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多年的坏男孩陈冠希时隔八年重返荧幕在娄烨的镜头里落得稀碎的镜头，我们再也找不到一脸坏笑的标志动作的年轻又任性的陈冠希。冠希的黯然，对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青春的退场呢。

这部电影竟然凑到香江多少女人为之疯狂的两位玉树临风的扮演者吴彦祖和陈冠希了。无论是文质彬彬吴彦祖饰演的哥哥Joker，他乌黑深邃的眸子，希腊雕塑般的英挺的鼻子，绝美的唇形象征着他良好的教养与高贵。亦或是潇洒不羁陈冠希演绎的弟弟kindy，白皙的皮肤带着痞帅的笑意，耳朵上闪着炫目光亮的钻石耳钉。

电影以缓慢的节奏叙事，等剧情进展到后面才涌现出来回甘持久的感觉如同泡制的咖啡那般浓烈。色彩基调如今看来颇有光影似箭，一切都充满着怀旧的气息。父子俩也代表人生的20岁，30岁和40岁。

20岁的不谙世事kind y，父亲（黄秋生演）和哥哥每次都要催他起床。这样好吃懒做的弟弟应该是不可救药的。可是这样不靠谱的弟弟kind y在最关键的时刻帮哥哥的电玩事业伸出援手。至于冠希的爱情仅仅一笔带过，让我们看到一个少年对爱情的好奇心。他不羁，胆怯又懦弱的与网友lovely开始了一场欲说还休的暧昧。女孩撕心裂肺大喊为什么不爱我还要约我出来。kindy听完只是留给女生在夜幕低垂下决绝离开的背影。

人生如戏，时间事大抵如此。冠希哥的现实与kindy的虚幻叠加在一起，孰真孰假，让我一时之间无所适从。

正值壮年的Joker，在广告行业中兢兢业业从事多年的工作面对生活突如其来的危机陷入其中。香港人素来骨子里的血液流淌着奋斗的精神。Joker在酒吧中找到灵感缪斯阿玲。阿玲给他陷入僵局的事业有了一线生机。可是最终结局的安排，Joker在旅行中追寻着自我的放逐。他怀揣着与阿玲的梦想向往着辽阔草原的自由空间。真喜欢这样诗意般的憧憬，我想此时此刻在草原中孤独行走的Joker，陪伴他的正是幸福吧。

中年丧偶的父亲开着一家舞蹈工作室，好不容易拉拨着孩子长大。本来正常的重复着cha cha cha的舞蹈节奏，临到最后学生受到外界的诱惑离开了这家没什么新奇有趣的舞蹈室。关于joker父亲那段轻描淡写父亲的时光，不同于浓墨重彩的渲染两个儿子的故事，导演用平淡的故事叙述了一位单亲父亲的悲哀故事。父亲默默接受着生活给他的一切，生活从他这里夺走了心爱的女人，引以为豪的事业，他也无法拒绝这样的生活方式。joker问父亲借钱他也只是提醒他不要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父亲始终有个心愿一直在joker面前发出呼唤。这是父亲经过生活的摧残后依然仅存的梦想。忙着事业发展的儿子joker想起了父亲微弱的声音，他嘱托弟弟kindy去实现父亲的梦想—拍跳舞的录像。温情的张艾嘉导演给了父亲一段录像，父亲与舞伴在告别的音乐中轻歌曼舞，父亲的身后有梦想的翅膀飞舞着，在外不管多忙，追求梦想的路上也不要让孝敬老人成为了遗憾。

寻梦难觅，不管结果怎样，只要努力过才不会后悔。

昨天把第四季最后一集看完了，因为懒，豆瓣一直都是用来看的，没评过，既然用手机号完成了注册流程，就多评几句。

这个妈是以前老演路易CK老婆的人，前几季也有路易CK的参与，直到他沾上事儿了。这季风格和前面明显有不同，里面演外公的鬼魂??的人多像路易CK。

三个女孩从第一季看是大女主的相貌，好在到第四季还没长歪，最小的那个略歪，还好。看到这季连15岁的老二都有了性事，妈妈陪着去医院看妇科，青春期小孩的妈妈在国外也是一样一样一样的难当。

