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看影片题目本以为是一部好的至少是有点意思的纪录片，就像《第三极》那样的纪录片，但看过之后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第一，作为纪录片主题不明确。刚开始看这部纪录片还以为电影整体是某部大型纪录片的拍摄花絮。但是继续观看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一部好的纪录片要有确定的主题，就像BBC自然系列讲述自然动植物环境，或者像舌尖讲述中国各地美味，自然、人文、历史、科技等等，以客观的眼光去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件事物。但是这部所谓的记录片，既没有讲述藏北无人区的动植物，也没有讲述无人区的环境气候，虽然这个摄制组一直在说要拍冰川，要登顶等等，可是真正这些都是简单的一笔带过，当然更没有讲述森警的精神，只是出现一个森警讲述一下也是一笔带过，完全不知道要表达什么；电影更多的是在讲述摄制组在穿越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以及时不时的来点煽情，突出摄制组在各种找虐之后的顽强勇气，剪辑也是为了突出这个貌似主题的主题，整个藏北无人区成了衬托摄制组找虐的背景。这样的一部“纪录片”甚至还不如一部游记。

第二，纪录片尤其是这种自然类纪录片一定要尊重自然。这就有点像北大教授吐槽流浪地球，但是流浪地球是假的，纪录片是真的。为了保障穿越过程，开了十几辆车，这本身就是对无人区环境和野生动物的严重“打扰”。再加上为了凸显摄制组“勇气”这一主题，当然不可能所有事都一帆风顺，肯定是要各种“意外”各种“突发事件”越多越好。就拿遇到野牦牛来说，拍摄野生动物的一个严格准则就是不能打扰野生动物的活动，如果是具有攻击性危险的动物甚至只能远距离拍摄。十几辆车，几十双眼睛不可能做不到提前发现，完全可以绕行，要是想拍摄也可以停车远距离拍摄，可是摄制组倒好，摄制组为了显示“意外”，在发现野牦牛之后，所有车辆纷纷冲野牦牛将其激怒攻击车队，女导演在看到野牦牛冲过来的时候甚至让车停下。。。这种做法不但不能教育人们保护环境，反而会成为“教科书”，这不就是当年某些人开车追赶藏野驴的翻版嘛。就算先不说野牦牛，这可是在无人区，万一发生人身伤害那后果更是不可想象。真是不知道这群人是没有素质是没有常识还是没有智商，是无知还是无耻，完全没有尊重自然的意思，这种摄制组就不应该得到进入无人区的许可。然后遇到狼群，倒是把气氛渲染了个够，仔细数一数一共两匹。先不说这两匹狼的攻击力如何，单就论摄制组营地，至少5辆车，旁边还点着火，尤其后面那句“吓死宝宝了”，这可真是把“狼来了”这个故事发扬光大了。在国外正规摄制组，要拍摄这种无人区野生动植物，摄制组成员除了要有相关摄影资质，还要有正规大学生物相关专业的硕士学位，除了更了解生物习性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保护意识。就算做不到像国外那样专业，至少要有尊重。

整部“纪录片”除了要表达女导演脚踏父亲的足迹寻找父亲的身影和整个摄制组经历“千难万险”完成征途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外，甚至不能当一部风景片来观看，整个藏北无人区的风景环境野生动植物都成了陪衬，浪费了那些镜头。能赞的就只是整个摄制组花钱找虐的精神了。。。

摘自2013年《人民法院报》文章：《说不尽的法国德雷福斯案》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建伟

德雷福斯案件是法国历史上的著名冤案，在法国可谓家喻户晓，其知名的程度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在我国的知名程度相当。这两起案件都发生在19世纪：杨乃武案件发生在1873年（同治11年），结案于1875年（光绪元年）；德雷福斯案件发生在1894年，晚于杨乃武案件20余年。同为错案，两者平反的过程都非同凡响、富有戏剧性，德雷福斯案件更为复杂和艰难，激起社会冲突的广度和深度，也非杨乃武案件可比。事实上，德雷福斯案件也是世界上数得着的著名冤案。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德雷福斯几乎成为继拿破仑死后最出名的人。

德雷福斯案及其成因

德雷福斯(1859—1935年)出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省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2年从军事学校毕业后，他成为见习上尉军官，到法国陆军参谋部任职。

