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跟着小镇上的医生学医，医生从日本留学回来，家里摆着钢琴，吃饭做事很多东瀛规矩，外公小时候吃了很多苦头，却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建国后外公家里从医的人多了起来，弟弟妹妹，女儿女婿。外公自己却很怕去医院，问他只说“麻烦”，市里医院，他朋友同事很多，也不知道到底哪里麻烦。

在上海住了六年，同学朋友都有在医院工作的，有时候也会聊为什么我不做医生了，我说我手抖，上不了手术台，又看不得病人去死。实习的时候有个爷爷十二指肠溃疡，偷吃了年糕被送到普外来，家里人批评他嘴馋，他偷偷对我吐舌头。上了手术台的时候，他还是那个孩子气的眼神，看着我说：“我活了八十岁了，是不是已经足够了？”手术做完，爷爷还是进了ICU，最后再也没有出来。

我在B站看的《生命时速》，点开来听见医院总机对着救护车司机小哥说“这单取消”，差点串戏到滴滴打车。坐我旁白的妹妹看了一会儿问我“什么是室颤啊”，她吃着松子，漫不经心，我在一边倒吸了一口冷气。

在心内科打酱油小半年，晚上值夜班睡在一楼，最害怕听到“室颤”两个字。起迪斯尼拍照总说“比心比心”，心房心室，颤起来就表示心脏出了问题，房颤还好，室颤跟上了断头台没两样，心电图乱成一团，患者只觉得自己胸闷，不知道下一秒就是心脏大罢工。纪录片开头，救护车运送病人从小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下支架，小医院八次除颤把心梗病人救回来，相当于给了这个人八条命。每救回来一次，心脏都更衰弱一些，留给手术的时间也更加急迫。心脏不能正常工作，体内血液不流动，人没有血氧供应，大脑缺氧脏器缺氧，生死就在弹指一挥间。但普通人没有看见鲜血，不会明白死神有时候多么文静耐心。它凝望着所有人，伺机而动，而大多数人和我那吃松子的妹妹一样，以为活着不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屏幕上的急救医生，戴着眼镜的男孩子，看起来还不过二十几岁年纪，单薄，放在骨科或者急诊室，总会被护士嫌弃柔弱，他盯着那胸闷的患者，在第一时间给他补了一次电击除颤，心电图上错乱的波形又恢复过来，死亡的刀刃再一次抬起，隔着空气静静等着。你看电影的时候，见过拔刀对峙的剑客，见过有人在悬崖边被自己的朋友及时拉住手腕，我见过更多这样可怕而又让人窒息的对峙，它们发生在医院里，看似平静的一次次电击和肾上腺注射。那时候没有人说话，反派也从不露面，它没有多余的台词。它清楚所有优秀的医生都清楚的事实：你松了手，错过了时机，你就输了。

我想起大学时候的学长在电梯里跟我说过的话。我问他为什么要做外科医生呢？他说：“你不觉得救人这件事，很燃么？”

急救车的司机年纪也不大，车开得快而稳，几个人及时赶到医院，手术室里红灯亮起，急诊医生们下支架撑开堵死的血管，恢复血供，这一仗算是赢了。几分钟后再次出发，没人回忆之前的胜利，你看镰刀再次高高竖起，他总是游刃有余的。

人和天斗，能赢几次呢？小时候借图书馆里的鬼故事，讲奈河里常有潦倒的人，因为做错事不能从桥上过，河里有险滩尖石，血盆大口的怪物，也有撑船的艄公，还有白色不会说话的鹿会驮人渡河。小时候觉得那鹿大概和动画片九色神鹿是一类，长大后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可惜最后我也没能像它一样，变成一个能帮人渡过险滩的使者。

戴眼镜的小医生吴昕，遇到了那位重症肌无力的患者，虽然按压时候出现短暂心率，自主心跳却一直没回来。若是早到几分钟，或者家属懂得急救常识，做了按压会不会有机会？然而按压容易断肋骨，病人呼吸道有呕吐物，家属按压引起窒息的事也常有发生。人没了，所有人都伤心，急救车上的三个年轻人却不能伤心太久，“会影响下一次救人的”，他们如是说。

