了。一个曾说服别人抢劫银行并谋杀两人的男人，居然无法让自己的前妻相信他确有轻生的念头，多多少少有些讽刺。前妻鼓励他挺过去。当晚， 尼尔森服用了氰化钾，第二天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

1972年8月5日，哈卓普接受丹麦报纸《BT》的采访。他承认并非是受了催眠才抢劫杀人。事实上，当警察提出或许是催眠导致他犯罪的时候，哈卓普突然意识到如果他同意这个判断，“也许可以脱罪”。在另一个采访中，哈卓普被问起为什么要陷害尼尔森。尼尔森到底做了什么要被命运如此捉弄？

“没什么，”哈卓普说，“他就是在牢里对我不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