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几个在东极岛长大的年轻人决定重新选择自己的前路，在他们横跨大陆的自驾旅途上的传奇经历与际遇让他们有了各自不同的命运归宿的故事。这篇后会有期的电影，珍惜当下，各位朋友们，这个世上好看的皮瓤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大家将心比心，把有色眼镜摘下来来看世界，这个世界五彩缤纷，而这其中也有你的颜色。这个可能就是导演想告诉我们的吧。仅仅是计算机室

可以不避讳的说，注意到《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其实是因为一部同名电影。如果说艺术是为了情感和生活而诞生，那么年轻的男女们总是无法忽视这样的题材和名字。

他其实没有那么爱你——这句话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恋爱关系，而更像是一个人经过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一晃到了大龄，却发现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大梦初醒之际发现了人生一些残酷的真相，却依然还要鼓励自己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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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德昌导演是台湾新电影的领军人物，华语电影巨匠，他是一个现实主义的大师，人称“台湾社会的手术刀”，大部分电影都是，以影片同时代的台北都市为背景，但1991年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却是一个例外，讲的是1959年前后的故事。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根据真实的案件改编，这个谋杀事件可以看作一个点，主角小四怎么认识女主小明，以及为什么杀了她是一条主线，其他的还有小四的家庭生活，父亲遭受政治迫害是另外一条线， “小公园帮”和“217帮”的帮派斗争也是一条线，众多线索和一大帮人物，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格局，看起来就像一个长达4小时的纪录片。如果不能理解导演为什么这么拍，大概率会看不下去，即使勉强看完了，也可能不知道导演到底要表达什么。

壹戈十几年前看这部电影，是分几次看完的，开始只是觉得主角小四的生活，和自己的青春岁月有像似之处，但看着看着就迷失了，不明白电影里面人物的动机和抉择。后来随着对中国近代史的了解，尤其台湾的一些历史，才慢慢的看懂了一些，然后是看了杨德昌导演的朋友，台湾电影大师焦雄屏的解读，才对这部电影有了比较全面的认知。

先理一条主线出来

民国48年也就是1959年，是国民党政府逃往台湾的第10年。1949年有两百多万人一同逃往台湾，他们的后代也逐渐长大进入青少年期，全新的一代人，生活在一个奇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之下。两百多万人来自中国不同的地方，各种奇奇怪怪的方言，巨大的文化冲突，让他们无所适从。

小四一家是从上海迁往台湾的，但父亲是广东人，一激动就说粤语。父亲是政府公务员，母亲是小学老师，家庭收入不高。小四名叫张震，用的就是演员的名字，上面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妹妹，一家7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日式平房里，小四和哥哥老二就只能睡壁橱。

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小四的学习成绩本来不错，但小升初的考试，语文分数意外很低，父亲要求查阅试卷没有成功，小四就只能去建中夜间部读书。这个学校风气很差，学生们惯常逃学打架混帮派，小四的朋友小猫王就是“小公园帮”的成员。

建中夜间部对面有一个拍电影的片场，小四和小猫王在片场偷看拍片，被发现驱赶，顺手偷了片场保安的手电筒，当作自己狭窄壁橱里的照明灯。可能是经常在光线不好的地方读书，小四的视力不好，家里没钱给他配眼镜，也怀疑是不是假性近视，就让小四经常去学校医务室打针，由此认识了同年级的女同学小明。

小明其实是一个可怜的孩子，父亲早逝，母亲有哮喘病，在别人家做佣人。母亲把生活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尚未成年的小明身上，让小明的心理负担很重，也显得早熟。她有意无意间总在寻找依靠，经常换男朋友。据说小公园的帮主Honey就是为了她，才和217的前任帮主红毛决斗，Honey杀了红毛跑路了。

两个帮派的人都紧紧的盯着小明，小四和小明交往就难免惹火上身。先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了，小明和小公园的滑头在一起，被滑头报复，导致记了一次大过。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在军训靶场玩，被217成员看见，小四第一次为了小明和217打架，以一对四毫不退让。再后来被217报复，围堵在学校，幸亏新来的同学小马给他解了围，小马是马司令的儿子，两人因此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小明的前男友，小公园的帮主Honey回来了，正碰上小明和小四在一起，但Honey并没有为难小四。Honey随后被217的帮主山东害死，小明因此大病一场。

