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武侠剧的原著IP和编剧总给我一种幼稚的感觉(=_=)，江湖仇杀弄得像儿戏一样，没有江湖气，更没有侠气。反派全部像工具人，应该奸的看不出奸，应该霸道的看不出霸道，应该坏的没看出坏，应该狠的没看出狠，人物很干瘪，全无铺垫和反衬，就像街逛，突然遇到了熟人一样出现。没错，说的就是龙吟城城主和墨幻，出场方式极其简单直白，就像上街吃饭，偶遇了老张和老李一样。而且因为剧情铺垫不够，观众没有对主角身世及血海深仇的直观体验，至少给个什么灵教追杀主角爹的画面啊，当年杀人夺宝的剧情都不演一下吗？看过六指琴魔没有？为了争夺天魔琴，八大高手出手。一鞭子能穿过墙扯出人头，这才是武林和江湖，是血与恨，利与害，仇与杀。而这个剧，不管是主角配角，人物的动机都不强烈，个性不突出，所有人都是温吞吞的，让人记不住。

昨晚在上海老牌影院国泰看了陈勋奇导演的《美丽战争》并在电影结束后见到了陈导和部分演员。这部电影非常励志很适合年轻人观看。且影片中的模特演员非常养眼，影片中不但有漂亮帅气的模特，还有好几位体育明星。个个帅气靓丽。影片中六首原创歌曲也是非常好听。陈导谈吐不俗。看得出为这部电影花了很多时间精力。期望这部电影票房大卖，并能很快再次看到陈导的新影片。

大家好，我是戴着眼镜拿着话筒的阿拉斯加片片。

最近，有个热搜词频繁出现出现在视野里：胡晶晶跳楼。

原以为又是个天人共愤的社会事件，网上一搜，评论竟清一色正能量，网友纷纷表示，眼泪全部贡献给跳楼这段了。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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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幕说起。

剧中喜剧的妻子，听到丈夫说“我回家了”，演员露西(妮可扮演者)“忘词”了，一生演绎生涯从来没有过，却是恰到好处的忘。此刻，不是露西在演里卡多的妻子，而是里卡多的妻子在演露西。这是露西最渴望的东西，一个家；这也是露西最遗憾的事情，她要失去她的家；而这一声“我回家了”带着多少欣慰心酸，也只有露西自己知道。

露西是个睿智上进的完美主义者，她事业奋进，更渴望家庭。无论对事业和家庭，她都不接受缺胳膊断腿马马虎虎的状态。我们不能说她这样做人是好是坏，人嘛，各种各样，不能一概而论。露西这样的人值得人敬佩，但她们有多累有多难也只有自己知道。

悲剧的魅力恰在于业已注定但主角们还是去挑战去追求，以不息战斗悲剧收场。露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古希腊式的英雄。真正的大女主电影，她义无反顾地去干，为了心目中完美（合理）的表演，她从不和编剧制片妥协。她爱她的丈夫，也深知高傲的古巴男人的性格，为了家庭合睦，她费尽心思让丈夫在剧中以及别处都能展现其“主角”魅力，让其有成就感。可成就感这东西毕竟只有自己挣来的才算术，你让别人替你发个文章出本书，那也不算你的成就。聪明如里卡多这样的人也自然深知这一点，他也敏感地感受到这一点，毕竟闪光灯是不会骗人的，他老婆的光辉就像妮可基德曼本人在电影中的表演一样，光彩夺目。影帝哈维尔也只能“配角”之了。回到希腊式的悲剧，电影里奠定这个悲剧调子的自然是双方的性格：露西，一个事业家庭都要追求完美的人，容不得一丝瑕疵；里卡多，古巴裔逃亡者，同样成功、富有魅力、也不甘人后。他爱妻子，但也无法忍受生活在她的“阴影”之下，当然这阴影可虚可实，若你较这个劲它就是实的，若你躺平，它就是虚的。但对一个高傲、不甘人后的人怎么能忍受自己是个配角呢？露西自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只是这努力里不包含妥协，比如容忍丈夫少回家，找妓女。即使在她丈夫动用了和胡佛的关系，在剧场戏剧性地拨通了胡佛的电话，帮她洗清亲g的“罪名”（麦卡锡主义盛行年月），那么英雄救美的时刻，她也要揭开这戏剧下的灰暗，所以结局就只能悲剧收场。露西不明智吗？当然不是，她不是圆滑之人，她做她觉得合理正确的事情，这种行事风格和她个性相辅相成，若她不这样就不是现在的露西。这是一部超越标榜女性身份政治的女性电影，一部现代好莱坞版的古希腊悲剧，而剧中的英雄就是露西，剧外的英雄则是脸部都已松弛但奉献了耀眼表演的妮可基德曼。

为什么分数会那么高？这个版本和西班牙的原版拍的完全一模一样，连镜头的分镜都一样，有任何意义嘛？男主角的表演也很尬啊。这种完全照搬原作的电影真的很可耻。还是建议大家去看一下原版《看不见的客人》，首先是原创，其次演员的表演相当给力。现在这个版本虽然照搬了其他元素，但是演员的表演是无法复制的。终于找到地方可以改星数了，立马改成一星，实在是无法忍受这样完全照搬的电影。

我也是个容易愤怒的人。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如自己心意的时候，应该说常常遇到，有时候是天时地利的外界因素。有时候或许，是自己的原因，在过程中自己没有尽全力，或者自己给予了不恰当的期许。

男主在影片中有一句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说”人们常说爱是纯洁且无私的，但我认为爱是自私且渺小的“，或许爱也是有相对性的。我很好奇，是否真的有无私的爱，有时候我觉得这是有违人性的，可能最会觉得无私的爱便是父母儿女家庭之间的亲情之爱，即便如此，父母希望把最好的都给儿女，希望儿女过的幸福，但本身这种“幸福”不就是一种把自己的愿景加于他人想法么，而我还不忍心把这种想法称之为自私，但是我认为幸福的定义不是他人能决定的，从这种角度来说父母的对子女的倾注或许也是有私心的。幸福是相似的，但不幸却各有不同。这或许十分悲观，但在我看来些许真实，每个人或许都难逃在光鲜之下都有或多或少悲情色彩的命运。

记录一点观影后的胡思乱想。比较意外的是看完这部影片后才知道主演罗宾威廉姆斯在这部片子上映后就自杀去世了，着实让人惋惜。这部封山之作确实不能算完美，剧情上有些地方很是生硬，不过看后也会有引人深思的地方。

罗希度的女儿姓金，而不是姓白，你们是失明了吗？从第一集就交待了罗和白不在一起的事实，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求个皆大欢喜的he呢？

罗希度是个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她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妈妈的辛苦和无奈，一直觉得是妈妈有愧于她，丝毫不看妈妈为了这个家为了拉扯大孩子所做的牺牲和付出（妈妈年纪轻轻一直未再婚）。在17岁至21岁年龄的罗希度心中，她想要得到的一定要得到，爱她的人必须服从并支持她，她想要的爱侣是陪伴型的，有没有事业不是最重要，只要能时时刻刻在她身边关心她、爱护她、为她加油、享受她的荣耀就好了。

如此，白易辰明显不是她想要的理想伴侣。

白易辰心高气傲，才华横溢，如果不是突然家道中落，他是一颗罗希度一辈子也够不着的星星（白易辰的理想甚至到了探索外太空）！突然浮华一场梦，家庭尽破碎，多少白眼中，人生就像一个笑话！谁能理解白易辰的苦？显然，一直享受优渥家庭条件的罗希度是不能完全理解的。金融危机带给她的冲击是学校突然解散击剑队，她转学就好了（事实上只是妈妈开开口就能办成的事）。而金融危机带给白易辰的冲击是从星空跌入尘埃，从大学直接退学使得高中学历成为他一辈子的标签。住地下室，做最卑微的工作，受债主无穷无尽的骚扰辱骂，孤身一人还要照顾弟弟??这些最困苦的日子里没有罗希度的爱情，甚至，阳春白雪的爱情在白易辰为生存而努力的面前都是太苍白无力，太虚幻的。