这一集可能就是最终季了，萨姆放下了对不抚养女儿却一直问她要赡养费的前夫的怨念，放低了对女儿们听话的期待，看到她带着菜去看几天不回家的老二，看到她和老大对骂，看到老三老是神经兮兮的样子，我真的觉得我可能比她都烦躁，好在萨姆不是我，性格豁达，也能及时行乐，纵是生活给了她很多不愉快，她还是依然在不断和解，和周围人，和自己，和生活。

来了。

今年全球最性感的男人来了。

在一年一度的《人物》杂志“最性感男性”评选中。

“蚁人”保罗·路德击败美队爬上了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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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集有句讲句，确实容易劝退，我能看下去完全是因为女主的颜，但看到后面，虽然还是有一些情节还是有些降智，但对我来说够了，看这类型的剧，就是累了之后的放松，有甜甜的恋爱，喜欢的颜以及不尬的表演，没七七八八狗血剧情，没有隔代的恩怨情仇，没有纠缠不清的复杂关系，单纯且甜，在我心中就很优秀了。我最初看的时候也在想，这不合理那不合理，也想这么“牛””的医生穿越回来专业技能竟然毫无用处，确实是编剧一些专业与细节方面考虑的十分欠缺的，但是仔细想想，我看这个剧只是为了吃狗粮，满足自己“云恋爱”的幻想，它让我吃的饱饱，像蜜糖一样甜，我还有啥要抱怨的呢。

The Flash series is not another cliched superhero story though it is based on the story of Barry Allen, the Flash.It cast a lot of though-provoking questions on every audience who really pays attention watching it.I think that is what matters for a good drama.

The questions which writers want us to think about in this season can be attributed as follows.

How would you react if you knew you only have a few weeks to live?To battle against the inevitable destiny or peacefully accept it and make the rest of your days worthy?I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amsey and Barry.And their different beliefs lead to different outcomes.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learned that your beloved ones is going to die?Would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save them regardless of morality?You can use the cure to save your friend or give it away to save who your friend wants to save.So far,you can see--there are full of moral dilemmas in this TV series.But the point is that it is this tough decisions what make who we are.

Is there necessarily an reward for all your sacrifices?Why does the Flash still has to die when he has saved millions of lives?Is it fair?Is it supposed to be the way how the universe works?What it reflects here is that there is no guarantee for the repays of good deeds.If you desire rewards before you’ve done something good.Then it can’t be called a selfless deed but rather a transaction.One good deed for a good repayment.If heroes have to weigh the returns he’s going to claim before he save lives,they are not real heroes.So the upcoming death for the Flash actually shows us what a real hero means.I love the lines in this series,it goes like this, ‘No person is immune to feat and doubt no matter how brave.That’s what makes you human.But the courage to move forward, even in the face of overwhelming odds, that’s what makes you a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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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天 头七

亡者神识七日一觉 知晓自身已亡 唯情难舍 频频回望

第三十五天 五七

回煞之期 随煞而归 为免寂寞 死者与生者共眠

第四十九天 七七

孤单的旅人来到冥河渡口 此去阴阳分界 人鬼殊途

百日

此日为卒哭祭 至此之后 不能再哭 活着的时间 已包含进死亡的时间里

如光在影之中 如喜在哀之中

台湾作家骆以军说：我觉得台湾人在亲人死去后，“做七”的仪式非常美，好像死去的亡灵不愿离开，不舍离去。每七天回来一次--像不断回望，眷恋这个他曾活在其中的时空，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一直到百日……好像是这依依不舍的送行，终于到此时，阴阳两隔。“你必须好好地去，我也会在人世好好替你看生命的景象。”

电影中，心敏感悟道：他们说做七是帮离开的人祈福，但比较像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们真的走了，给了一个期限，要我们放手。

不时回想，去年此刻，前年此刻，自己是多么的幸福，理直气壮的幸福，纵使与老头话再少，也知道他肯定会在路口，会在窗口，等我回家。纵使嫌弃老头拍照片只有一个姿势，也很享受和他一起走路一起拍照。而现在，家乡，对我来说，只是一个地址，只是一座房子，不再是家了，因为再也没有人会在路口等我回家；而现在，景色再美，也像是失去了快乐的能力，不会笑了，就当是自我惩罚吧，惩罚自己对老头的关心太少太少……