自普法战争以来，法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德情报工作，法国总参谋部成立了一个反间谍机构，即战略情报部，从属于总参谋部第二处，第二处又从属于国防部。1894年9月，在德国驻巴黎使馆，德国武官施瓦茨·考本将一封匿名信丢到纸篓里，他的这一坏习惯方便了法国情报部门收集情报。为他打扫房间的女佣人巴斯蒂安夫人——一位巴伐利亚妇女——是法国安插在德国使馆中的间谍。她将这封信辗转交到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信的内容是有关法国炮兵及其他情况的秘密军事情报，这些情报显然是从法军参谋部泄露出去的。1894年10月15日，德雷福斯因被怀疑为出卖国家军事机密，而被逮捕。军事法庭在12月才秘密开庭审讯。到场的除法官外，只有被告德雷福斯及其辩护律师，警察署长和陆军部队的观察员皮卡尔少校等四人。在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根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法官看到没有什么结果，便宣布休庭，来日再审。１２月，德雷福斯被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终身监禁，流放到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服刑。

这起冤案的成因有如下数端：

一是反犹主义。一百多年过去了，这起案件不断被人提起，如今人们相信，这个案件中弥漫着的反犹主义起到了铸成冤案的作用，保皇主义者、教权主义者以及民族沙文主义者参加的反犹太运动为德雷福斯冤案提供了背景。对于欧洲历史上可耻的反犹主义，高尔基曾经说过：“当然我晓得一切种族的人民都不断地互施以丑恶的手段，发挥他们的才智来展现每一种难以想象的卑劣，但在这类全部的敌意之中，反犹太主义是最令人厌恶的。”他进一步指出：“我曾从头到尾用心地读过许多论证反犹太主义的书籍。读这种书是艰难的，甚至是厌恶的，这种书的写作怀有一种确为丑恶而不道德的计划：污蔑一个国家，一个整个的国家。这的确是一件太难的工作！仔细读那些书，我能发现就只有：一种道德的漠视，一种愤怒的叫啸，一种野兽的吼声，一种怀恨的嫉妒的磨牙切齿。若把这些一起装备起来，也就难免叫人认为，斯拉夫人、芬兰人以及其他各国的人民，都同样是堕落得不可救药了。”

麦可尔·博恩斯著有《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一书，经郑约宜翻译后，中译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本书探讨的就是德雷福斯案所处的反犹主义背景。当时，连著名作家阿尔方斯·都德的26岁的儿子都是反犹主义者，在最初谈起德雷福斯案件时竟说：“在他那个种族里，人们是不知道什么叫耻辱的……”

法国陆军总参谋部情报局反间谍处处长桑德尔上校早对犹太人德雷福斯有成见，早在德雷福斯刚进总参谋部时，就曾正式表示抗议，认为让一个犹太人进入总参谋部，无疑是在危害国家的安全。现在，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于是武断地认为德雷福斯就是泄密之人。很快，桑德尔就把这件事报告给陆军部长。部长正为普法战争中自己惨败而恼火，当即下令，以间谍罪和叛国罪逮捕德雷福斯。当时，德雷福斯是总参谋部唯一一个犹太人，“总参谋部的人都读《自由言论》。在《自由言论》上，每天都有这样一类的话：‘在犹太人当中’，人们知道谁是靠剥削借债的军官发财的高利贷者，谁是从士兵嘴里捞大钱的商人，谁是出卖国防机密的无耻间谍”。整天浸淫在这种反犹主义宣传里的人，骨子里不能不深埋下反犹主义的种子。这就是德雷福斯案件的时代和社会氛围。

二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阿尔芒·拉努认为这起案件“是一次综合危机。间谍案只是导火线，多年来各派政治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它的根本原因；其中有些矛盾已有长达百年的历史了。这里还不包括诸如秩序与自由一类社会内部长期辩论不休的问题。主张维护秩序的人们要求政府宁肯错抓一百个无辜者，也不放过一个罪犯；主张维护自由的人们则希望政府宁肯放走一百个罪犯，也不要去伤害一个无辜者。秩序与自由是矛盾的，在一个社会里，很难找到使这两种势力都满意的均衡点。德雷福斯的悲剧只不过是这些激浪中的一个浪花而已”。