剧中交待罗希度和白易辰实际年龄仅相差5岁左右，但是，在他们相遇以后，他们的心理年龄相差15岁以上。也就是说，当17岁的女孩罗希度遇到白易辰，实际上是遇到一个有着明亮青春外表的成熟中年男人！注意笔者认定的这个心理年龄差，否则你很难理解剧情的发展，也很难真正理解最终的结局。这一点，剧中多有提示，甚至在池升琬的妈妈问及白易辰年龄的时候都大为惊讶：“我一直以为你只是长了一张娃娃脸，没想到你只有22岁”。

是什么让一派青春的白易辰拥有一颗中年男人的心脏呢？答案自然在残酷的现实。可惜，这一点很多人看不到，站在成人礼台阶上的罗希度当然也看不到。白易辰又一次面试失败，可怜的一点点自尊又被当年互称朋友的富二代蹂躏，他看不见未来，于是把自己灌醉，坐在别人家门口的台阶上睡着了。罗希度拿了一张毯子给白易辰盖上，又恶作剧地写了一张纸贴在白易辰身上“面试失败，不要若（惹）我”，然后呢？然后她径自回家安睡了。我们不能理解，白易辰也不能理解一一世界上怎会有这样的人！可是，站在还是孩子的罗希度的角度上看，这又是合情合理的一一不就是面试失败了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天再投个简历就好了。

罗希度的莽撞，反而撞破了白易辰心上层层绕绕的网：是啊，人生已至此，生活要继续，勇敢地走下去，也许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境遇了吧。

从某种层面上说，白易辰和罗希度是相互激励、相互依扶的人生挚友关系。白易辰需要罗希度的勇猛和横冲直撞，这能给他低落的人生带来无上的勇气，也使他能用更轻松的视角来审视人生的苦难，否则他撑不下去，更笑不出来。而罗希度需要白易辰的关爱和无私支持，在母爱缺失以及对高宥琳的信仰倒塌的大环境下，白易辰的成熟稳重、激励关爱更趋向于一个父亲的角色，这对过早失去父爱的罗希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他们互相扶持着走过人生的低谷，若干年后，功成名就的他们回首过往，心头涌上说不出来的感激！

可是，爱情并不是相互激励、相互扶持就能成就的。真正的爱情除了相互的喜爱，还有能站在对方立场上去思考并理解的能力，最重要的，永远需要其中一方心甘情愿付出更多。关于爱情，显然剧中另一对CP更加适合。

高宥琳和文智雄相互喜爱。文智雄爱高宥琳的清新脱俗，高宥琳爱文智雄的可爱与高情商一一这是一个故意考最后一名以免心爱女生垫底的人。

高宥琳和文智雄家庭地位相仿。高宥琳虽然很早拿金牌，可她的家庭负债累累，脚上穿的鞋是旧的，背上背的包是破的，她没有什么明星的光环，有得更多是对现实的窘迫。文智雄单亲家庭，家庭条件也是一般，但不至于像高宥琳那么惨。两个人更是同样的不爱学习，学习成绩难兄难弟，真是惺惺相惜。

高宥琳和文智雄都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理解对方。高宥琳因生活所迫归化俄籍，文智雄真诚地说他能理解并全力支持，并说如果是他，他也会这么做。这个立场让他们的心已经紧紧依偎在一起，事实上已没有任何距离能够阻隔。当然，高宥琳还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劝文智雄不要等自己，千山万水，归期无定，切勿负重前行。多少情侣因为不能站在对方立场考虑，导致怨意顿生、相互反目，爱路变陌路！

高宥琳和文智雄这对CP中有一人学会了妥协并心甘情愿付出更多。多少人说最羡慕的是“小巷皓首互牵手”。可是，最长久的爱情永远意味着最漫长的妥协。高宥琳能妥协吗？不能。她身上背负着父母的安危、家庭的完整、高额的债务，只要她一松口，这个家立马七零八落，她不能只为自己而活。于是，文智雄选择了妥协并付出更多。扫地、洗碗、打多份工，挣得和女友短暂相聚的甜蜜。“只要你呼唤，无论何时何地，我会立刻出现，而不需要问你呼唤我的缘由。”这是文智雄说的话，很显然，文智雄用一生兑现了这个承诺。

相反，我们剧中的主人公白易辰和罗希度最终分手，正是因为做不到相互理解并有一方选择牺牲更多。白易辰能理解罗希度，可是白易辰能选择妥协吗？不能！从星空跌落的白易辰，年纪轻轻经历了太多底层生活的困苦，没有谁能比他更珍惜做记者这个机会，毕竟他只有高中学历。遇事选择忍，做事总冲在最难最苦的前头，千方百计去争取表现，他就像溺水太久的人死命抓住这根稻草。其次，作为家里的长子，看到父亲像老鼠一样生活，弟弟倍受欺凌，整个家庭四分五裂，他像高宥琳一样明白整个家庭压在自己幼弱的肩上，他无法退缩，无法妥协。还有就是，看到自己与罗希度家庭经济条件的巨大差距，以及罗希度因为屡获金牌越来越高的社会名望，他更希望能加倍努力迎头赶上。所以，白易辰只能选择往前冲，他就像一只永远飞翔的鸟，知道栖上枝头是如此奢侈的。可惜，年轻的罗希度不懂也不能理解：不就是一份工作吗，为什么要那么在意那么拼命？为了一次升迁的机会，就可以留在纽约而不回来陪我过新年？我妈妈为了工作而没有时间照顾家照顾我的感受，白易辰你也想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要！

悲伤必然来临，只是没想到这么快！他们的分开，不是因为他们互相不爱对方，而是因为巨大的心理年龄差距导致的行为模式相差甚远。我感动不了你，你也理解不了我。

一如罗希度为了尝尝恋爱的味道，“甜甜和蜜蜜”那两个星期短命的爱情。罗希度认真谈恋爱的样子，白易辰笑得要死。也许，在白易辰心中，罗希度就是一个爱调皮捣蛋又可爱至极的孩子。

白易辰越来越像个父亲。当心爱的孩子闹脾气任性的时候，父亲没有办法去解释，解释也没有用。一如罗希度的妈妈，面对任性的女儿也从不解释，只是暗地里落泪和支持。

事实上，故事的后半段，能和白易辰相互理解并相互激励的只有罗希度的妈妈。白易辰理解罗妈妈，并立志成为一个罗妈妈一样的人：勇敢、有担当、重家庭感情又重事业。而罗妈妈一直给白易辰最大的肯定，并亲手把白易辰送上人生巅峰一一成为国家大型电视台的台柱子。

看起来搞笑而又合情合理的是：中年的罗希度再也不像年轻时候的罗希度，她不再那么痞痞帅帅的样子，也不再横冲直撞。导演给她选了一个贤妻良母的貌相一一总是很温柔，总是在笑，连说话都那么柔软，对女儿的小任性她也非常宽容。她住着大房子，开着好车，送女儿去学芭蕾，自己没事养花种草做做漆器，一副实现财务自由的样子。可是她并没有像高宥琳那样开击剑馆才“赚到很多钱”，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她嫁了一个有钱人，让男人在外面打拼，她像某跳水冠军一样安居幕后，做起了有钱人的阔太太。同时，白易辰也功成名就了，为家里还清了债务，爸爸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了。他还在首尔买了大房子，把爸妈都接来住。可是，白易辰的富太太却不是罗希度。

这不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青春言情剧，而是一部反映不同家庭在遭遇重大变化情况下，不同的青春如何经过水与火的洗礼，最终走向各自人生路的成长审视剧。

很多人都恨这个编剧，说他强行BE。事实上编剧想喂给我们一粒苦药，只是这颗药是用蜜包裏着的而已。我们都被编剧骗了，但他也是好心，怕太苦所以用蜜包了。但是，对多数人来说，这还是太苦了！他们只想甜，那怕腻死。

我在写这篇小文的时候，剧评分已经从9.1掉到8.4，到现在快完结的时候，又掉到8.2，真是光速！未来这个剧因为这个结尾可能还会掉到7点多。这是多么惹众怒啊！

可是我还是想给这部剧5星！它带给我太多的思考，太多的不舍，简直就是一部青春的葬歌。羡慕那些给这部剧从五星改为打一星的人，因为年轻多可贵，而我已不再有??