如果我是理智而又坚忍的强者，我也会留在救治的第一线吧，像姚明医生一样，沉稳地推着胺碘酮，耐心地劝病人家属不要焦躁。我的朋友们，我的同学们，我的老师们，他们最后都留在了那里，和看不见的举着镰刀的怪物搏斗着。我因为怕输而跑掉了，但我知道，赢意味着什么。纪录片里那因为寂寞打了七八个120电话的老先生，那为了送老爷子去养老院怕搬运不方便而不叫出租的一家人，那年纪轻轻落枕就打120的小姑娘，你们不应该那么从容地浪费他人手里的火炬啊，那火焰是为了救人而点亮的。B站弹幕上有人骂“自私”“为了自己一根头发丝就能掐死别人”——你大概从小到大没被这么骂过，也不觉得自己有错，但你就是这样的人——温和从容，杀人不见血，而又茫然无辜着。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人，有时候就连我也会扮演这样茫然无辜、在某种潜意识里“聪明正确”的角色。“我只要自己方便，哪管天下大乱，何况这天下也没大乱”——却忘了这天下也有人把别人的死活看得比什么都重，若非如此，又何必做这辛苦吃力的工作呢，人间有的是风花雪月、潇潇洒洒一辈子的好去处，留下来，不过是摸过良心，见过风雪，知道岸的那一侧，还有人要渡河。

开车的小男生都看起来高高壮壮，一笑一脸阳光，可看见病人状况不好，难过都写在眼神里。几个急救医生没有他们那么强壮，手却很稳，悬壶济世，不去数心里有几道疤，救了一个人就是修好了一座桥，对方的家人、邻居、爱人都在桥的那边，患者在桥的另一边，有时候这桥颤颤巍巍的，还有拦着急救通道的奥迪和大巴车不识相地压在上边，那小小身板的医生和那爱笑的男孩子们拿胳膊脊背撑着这座桥，你听见他们喊疼或流泪了吗？桥不吭声，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应该做的。

但从桥上走过的人，不要大摇大摆，理所当然吧。因为你脚下，你身边，你眼前的，都是血肉之躯啊。你爱的、你不爱的这个世界，都和你一样，没有珍重尊重，总践踏，总摩擦，总加压加码，哪一天锁链崩塌，桥没了，我们又何地自处呢？

这是第一次自己尝试着写影评（不喜勿喷）。想把自己触发的情感用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

1.从我个人主观意识来讲，整片以偏纪录片的形式慢慢推动了故事的发展，给我一种淡淡的忧伤的感觉。同样曾经作为留守儿童的我，也渴望过父母的关心与陪伴，但随着自身的成长，慢慢意识到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件事，我必须得去接受。我也常常听妈妈说，她那一辈绝大部分都进城务工，渐渐年长爷爷奶奶在家也没有子女陪在身旁。她感到很遗憾！听完朋友各自的想法，有的人说长大后，有的人会情感会钝化，会变得冷漠，我却不赞成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情感需求，只不过学会了隐藏，假装自己不需要它，但总有一天会爆发吧。

2.对于台湾原住民舞蹈、文化的传承的态度，这是值得大陆这边学习，好好珍惜的。

3.在片中，对于男主马那伟妈妈的描述未有只言片语，留白很多，耐人寻味…

【详细】

10340553

我们总以为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世界的全部，事实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认知会越来越固化，你的大脑已经默认你已经学会了所有的生存能力，它会开始麻痹你，对于理解不了的东西就自动屏蔽了，让你有一种我已经全都知道了的感觉。在狩猎采集时代，这种做法是非常有效的，一方面，外在环境可能一生都不会变化，世世代代都是如此，到了一定年龄，真的就是该学的基本都已经学完了，剩下的岁月，就是去不断重复这些知识；另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获取食物的能力开始下降，也需要节能，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损耗，而认知学习恰恰需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于是，人到了一定年龄就很难学进去新的东西了。现代社会，外在环境日新月异，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停留在狩猎采集时代，到了一定年龄，就很难再去学习新的东西了，这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适当地离开自己熟悉的领域，是非常有必要的，很多人觉得旅行就是从一个人呆腻了的地方到另一个人呆腻了的地方，尤其大多数人都是节假日出行，不管到哪都是人山人海，于是多去几次就觉得旅行毫无意义。