小公园帮为了给Honey报仇，联合台客帮血洗217，杀了山东。小四参与了行动，虽然没敢动手，但目睹了全过程。这件事情之后，那些平常欺负他的人反而对他很客气。

小四的父亲被人陷害，遭受政治审查，工作职位丢了，家庭生活更加拮据，人也变得很神经质。

后来小四因为小明的关系，在医务室和医生护士大闹，被学校教官抓到又要记大过，父亲到学校低声下气的请求教导员从轻发落，被教导员羞辱。小四当场发作，用棒球棍攻击了教导员，然后被退学。这里镜头是击碎了一只灯泡，但后来的对话小四说是攻击了教导员。

后来小四带着小明去小马家玩，因此让小明认识了官二代小马，随后小明说服了马家雇她的母亲当佣人，就住进了马家，小明又和小马搞到一起了。

小四又为了小明和小马翻脸，带着刀去学校门口堵小马，正好遇见了小明。小四劝小明不要这样经常换男朋友，会被人瞧不起。小明反而说小四自私，说她就和这个世界一样，是不会改变的，愤怒的小四捅了小明七刀，一边捅一边骂她不要脸、没出息，直到小明倒地死去。

这只是一条主线，单看这一条线会以为，不过是一帮不懂事的小孩瞎胡闹，但其实小四的暴力转变，家庭和帮派的斗争都有影响。

帮派斗争

所谓“小公园帮”是以冰果室为聚集点的一个帮派，他们的成员大多数都是像小四一样的孩子，是政府公务员的家庭，住在日本人留下的平房里。台湾在抗战前就被日本统治了几十年，这段历史参考一下电影《赛德克·巴莱》。像小四这样的家庭有很多，条件有好有坏，但整体来说，比217还是要好一点。

所谓217是军部对数字的叫法，217帮都是眷村子弟，眷村是为大陆逃往台湾的军人家属，集中建设的房屋，在这里居住的大多数是普通士兵的家庭，人员背景复杂、文化多样，生活也更加艰难。眷村是台湾独有的文化，杨德昌本人就在眷村生活过，台湾政界和演艺圈很多名人都出自眷村。

217也都是些半大孩子，两个帮派的争斗无非就是为了争地盘，说到底就是为了挣钱，电影里面的核心事件就是在中山堂开演唱会，为了门票钱引起的利益纷争。但这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聚集在一起，总避免不了为女人和面子大打出手，小公园帮Honey和217帮的恩怨，就是因为小明引起的。

无论是小公园还是217，其实都是不成气候的小混混，但后来血洗217的主力，本省“台客帮”是成人帮派，他们才是真正的黑帮恐怖分子。

小四倒霉地进了建中夜间部这个垃圾学校，认识了小明，卷入了帮派斗争，很明显的是“近墨者黑”。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个隐喻，包括他偷手电筒，都是一种渴望，想要看清楚现实，但就是很多事情闹不明白。

黑帮的打打杀杀对小四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他家庭情况糟糕，被学校退学前途渺茫，情窦初开又无力为女朋友提供资源，这一切的压力都转变成为一股无名的怒火，最终酿成了大祸。

再来说说家庭的影响

家庭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影。像小公园和217的这些孩子，之所以混社会，都是因为成人世界的无序和混乱，这才是最为重要的根本因素。

杨德昌在电影DVD的导演音轨里说，创作这部电影的动机，是他对于中学课本里学到的历史表示怀疑，原因就是和自己看到的不一样。他小心翼翼的把众多的历史真实编织在电影里面，没有批判没有控诉，让观众自己去感受。

国民党政府在逃往台湾之后，几百万人需要安置，要组织生产维持生活，还要时刻提防着大陆这边解放台湾。他们还曾经妄想着反攻大陆，但十年过去之后，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民众基本都明白，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台湾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整体的迷茫。

二战之后最强势的美国文化，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很多人都向往美国，比如小四父亲的朋友汪狗，就经常感叹美国各种好，小四的大姐也梦想着移民美国，这都是典型的逃亡派思维。少年们在电影院看着美国西部片，在书摊上看美国大兵扔掉的《花花公子》杂志，来自美国的摇滚乐，本来也是美国新青年反叛社会的产物，迅速在台湾掀起了狂潮。

