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胡同》渐入佳境，第15集之后，绝对能算“宝藏剧”。

《胡同》呈现了生活在胡同中的祖孙三代女性的人生，分别从三个时间点切入：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当下。

祖孙三代都是热心人：祖辈田枣是“孩子王”，江湖气重，但敢爱敢恨；第二代孙晓敏两次高考失败，挤不进文化圈，却赶上市场经济大潮，天生的领导力得以充分绽放，但她的志向不在个人成功；第三代林悦伶牙俐齿、办事周到，但与传统的胡同文化之间已有裂痕（尚在播出中，林悦的角色走向还不完全清晰）。

三代女性都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勾勒出从街道大妈，到干练的管理人，再到现代社区服务者的变迁。其中饱含的“京腔京韵”，让人沉醉。

为什么要从第15集看？

三个时间段中，第15集开始的第二个时间段最对我的胃口：

其一，从7岁起，我在厂桥街道（2004年后并入什刹海街道）生活了25年，《胡同》的主要背景就发生在柳荫街社区附近，那里每条胡同我都熟。

其二，剧中改变林卫东、孙晓敏、豁子们命运的个体服装市场（在西单商场东），我上高中时常路过，更是见证了新荷花市场从兴建到取消的全过程。那时的混乱、迷茫、纷扰，汇成了一种激情：“人可以靠双手改变命运，只要奋斗，就能成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其三，当时胡同中，确有很多孙晓敏式的女孩，美丽，大方，得体，从小被同龄人众星捧月，随着胡同文化式微，这样光彩照人的女孩已不多见。

我见证过《胡同》中的许多细节：百姓深夜排队买世界文学名著（当时应是网格本，刘硕良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还没出版），社会青年碴琴、打架，大量返城青年找不到工作，地铁站口林立的烟摊，一夜间遍地发廊……包括用升喝啤酒，也让我感到亲切（当时很流行，后来少见了）。

在第二时间段中，林卫东兄弟与孙晓敏的感情是主线，林家哥哥是文化人，但生分、自私、不地道，打心眼里看不起胡同人，林卫东文化低、爱犯混，但重情重义。孙晓敏想上进，感情天平一度倾向哥哥，但命中注定，他和林卫东才是一路人。

今天看，改革开放犹如传奇，但亲历者知道，那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艰难的路，《胡同》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它告诉今天的青年人：从他们一出生，生活条件就已经很好了，而无需“天天盼着过年”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父辈，也很难深入理解改革开放。

前14集的味道，看过15集以后的部分才知道

那么，15集前的内容是不是该删去呢？当然不是。

前14集与后面存在有机联系，只是不易被接受：一是青年田枣式的粗豪人格，在当下较罕见；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抓特务”关乎普通人的生活，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三是社会组织方式变了，个人渐从集体中剥离。

对田枣那一代北京人来说，集体生活非常重要，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开会、集体学习、组织活动，生活紧张而充实。他们本是旧社会的边缘人，蜗居在胡同中抱团取暖。比如索爷这样的破落户，一身毛病，内心又保存着人性的温暖，如果不是邻居们搭把手，他早就饿死在街头。再如僮老板，清高、傲慢，但已无缘社会，只能坐吃山空。

上世纪50年代，这些沉默的人们被发动了起来，给他们以当家做主的感受，那种自豪感是难以描画的——所以他们信服田枣。

毕竟，大多数老北京人生活在大杂院中，进了门，彼此就是家人，必须互相照顾，现代人觉得，老一辈“热情过度”“不重视隐私”，可对老一辈来说，现代人的拘谨、强调个人才是虚伪、装蒜和不仗义。现代人从小生活在一个个单元中，甚至已不习惯在同性面前洗澡等，而胡同人从小在公共浴池一泡就是半天，双方遇到同一问题时，第一感完全不同。

正因前14集铺垫出老一辈的特质，才能理解，孙晓敏为什么选择了林卫东，而不是他的哥哥；为什么林卫东有那么多机会，偏对孙晓敏不离不弃；为什么豁子一边犯混，一边却对朋友两肋插刀，对女友百般呵护……这中间，包含着内在的合理性，去了哪一边，他就不再是真正的北京人。

不纠结于具体演员的表演，沿着“什么是北京人”的线索看，《胡同》完整且有趣，但它需要一点耐心——这是一部风俗版的北京市，应慢慢品味。

怎样演好北京人

写北京人，该怎么写出北京味呢？至少三点，《胡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北京人是“顶着说话”。