据说有一个电影的类别叫纯男性电影，而《变形金刚》就是其中一部。为什么是纯男性电影呢？看豆瓣就知道了，512条影评，99%是男生写的，95%给了四星或以上的评价。事实上，针对电影本身的评论并不多，大部分都在追忆他们心目中的经典，电影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男生们童年梦想得以成真的象征。

对此我倒没有成见。毕竟每个人心中都可能藏着一些经典，而由于其纯阳性的特征——机械、战争、力量等等，“变形金刚”便成为了男生们的集体梦想。不过我有些怀疑，假如他们再看回小时候的动画片，会不会觉得索然无味？那时我们爱上某样东西也许是因为单纯，或者只因为“不知道有更好的”。看多了现在制作精良的3D动画，对那些古老的手工制品，说不定会适应不良呢。

为了保持经典形象，还是不要随便碰触，让它们永远成为回忆比较好。

对于动画版《变形金刚》的情节，我大致还是有些了解的，毕竟当年它的名气实在太大（虽然有段时期我把它和另一部日本动画片搞混了）。比如柯柏文（即汽车人首领擎天柱）、麦加登（狂派首领，国内什么叫法我就搞不清了，霸天虎么？那威震天又是谁？）、博派、狂派，说起来我都有印象。其实我一直最感兴趣的是它们的译名，我在广东看的听的都是香港那边的译法，Optimus Prime译成柯柏文，显然主要根据音译，而且居然有名有姓，姓柯（O）名柏文（Prime，其实发音不太像）——颇有断节取音之嫌，不过中国味甚浓，小孩子叫起来好记也受用就是了。Megatron的发音倒是挺接近的，至于Autobot = 博派、Decepticon = 狂派，似乎是各取最后一个音节为名，总而言之，好处是简单易记——当然对了解名字背后的涵义、乃至人物的特性则没什么帮助。

相对地，国内的配音人员则习惯沿用意译，例如Autobot是汽车人，还算带谱，问题是正派队员好像不全是汽车人啊？“擎天柱”我就不大懂了，Optimus的词根和Prime这个单词都有“最好”的意思，这个名字应该理解为“宇宙最强”吧？（虽然很累赘。）“擎天柱”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难道是形容他变成人形后很高大，犹如一柱擎天？“霸天虎/威震天”更是，呃，义在言外了。看上去这种译法的准则是任意发挥、自由创作。不过说到底，名字也只是一种记号，能被人接受就成。

译名基本统一的是大黄蜂、爵士、声波这几个；最有意思是Starscream，香港人很理所当然地翻译成“星星叫”（真是直接又方便），国语有些版本似乎也沿用此名，但我刚刚发现正式的叫法是“红蜘蛛”，Starscream是蜘蛛的一个品种吗——如黑寡妇之类的？不然他长得可不像蜘蛛呵？

——男生们恐怕气得要吐血了。所以我才说这是纯男性的电影，女生是会联想到奇怪的方向去的。

单就电影而言，我只给三星。三星的意思是，还能吸引我看完，不至于中途退场；但一边看一边忍不住挑毛病。

当然特技很炫，简直是太炫了，令我眼花缭乱，完全没有真实感。所有的变形动作在0.1秒内完成，其间只见到无数细小的部件飞速移动，却无法看清其变形组合的具体过程——要知道这才是戏玉啊！即使是女生，也会想了解汽车的车头如何变成人头，车厢变胸膛，车门、车轮舒展成四肢，等等；而非随随便便装点声音和视效，就给唬弄过去啊！那些零件都那么小，虽然我不懂机械，不过要砌出像“擎天柱”般的大块头，主部件也得够巨型吧？一堆鸡零狗碎的东西怎么能支撑起来？而且稍微scan一下就能变成构造、大小完全两样的东西（收音机变手机），那不是机械，根本就是魔法嘛。

剧情。没什么好说的，典型的美国式爱国主义加英雄主义加外星恐怖主义，再加点美女的养眼镜头做调料。外星机器人来到地球大演正义邪恶之战，正义不敌邪恶，结果邪恶却给渺小如尘的人类灭了。巨型金刚跑不过高中学生。超级金属不怕导弹怕高温。变形金刚可耻地退化为配角，衬托了一把美国大兵的爱国精神和人道主义。最后调侃了一把自由之邦，说政府对人民没有秘密云云。Over。

能源方块。动画里是变形金刚的食粮，如同手机需要充电、汽车需要电池。机器人之间的战争是生存之战，不过借用了人家的土地（如同美国热衷于在自己国外打仗）。在电影里则变成了某种力量（变形能源）的象征，狂派抢夺它是为了统治星球——为了剧情的集中，这样改编亦无不可。问题是这种能量似乎只对狂派有用，一旦释放出来，被“电”到的机械/电子产品全部感染上躁狂症！狂派招收喽罗比黑社会还快！那博派要它来干什么？直接砸烂不都干净了！

变形金刚实力大比拼。狂派明显优于博派，飞天遁地，武器犀利；相反博派只长于肉搏，攻击力远远不如。街道战那一场似乎借鉴了“街霸”的动作设计，筋斗翻得漂亮，可我老担心哪颗螺丝会松掉，哗啦一下就散架了。柯柏文手把手居然打不过麦加登！太失败了，好歹让人家施展一下阴谋诡计才取胜，以显示博派的正直和狂派的狡诈嘛。

值得一提是柯柏文首领的博大胸怀，当手下气愤人类抓走了大黄蜂，怒斥其不义时，柯柏文沉重叹息：“我们不也一样吗？” 表现出强烈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充分显示其悲天悯人的星际主义和人文关怀，简直该颁发一项星际和平奖，以资勉励。

……好了，各位男同学，你们继续吐血吧。

如果你看过高阳先生的《慈禧全传》，你就知道了，李翰祥拍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其实就是高阳原著的戏剧化再现。应该说主体部分还是忠实于原著的，情节甚至台词都大量直接取自原著，风味也较好地提现了原著的古雅。但是，香港电影嘛，李翰祥嘛，总是要掺和进不少他们的流行元素，什么丽妃做成人彘，四大高手要劫杀慈禧，估计都是据野史和民间传说而加入的戏说。假如我们把高阳的原著作为“史”，李翰祥自己加入的部分看做“戏”，我觉得这两个电影史与戏的比例大体在8：2，够可以啦，不容易啦。尤其那份淳雅的味道，目前没有一部电影能超越它。

我多么盼望，今天我们的电影人能好好读读高阳原著，下功夫拍一部慈禧的电影啊。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 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 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 留下真情从头说相伴人间 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 共斟酌过去未来 共斟酌