事实上，旅行最大的意义，就是拓展自己的认知边界，让你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是这样生活的，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风景，一方面这会让你更包容，另一方面也会让你保持一颗好奇心。

这部片子，一方面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另一方面，这其实也是一场修行之旅，一开始先去感受那些我们从未感受过的东西，突破我们眼耳鼻舌身意的边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去放大，去直面我们人性中的那些弱点，去克服欲望和恐惧带给我们的负面情绪，最后，整个人都脱胎换骨。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关起门来那不叫修行，那只是一种逃避。只有不断去突破自己的边界，不断去直面自己的弱点，最终才能达到身心合一。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有没有那么几部作品，你会错认为是为你量身定做的？每一处镜头语言，每一个隐喻设定，都能会心一笑，仿佛是整个观影生涯的复习课。于路人来说，本作就是这么一部。

纵观整部作品，有一个价值观体系始终存在，底层是名为”普通“的一切，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格，普通的发展，普通的生命，顶层是”不普通“，用本作的话来说就是”你没问题的，你很有趣“。这种价值观的充斥，在整部作品中可谓面面俱到，从主线剧情，到旁枝末节，甚至在男主和浅野堇结识的夜晚，旁边酒醉的路人也在喊着这句话。

“有趣”成了莫大的肯定，“普通”宛如地狱。

开始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处理，直到看到最后，看到男主与伊藤莎莉刻骨铭心的初恋，才明白，原来是青春年少种下的种子。不过这样就结案了吗？总感觉有一些模糊的东西，没有说透。

于是，又看了一遍。又想了一下。终于自认为参透了这个价值观的底层逻辑。本作原著是畅销书，而路人接触到的关于探讨创作的作品，不论是《bakuman》、《炎拳》、《再见绘梨》还是《月亮与六便士》，在描述创作的时候，都提到了，普通是大忌。相信本作的作者同样在创作的同时充满了逃离普通的煎熬，于是不经意间就构建起了这么一套精神内核。

对于路人来说同样如此，大概是早早就意识到自己对周围人的可有可无，所以取名叫路人，时刻提醒自己消除过剩的自我意识。但是有时还是忍不住的对所见所闻咂摸几句，自顾自的品头论足。就这样，虽然没有创作者的本领，却多多少少有了创作者的自觉，即使作为路人，也想在脱离普通的道路上前进至少那么一小步，希望听人和我说一声：“你的身体里充满了尚未成佛的词语。”

而普通的内核是一次次的失意与退让，伴随路人意识的觉醒，在向“有趣”攀登的路途中，必然是常常失意，就像片山萌美举手照相时熄灭的东京塔，大岛优子带不走的书与青春，浅野堇想要的普通的生活。而在每个失意的瞬间，正像是看到曾经对“普通”喊打喊杀的伊藤莎莉最终泯然众人，“我还在坚持什么呢？”

这时候突然想起当年红极一时的筷子兄弟，《老男孩》曲子一响，就是一帮社畜苦逼的脸，当年年少的路人激动得不行，感觉看到了自己的人生。后知后觉，所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不过就是在描绘失意，而失意是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回忆。

不过如果单纯只是描绘失意，那也不过就是丧气的狂欢。个人感觉，本作更多的还是一种隐隐的无奈，一种尝试逃离普通，最终却落回普通的认命。而折腾了整整一圈，最终回到原点，这大概就是普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