北京话有味道，不只是用词独特，而是“顶着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双方在话锋中试探并妥协。比如孙铁教孔三撂跤，田枣看不惯孙铁卖弄，便有了下面的对话（大意）：

田枣：你那一脚也踢得太高了呀，差点踢人家肚子上。

孙铁：不是，那是他肚子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孔三：两口子打架，别伤街坊，谁肚子大？干脆，你们也别耍嘴了，你们俩来来吧，我也瞅瞅……过过眼瘾。

孙铁：你过眼瘾，找你媳妇摔去啊？

孔三：我媳妇玩文的，再说她也不是我的个儿啊。

面对孙铁硬怼，孔三从容退让，既找回了面子，又侧面鼓动田枣和孙铁动手，这种“既把别人逗了，又不失面子”的技巧，与油嘴滑舌迥异。胡同生活逼仄，滑稽是为了留有余地，万一对方翻脸，可以说是“开玩笑”。北京话不只“损人”，也“自损”，通过“顶着说”，完成彼此试探。这样的桥段，《胡同》中比比皆是。

其二，主动融入小共同体。

小共同体有排他性的一面，但也有温暖的一面。妓女春喜被解放后，索爷和她的爱情终于有了指望，可家徒四壁，怎么将春喜娶进门？邻居都伸手帮忙，连家具店老板都说：我们家和索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他要，我一分钱不收。

这不代表人们真的不在乎钱了，但只要融入邻里小共同体，一切便可忽略。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社会扮演，通过婚姻、公共劳动、日常接触等，达成彼此信任。这是上千年农耕文明积淀而成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悖于现代性，但由此形成的情感模式、认知方式，注定会长期存留。

在《胡同》中，刚子和春华的成功，小煤核儿被师傅僮老板原谅……都体现了这一文化过程。

其三，“仁义”是老北京人的“魂”。

《胡同》中呈现的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难免丧失方向感，但胡同文化的修炼，让他们习惯了集体生活，习惯了以“仁义”为压舱石。

随着社会进步，林卫东、豁子等昔日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渐被淘汰，该如何安顿心灵？如何重建人生意义？成了大关节。林卫东兄弟的选择迥异：哥哥将家人送到海外，自己则在国内横跨几道，靠关系闷声发财；林卫东却怎么也看不上哥哥这种“成功人士”，他离不开自己生命的根，那是他的骄傲、自尊的基础。

孙晓敏曾是个体户们的“一姐”，可她决定回街道工作，一旦与群体剥离，她便无所适从，找不到安心感——真正的老北京人不习惯只从“我”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我们”，其内核一言以蔽之，就是“仁义”，只有活得“仁义”，让熟人也说你好，你才是真的好。这其中，包含了成就“大我”的契机。

在《胡同》中，刚子、索爷、僮老板、豁子、孙铁、田枣、林卫东……真正支撑着他们的，便是那份来自传统的“仁义”，不论生活中状态如何，但对这份“仁义”的向往与坚持，始终不变。呈现北京文化的电视剧有很多，《胡同》独树一帜，正因它抓住了这一根本。

明天的观众还会看这部剧，从中寻找“仁义”

随着胡同逐渐消失，曾经的“推门就进”“邻里如亲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渐行渐远。不否认，小共同体也有两面性——亲亲疏疏，内部与外部的规则不同，生活在二元世界中，难免有虚伪、欠公平、公心弱等问题。

第三代林悦遇到的麻烦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大爷明知理亏，就是不愿拆掉私搭乱建的小厨房，把个人利益说成是集体利益。讲感情时，温暖如春；讲道理时，故意犯混。

在《胡同》中，豁子是典型代表，当年跟随林卫东发了小财，当不了“倒爷”，只能靠出租违法门脸生活，孙晓敏告知租户实情，断了豁子的财路后，他气急败坏，不顾多年情分，在田枣家当着长辈大闹起来。在小共同体生活中，类似的磕碰有时是无解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用4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需经历一个长时间，才能被社会消化。而孙晓敏、林卫东这一代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已难适应新问题，未来需要林悦这样的、与胡同文化有一定隔阂感的年轻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老北京文化会不会逐渐消逝？怎么保留温暖的小共同体文化？