感慨万千 回忆无限

看了一集多就没再看了，这个剧简直用奇迹来形容，剧情尬，演技尬，台词更尬，看的我突然有种我不是生活在地球我是生活在外太空，怎么会有这么脑残的东西，都已经2022年了，感觉就是观拿众当傻子么，这种剧是怎么有胆子播出来的，虽然没有污染空气，但是实属是在侮辱人的脑神经，还有就是怎么正好把这一帮菜的不能在菜的人聚在一起的，从导演到编剧再到演员，他们是凭什么拿到工资找到工作的。

提要：格里菲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近来愈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从报纸杂志广泛搜索历史资料，追溯到1920年代上半期的历史语境，认为对于“萌芽时代”的中国电影，格里菲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他的影片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中国人真正接受了电影，并视之为教育工具。格里菲斯不仅被当作电影艺术的楷模，也是为新兴的电影话语所打造的偶像，与好莱坞文化一起，被融汇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改良方案中。本文揭示了《赖婚》、《重见光明》等影片的成功，在启动电影广告、报纸影评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效应。在流通与诠解中，格里菲斯像一个炫目的影像舞台，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潮流，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的中介作用，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

　　关键词：格里菲斯 中国电影影响研究 形象中介

　　一、格里菲斯的历史与记忆

　　在192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影坛，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可说是光焰万丈。报纸常用“万人空巷，风靡一时”来形容其影片上映的盛况，甚至说“皆以竞映葛雷非斯之影片为荣耀”，明明是广告的夸张，却造就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曾几何时，像在好莱坞一样，他的名字在中国也沉入遗忘之河，成为历史往迹。正如安德森对于新旧大陆的地名研究所示，集体记忆与民族“想象共同体”相纠缠，或如福柯所说印刷物中历史记录的“见与不见”，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操纵。在20世纪中国，有关格里菲斯的集体记忆历经沧桑，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颠簸。在60年代的正统电影史中，他的名字是同美国影响一起被铲除的。陈立(1910—1988)于1971 年出版了《电影》(Dianying Electric Shadow)一书，被英语世界视作有关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但他对于格氏在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提到那部善意表现华人的影片《残花泪》(Broken Blossoms)时，不无困惑地说他不清楚该片是否在中国放映过。(1)

　　1993年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教授发表《情节剧再现与中国“五四”电影传统》一文，论述好莱坞与“五四”的密切关系，已是打破禁忌之作，石破天惊地提出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电影比“五四”文学要“现代”得多。(2) 该文提及格里菲斯在当时中国的盛况，当然对于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情节剧”(melodrama)，格氏也是主要打造者。在1996年郦苏元、胡菊彬的《中国无声电影》一书中，这一盛况得到了更为肯定的反映。(3) 特别近数年来，随着早期电影记忆不断出土，对于格氏愈加重视，资料挖掘也越趋细致，但不无遗憾的是，一般所依据的材料不外乎郑君里1936年《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的一段话。(4)其中对于格里菲斯在华上映的影片开列了一份可观而不全的清单，主要问题是说《赖婚》(Way Down East)在1924年春到中国，则弄错了时间。事实上是在1922年5月先在上海献映，后至天津和北京。虽然只差两年，但格里菲斯在中国走红，恰恰是在这两年。根据《申报》的电影广告，自1922至1924年间在上海各影院共上映了10部格氏影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婚》，前后映过5次;《重见光明》(TheBirth of a Nation)、《欧战风流史》(The Girl Who Stayed atHome)、《乱世孤雏》(Orphans of the Storm)、《孝女沉舟》(The Love Flower)各演过两次;《党同伐异》(Intolerance)是旧片重映;《最大之问题》(The Greatest Question)和《恐怖的一夜》(An Exciting Night)各演了三四天;而《残花泪》只映了3 天就被因故腰斩了。(5)

　　如郑君里所说，中国“爱情片”受格里菲斯的影响，这并无疑问，但我觉得格氏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1923年6 月《申报》首次刊出格里菲斯的照片，介绍他“为现今美国电影界最著名之导演家，亦发迹利用电影之鼻祖。当葛雷非斯研究活动电影时，公众以影戏为一种殿末之际余兴，以是屡排在杂玩歌剧之后”。(6) 这一看法至今不变。电影史家对于格氏的作品见仁见智，但对于他使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其实电影观念在中国也有这一“转变”过程，格里菲斯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20 年代初中国电影工业兴起及在实践中形成“导演制”，这跟观念上一致认识到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密不可分;而在新兴的电影批评中，格氏的作品成为衡量电影艺术的标尺。再回过去看1910年代，当西式电影院取代了茶园与“五分钱影院”，电影进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一次大战之后好莱坞迅速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电影市场也目睹了西方早期电影的发展，从滑稽短片、侦探连续片到长故事片，也终于带来了格里菲斯崭新的电影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电影，等于瞎子摸象，其经历可谓艰苦卓绝。

　　对于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关系，本文不局限于“影响”或“接受”的层面，而在一个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语境里讨论其意义。所谓“语境”意味着回到历史，但归根到底免不了一种记忆的“重构”，对于早期电影史来说，不得不偏重史料的发掘和细读，但另一方面影像离不开文字，也离不开书写传统，或许正是无声电影的主要特征。于是因文生象，缘影求文，本文从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来看格里菲斯及其影片，或许能为早期电影史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二、回顾1910 年代：周瘦鹃的《影戏话》

　　《申报?自由谈》自1919 年6 月起连载周瘦鹃(1894— 1968)的《影戏话》，至次年1 月刊出14 篇，大约是中国人最早谈论西方电影的文献，其独特的“文人”视角，不仅见证而且积极回应了世界电影那个从“余兴”到“艺术”的转变过程。约1914 年起周瘦鹃便经常光顾维多利亚(Victorian Theater)、奥林匹克(Olympic Theater)、爱普庐(Apollo Theater)等外商开办的影戏院，不仅嗜影成迷，还不断将自己喜好的影片写成“影戏小说”，在《礼拜六》、《游戏世界》等杂志上发表。《影戏话》历述他所看过的影片，按照侦探、滑稽、言情等类型逐一道来。作为以“哀情”小说成名的“礼拜六”作家，周氏最欣赏具有文学性的影片，对于那些以机关布景取胜或专搞笑噱的影片不以为然，且对于影戏院成为青年男女“情欲之夜市”也抱有顾虑，但他持开放态度，充分评估了那类影片的娱乐性。

　　经过数年的观察，他看到了世界上电影发展的趋势，于是加以鼓吹。《影戏话》一开头说：

　　影戏西名曰Cinematograph，欧美诸邦，盛行于十九世纪，至今日而益发达。凡通都大邑，无不广设影戏院，千余所至数十所不等。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7)

　　既提倡电影的教育功能，就自然产生发展本土电影的要求，相比之下，周氏感慨地说：“开通如上海，亦未尝见一中国人之影戏片与中国人之影戏院，……欲求民智之开豁，不亦难乎，吾观于欧美影戏之发达,不禁感慨系之。”(8)

　　将近1919年底，周瘦鹃在维多利亚影院看了格里菲斯的《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和《党同伐异》(他译作《难堪》)，欣喜不已，连续三篇《影戏话》都谈格里菲斯，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说《世界之心》：“情节布景，并叹观止。因深佩美国人魄力之伟，思想之高，即此一片已足窥见其国中文化美术之发达矣。”(9)又特别介绍了《党同伐异》的内容及其谴责政治与文化暴力的主题，热情称颂格氏的创作动机，即出乎对于人类的历史与命运的普世关怀。这么强调“思想之高”，对于他自己半年前提出的以电影“开通民智”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申述。此时格里菲斯使他惊喜，满足了他对电影的期待。周氏又特意指出：“其所制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不若侦探长片之以情节炫人，有非如却伯林、罗克之专以博人笑噱也。”虽然他非常赞赏卓别林和罗克，也专门介绍过他们，但在格里菲斯面前不惜把他们比下去，却表达了他对电影的新认识：电影不仅是娱乐，在表现思想方面具有潜力。

