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5.5分 陈力

在记忆深处一直有个印象：我最喜欢周总理了，人民永远的好总理。其实为什么，关于总理的书我一点都没有看过，唯一的印象就是课本里十里长街送总理。所以洗脑就是这个时候一点点开始的，当然不是说总理不好，只是没有认真了解过。

爱奇艺评分9.2，所以我点开了这部我从来不会主动看的电影，我想去认识下。我以为作为贴身摄影师写的作品，我能看到一些更立体饱满的形象，能有更私密的对话，能了解周总理的脑回路，至少能有一些珍贵的私密老照片。

然而什么都没有，第一秒，浓密的睫毛我就出戏了，圆润的主任，撒腿跑铺面而来的刻意娘气，都看着别扭，抱着对9.2分的期待我继续看完了。非常失望。6分也是看到总理的份上给的。

从拍摄来说，整齐划一的头巾，统一崭新的现代铲子，一水漂亮的黑雨衣，崭新的衣服胸口贴一块布叫补丁？补丁难道不是在关节处，而且衣服应该旧旧的？我这种级别都能看出导演深深的不用心！唯一稍有动容的地方是奶奶，我也相信那时是有这样的奶奶。

从剧情来说，61年大饥荒是什么原因，是因为自然灾害吗？是因为苏联撤资吗？那大跃进如果不敢拍，如果内部的腐败不敢拍，只敢拍一个大雨抢救秧苗的镜头下1.2人偷吃红薯？虽然可恶，但是这个不是根本原因。贪污偷空腐败的内部干部就是为病重的老母偷抓了两把玉米糊？太太太避重就轻了。那褚时健是怎么被斗争下放到农村是？就是因为不肯给上级评贫困户，上级拿不了补贴！

还有因为因为地域差别吧，之前看书褚时健肉菜饭管饱，后来和我妈妈婆婆聊了一些那个时期的事情，家里虽然困难，肉不常吃，但不至于吃树叶。所以对于这种困难带入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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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三观不是富贵，富贵也不是许三观。但《许三观卖血记》注定会活在《活着》的阴影下扭曲成长，两部作品前后相隔十来年（1993年至2003年），如同这个国家的前后十年，都有着迥然不同的走向。一个作家的代表作永远只有一部，其它注定只能是陪衬，但这并不妨碍其它作品的声名远播。如著名作家杨争光的长篇小说《从两个蛋开始》，被公认是其代表作，但其佳作《老旦是一颗树》，被欧洲导演高兰改编拍成了爱尔兰版的电影《哈里如何变成一颗树》。

河正宇执导并主演了这部《许三观卖血记》（2015），被移植到六十年代初的韩国，小镇还有荷枪实弹的驻韩美军。但与片中尚且能生活下去，唯挣扎于内心痛苦的许三观，与余华笔下那些窘困无依的庄稼汉有着天壤之别，更不要说衣着光鲜，令人惊艳的许玉兰了。小说中许三观卖血真真正正是为了解决肚子，而在电影里的三次卖血，却是为了改善生活、吃上香喷喷的肉包子及为大儿子许一乐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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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活化成了喜剧，或者说从头至尾充斥着喜感，这是韩国电影必须的卖点。电影是视觉艺术，观众在感观上必须得到基本的满足，如果一味的只是《二泉印月》般的凄苦愁怅，观者在索然无味之后，影片恐怕也会吃败仗。小说中的一盘炒猪肝和二两黄酒，变成了馋猫们的肉包子和蒸鲜鱼，这只是口味的喜好不同而已。

影片采用传统叙事，显然并不想在形式上有新的尝试，这比较符合大众的口味。甚至有莫明其妙的败笔，如闷闷不乐的许三观，突然跟桂花发生了一段关爱有加的戏码，以衬托他的矛盾与痛苦，这种生涩，当然毫不可取，只能说荒唐可笑。因为全片桂花这个女性角色只闪现过两次，并无交集，更无制造戏剧冲突的可能。但导演在影片的整体基调中，抓住了小说的根或者说电影中的魂。老老实实地在主人公许三观与妻子、大儿子许一乐之间展开，这增加了影片的可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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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当中天然地喜欢猜谜并执着于打破沙锅问到底。无疑影片满足了大家的窥探欲。通过验血欲昭告天下的许三观，万万没想到大儿子许一乐真的是大家嚼舌根口中何小勇的“兔崽子”。按他的话说是一个“杂种”，替那个混蛋白白养了十一年。许三观当然不服，当然堵得慌。他不停地找妻子许玉兰的茬子。以往夫妻俩当然爱的不得了，结果一出，完全改变了许三观的“三观”。