电影里面小猫王这个人物也是根据真实的事情改编。当时有一个摇滚乐团叫电星合唱团，主唱徐庆复以模仿猫王的声音出名，后来他把自己的演唱录音带寄给猫王，猫王竟然寄了一枚戒指给他，说“没想到在一个不知名的小岛上也有我的歌迷”。电影最后小猫王去看望被判了刑的张震，没有见到人，录音带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小四的父亲是清廉正直的读书人，不懂得变通，也不愿参与官商勾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所造成的道德困境。汪狗却是很能变通的那种人，他为小四父亲升官，为的是拉帮结派，方便自己捞钱。他不止一次的暗示，小四转日间部的事情，他可能有办法，条件就是小四父亲要批准他的官商勾结计划。小四父亲就是没转过这个弯来，他觉得一码归一码，你帮我是因为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但违反章程的事情我不干。

到后来，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小四父亲，让他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政治审查，导致工作职位也丢了，这一段是对应了台湾的“白色恐怖”历史。台湾的戒严令一直到1987年才解除，大陆和台湾两边才可以探亲访友，之前一直对政治问题非常的敏感，稍微有点蛛丝马迹绝不放过。根据历史记载，台湾“白色恐怖”有接近20万人，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迫害，几乎是去往台湾人口的十分之一。

小四的父母和夏老师关系很好，夏老师一家去往台湾之后，夏老师又单独回上海去接人，结果上海解放了，夏老师和夫人就只能隔海相望，当时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但这就成了小四父亲的理污点。大陆这边情况也差不多，只要哪家有个台湾亲戚，成分基本就好不了。

也幸亏是小四父亲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最后还是放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他父亲。母亲猜测可能是汪狗为了扫清障碍举报了他，但父亲听到这话却大发雷霆，打死也不愿相信多年的老朋友会这样陷害他。他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和孩子，不要再吓我！”，然后夫妻两人抱头痛哭。意思就是说如果人心变得这么坏，那这世界还有什么希望。

那时的人不可能知道，资本主义萌芽之后的道德滑坡，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个在杨德昌的《恐怖分子》和《麻将》里面，也包括2000年的《一一》，都有着深刻的批判。后来台湾经济腾飞了，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但整个社会的道德问题却更加的严重，杨德昌用电影形容每个人都是“恐怖分子”。

电影里有两次小四和父亲推着自行车的长镜头。第一次是小四被滑头欺负反而被记大过，父亲在学校和教导员据理力争之后，说人不可能为了自己还没犯过的错去道歉，读书就是要明白一个做人的道理。第二次是他被审查之后，小四这次是真的大骂医生被教官抓了现行，然后父亲只会低声下气的哀求，小四反而爆发用棒球棍打碎了吊灯，然后被退学。回来的路上，小四提起父亲之前说过的话，父亲却心不在焉的说，如果自己戒烟就可省下钱来给小四配一副近视眼镜，什么公平正义、诗和远方都敌不过眼前的苟且。

小四说这样的学校不上也罢，自己再努力考插班生进比较好的日间部，他是对学校的那些老师和和教官深深的失望了。

这里有几个典型的场景。一个是在课堂上，老师吐槽英文不如中文简洁，比如“山”这个字，英文单词mountain就太麻烦了，小猫王就问老师，那“我”这个字又怎么说呢，明显的单词“I”要比中文“我”简单，老师罚小猫王在黑板上写100个“我”。这里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老师混蛋，他这是在纠结文化入侵，不愿意放弃博大精深的中文转而去学习英文。

另外一个典型人物是军训教官，他和任何人的对话都可以瞬间拉扯到大陆，他说他来自青岛，

青岛好啊，那是德国人建的，尤其下水道很宽大，无论下多大的雨地面从来不积水，而台北只要下雨就会积水。

这个人物的情绪，代表了迁往台湾的那些人浓浓的思乡之情，基本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问题，成年人的世界全都是贫苦和穷困。中文里的“贫”和“穷”是两个概念，贫是贫苦，是物质和金钱的匮乏；而穷是穷困，是精神世界的问题，不知道这种贫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不知道未来有什么希望。

导演是不厌其烦的反复渲染贫穷，比如小四家最小的妹妹，每一次出镜都是在纠结她的衣服小了，扣子扣不上，得用别针别上。大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没钱买新衣服，自己按照杂志上的样子做了一套。母亲总是为了工作和薪水的事情和父亲拌嘴，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师母当年送的手表。老二打台球被217坑了，曾经把那个手表当了，大姐又给钱让他赎回来。小四后来心情烦闷又卖了手表去泡小翠，就是想忘掉小明，回家之后正遇上父亲暴打老二。