　　周氏进一步介绍说：“格氏杰作凡三：一曰《难堪》，一曰《世界之心》，一曰《国之产生》。其在各国影戏界中，已占最高位置。”又加以形容：“美国格立司氏，为影戏界制片健将，他人均不之及，如神狮登高长啸，百兽皆为折伏。”(10) 如此高度赞赏格里菲斯，固然转达了来自世界影坛的信息，也是基于他个人这些年的观影经验。他对格氏的“宗旨”的解说，所谓“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尽管笼统，却抓住了格氏影片生动刻画人物心理的特质，当然也蕴含着对于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认识，事实上是跟格氏的一系列电影技术的创新分不开的。

　　1910年代中期西式电影院不断增长，原先放映电影的茶园也随之消失。淘汰过程中有官方的干预，如1909年12月《申报》有一幅“禁止影戏”的图画，老城区内某茶肆开演影戏，因“男女混杂”，“大伤风化”等原因，遭到当局禁止。(11)另外《申报》在1912 年4 月刊有王钝根《影戏园》的短文，把影戏院描写成秽气刺鼻，万声嘈杂，混乱不堪。等他看完影戏跑出来，“回忆所遭，不啻游地狱归也。”(12)实际上文中讲的“污泥沟之西”的那个“破屋数椽”的“影戏园”，实即是称作“幻仙”的“五分钱影院”。从王氏所表达的厌恶之情来看，这类早期影戏院作为“余兴”的观念走到了尽头。

　　一次大战前后，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倾销地，西式影院居主流，这对于本土电影制作造成的冲击，其程度超出一般想象。电影史家十分重视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认为获得成功，并对于此后张、郑分手猜测纷纭，成了一个谜。确实作为故事片，在类型上在当时盛行喜剧短片、侦探系列片的影坛已属领先，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有其位置。但揆之实际，正如《难夫难妻》的广告强调它是“改良新剧”之一，严格地说差不多是舞台纪录片，首映于新新舞台，作为余兴节目来放映。我们不知道亚细亚是否同维多利亚等影戏院接洽过，如果有的话，结果应当是否定的。从那时英文报纸所登的电影广告来看，1914年间所放映的影片，除了其他类型之外，如《三剑客》、《安东尼与克莱欧佩特拉》、《旁贝城的末日》等长故事片已经出现。尤其像表现拿破仑英雄传奇的How Heroes Are Made, 是一部法国大片。广告这么写道：“该片全长五卷八百尺，煌煌巨制，展现拿破仑赫赫战功，由欧洲最佳技师在阳光灿烂之意大利摄制而成。”(13)周瘦鹃看了之后，激动不已，即把它转译成“影戏小说”，题为《何等英雄》，发表于《游戏杂志》。

　　如果说难以打进主流的西式影戏院的话，显然是技术上不过关。(14)周瘦鹃的《影戏话》老实不客气地道及这一点：“五年前，海上有亚细亚影戏公司者，鸠集新剧人员，映演《黑籍冤魂》，及短篇趣剧多种，剧中妇女，仍以旦角乔装为之，装模作样，丑态百出，情节布景，亦无足观，不一年而消灭，持较百代、林发诸大公司之影片，正如小巫之见大巫耳。”(15) 《黑籍冤魂》由张石川导演，出品于1916年，拍摄方法与《难夫难妻》差不多。周氏这样的评论有点势利眼，却反映了他的先进视野，在当时难为可贵。

　　在此后的五六年里，直至1921年《阎瑞生》、《红粉骷髅》及《海誓》三部长片的问世，中国电影处于沉默状态，那些先驱者包括郑正秋(1888—1935)、但杜宇(1897—1972)、管海峰等，逐渐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复杂的体系，只能无师自通，通过观看外国电影来“偷”学门道，而世界电影的突飞猛进，更使人眼花缭乱，其探索之途也显得更为艰难。此时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传统的“影戏”观本身、新剧与电影之间都经历着交锋、互动与融合。

　　《影戏话》中还有一些材料可照亮这一时段的某些盲点，本文难以细述。在他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已经蕴含着电影从余兴到艺术的认识。尽管出自一种文人的视角，代表了那些先驱者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影坛的不算太晚的回馈，《影戏话》的可贵之处在于那种世界视野，成为本土电影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在20年代初本土电影出现时，周氏热心为之推介，在他主持的《申报》副刊及在《半月》杂志上开辟“影戏场”专栏，在推动早期电影批评方面，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商业与政治：格里菲斯与广告战

　　1922 年5 月20 日《赖婚》的广告出现在《申报》第一版上，从此开始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好运。电影广告已有了七八年历史，从来和戏剧广告挤在一起。《阎瑞生》首映时，做的广告算得上风光，但绝不能跟这回相比。(16)片商似乎看准了格里菲斯的中国市场，在广告上不惜工本，富于挑战的是出自中国人经营的上海大戏院。广告冠之以：“空前绝后世界第一佳片”，更详加介绍该影片原为文学名著，其歌剧在美国屡演不衰，接着说：

　　至一九二十年世界著名制造电影剧大王葛莱福氏特编为影戏，用广流传。其摄演时间费十足月之功夫，用费达美金八十万有奇，片长一万二千尺，分作十一大本，工程之大，实为影戏界之创闻。片成第一次演于纽约第四十四马路大戏院，名流闺淑，争往参观。普通座位每位售至美金十元，而观者均叹观止，且连演十四月之久，无夕不满其座。后英法各大城市各戏院相继映演，每演有万人空巷之慨。世界影片之受人欢迎者，当以此为最。……

　　这段广告六百余字，从悲剧情节、拍摄优美一直到“弱女子”(尚未提丽琳?甘熙[丽莲?吉许]之名)超绝之表演，美轮美奂，无以复加。所谓“空前绝后”在英语里相当于sensational，或thrill之类的词语，常出现在外商影戏院的广告里。上海大戏院的业主为粤商曾焕堂，此人非等闲之辈。1917年5月上海大戏院开张时，在英文报纸上登的广告规格和花样也前所未有，后来维多利亚、爱普庐等影院也纷纷仿效。

　　外商不甘示弱，到次年卡尔登影戏院落成，号称设备是世界一流。到六月公映了《重见光明》，这是一部老片子，但公认其对于电影艺术贡献甚巨。卡尔登也大打广告战，在中西各报都做了预告。在《申报》虽然没有登头版，但也占整个影戏版三分之一强，破费应当不小。它看上去大气得多，不像《赖婚》的广告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读来费劲。右上角有一幅图，是三K党战马高昂，标题是“惊天动地之美国历史影片”。说明文字也有数百字，字体大小不等。特别用粗体标出：“演员：一万八千人;战马：三千匹;布景：五千幕。”

　　相对于《赖婚》的爱情片类型，《重见光明》的广告以“历史”作号召，声势浩大，更用好莱坞做大旗，显出外商的强势地位。粗体字还说卡尔登与美国数家电影公司签了合同，凡那些公司“所出之名贵影片，皆由本院独家开映”。还列了一串大牌导演明星的名字：格里菲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 1889—1977)、陶葛拉斯?范朋(道格拉斯?范朋克，1883—1939)及其妻子曼丽?毕克福(玛丽?璧克馥, 1892—1979)，在曼丽的名字之后打了一个括号，特地写上“美国电影界最富最美丽之女伶”。这个名单里当然少不了由于《赖婚》而一夜成名的丽琳?甘熙。