然而，这可能是个伪问题。时间永远向前，小共同体文化消逝了，会有大共同体文化涌现，老北京文化消逝了，会有新北京文化崛起。正如冯骥才先生在《神鞭》中写到：辫割了，神留着，换个样，还是绝活。

相信“仁义”就是那个“神”，它注定会在人间常留。未来的人们，也许还会打开《胡同》，追忆曾经的“仁义”，那是如此温馨、体贴，如此有人情味，会感慨剧中几代人在发展与守旧间，能如此好地把握自己……不过，明天的观众仍要有一点耐心，至少看过15集后，再做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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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同义词》的内容，以及表现的动机与想法，导演已经在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了。这里做一个关于影片形式的思考，侧重点在影片引发的“物质性”的思考。

德勒兹在关于力量方面有个有趣的观点，他说作画过程中“你画的只是力”。在绘画中，如果“力”被提示，那必定会导致绘画的物质性被提示，比如马奈和塞尚的做法。物质性提示导致观众对媒介本身的关注，比如马奈的厚涂法有模仿画布机理的成分（福柯观点），而塞尚更是触目惊心的直接在油画中留白（露出底布），通过绘画情境的营造，改变原本同质的画布在不同区域的感知，同质的底布因此异质。画面从“所见”变成了“所感”。塞尚忤逆了“模仿论”的诉求，把媒介本身凸显的同时，创造全新客体。于是绘画从原本的“模仿”的状态，变成了“创造”，绘画挣脱了柏拉图“模仿论”的魔障。因此马奈和塞尚启迪并开创了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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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剧和好莱坞电影常常探讨父子关系，继承之战里最让我着迷的，正是Logan和Kendall这一对父子和他们又爱又恨亦敌亦友的关系。我的理解，本剧原名继承，除了体现子女们争夺继承人之战外，更重要的是，除了权势和金钱之外，他们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更恒久难以磨灭的东西，比如人格、处事选择、行为模式。Logan是传媒商业帝国的创始人和掌舵人，Kendall是他的二儿子，一直被带在身边，参与公司管理，逐步成为钦定的继承人。然而，Logan八十岁生日那天，也许是因为想要极力否认自己的衰老和力有不逮，也许是交接后不甘心权力旁落，也许是因为觉得这个儿子还是略显稚嫩，也许是因为枕边人的怂恿，也许以上都有或者以上皆不是。总之，这一天他在家宴前宣布更改信托基金，宣布推迟继承交接计划。此时的Ken，是崩溃的。他为这一天等了很久，准备了很多，忽然登基大典就泡汤了。父子暗战大幕就此拉开。第一季，以Ken的第二次反叛被重病康复归来的父亲强势碾压而结束，重新吸毒，一蹶不振，再次成为父亲的乖宝宝。两个演员表现得太好了，一个老谋深算的控制狂暴君父亲，一个从胸怀大志准备大展宏图的稚嫩商业精英变成彻底认输痛哭流涕的儿子。第二季里温顺的Ken事事遵从父亲的意愿，而一贯翻脸不留情的父亲居然继续收留Ken，甚至开始重新扶持他，看似父慈子孝。然而我们还是从Ken的神情中看到韬光养晦，看到他从一个亲善的领导，正在逐步蜕变，成为一个狠厉毒辣的人，他得到父亲的指示，转身就无情地训斥下属压榨出他们最后的效率和价值，他干净利落地做掉自己买来的公司，这个曾被他称为公司救生艇的业务板块，他在父亲失控对小儿子动手时，厉声咒骂父亲威胁他住手不要对弟弟动手，这些都和第一季刚出场的Ken判若两人，那时他十足的商业精英模样，甚至要做出平易近人的样子，而此时的他却越来越像父亲。父亲Logan六亲无认，人人皆是他的棋子。在家里，他用丛林规则养育四个孩子，老大康纳被彻底忽略被放养，远离核心，各种蠢萌。小儿子Roman，由于幼年就弱于二儿子Ken，在父亲的绝对权威下成为一个毒舌的纨绔子弟，女儿有些小聪明，涉足政坛，竞选人选她做幕僚更看重她身后的传媒资源，未婚夫Tom供职于父亲的帝国。Logan无疑更偏爱二儿子，要不不会一直培养他，甚至一度指定他为继承人，甚至在这个儿子背叛自己后仍旧让他留在身边参与公司核心事务。如果这些都不足以说服观众，那么枪击事件中，被转移至安全屋时，老头最先想到的就是询问二儿子Ken在哪里。毫无疑问，他最重视Ken，然而天家无情，帝国家族亦是如此。父子本就敌对，何况Logan还是个不甘心大权旁落的人，所以他一边扶持Ken，一边又不停打压他，所以Neomi才会对Ken说，你父亲只喜欢一个broken的你。所以老头才不肯在儿子处理好危机后表扬他，而是骂他是白痴(虽然儿子引Stewy进来是引狼入室，但也确实是暂时让家族事业躲过了一次重大危机)。儿子对父亲呢，他的本质是个孝子，劳伦斯第一集就喊他是父亲的乖宝宝。内心深处，他极度渴望父亲的认可，但他一次一次的失望。只有被父亲碾压成碎片时，他才能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得到温情。他当然也恨他，如果说他发动董事会投票是为了公司和生意，那么他联合敌方对抗父亲时，一定是带着复仇的怒火的，这是一次呐喊，是长期被压抑之后的应激反应。得知父亲生病入院时的慌乱和无助是真的，在父亲怀里哭泣是真的，反抗时他眼里的凶狠同样是真的。顺从有多轻易，反抗就有多激烈。第二季里一直压抑的Ken，终于在最后时刻，变成父亲口中的killer，这一刻守着看直播的父亲不管事先是否知情，是否剧情发展如他所希望，看到最偏爱的儿子此刻如此酷肖自己，不可能不欣慰，不可能嘴角不微微上扬。至于第三季里，他是否愿意成为这个killer的一位受害人，就看编剧的思路了。