老二知道是小四拿了手表，去217的台球厅赢了很多钱回来，是准备让小四赎回手表的，没想到被小妹提前举报了，老二一句都没辩解，父亲一边打一边大骂“不要脸，没出息”，小四后来杀小明的时候，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

小四唯一救赎的机会是二姐对他的教导，二姐是虔诚的基督徒，她在小四杀人的前一天还劝小四和牧师谈一谈，而小四放弃了，他去了片场归还了之前偷的手电筒。这也可以看做是一个隐喻，小四已经不想再看清这个混乱的世界，他已经看得够多了，全都是肮脏和黑暗。偏偏小明还在他面前唱衰，这个世界是不会变的，当小四听到这句话之后，就再也压不住心中的怨恨。

小四或许是喜欢小明，但他并不理解小明的痛苦和抉择。可以看出来小明对Honey是有真感情的，她曾经对小四说，其实Honey和小四很像，内心都很老实，外表忧郁平静，只是看不惯周围的一些人和事。Honey死后小明挺过来了，也可能真的是喜欢小四的，但她的心里清楚的知道，喜欢一个人和现实的生活压力是两回事。她勾引小医生，无非就是为了给妈妈看病，她们家付不起医疗费。她后来住到小马家和小马鬼混，当然还是为了母亲的工作，和自己的生活，同样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连一个正常的家庭都没有，其他人又有什么理由指责她呢？

小四刺向小明的屠刀，并不是单纯的少年的情感困惑，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反抗。少年杀人事件，其实是成人世界的混乱所造成的结果，这就是历史，杨德昌通过电影重构了一段历史，焦雄屏大师对《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定位，是深刻的史诗片。

杨德昌说这部电影是送给父辈的电影：

“他们吃了很多苦，就是为了让我们少吃苦”。

杨德昌杰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_哔哩哔哩 (゜-゜)つロ 干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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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傻逼的马晓云(怎么死的自己还不知道，死之前还打电话让你妹报仇，你的死和你男友有个鸡巴关系，真不知道怎么想的，)还有个傻逼的双胞胎妹妹马晓雨(你姐怎么死的你个当妹妹不知道就瞎鸡巴整，还要跑到人家里边去当鬼)还有这个傻逼的新同事是迷路了吗，三个人从头恶心到尾。垃圾的开头(那个人的死和结尾驴唇不对马嘴)，这种电影拍出来就是恶心观众的，最重要的就是浪费了我一个多小时

看完这本小说，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当一个女人受到了非法的迫害，如果求助警察没用，那也不能以暴制暴，不能把那个人杀了以绝后患。只能想办法去搜集对方的犯罪证据，若是在搜集过程当中被对方发现，对方要杀她全家，只好借助对方的爱意逃过此劫。

可是现实生活中，若是对方没有犯罪证据呢？若是对方没有爱上她呢？对方要把自己和全家杀了怎么办？那也不能手刃仇人，只能等死了。

这个故事中，女主曾经对男主说，要不是因为他那莫名其妙的爱，现在她全家应该躺在一起，长眠地下了吧。

女主的这句话才是最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有多少女人全家被那个男人杀了？即便没有全家被杀，多少女人本身又被男人杀了？

本文最后试图表达：受到伤害不能成为伤害别人的理由，也太可笑了。不能去伤害别人，难道要等死吗？

(劇透) 為了靚，你可以去到幾盡？「衣食足，然後知榮辱」，在《閃閃靚賊》(The Bling Ring)中一群青春盜賊闖進明星家中偷走財物，並非為了「搵食」。他們衣食無憂，卻知榮不知辱(直至被捕受刑)。「榮」是要讓人看見自身美好的一面，而「美好」的定義則由傳媒所掌控，簡單來說就是要「靚」得像明星名人一樣。「美好」只需用眼判斷，從表皮開始向外構築──還有誰理會內在的「本質」？「修身」而後「齊家」，在今天意味著若不修身美容，難以找到另一半成家立室。