　　《赖婚》和《重见光明》都引起轰动，票房十分成功。这场广告战对于本土和好莱坞之间的竞争模式来说颇具寓言性。从当时实际来说，自三部中国长片出世之后，影情高涨。电影广告破天荒上了头版，意味着电影在中国登堂入室，身份一下子尊贵起来。事实上中国电影在此后这两三年里也卯足了劲，乘势进取，一日千里。新的电影公司，新的影片，新的影院，如雨后春笋，形成与好莱坞之间的竞争与消费模式。在半殖民上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条件下，本土电影一方面遵守游戏规则，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利用本土资源，竭力开拓空间，至1924年底《孤儿救祖记》问世，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初盛景观”。(17)

　　本土电影迅速进入竞争体制，像好莱坞一样，明星等电影公司都有出租业务，而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纷纷进入外商影院。1925年初《电影杂志》的一位作者欣喜地说：“年纪老大而无大进步之商务书馆影片部之《松柏缘》，及长城公司之处女作《弃妇》，居然能得各大戏院之赏识，先后开映于卡尔登及维多利亚，外国戏院开映中国影片，以兹为盛。是亦自制之影片之进步有以致之，亟可喜也。”(18)但有的不以此为然，犀利地说：“国人托庇于租界，仰鼻息于外人管理之下，内心已有所愧，若犹引以为荣，求外人一言之助，真不知自处于何等地位也。”(19) 其实两位作者都出自爱国立场，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对于本土片来说，进入大戏院不仅体面，还因为票价高，分润也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正因为连映于各影院，包括爱普庐、恩派亚、卡德等外商影院，获得巨大的资金增值。对于郑正秋等人来说，这是打破好莱坞垄断、收回“利权”的问题。在1925年元旦，乘《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之际，明星公司在《申报》的贺岁广告中堂皇宣言：

　　年来美国电影几将光被全球，回顾我国，未免暗淡无华。同人不敏，爰创明星，经之营之，瞬将两载，“编”、“演”、“摄”、“洗”、“印”、“接”、“写”、“剪”，已能全不假手于外人。而《孤儿救祖记》一片，竟承“江苏省教育会”特予表扬，又承各报，奖誉有加，开演以来，评无虚日，虽本公司之荣，亦中国电影界之好现象也。惟同人未敢一得自封，发扬我国艺术，挽回我国利权，此责此志，愿与同业共勉之。

　　胡菊彬在《影像国族》(Projecting a Nation)一书中把1920 年代称作中国电影的“商业民族主义”时期，(20)颇能概括当时的特征。的确像明星自称电影制作的“独立”性，对于民族电影来说固然至关重要，但所谓“全不假手于外人”，也不无反讽的意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本土电影不免文化杂交的特质。如Andrew Higson在一篇讨论“民族电影”概念的文章中指出，在欧洲各国好莱坞已渗透到大众想象与民族文化中，因此在声称“民族电影“时，应注意到其定义的具体内涵。(21)尤其在20年代初中国电影起步时出现追求“欧化”的倾向，甚至像《电影杂志》的主编李怀麟认为，电复印件来就来自欧美，因此“当然要让为欧美，我国不过是步武后尘，处模仿者的地位罢了。”(22)最明显的莫过于一连几部片子，包括《孤儿救祖记》在内，都“模仿”《赖婚》中台维追爱娜的情节。

　　某种意义上中国电影“民族主义”源起于这时期的“商业”广告，诉诸文字的魔力。如上面用引号特意标出的“编”、“演”、“摄”等八个字，极有表现力。每个字代表一个独立的制作部门，意味着本土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的成熟。当本土电影兴起时，好莱坞文化也翩然而至，迅速成为都市的日常消费。在报纸和杂志上，对于好莱坞所发生的一切都津津乐道，包括介绍如何花样百出地做电影广告。然而中国人青出于蓝，在电影广告中大打爱国牌，不消说中国人开的影院，如1923 年3 月14日的《申报》电影版上，几乎用半版篇幅大字标出：“华商沪江影戏院”，映演《新南京》等国片。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外商影院，如1923 年1 月31日属雷玛斯的新爱伦影戏院，在开映商务印书馆的《孝妇羹》时，广告特意标出：“破天荒”、“中国自制影片”。在上映中国影片时，也以国片作为招徕。

　　外商这么做，当然是商业手段。在上海影院中，新海伦档次较低，像这样的广告诉诸本土观众的爱国之情，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基本的电影批评和消费模式，在当时已经形成，那就是一般电影观众一边热衷于西片，一边对国片充满期待，尽管说比不上西片，但总会说在中国电影的“萌芽时代”，能拍到这样已经不错。正如《申报》上有人写道：“观客心理，皆受‘中国自制片’之吸引，颇表欢迎，不愿下苛烈之批评，以阻制片者之兴味，使幼稚之中国影片，复堕于沦落之地也。”(23) 也有人说像商务拍摄的“初期的作品”，“如果没有‘自制品’三个字，恐怕一定是无人光顾”。(24 )

　　在这样竞争与消费的吊诡模式中，中国电影的最大焦虑、最成功之处，在于能保持观众对国片的期待，而首要条件是提高电影的地位，使之成为都市文化的中心，使观众不断扩大，也只有这样本土电影才有生机，连那些《难夫难妻》、《红粉骷髅》等影片都可以从库里请出来，在各影院轮流放映，实现资本的回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正需要一个有关电影自身的寓言，于是格里菲斯应运而至，而中国电影瓜熟蒂落，反过来借了格氏的东风。

　　四、格里菲斯与电影公共话语

　　1922—1924年，电影为印刷资本主义启动了新的活塞，一时间报纸专栏和杂志，包括专业性质的如《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等纷纷见世，还有大量的消闲刊物如《游戏杂志》、《礼拜六》等，它们早就在鼓吹电影。这些报纸杂志为不同的读者开辟了不同的公共空间，但在很大程度上互通声气，形成了电影话语，而格里菲斯是共同打造的奇观，犹如一个话语坐标的中枢，其纵横脉络错综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又交织着种族与性别、影像与文学等议题。

　　《申报》的电影版面尽管相当有限，但在这两三年里，由于电影突然变成时尚，却出色担任了启蒙的任务，迫不及待地要给中国人补课。除了配合影院做宣传之外，主要是介绍好莱坞的电影文化，连载《美国电影新讯》、《影戏事业之述评》、《影戏发明史》等，甚至对于《影戏与犯法》、《影戏界天才与技能》之类的论文也加以介绍。更大量的是有关好莱坞导演、演员的生平履历，配上他她们的照片，从艺术特色到奇闻轶事，从个人品格到服饰、化装、旅游的癖好。这无疑在构筑好莱坞的神话，使之成为都市梦想的一部分。

　　格里菲斯的影片在上海映演的数量之多，其声誉之隆，好莱坞中无人可比。但他的名字并非绝对卖座，如他的后期作品《恐怖的一夜》只上映了3天，也没有评论，简直毫无反响。的确，格氏在中国所引起的迷狂，多半与《赖婚》连在一起。这期间在《申报》的电影栏中，关于格里菲斯的介绍，配有照片的，前后有两次，当然另有他的电影理论等。而有关女主角丽琳?甘熙(Lillian Gish, 1893-1993)的照片前后出现5次，连男主角李嘉?白率尔姆斯(Richard Barthelmess, 1895-1963)也有4次之多。