香喷喷的肉包子只给他的许二乐和许三乐吃，在他看来，那小哥俩才是他纯正的“种”。他撵走许一乐，让他去叔叔家吃红薯。好孩子许一乐乖乖地去吃红薯，但吃饱了红薯，还是想着吃肉包子。许一乐再次来到何小勇家，高喊着“爸爸”，让他给点钱，以后就不再叫他“爸爸”，保证不再滋扰他们家。但这个无情无义的何小勇不吃他这一套。何小勇如若不是这样的混蛋，那他以后的黯淡结局，也就不会令大家期盼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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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头受堵的许三乐缩在狭窄的破巷子，仰天看着月亮，看着看着，月亮变成了一笼冒着热气的肉包子，刚想尝一口，却如水中月，晃荡一下就没了。妈妈找到他，抱头痛哭。与其说许三观给大儿子脸色看，不如说他是处处给妻子添堵，谁叫你生了何小勇的野种呢。妻子无可辩驳，事实本来如此。但最大的痛苦却是许三观。因为他最喜欢许一乐，孩子懂事勤快，还听话。他几乎找不到大儿子一丝一毫的毛病，却要每天挖空心思找许一乐的不是，他怎么能不痛苦呢。

只有当何小勇脑梗昏迷之后，道场做法事，需要这个他从不待见的儿子出面，呼唤“爸爸，请你回家”，才能挽回他的一条命，但许一乐无法假装，却真心地喊出了“爸爸，我要回家”。徘徊在外的许三观，这才进屋紧紧抱住许一乐，背着他，实现了这对父子俩真正意义上的回家。这也就为许三观舍命卖血的凑三万块钱，给许一乐治病，作了有力的铺垫，否则影片也就失去了存续的意义。

代价是许三观频频卖血差点送了命，没等来钱，却被“洗劫”一空，这滑稽的背后再次说明，人性是值得怀疑的，妻子却是靠得住的。为了给儿子治病，等不来钱的妻子，终走上了卖肾的道路，终落得皆大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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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范畴的电影，结果必须是“香喷喷的肉包子”，如同影片开头的爆米花、大麦茶。这些看似经不起回味的喜乐，却印证了开端到解决的思路。至于小说中的真实，与影片中的虚幻，仅仅只是角色的对应，而无实质的联系和固化。河正宇和河智苑并不了解中国的过去，他们不是葛优和巩莉。他们只是在演绎他们自己。要理解真正意义上的许三观如何“卖血”，那只能去细看小说。

如果了解六十年代的韩国，看看这部电影也未尝不是一个参照。即便同样呈现六十年代的佳片《记忆中的风琴》，依稀能找到韩国某种共通的生活气息和景象。韩国电影的苦中作乐，扎根于这个民族的特性之中。哪怕在七十年代朝鲜电影《摘苹果的姑娘》，我们也能找到某种刻板喜感的印记。所以，拿小说与电影作比照，注定是苍白的了无生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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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考虑的是，既然韩国人能拍一部韩国的“许三观”，为何中国电影人不能拍？在1992年至1994年的中国，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和姜文，集中拍了《蓝风筝》《霸王别姬》《活着》《阳光灿烂的日子》等佳片后，几乎再也看不到这样出彩的光影了。《山楂树之恋》《归来》也只是打擦边球的表象，而非切入肌肤的再现，这是迂回而无可奈何的一息尚存。但他们渐渐老去，后来者将如何应承，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总不能随意地抹去，何况那段历史依然在现实中紧密回响。

很多知名的小说都有改编电影的可能，经过岁月的浸泡，它们的价值变得越来越弥足珍贵，却因时代的诡异循环，而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到底是时代的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无从知晓，却倍感深重的茫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倒认可河正宇的这部《许三观卖血记》，哪怕它空有其壳，这并不重要，紧要的是它呼唤和刺激着中国人自己的神经，不要如此紧绷，哪天也能放松下来，好好地拍一部属于自己的《许三观卖血记》《老旦是一颗树》。

2016、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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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夺宝讽刺片。其实那辛庭的结局是注定的，国民党内部的纷争，互相打着小算盘，各自算计，注定要有人成为替罪羊。到处打点，深谙贪婪之心的孙殿英不会是，也就只有那辛庭背锅了。

影片从国宝展览开始，一件件宝物重见天日，真是我们的一件幸事。那辛庭也被免去了军职，到任国宝保护委员会主席，以为是升迁了，也让最了解宝物的人去做保护宝物的事，众望所归。但是到了后面才知道，名誉上是保护国宝的一把手，其实宝物存放的地点除了他其他人根本进不去，也不给看。那辛庭到处告诉，也无济于事，只能接受现实。而且在对孙殿英的审理中，孙殿英一口咬定所有盗抢财宝的事都是那辛庭所为，只能怕事情暴露才赖到他身上的。颠倒黑白，胡说八道，但是就有人相信他，把那辛庭做成了被告，设个局，让那辛庭与洋人见个面，就是通外把国宝买了。关键是查验国宝时，看着一个个装箱的宝物全部变成了砖块，让那辛庭更是百口莫辩。我想最后几乎绝望发癫的那辛庭应该是清除的认识到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自己的命运早就注定了，颠倒黑白注定是必然，自己的一切真心和执着都是白费，只不过是一场白费心机。所有的宝物在一群如狼似虎，贪得无厌的军阀眼里，不可能安然无恙，早就被人拿去典当，变成自己的私产了，那有国家公义，民族观念之说，太悲哀了。

国宝应该是给阎锡山掉了包，真是老狐狸，那辛庭不是对手啊！一场军阀纷争的闹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