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毅宗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距离农民军占领北京还有两年。

这一年，农民军横扫河南，包围了号称“八省通衢”的开封府。

彼时的开封，不仅是河南承宣布政使司的治所，是中原的腹心，更是海内能够比肩京师、南京的“一线城市”。一旦开封有失，朝廷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遭受多重的巨大打击，本已相当糟糕的形势也将进一步走向糜烂、乃至不可收拾。

放眼天下大势：东虏在关外已成气候，多次破边墙入塞饱掠，辽东、华北官军应对不暇；西南地区的土司叛乱此起彼伏，吸引了朝廷大批军力；其余内地官军大多武备废弛、不堪一击。只有三边军镇（延绥、宁夏、甘肃）的边军由于多年以来持续与蒙古作战而维持了一定的战斗力。局势如此，朝廷只得继续依靠以三边军镇为核心的秦军集团作为对抗农民军的主力，以解开封之围。

至于主帅人选，朝廷则想到了曾在镇压农民军过程中“大显身手”的前陕西巡抚、现监狱服刑人员孙传庭。

三年前孙传庭与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矛盾激化，遂称病告休。不料杨嗣昌落井下石，声称孙传庭谎报病情、推托王事。遂引得崇祯帝大怒（估计孙本人演技也不太行），下诏逮捕。

人的命运要靠自我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

刑满释放人员孙传庭，就这样被历史的行程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影片的叙事，也就此徐徐展开。

主帅人选已定，自然少不了陛见奏对。一如影片所述，孙传庭对皇帝表示，镇压农民军只需五千精兵足矣。影片借此展现孙传庭韬略满腹、胸有成竹，实有捧杀之嫌。实际情况是孙在大牢里待了三年，不了解外部情况的变化，以为农民军还是当年那些无组织的流民，对敌方实力估计严重不足所致。

更有甚者，孙传庭还在皇帝面前立下了“三月平贼”的军令状，沦为后世笑柄。

并且，孙传庭在到任后发现时局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便立即上疏反悔，将“五千精兵”改口为“两万人马”，结果遭到皇帝严辞拒绝。

后两件事，影片中都没有涉及。

影片的叙事范围，便是自新任三边总督孙传庭到任至其第一次出潼关期间所发生的故事。（孙传庭就任督师发生在其第一次出关之后，不在影片叙事范围以内，因此片中人物对孙传庭的“督师”称呼有误，这也是影片的疏漏之一。）

在这一阶段，孙传庭主要的工作是两件事情：一是抓紧练兵，二是拖延出兵。这两点在影片中都有展现。背后的原因，还是官军的实力不足导致。自崇祯十四年九月至次年二月，短短半年时间，两任三边总督傅宗龙、汪乔年相继率秦军与农民军决战，结果先后兵败身死，秦军有生力量遭受严重打击。到了孙传庭接任时，所倚重的竟是高杰、白广恩这样的农民军降将，可见官军的实力已是捉襟见肘。

影片重点表现了孙传庭的刚愎自用与草菅人命，固然容易令人对其作出“杀伐果断”的评价，但结合历史上其后来在河南地区的表现来看，这其中更是暗含了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偏执乃至疯狂。

崇祯十五年九月，经过了数月的准备和休整，孙传庭终于无力承受朝廷方面的不断催促，正式率军出征解开封之围。影片叙事的主体部分也到此为止。

而随后一幕中跳转出现的孙传庭战死的尸身，容易给人一种错觉，即孙出关后一战而败亡。

实际上，孙传庭战死于本次出关的一年之后，战死的地点也不是在替开封解围、与农民军决战的战场上，而是在潼关这个他最初出发的地方。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情。

真实的历史，比影片更加精彩，也更加残酷。

崇祯十五年九月，几乎在孙传庭出关的同时，开封的城防也终于到了崩溃的边缘。经历了农民军的数月围困，城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普通居民大批饿死，官军则公然食人。河南巡抚高名衡、巡按御史严云京眼见守土无望，竟自掘黄河大堤水淹农民军。农民军既散，而开封全城皆没于水，居民死者十之八九。事后，崇祯帝念及二人“守城劳苦”，竟然不予追究。时人有诗“赞”曰：绣衣使者（巡按御史严云京）出奇算，中夜决堤使南灌。须臾盈城作鱼鳖，百姓尽死贼亦散。

十月，孙传庭率部于河南境内冢头遭遇农民军。孙事先设下计谋，命总兵牛成虎部诈败，其余各部设伏，农民军中伏遂败。不料官军竞相争抢农民军所遗财物，放弃追击乱作一团。农民军趁机反杀，大破官军，孙传庭率残部退回潼关。

崇祯十六年五月，在经历了大半年的恢复之后，三边总督孙传庭正式就任督师兵部尚书，总督陕西三边、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南直隶江南江北军务。八月，孙传庭率部再出潼关。农民军采用诱敌深入战略，故孙部初期得以高歌猛进，不数日即占领洛阳。此时孙传庭左右建议暂停进攻，立足洛阳稳扎稳打，孙终未采纳。一方面因为朝命难违，另一方面可能孙本人也意识到一旦农民军主力打回来洛阳根本守不住，不如继续前进寻找战机。

出洛阳后，由于进入了农民军控制的核心区域，孙传庭部开始屠杀百姓。自汝州、宝丰至唐县，数百里之地，数十万居民，皆为官军屠戮一空。

无从得知孙传庭的真实想法，可能是从入寇内地的东虏之处中得到的启发，通过最大程度降低对方控制区的人口，来达到削弱对方实力的目的。

不同之处在于，东虏于内地如入无人之境，所到之处官军无不一触即溃，无需担心追兵，故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掳掠人口财物而从容出塞。

而孙传庭由于害怕农民军追击，担心携带大量人口无法脱身，便就地屠戮民众。

这便是“克复失地”的“王师”，在本国土地上的所作所为。

相比于可以治愈的瘟疫、可以肃清的变乱，这才是真正的劫难。

数百年来公认的荣华富贵之地河南，在经历了黄河决口和孙传庭屠杀的双重蹂躏之后，从此一蹶不振，一直没有恢复元气。

不管孙传庭内心所想到底如何，他的所作所为都已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九月，官军进入郏县，农民军认为决战时机已到，遂遣精骑切断官军粮道。孙传庭部署官军分路撤退，企图再度打通粮道。但由于军心不稳，官军争相退却，农民军乘势攻击，歼灭官军数万，孙传庭再次逃窜。

十月，农民军进逼潼关，官军已成惊弓之鸟。一日之内，潼关天险即告失守，孙传庭死于乱军之中。

次年正月初一，农民军首领李自成于西安登基，国号大顺。

影片的结尾，孙传庭战死沙场，而吴又可则归隐山林。似乎在试图阐明：兵者，杀人之法也，终归是末途；医者，乃活人之道，故得以长存。

但影片没有展现的是，仅仅两年之后，在吴又可归隐的那片世外桃源般的江南土地上，南下的东虏将掀起新一轮的腥风血雨，制造一起又一起规模不亚于孙传庭河南屠杀的惨案。

乱世中的人命，终归只是如草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