三是嫁祸陷害。出卖军事情报的信转交到桑德尔手里。桑德尔正为最近一段时间内，法国一系列机密文件泄密而焦虑，一见到这封信，他马上命令副官通知两位副处长到他办公室。嫁祸陷害的事情就随后发生了：亨利少校和边帕苇少校先后来到。当亨利接过信一看，认出上面是他的老朋友艾斯特拉齐少校的字迹。艾斯特拉齐是情报局的德语翻译，与亨利私交甚厚，他向施瓦茨·考本泄露的军事秘密，与亨利本人也有关系。亨利担心此人失事牵连自己，不敢说出真相。为了转移视线，亨利故意提出：“这件事有可能是犹太军官德雷福斯上尉干的。”说完，又列举了很多德雷福斯具备提供这份情报的条件。更恶劣的是，亨利为了定德雷福斯的罪名，还伪造信件塞进“密档”，甚至伪造德雷福斯致德皇的信件和德皇致德雷福斯的复信，以此证实德雷福斯就是德国间谍。

法军情报处将德雷福斯逮捕，指控他出卖军事情报。德雷福斯矢口否认犯罪。在军事法庭上，德雷福斯提出充分理由为自己辩护，证明他对信上的情报毫不知情，根本没有条件作案。辩护律师也列举大量证据，来证明德雷福斯无罪。陆军部长派去的观察员皮卡尔上校是个正直的军官，他如实向部长作出汇报，同时也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得知消息后，亲自上法庭以军官的名誉宣誓并提供伪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还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法国军事法庭在12月22日还是判决德雷福斯终身监禁。1895年1月5日，德雷福斯被除去军职，然后他被流放到自然条件险恶的法属圭亚那沿岸的“魔鬼岛”上去服刑。

四是笔迹鉴定错误。毫无疑问，最简单、快捷地查出“鼹鼠”的方法是核对笔迹。10月，法军情报处请来的笔迹鉴定专家除一人得出否定结论外，都认为信上的笔迹是德雷福斯的。不过，另一种说法是，开庭审判以前，军方特地请几名字迹专家鉴定字迹，但专家们最后的结论认为根据不足，不像是德雷福斯的笔迹。可这时，军方已骑虎难下，由于逮捕决定是陆军部长亲自作出的，为了维护军方的威信，只好将错就错。甚至在认定艾斯特拉齐的笔迹与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时，鉴定专家拜尔第荣还说：“那么说，犹太人士模仿这种字体而且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喽！”

五是伪证。那就是观察员皮卡尔如实地向部长作出汇报，指出此案很难成立，亨利亲自上法庭指证德雷福斯，并以军官的名誉宣誓作证。陆军部长为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故意编造一份“密档”，把过去几起未破获的窃密事件统统加在德雷福斯头上，并塞进一份篡改编造的“罪证”材料中。

一波三折：德雷福斯案的平反

德雷福斯案的昭雪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充满戏剧的张力。事实上，德雷福斯被流放到“魔鬼岛”以后，为掩盖这一案件的冤情，炮制伪证的事情仍在发生，阻挠行动和阴谋一直伴随着平反过程。对于德雷福斯及其支持者来说，希望与梦魇交织，一会儿此占上风，一会儿彼占上风，如坐过山车般跌宕起伏。

阻挠冤案平反的行动包括如下这些：

调离要求纠正错案的皮卡尔。皮卡尔一再要求纠正错案。因此之故，他于1896年11月被远调到当时法国殖民地突尼斯南部作战。不过，皮卡尔离任前，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位当律师的朋友。消息掩盖不住，终于传扬出去。为此，皮卡尔被控告将秘密档案中的材料泄露给非军事人员，并被逮捕，关押在瓦雷里昂山监狱。直到德雷福斯案件平反后，皮卡尔中校才有机会晋升为准将，直到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皮卡尔决定向法国在德国的双重身份的谍报人员居埃尔斯验证，他派亨利前往瑞士巴勒与居埃尔斯会见。亨利到巴勒后极力阻止居埃尔斯披露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德雷福斯其人的事实。

为了掩盖谎言，有时需要另外一个谎言。亨利还搞了一份新档案，其中包括伪造的德雷福斯给意大利吉约姆二世的几封信的照片、伪造的德国国王的一封信以及亨利这个魔鬼作了批注的假材料的照片。这种制造伪证陷害无辜的举动是令人十分厌恶的。