　　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固然是他本人在好莱坞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从消费角度看——也是过剩，即在格氏身上生产精神上的剩余价值。在中国场景里，他甚至被称作“圣”者，头上平添一轮光环，虽然与他一同胜出的是甘熙和白率尔姆斯。在这三位一体中，他的光芒不免为身旁的甘熙所掩盖。

　　称格里菲斯为“圣”者的是程步高(1906 —1966)。他的《葛礼斐斯成功史》连载于1924年的《电影杂志》上，开场白说：

　　葛礼斐斯有世界第一电影导演家的尊称，而在导演界中，又为老前辈，堪与之敌者，只有今日的名导演殷葛兰姆氏(Rex Ingram)。而在电影史上，又是一位重要人物。盖因格氏出世，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竟进而为美国的第五种大实业，又进而为世人的普遍嗜好，更进而为高深的艺术，想发明者爱迭生氏，亦所不料。自《赖婚》一片到上海后，格氏之名遂大嘈于沪滨，而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25)

　　文中提到格氏的竞争对手殷葛兰姆，饶有兴味。在好莱坞导演中，殷氏也是一把好手，专拍历史加恋爱的巨资大片，他的《卢宫秘史》、《儿女英雄》等片先后在上海放映，好评如潮。然而在格氏面前终逊一筹，以至《电影杂志》为他做了一次专评，抱歉地说因为“偏爱”格里菲斯而冷落了他。但中国的影评家也自有理由，有的认为凡能在殷氏影片中找到的，在格氏那里应有尽有，但格氏的风格更为明快紧凑，更使人回肠荡气。这或许跟格氏擅长表现善恶分明的主题有关，在思想性方面更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葛礼斐斯成功史》细述了传主的思想和艺术，但超出了电影之外，读上去像一部“成长小说”。文中叙述格氏如何起于微末，追求理想百折不挠，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天才洋溢，也奖掖后进，循循善诱。这跟当时宣扬好莱坞文化的目的一样，不仅要树立电影的崇高地位，更在于传播普世的价值，有益于社会改良和青年的成长。

　　正如程步高所说，“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这一时期在理论方面，电影是一种高尚而复杂的艺术，已经成为共识。对于什么是电影，几乎人人都有一套见解，即使没有提及格里菲斯，凡谈到先进的摄影技术或表现技巧时，也有他的影子在。的确，在与好莱坞之间强弱悬殊的竞争条件下，中国人表现了一种艺术的热诚。如1925 年《影戏世界》的《发刊词》所表达的，影戏是“世界语言”，并宣称一种含有人类“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格里菲斯的持续影响，从田汉(1898—1968)在1926年的演讲可见一斑。他说：“近来影戏的大进步，就是格里菲斯的发明，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他更举例讲解了“特写”、“淡入淡出”等五种手法。(26)这个例子或许印证了美国学者汉森(Miriam Hansen)所说的“白话现代主义”，意谓好莱坞的经典叙事通用于全球，给上海无声电影带来了解放的动力。值得赞赏的是她强调在“白话现代主义”接受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感知”或“集体感官机制”的层面，(27)这或许是我们早期电影研究中需要加强的环节。但我觉得如果深入探究具体的“感知”方式，可发现这种“白话现代主义”常常是变形的，甚或是个幻象。

　　用“白话”来翻译vernacular一词就是一种问题多多的变形，对“白话”不妨作一种误读的话，我们会有趣地发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文言”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传统经典扮演了生动的角色。像田汉那样的“五四”作家，在解释格氏的“两面的描写”即类似“蒙太奇”手法时，把《红楼梦》里一边是黛玉焚稿，另一边是宝玉成婚的描写用来作例子。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申报》上《赖婚》的广告：“看此剧如看中国小说红楼梦，越看越有味。”这出现在影片上映的最后两天，片商似乎找到一种更能吸引观众的修辞，很可能来自观众的反馈。在这里“如看”是一种暗示，并非把《赖婚》比作《红楼梦》。事实上在对格里菲斯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首先经过感知层面的一番融化，并通过翻译的表述，而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刻印处处在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格里菲斯不至于面目全非，却会附带一些别的东西，其实无非是“中国制造”的印记。20年代的影坛几乎是“鸳蝴派”的天下，单看影片译名就可见文言的势力，也透露出该派的文化趣味与意向。如The Love Flower(爱之花)被译成《孝女沉舟》，爱的信物被转换成一曲家庭伦理的颂歌。另如TheGirl Who Stayed at Home，直译为《居家的姑娘》，然而被译为《欧战风流史》。历史加恋爱是一种吸引观众的配方，因为前面已映过《赖婚》和《重见光明》，现在通过片名把格氏类型化，借以包装观众的记忆。这部片子在北京映演时，则译成《闺里月》，更有京派特色，出自唐诗“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隐隐以战乱的背景作衬托，其中未始没有现实的关照。

　　《申报》上最早的影评也跟格里菲斯大有关系，卡尔登影戏院在放映《重见光明》时，玩了个花样，即征求观众的影评，结果第一名评论在报上刊出。写影评一般通过回忆，当诉诸文字时，如果出现误读的话，就引起感知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这种普通观众的评论属于一种公共论坛，也成为报纸与影院之间不同空间的纽带。于是会令人联想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到“国族想象”一词，究其根源与安德森的论述“想象共同体”一书有关。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深植于地域、语言与历史记忆之中，而现代报纸和小说的流行，更促进了对于国体的想象建构。(28)我觉得好奇的是，“想象共同体”是否能和电影分开?即如20年代初的上海，电影成为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帜，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以“挽回利权”为号召，发展本土电影的集体诉求与新的国族想象连结在一起。在影院与报纸的不同的公共空间怎样互通有无?在上海的半殖民的特殊环境里，电影所引起的国族想象又怎样卷入五放杂处的复杂性?格里菲斯的影片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这篇得奖评论说：“最后结局，朋恩与爱理斯，菲力与茂兰，皆成眷属，作者颂之曰：Peace and union, one andinseparable, now and forever.”意谓‘南北本一家，合众共和寿绵绵。’观之吾国南北二局，骚扰终年，和议无成，不知何年何日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耳。”(29)在这里“重见光明”被巧妙挪用，发生在新大陆的历史被搬到中国的场景，虽然渴望中的“光明”是将来时态。这种由观看电影而产生的“想象共同体”，在感知的层面上展开，极其生动。另外是那句英语句子引自影片结束时的字幕解说，原文开始是Freedom，是“自由”之意，但作者把它写成Peace，由是在翻译中“自由”就没有了。应当说作者的记忆有误，在文字表述时被那种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所主宰，才造成误读。

　　一般认为《重见光明》由于歌颂三K 党，有种族歧视的缺陷，由此格氏备遭批评。然而中国观众爱国心切，对这一点更是误读，并没有理会影片中对黑人的歧视表现，看到南北战争所引起的联想是当时的民国军阀割据以及中国要受外国列强“共管”的威胁，因此看到白人组织三K党振臂一呼，大为振奋。如另一篇影评说：“黑人之凌虐白人，无以复加，但白人蓄意报复，暗养精锐，遂组织三K党，党员达数千人，于是力斥黑兵，风声所至，民气大震，乃恢复国有之自由，观乎吾国，外侮频仍，共管之说，日有所闻，而吾国国民尚如酣梦未醒，故此片可作当头棒喝。”(3 0 )