《閃》的幾位主角成賊入室，背後都是為了別人的認同：肇事者Rebecca渴望變得像她的偶像Lindsay Lohan一般，乾脆去Lohan家偷她的衣服，但她最愛還是Paris Hilton的家；男主角Marc情感上依賴著Rebecca，需要她的認同，變得唯命是從（況且他家境沒其他角色那麼富有，買不起的時裝就偷回來）；Nicki和她的姊妹從小被母親銳意培育為明星，充滿「正能量」的家教使Nicki毫無羞恥之心，虛偽造作幾達從心而發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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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剧情太短小，根本展不开。笑料少了很多，原来密集的喜剧效果没有啦，好在演员还都保持水准。

不知道是不是预算的问题，人物的冲突和对手戏都少了，剧情没有第一季精彩。

中美问题还是必要的，茅台酒这个桥段很有意思，但整体还是不够。“创意和捣蛋不是一回事儿“，也许我们该把关注转给《月球基地8号》啦。

《谁说我结不了婚》：有选择不婚的能力，也有握住幸福的勇气

文/姚小恬《谁说我结不了婚》大结局了。这部剧翻拍自日剧《我选择了不结婚》，增加了很多中国的本土化的元素，有职场、有爱情、有友情。三位女主角的形象、性格、职业都符合逻辑。职场戏的部分虽然有点轻微悬浮，但大体上还是符合定位的。除了小哈的扮演者，其他演员全员演技在线，人物个性鲜明，有些情绪的处理非常细腻。难得的是，这个戏里，有了正常的女性职场位置和正常的闺蜜情。它直面了现代职场女性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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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间的友谊：闺蜜是自己选择的家人

很多国产戏里都有「女人就是小心眼」「爱妒忌」「事儿多」的成见。比如《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前半部靠老公，后半部靠闺蜜和闺蜜的男朋友」。十年闺蜜情，竟然不避嫌，和闺蜜的男朋友产生感情。

不得不说，我活了三十几岁，我和我的闺蜜，我的朋友和她们的闺蜜，没有过这么狗血的剧情。

能做出「抢闺蜜男朋友」的戏码的，那绝对不是真·闺蜜。

至于天天勾心斗角还要在一起做闺蜜的……不累吗？早点分开都省点力气不好吗？

而这部剧里就正常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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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与背叛，一个老生常谈，甚至流于俗套的话题，已有太多的电影讲述过相似的故事。不过《里卡多一家》（英文名：Being the Ricardos）的讲述令人耳目一新，影片在3位奥斯卡影帝的用心演绎下，将这个话题隐藏于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之中，通过不同视角的多重叙事，戏里戏外的角色冲突，限定时空的情节发展，引导着观众更多地去期待主人公最终的命运走向，淡化了对话题本身的严肃探讨。然而，当结局尘埃落定，所有的悬疑真相大白后，又不禁让人体悟到“忠诚与背叛”对于“爱”的致命打击。

一、五重叙事：情节与层次的多元化变奏

影片以美国CBS广播电视台红极一时的夫妻伉俪鲍尔和阿纳兹两人，在排演经典情景喜剧《我爱露西》的5天内所发生的故事为蓝本改编，主人公明星演员的职业特质赋予了故事丰富的娱乐性——演技、名誉、丑闻以及所带来的诸多社会影响，都成了可供戏说的元素。导演利用了这一特点，将整个事件各有侧重地拆解为多条线索，让故事的讲述在不同的时空中反复变奏，由此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层次感。

影片以采访历史事件当事人，即与主人公共同参演《我爱露西》的演职人员为开篇，形成了故事的第一层讲述：在当事人的口述下，事件的真实性得到增强，由此也强化了故事的话题性，引导着观众去关注和探究事件的真相；同时，影片精心设定了当事人出现的时机，他们的每一次亮相皆是对情节一次推进、对细节的一次补充，对人物的一次塑造。而正缘于他们的真实讲述，更展现出主要人物的可信的特质与人格的魅力。

女主人公妻子鲍尔（妮可·基德曼饰演）被《先驱快报》爆出“不爱国”的社会事件是故事的第二层讲述：它成为了营造悬念，强化情节紧张感的重点所在。电影中情景剧《我爱露西》的忠实粉丝和作为电影外观众的“我们”，都关心着她能否在百口莫辩的政治丑闻舆论下澄清事实，以证清白。这层讲述赋予了整部影片的社会属性。