1897年10月23日，克朗侯爵充当总参谋部与艾斯特拉齐的中间人，化妆后在蒙苏里公园秘密会见艾斯特拉齐，告诉艾斯特拉齐说总参谋部将保护他，条件是他必须听从调遣，并建议他到国防部长那里喊冤。艾斯特拉齐点头答应并照办了。

1897年12月17日，陆军部长宣布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公正无误”，内阁总理也同时宣布：“德雷福斯案件没有问题。”1898年1月10日，艾斯特拉齐在军事法庭出庭受审；军方唯恐此事败露，派亨利等人为他代拟了审讯时的辩护词，声称是叛徒模仿了艾斯特拉齐的字体。结果，次日，军事法庭裁决艾斯特拉齐无罪。

作家左拉以极大的影响力介入德雷福斯案件，亨利想要收买左拉使他收声，允诺保证左拉在文学界万事亨通、左右逢源、名利双收。左拉予以严词拒绝。亨利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散布德雷福斯的支持者参加了犹太银行家资助的秘密团体，造谣说左拉被犹太人的金钱收买，具体数额是200万。这种抹黑的做法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选举中）真是司空见惯，在司法领域似乎并不多见。不仅如此，陆军部长还鼓动反动分子攻击左拉，同时以诽谤罪对左拉进行起诉，并于1898年2月21日，指示法庭判处左拉一年徒刑并罚款3000法郎。

不过，德雷福斯的亲属和朋友们一直没有停止对此案的控诉。他们曾写信给德皇威廉二世，请求他证明德国没有收到德雷福斯提供的任何情报和书信。而德国对法国由于此案闹出的混乱暗自高兴，当然不会为他作证，但事情还是出现了转机。1896年3月初，德雷福斯在魔鬼岛服刑时，法国情报部门从德大使馆收集到的材料中，发现了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一封信的草稿。继任反间谍处处长的皮卡尔中校着手对艾斯特拉齐的调查。在调查中，他发现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和那封被认为是德雷福斯写得告密信的字迹完全相同。艾斯特拉齐抛妻弃子，与一个当过妓女的人姘居，他本人好赌贪色，正在情报局工作。皮卡尔将这一重大发现向副总参谋长作了汇报，并请求重新审理此案，但副总参谋长以维护军队荣誉为名，拒不逮捕艾斯特拉齐。

即使法国情报部门没有弄到德国大使给法国军官艾斯特拉齐少校那封信的草稿，艾斯特拉齐也会浮出水面。这是因为出卖情报给德国人的那封信上了报纸，德雷福斯的亲属也复制了大量告密信的照片，四处张贴在街头，指望有人能认出真正的作案者。银行家加思特洛认出这是他的一个主顾艾斯特拉齐的笔迹。加思特洛披露了他的这一发现。

艾斯特拉齐的笔迹被认出后，德雷福斯一家找到这一有力证据，抓住这根稻草向法庭控告艾斯特拉齐。

在军方高级将领操纵下，艾斯特拉齐被军事法庭裁决无罪，正义人士愤慨了。就在艾斯特拉齐被宣告无罪后两天，举世闻名的作家爱米尔·左拉仗义执言，在《震旦报》上发表了致共和国总统费里克斯·佛尔的一封公开信，这封标题为“我控诉！”的公开信，控告陆军最高领导以及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存心不良，有意诬告无辜者，开脱真正的罪犯。

法官贝尔蒂吕得到一个证据，证明亨利出示的伪造材料当中的一件出自妓女巴依之手。贝尔蒂吕通知共和国检察长弗尤雷依，准备签发艾斯特拉齐和巴依逮捕令，弗尤雷依加以反对，但司法部长批准了对艾斯特拉齐的搜查。搜查得到了一份重要证据。在公众舆论的影响下，陆军部只得下令对此案进行进一步审理和核实。

贝尔蒂吕阅读亨利与间谍居埃尔斯会面的材料，发现亨利为了使居埃尔斯不说出德国间谍机关根本不知道德莱福斯这一事实，处心积虑要求去巴勒，并且亨利一开始就熟悉艾斯特拉齐，却一直欺瞒上级并一直利用他。受命重新核实此案的军官基内上尉从未插手此事，他很快便发现了亨利伪造的痕迹：亨利伪造的两封信纸的格线是用两种不同的油墨印制的，亨利把两封信拼凑成伪造的材料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微之处。