　　卡尔登在《重见光明》之前，就已经放映过格里菲斯的《残花泪》一片，也涉及种族问题。《残花泪》讲一个中国青年与美国少女之间的恋爱故事，其中的英国人却野蛮不堪。少女被其父虐待致死，中国少年遂开枪打死其父。在当时美国电影中，中国人通常被描绘成裹小脚、抽鸦片，龌龊邋遢，丑陋不堪，一向引起中国观众的愤怒。格氏在1919年摄制此片时，已经吸取了教训，塑造了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中国人。报纸上《残花泪》的广告说片中的“中国人，性极仁慈”，借此作为卖点。《申报》也刊出一篇短评，最后议论道：“尝见外洋舶来之影片，凡描演我国人民处，泰半排在盗薮恶党之列，而此《残花泪》一片，独能演出高尚纯洁之恋爱，诚不胜荣幸之事耳。”(31) 那时的影评还不署名，但这种本土观众的意见，不仅对于格里菲斯在中国的形象大有帮助，而片中扮演中国少年的男演员白率尔姆斯也深得中国观众的欢心。

　　《残花泪》预定连映一星期，然而到第4天广告宣布停演，只是说：“昨据该院办事员云，现因特别原因，故不再续演。”所谓“特别原因”，据后来透露，是因为片中描绘的英国人穷凶极恶，上海的工部局禁演。后来运到香港，也为香港当局禁止放映。(32) 这大约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官方检查而删除的例子。其实片中中国少年与美国少女之间“高尚纯洁之恋爱”，照学者Gina Marchetti的研究,(33)在深层心理上正表现了“黄人”与白人之间的性关系方面的禁忌，格里菲斯当然也不敢逾越。但对2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看到的虽是表面也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

　　数月之后，《申报》刊出芮恺之一文，使我们知道《残花泪》在第一天开映时，他看到中国少年开枪打死那个恶父时，处于强烈的民族情绪，感到痛快，觉得“大可为吾国扬眉”。又说到在当天夜场放映时，这一幕被剪去，情节因此不连贯，使观众莫名其妙。到第4 天就停止放映了。“据闻系外人干涉，因其中所描写恶父为英人，盖玷辱国体，凡为国民者，皆欲加以攻击，此亦与吾国人有同样之心也。但愿以后映演关于华人之影片，能表同样之厌恶心，不复加以讪笑，则幸甚矣。”(3 4 ) 这段话很有意思，放映中止大约是由于英国观众看了觉得“玷辱国体”，他说爱国心人皆有之，只是希望以己度人，尊重别的民族，不要在电影里丑化华人。

　　总之，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起，格里菲斯厥功甚伟。在确立电影艺术的现代性方面，他使中国影坛产生了定力，带来了竞争的动力。同样使中国人倾倒的是他的人格魅力，由是被打造为一个文化偶像。他本身像一个炫目的语言指符的影像舞台，随着各种背景——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变换，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既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热情，又激发起民族主义的意识。至于格氏对于中国电影的具体影响，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35)虽然我觉得不仅是在“爱情片”方面，像《重见光明》等影片深具历史维度，或许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具有某种长远的影响。

　　Griffith 的中文译名极不一致。本文行文使用“格里菲斯”，凡引文中出现的译名均依照原貌。本文是作者在2 0 0 6 年6 月份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联合举办的“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发言论文，会后适当做了一些补充校改。

　　注释：

　　(1)Jay Leyda(陈立), Dianying Electr ic Shadow (Cambridge and Mas s The MIT

　　Press , 1971), 32.

　　(2)Paul G. Pickowicz, “Melodramatic Repr es 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 th Tradition

　　of Chines e Cinema”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s, 1993).

　　(3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48 页。

　　(4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98 页。

　　(5 )具体放映记录《最大之问题》，1922 年2 月19 — 23 日，上海大戏院;《赖婚》，1922 年5 月22 — 29 日，上海;《赖婚》，1922 年10 月6 — 23 日，上海;《残花泪》，1923 年2 月9 — 21 日，卡尔顿影戏院;《重见光明》，1923 年6 月25 — 31 日，卡尔顿;《欧战风流史》，1923 年8 月15 — 19 日，申江大戏院;《乱世孤雏》，1923 年10 月1 — 7 日，卡尔顿影戏院;《党同伐异》(即《专制毒》)，1923 年10 月18 — 2 1日，上海;《党同伐异》，1923 年11 月2 — 8 日，申江;《赖婚》，1923 年11 月9 — 18日，申江;《孝女沉舟》，1923 年12 月26 — 29 日，卡尔登;《赖婚》，1924 年2 月10— 17 日，申江;《赖婚》，1924 年2 月18 — 24 日，沪江影戏院;《乱世孤雏》(1921)，1924 年4 月1 — 7 日，上海;《恐怖的一夜》,1924 年4 月28 — 30 日，卡尔登;《重见光明》，1924 年5 月5 — 11 日，上海;《欧战风流史》，1924 年6 月25 — 27 日，沪江;《孝女沉舟》，1924 年7 月31 — 8 月3 日，上海。

　　(6 )《申报》1923 年6 月2 日，第17 版。

　　(7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8 )《影戏话》(2 )，《申报》1919 年6 月27 日，第14 版。

　　(9 )《影戏话》(11 )，《申报》1919 年11 月18 日，第14 版。

　　(10 )《影戏话》(14 )，《申报》1920 年2 月12 日，第13 版。

　　(1 1 )《申报图画?本埠新闻》(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12 )钝根《影戏园》，《申报》1912 年4 月29 日。

　　(13)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September 8, 1919), p. 4.

　　(14 )参见杜云之《中国电影史》第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11 页。

　　(15 )《影戏话》(1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16)约在1922 年底《申报》上的电影广告逐渐与戏剧、医药广告分离开来，参见李道新等《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当代电影》2005年第2 期，第6 9 页。(17)这里用陆弘石的说法，参见《中国电影史1905 — 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 页。

　　(18 )青民《上海影话》，《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1925 年2 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二)，第3 8 5 页。

　　(19)同(18)，第583 页。

　　(20)Jubin Hu, Projecting a Nation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before 19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26.

　　(21)Andrew Higs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inema” ,Screen 30. 4 (Autumn

　　1989), 39.

　　(22 )李怀麟《编辑室灯下》，《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第1 页，见《中国早

　　期电影画刊》(二)，第4 6 7 页

　　(23 )中义《中国自制影片谈》，《申报?本埠增刊》1924 年7 月25 日。

　　(24 )楼一叶《中国影戏谈》，《最小》，第53 号(1923 年6 月13 日)。

　　(25 )《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 9 号(1924 年5 月— 1925 年1 月)。

　　(26 )李涛《听田汉君演讲后》，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498 —499 页。

　　(27)[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当代电影》2004 年第1 期，第44 — 51 页。另参见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1 期，第29 — 34 页。

　　(28)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 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New York Verso, 1991.

　　(29 )杨次咸《观〈重见光明〉感言》，《申报》1923 年7 月5 日，第18 版。

　　(30 )志中《观映〈重见光明〉后之忆述》，《申报》1923 年7 月3 日，第17 版。

　　(31 )《观卡尔登之〈残花泪〉记》，《申报》1923 年2 月21 日，第21 版。

　　(32 )三三《与乃神谈葛礼菲士之七片》谈到《残花泪》：“此片于去冬映于卡尔登，不数日即被工部局禁演，嗣至香港，亦为港政府干涉，未得开演。”《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号(1924 年5 月)，第4 页。见《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一)，第3 2 0 页。

　　(33) Gina Marchetti,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ur 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 ity of California Pres s,1993), p.10.

　　(34 )恺之《电影杂谈》(二)，《申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18 版。

　　(35 )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9 — 390 页。书中对于格里菲斯情节剧与中国早期爱情片的悲情叙事作了专章讨论。

　　——原载《当代电影》2006 年第5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