男主人公阿纳兹（哈维尔·巴登饰演）被《机密》杂志爆出“出轨”的桃色事件是故事的第三层讲述：它同样富有悬念，但并非出自观众，而是妻子鲍尔。随着情节的不断深入，可以发现，相比自己可能因“不爱国”终结演艺生涯的危机，她更在意的是丈夫是否真的“出轨”？在她心中，家庭危机显然是高于事业危机的。这层讲述才是决定人物命运的核心所在。

鲍尔与阿纳兹的相识、相恋到最终的分离，是故事的第四层讲述：它虽然并不连贯，但在断断续续地呈现中，还是编织出了一条十分完整的情感线索，通过男女主人公浪漫、有趣、风流、又不乏深情的对手戏，流露出他们各自对于爱情、对于彼此、对于事件的态度和立场。这层讲述揭示了导致故事最终结局的真正原因。

《我爱露西》情景剧排演的五天是故事的第五层讲述，相比前四层，它看似并不那么吸引眼球，但纵观影片，这层叙事不仅包含了所有配角人物的性格呈现，而且也成为了鲍尔寻求解脱的情感出口。正如英文片名Being the Ricardos，面对真实世界的失望与不堪，她最终只能把自己最真挚、最强烈的情感都倾注到了《我爱露西》中里卡多一家的建构中去，从中获得现实中求而不得的精神慰藉。

五个层次的讲述被导演精巧地剪辑在了2个多小时的影片之中，男女主人公在不同的时空和情节中来回转变，丰富的情感冲突又最终融汇于故事的结尾，整部电影宛如一首精心打造的变奏曲，将故事讲述得生动、有趣、丰富、紧张、耐人寻味、不失张力。

二、角色冲突：忠诚与背叛的多维度阐释

形式服务于内容，导演用心建构的五重叙事，都是在讲述着一个话题——即在事件的多层次讲述中多维度地表达了男女主人公乃至社会大众对于“爱”的忠诚与背叛。

值得注意的是，影片所阐述的爱，既包括男女之间的爱情，也触及了每个人对于家人亲情之爱和对于祖国的公心之爱。鲍尔的“忠诚”和阿纳兹的“背叛”，在故事的每一层讲述中不断地发生冲突和对抗，由此一点点地揭示出他们为何会从相爱，最终走向分离的真正原因：因为他们对于爱，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和立场。

面对“不爱国”的舆论丑闻，鲍尔始终是真诚的，她敢于坦陈一切（同情爷爷，填了一个从政表格），又不屑于拿“善意”的谎言（表格打钩打错了）来掩盖事实（她根本没有填错）；面对丈夫的桃色丑闻，她耿耿于怀，一而再、再而三地给他机会，只为想获得一个真实的答案，只求拯救一段珍视的婚姻；与阿纳兹的浪漫邂逅，面对风度翩翩的他，她直言自己的梦想是拥有一个真正的“家”，热恋之中，她一通电话干脆利落、毫不犹豫地结束了和前未婚夫的一纸婚约。

鲍尔的每一次言行，都流露出一种对爱的忠诚——祖国之爱、亲情之爱、妻子之爱、恋人之爱，无不如此。

相比之下，阿纳兹的态度则截然相反：面对同事询问他在古巴的过去，他遮遮掩掩，顾左右而言他，难以判别孰真孰假；面对妻子追问桃色丑闻的真假，他凭着自己的巧言令色百般借口，直至最终妻子铁证如山，才最终轻描淡写地承认了自己的花心之举；面对与鲍尔的初次邂逅，他花言巧语尽显风流倜傥的纨绔形象；在帮助妻子化解危机时，也正是他擅自主张，说了那个打错勾的“善意”谎言，希望以此息事宁人。

在男女主人公的正面冲突和对抗中，导演特别设计了一处情节对白：星期五，当马上要正式录制《我爱露西》前，他和鲍尔还在办公室为如何应对社会舆论炒作时，阿纳兹对鲍尔说了一句：“露西！就是撒一句‘打错了勾’的小谎而已，我们就能解决危机了。我可是古巴逃来美国的！”初听之下，前后两句并无关系，可仔细想来，这句话正是对男主人公生活观、价值观最真实的写照：在他的心里，撒谎是应对危机的必备伎俩，他之所以能够从古巴功地逃到美国，之所以能够拥有现在的财富和地位，欺骗是再正常不过的手段罢了。