1898年8月30日，亨利被传唤到国防部，在几位将军面前，亨利无法抵赖，被迫承认伪造证据的事实，当场被捕，被押送到瓦雷利昂山陆军监狱，第二天就用刮脸刀片自杀身亡。艾斯特拉齐闻讯畏罪潜逃，经过布鲁塞尔逃到伦敦避难去了。1898年9月25日，《观察家》发表了艾斯特拉齐的声明，供认他自己才是那份提供给德国人清单的书写者。

形势急转直下，陆军部长狼狈辞职，军事法庭只好于1899年8月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人们普遍认为，这次已真相大白，法庭定会宣布德雷福斯无罪。不料，法庭仍认定德雷福斯有罪，只是改判为10年苦役。

这下引起了全世界的强烈反响和愤慨，并出现了许多起反法游行。以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法国社会党的领导人让·若雷斯为首的，许多著名学者、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参加的“人权联盟”成立，他们仗义执言，为德雷福斯的平反昭雪进行了积极的斗争。

在声势浩大的minzhu力量面前，新任总理提出一个折中解决办法，在维持判决的原则下，以总统名义宣布特赦德雷福斯。

虽然被释放，但特赦不等于是认为无罪，德雷福斯的冤案一直没有得到彻底昭雪，他仍在为自己的名誉而努力地奋斗。

在此后的7年中，他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继续努力。直到1906年6月，一贯坚持重审的激进派领袖克列孟梭出任总理，德雷福斯案件才最终获得解决。这年７月，最高法院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蒙冤受屈达12年之久的德雷福斯终于恢复了名誉。

后来，德雷福斯被恢复军籍，并在军事院校的操场上，授予他荣誉勋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晋升为中校。曾一度受到监禁的皮卡尔中校也晋升为准将，后来出任陆军部长。

1930年，武官施瓦茨·考本的记事手册公布于世，这从另一方面证实德雷福斯的清白。同年6月，施瓦茨·考本的妻子将这本记事手册寄给德雷福斯，并附上她丈夫临死之前用法文写的“德雷福斯无罪”的字样。

五年以后，德雷福斯在巴黎去世。

德雷福斯冤案中的权力因素

国家、zf、军队高层以及与之联系的权力，都可以成为错案的形成因素，这些因素在铸成错案中发挥关键作用也无足为怪。当国家权力或者zf权力有意炮制冤错案件或者刻意掩盖已经铸成的冤错案件的时候，也消除或者削减了自身在社会早已形成虚幻的神圣色彩。

德雷福斯案件之铸成，本来出于错误的判断，除了有人作伪证而落井下石以外，整个案件成为冤错案件，包括那些负有责任的高级军官在内，并非有人有意为之。诚实承认铸成大错，其罪愆尚可宽恕。在新的证据和事实逐渐显露该案件可能是冤错案件的时候，大权在握的人刻意去隐盖这是一起冤错案件的可怕事实，这就已经不再是可宽恕的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放下天真，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构成zf、权力上层的人，说穿了也是一样有着七情六欲、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人。既然如此，就应当像约束凡夫俗子一样去约束他们，那些握有大权的权贵很容易被神化，说穿了，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人而不是神。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我们应当获得的一个基本认识是：国家、zf这些抽象而神圣的名词掩盖了组成国家、zf的那些人是和其他人一样都是普通人而不是天使。

也许，即使从德雷福斯之类案件中认识到这一点，我们也可能不愿意或者无意识去思考这一问题，进而将这些带有抽象和神圣色彩的概念抹去其虚幻的光环。事实上，将某些抽象而貌似神圣的概念还原为人，就会发现其神圣性实在经不起解剖和推敲。正如托尔斯泰所言：“人们觉得，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的不是人，而是某种特殊的生命，他们把它称作上司、zf、国家。不过一旦他们问自己，这个上司、zf、国家是谁，就会明白，这些人不过是像大家一样的普通人而已，那迫使他人执行他们全部命令的不是别人，而正是与身受暴力的那些人同等的人。”

当构成zf的人是一群zf流氓、无赖的时候，当zf权力被恣意滥用的时候，其神圣性就更被黑烟笼罩。

《后来的我们》评价毁誉参半，仔细想想最打动我的并非前任情结，或北漂奋斗史，而是那不断回归又一直在远离的故乡。人们在讨论见清和小晓的时候，往往给的标签是创业者、初恋、贫贱时相伴的人，却忘记了他们是老乡的身份。这个设定，遥远的北方小镇的家乡，父亲的年夜饭，以及《回家过年》的原作标题，其实并非爱情主线的佐料，而是这部电影想表达的情绪的非常重要的背景。