《梦流感》（Петровы в гриппе）由基里尔?赛勒布伦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ребренников）执导，改编自阿列克谢?萨里尼科夫（Алексей Сальников）的小说The Petrovs In and Around the Flu，叙述后苏联时期的国宅中，彼得罗夫一家得了流感，在阿斯匹灵与伏特加的交互作用下，遁入了幻梦之中。本片时空穿梭于1977及2000年代，揉杂梦境、幻觉、现实与回忆，难以确切将每一幕的时间点皆定位及划分。

导演从开头就给了观众一技下马威，公车上满是对“现实”不满的人民，而在公车外，武装人员忙著射杀民众。喧嚣、不安是后苏联社会的整体氛围，束缚国家的枷锁一夜之间卸下，开放与封闭的辩论再起，伴随著禁忌不再的无所适从，弔诡的气息静静穿梭在公车的狭窄空间，透过话语暗示当时俄国人最害怕、厌恶的种种。

公车上有人抱怨政府，有人抱怨民族。人们咒骂戈巴契夫与叶尔钦，在他们心中，前者是所谓的“亡国”之君，后者向西靠拢，导致因解体而溃散的俄罗斯整体概念加速离散。很巧妙地，这裡虽然没有提及普丁，却以如此灰暗的俄罗斯社会情状反讽了普丁政权，即使二十年过后来看，当年的普丁比今日更加开放，重新箍拢了破碎的俄国，却埋下了扩权、独大的种子。

至于民族问题从苏联时期延续至2000年代，因没了“苏联”这个大框架，国家、民族之间的距离自然扩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卫星国家喜迎自己的新身分、新护照，其中也有不少曾叱吒中世纪欧洲的国家重拾主权。除了俄国，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欢欣鼓舞，因前者认同“苏联”大于“俄罗斯”，曾经的老大哥反而成了最急需重塑国民认同的国家。在本片第一幕中，导演已经描绘了2000年代俄国社会的集体挫折，他们无处发洩，只得不断咒骂，以怒气掩盖恐慌。

塞勒布伦尼科夫任职果戈里中心剧院艺术总监长达九年，于今年去职，将俄国经典文学搬上剧院舞台，其电影也深具剧场感与文学性。片中的作家谢尔盖为了使其作品能于死后成功而选择自杀，凸现对于文学之极度迷恋与崇拜，文学几乎成为拜物的一环。谢尔盖的作品与人生抉择，或许正凸现了黄金时代对于俄国文学的重要性，如双面刃般，奠定俄国文学世界地位的同时，也削弱了大众对于现代文学的关注。