在阿纳兹的言行之中处处流露出其“伪善”的一面，展现了他对于“背叛”的习以为常——背弃祖国、离弃父亲、掩盖真相、背叛爱情，事事皆然。

三、戏里戏外：情感出口的探寻与思考

眼看着“忠诚和背叛”的紧张对峙，在男女主人公的现实考验和碰撞中，一步步地走向决裂，导演早已埋下了伏笔，为这个难以化解的矛盾寻找了一条情感的出口——《我爱露西》中的里卡多一家。鲍尔之所以对这部情景剧的情节、场景和对白保持着近乎苛刻的吹毛求疵，正是因为她内心深处迫切地希望能为自己的精神世界建构起一个“最真实”的情感之“家”：在“里卡多一家”的生活里，每一个人物都是必须是写实的，每一个情节都必须是合理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富有逻辑的，她接受不了一丁点儿不符《我爱露西》剧情人设的存在：她容不得饰演埃琳娜的Viviane为了窈窕美丽而刻意减肥，这会导致人物远离了美国妇女的大众形象；她容不得场景中餐厅桌椅的摆设和配角表演得过且过，为此不惜凌晨两三点来到现场彩排；她容不得剧中妻子露西居然会毫无缘由地没有发现剧中丈夫里奇的推门而入，甚至还猜不到他究竟是谁......这些情节的设计循序渐进地将鲍尔对于忠诚绝不妥协的深刻执念生动地呈现出来，也让她和阿纳兹最终走向决裂成为了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结局。

影片最后两场戏演绎得尤为生动：首先，现实中，当她揭露了丈夫谎言，丈夫祈求原谅时，她匆匆地说了一句暂时搁置半小时，先去拍摄《我爱露西》吧；而当丈夫以剧中里奇的身份敲门进屋时，从不忘词的她居然“卡壳”了，木讷地呆立在众人面前——此时的影片画面是彩色的，而非黑白，喻示着女主人公此时的状态并不是情景剧中的露西，而是电影故事的主角鲍尔，她听到的是丈夫阿纳兹的声音，而非情景剧中的里奇——那一刻，她无法如自己所说的那样，能暂时搁置丈夫对于自己感情的背叛和对她心爱之“家”的摧毁，那一刻，她是伤痛的、迷失的、又是隐忍的，无措的。

影片落幕时，是这一场景的重拍，但不再是鲍尔所期望的合乎逻辑的版本，而是在星期一围读剧本时她就执意要求改掉的版本——她没有发现里奇的悄悄进屋，也没有“猜出”里奇是谁，而是滑稽地讲出一个个陌生的名字，博得观众的哈哈大笑——此时的影片画面是黑白的，而非彩色，摄影机也缓缓地抬升到了场景和人物的头顶，画面中又出现了一个方形的画框，仿佛在告诉我们，这就是一部情景剧而已，而不是鲍尔心中那个“最真实”的心爱之“家”。

此刻，银幕中慢慢打出了关于男女主人公事后离婚和最后共同出演的说明字幕，虚构与真实再次交汇，女主人公对于爱情的忠诚，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满意的回应，也没能在虚构的情景剧中找到最终的慰藉，她依然不得不去面对丈夫爱的背叛及其对于家的深深伤害。看到这里，不禁对女主人公心生一丝同情和遗憾。

回想整部电影，最终留给观众回味的还是一份对于“爱”的思考，无论是大爱，还是小爱，我们究竟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它、善待它、守护它？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对此，影片另一个细节颇有趣味：虽然丈夫阿纳兹一味地坚持要用“打错了勾”的谎言帮妻子鲍尔化解公关危机。但在公开辩解时，他并没有向观众和媒体面前撒那个慌，他最终放下了自己的坚持，而是当众拨通了一个神秘人物——时任美国FBI局长胡佛的电话，用官方最权威的、最真实的结论扼杀了舆论的谣言。一个以撒谎为生存之道的成功人士，却以真实的姿态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支持，激动之余不乏讽刺之意。

更讽刺的是，这份已经改变他生活观、价值观，乃至爱情观的勇敢之举，依然无法换来妻子对他背叛爱情的原谅，足见在女主人公鲍尔的心中关于“爱”的忠诚和背叛，是一道多么致命的选择题，一旦走错一步，面临的只有爱的终结，容不得一丝的退让、妥协和宽容。或许，这也正是现实中的我们真正在意和期望的正确答案，但残酷的是，我们之中总有人会选错这一步，总要不得不面对事与愿违的痛楚与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