电影中的开端就是两个人在春节回家的火车上相识，小晓在拥挤的火车上遇见见清和他的一干同学，打牌喝方便面汤。这是整部电影几乎最有烟火气也离真实最近的地方（还有一处是他们在冬日的北京等不到公交车，又舍不得打车的晚上）。多少年前的我们曾经多少次在绿皮车的硬座上颠簸一整晚回家，热热闹闹的一群人并不觉得难熬，车在寒风呼啸中穿过沉默的平原，我们挤在一起打牌、吃东西、听老罗的段子、在午夜来临后回忆高中一起哭一起笑的时光、盖着蓝色的外套沉沉的睡着，一睁眼，就回到了亲爱的家。

大概是对于家的渴望那么强烈，所以即使是硬座也不会觉得疲惫，反而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欢喜。那时候每个假期回家都是大件事，还没出火车站就急急地发短信宣告，行程满得需要分上中下好多场，从第一日排到最后一日，有那么多朋友要见，那么多牌要打。就仿佛电影里第一年的年夜饭，热热闹闹一大桌子的人，只有坐在其中才有“回来了”的妥帖感。

特别特别喜欢小晓放爆竹在见清家饭店门口偶遇的桥段，以前喜欢听周华健“我们都在这个城市里面，却没有再见面，却只和陌生人擦肩。”在北京这样大到虚无的城中是不会有偶遇的，在家乡却可以，即使在大连这样并不算小的城市，从当年上学时在大楼梯上碰到，到后来在青泥洼桥的二路车站，或者百年城上面的游戏厅，如今再想起这样的偶遇总会觉得仿佛是自己的臆想，却会真真实实的发生。

在漫天的花火和沉默的江水前，他们大声喊，以后要“衣锦还乡”！最开始时不知为什么，总是笃定自己有一天会回来的，和所爱的朋友生活在一起，聊聊别去的日子仿佛一段冒险故事。

电影里的家，在不知不觉中渐渐褪色和远离，从最开始急急的排除万难走回家，到后来因为不可抗力的拘留无法回家，再到之后因为拮据和忙碌胡乱找借口不再回来。故乡的意味对小晓而言远比见清要重，她会在已经没有亲人的情况下执着地挤春运回家，会在明明现实一团糟的情况下在年夜饭上大撒其谎报平安，会帮父亲默默的收拾东西带粘豆包回来。而见清慢慢地不再在乎这一切，他会开始嫌弃拮据的家是桎梏自己发展的原罪，会对日渐年迈老眼昏花的老父失去耐心，会开始觉得北京宽敞明亮的房子和温柔现代的妻才是自己的归宿，会急急地想抹去自己在远方的根和牵挂，一股脑的嫁接到新生活去。这也是他在故乡和小晓的最后一场争吵，是他们裂痕渐大无法弥补的一个深渊。

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回家的时间变的愈来愈寂静，朋友四散有的在他城有的在海外，更多的忙于生活负累，或只是生活渐远相对时除了不断回忆往昔的情结不再有话题可以交流，见面的安排一个接一个从行事历上划掉，最后可以出来喝杯咖啡吃顿饭的，仅剩下来一两个名字。大部分时间不过对着窗外的后山读书、翻看旧时的日记和信件照片，过去仿佛一枚过去时效性的书签，此去经年翻开依然停留在那一页，只是不断发黄变脆。

然后如果打开电脑收发邮件，拨入电话会，时间又呼地一下并入了北京时间。

开始习惯于和朋友在魔都或其他什么地方相见，开始习惯于年节假期带父母去海外旅游，那座美丽而干净的海滨城市渐渐成为心中遥远的图腾，是幸福之所只是不再归去，直到某一日繁忙的电话间隙凝神算算，竟然以为是此生最爱的人已经有五年未见，竟然彼时回去尚在襁褓中的干儿子都已经蹒跚学步。失去了故乡这双重国籍的庇护，我们变成了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如果不再还乡，那么这一切的意义何在呢。