文学改编一直是俄罗斯剧院、电影作品的主要选项，本片原著也曾被改编为戏剧，片中将谢尔盖著作的情节直接演绎出来，加上背后佈景，使观众猝不及防地被抽离而出，尽显场面调度的魔力，将文字如此破格地转译为影像。

由国家引发之病症

“流感”限制了身体行动，但其所造成的灼热、晕眩感却能使思考更为狂放，本片以流感作为基底，连结不同的时空，彼得罗夫忆起过往、栽进了自己创作的漫画世界，彼得罗娃的杀人瘾头被点燃，而在虚幻中的一切却又如此真实。人们的心理状态赋予虚幻越发真实的背景、元素与感官，彼得罗夫一家患上流感的设定，可视为2000年代的俄国人民在意识与身体上都抗拒所处空间的隐喻，行动经常受到国家、法律规范等等外在限制，唯有心灵能获得自由。

这样的概念并非本片首创，早在19世纪，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Герцен）就曾将1830至1840年代（尼古拉一世统治期间）称为“外在奴役和内心解放交织的时期”，白银时期名家阿赫玛托娃更是“内部流放”（或称内部／内在移民）的代表。不同于许多异议者远走他乡，内部流放者寻求的是精神与国家的分离，被动对抗国家制度，经常被认为是该国专制与极权的象徵。本片拍摄于导演仍被软禁期间，所以全片都在莫斯科拍摄，而导演也曾表示“拍摄本片的过程帮助自己度过一段艰难时光”，可以说本片从内到外，从创作者到作品本身，都坠入了内部流放的状态中，叙事手法与剧情发展完全超乎观众想像。

童年记忆已成创伤

流感所造成的幻觉贯串全片，而彼得罗夫的孩子也被感染，他们都吃下了1977年的阿斯匹灵，两人的幼时记忆也被巧妙地合而为一。除夕夜，发烧的彼得罗夫依然前往庆祝活动，孩子们围著圣诞树唱歌跳舞，呈现俄国新年的经典风情。雪姑娘和严寒老人在圣诞树旁炒热气氛，而彼得罗夫最深刻的记忆却是雪姑娘冰冷的手，因为过于冰冷使得记忆犹新。

然而，从雪姑娘的视角来看，那是个她在抉择是否堕胎的烂日子，卸下戏服、剥掉童话外衣，她仅是个普通的女人。两段不同视角的影像，一个彩色、一个黑白，一来一往之间，彼得罗夫的童年不再，过了二十多年，他才晓得新年之于他竟是一道创伤，公车上画著诡异妆容、仿雪姑娘造型的车掌，更再度印证了童话已然被染上了现实的色彩。

“雪姑娘”无法跨越这二十多年的光阴，无法于今日挪用雪姑娘的形象，但当年的美好却又在这段幻想中被拆解。雪姑娘是俄罗斯民间童话重要角色，也经常出现在绘画、歌剧等艺术创作之中，她是俄罗斯文化组成的重要部分，却在孩子长大后被解构，亦颇有传统意义转变的暗示。

童话不免带著神话、奇幻元素，它巩固了特定文化的价值与疆界，苏联政府曾对宗教严厉打压，取消耶诞节，直到1935年才将耶诞节归为世俗新年庆祝的一部分，显现了宗教传播之深之广，已非单一政权可以掌控，但在社会开放的过程中，却渐渐地丧失其神话光环，仅剩无止境的冰冷。

小结

《梦流感》是一部相当纯粹的俄罗斯电影，凭弔21世纪初俄国社会的紊乱身心，捕捉集体记忆逐渐龟裂的过程，却又不愿遵守观众习惯的电影叙事，也不屈于时空、真实虚幻的边界，仅透过牆上的文字似嘲讽似提示地牵引观众。我们甚至不能完全悲观地看待那个时代，因为社会正打破旧有结构，缓步自力复原，而当代的众声喧哗与度日处方都被导演藏在一幕幕跳跃嫁接的故事之中。

现在评分居然有6.9分，简直虚高了，6分都很勉强，虽然说从头看到大结局了，但是只能给2.5分，2星。

一、熟人面孔

在里面倒是遇到了挺多熟人的面孔，女主角凌小小是《以家人之名》里的那个明星同学唐灿，然后皇后又是《武林外传》里面的赛貂蝉，江允诺是卜冠今，推荐卜冠今的《忽而今夏》，巨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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