电影中我第一次落泪是他们二人感情最甜蜜之时，小晓问见清，如果有一天伊恩再也找不到凯莉了会怎么样。见清答，那么伊恩的世界可能再也没有色彩。我觉得心酸并不是因为这文艺的台词，而是年少时这样无所畏惧的骄傲与自信，敢说出这样的话是因为彼时的他们坚信二人不会分开，就如我们看的所有故事，晴子当然要喜欢樱木，Carrie一定会等回Big，Ross兜兜转转一定会和Rachel结婚，因为他是她的Lobster啊。

然而真相是，年轻时候的我们是多么自大而天真啊，以为只要自己一味孤勇便所向披靡定然可以达成所愿。事实是我们与这世界上所有悲喜剧中的凡夫俗子毫无分别，人生的真爱可能永不相见，最好的朋友可能杳无音信，你说世界会变黑白，世界就可以变成是永远黑白的，你不过依然要继续活在这黑白的世界中朝朝暮暮，孜孜以求，继续将没有色彩的人生过下去。而已。

那时的ta，怎么会想象没有对方在生活中的人生呢。

无论是有意识努力向前甩脱故乡的见清，还是和我一样刻舟求剑一次次回头想回乡的小晓，他们的远方的羁绊都最终越来越淡。刘若英喜欢用年华来叙事，被人诟病是蛇足的后半段，主要是为了凑齐这十年的故事，一年都不肯少，与她在《生日快乐》中几乎一模一样，大抵是她总没有什么狗血的桥段来证明情深，所有的感情都不过是这样经年累月的守护与等待，如同一年一次的拜年，以及一年一次的生日快乐，仿佛不经意的轻飘飘的一句，隐含了背后全部盛大而未言明的牵挂。只是，无论多么努力的用手拽紧与远方联结的那根线，它不过都愈来愈淡，最后化为青烟。

5月2日这一天我去君合大连分所上了半天班，窗明几净的国际金融大厦，和友善的同事聊了一圈天，六点准点下班，蹦蹦跳跳沿着高德的指引坐上了地铁，觉得好兴奋想掏出手机拍个照，后来觉得好笑这不就是大连生活的日常吗，我因为偶尔一次就新鲜成这样。忍不住想，如果我在这里长久的生活和工作，会是怎样的日子。这个命题好奇怪，因为这本来就是我长大的城市。

吃完午饭走在阳光明媚的人民路上，一时间会觉得时空错乱，仿佛看见小时候成群结队一起去打游戏过千禧年的短发自己从身边跑过，又仿佛觉得自己在出差随机走在陌生的街口。不过是喝再多酒也可以熟练的把电脑拿出来过安检上飞机，看舷窗外的城市，不知自己下次回来又是何夕。

而无论走多远，即使每次回来都更加清晰的感觉这里其实已经没有我存在的位置，但依然执拗在北方的城市有我最好的记忆和最深爱的朋友，这样刻舟求剑不肯放手的羁绊，大概就是我喜欢这个片子的原因。

纪录片制作组跟随上海消防的虹口、宜昌两个消防站，与58名一线消防员同吃同住同出警，为我们展现了消防员工作与生活的各种日常。八集里，我们随着镜头看到了或是惊心动魄或是啼笑皆非的各种警情，除了或大或小的火警之外，跳河的、跳楼的，卡住的、被困的，帮110破门，帮120搬人…真的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119。当然，也更宁愿他们出些“琐碎”的警，而不要火里来，烟里去。第一视角的火场过于压抑，消防员们的呼吸声过于沉重。希望他们每个人都出入平安！

除了“围观”他们处理警情外，屏幕外，我们也和蒋队高站一起“监督”大家训练，看着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们挥汗如雨；和指导员一起，关心他们的方方面面。和“老表”一起在离队的时候哭的稀里哗啦；和大景一起吃学习的苦。还时不时要担心一下老高的心脏、老吴的脚；吃着一盆又一盆汪班长、小王、老覃的狗粮，脸上还不自觉的露出慈祥的微笑。

最后一集能接连恭喜大景金榜题名，“瞎子”喜获千金，真的热泪盈眶。他们在为人民付出一切的时候，也在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他们的付出当然远不止于此，也有更多的“他们”在生活的各个角落守护着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关注与记录，期待更多有关英雄的故事，他们的故事应当为人所知。

致敬所有的勇气与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