一直回避医院，一个人更甚，老头一定知晓，因此才留下了不多不少的只能买药的医保金，让我可以大半年都不用隔三差五跑医院开药。上周六等待抽血化验的时候，没来由的，又哭的很伤心。今年过年在家，腰痛不止，医生让我住院治疗，天知道，那个时候我娘和我有多抗拒“住院”二字。那时，我们才在医院里经历了生离死别啊。

时间退回到2018年1月份。老头做完介入和碘支架，在南昌调理修养，准备年后再来上海继续治疗。我元旦假期回家，老头的饭量就锐减了，平时一大碗米饭的他，只能吃小半碗，喊腹胀，睡眠也不好，老头也开始在医院挂水。假期结束，我坐公交车去高铁站，老头也刚好从医院回来，他下了公交，大步流星地走到路口，我们正好碰头，他和我娘在公交站叮嘱我，要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我漫不经心地答应着，却怎么也想不到，那会是老头最后一次送我。

回到上海不久，接到老头和我娘的电话，听到老头胃口持续不好人日渐消瘦的消息，不由得很担心，买了01-13的高铁票赶回去，那时老头已经开始住院了。出了高铁站马上赶去医院。老头已经从国字脸瘦成网红锥子脸了，精神也不好，眼神也有些涣散，腹胀已经很明显。我在医院的时候，几次背过去擦眼泪。为了给爹娘过结婚纪念日，特意买了15号的票回去，给我爹扒拉手指头算，离过年放假还有多久，让他一定要听话，好好吃饭，等我回家。我娘也开始了日夜不离的陪床。

后面给我爹通电话，他吐字逐渐不清晰，有次他说：你自己照顾好自己，不要挂念我，家里有事的话，会给你打电话的。他边讲，我这边眼泪就止不住，随便扯了一些便挂了电话。接到我娘的电话是01-26的晚上，她说你赶快回来，你爸爸不行了。跟公司请好假，安排好工作，买了01-27最近一班的飞机回去，这是迄今为止心情最沉重的飞行。由于飞机晚点，落地已经很晚，我娘和爹商量着让我先回家，第二天一早再来医院。我拖着箱子，避开满地的树枝和雨水，走到家门口，习惯性地敲门，看着没有亮灯的厨房和客厅，才反应过来爹娘都不在家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爬上床，第一次，一个人，睡在那么大的房子里。

01-28赶去医院，看到老头的第一眼，我暗暗吃了一惊，心里已经知道老头的时间不多了。我娘只讲了老头越来越瘦，但是却没有讲老头已经瘦成皮包骨，眼窝深陷，肿瘤压迫胆管导致胆汁反流，皮肤和眼睛蜡黄，腹部胀的像塞了气球随时会爆掉，腿肿成了大象腿，癌症晚期的症状一个不落，唯独不痛。医生后来讲，对付痛有的是办法，但是胀，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白天我的工作是：给老头揉肚子、按摩肩背、上下楼跑腿。晚上再回家开电脑干活或者开会。老头叮嘱我干两件事，洗冰箱和扫院子。简单吃好晚饭，就开始整理冰箱，按照老头做事的流程一点一点把冰箱清洗干净。第二天一早，在阳光下扫院子，想着这些花花草草再也见不到老头了，扫着扫着就开始哭。把脸洗干净再去医院，把冰箱和院子的照片，像献宝一样给老头看，等着他的夸奖，希望他能开心一点。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老头最后交代给我的就是这两件事情……

01-31我陪夜，那晚的月亮特别好看。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特别想写一些我和老头之间的事情，老头短暂休息的间隙，我就掏出手机开始写，老头可能还以为我在工作的很辛苦，他就喊我去休息，可是哪里休息的好呢，老头有一点动静，我就会探头张望，我这边一动，老头就非常不耐烦地对我娘挥手说，让她回家休息。我娘只能哄他说，现在这么晚了，明天再说。那些文字写好了，它们也出现了几天后我爹的告别仪式上。

02-01我爹死活不让陪夜，正好晚上还有TC，在医院吃好晚饭，就回家了。这夜睡得特别沉，我娘发短信没听到，02-02大概六点多，接到我娘的电话，让赶紧去医院，我爹情况不好。赶到医院，看到我爹蜷缩在床上，双手紧紧攥住扶手，双手冰凉，眼睛已经睁不开了。我娘喊来医生把爹的姿势摆正，想着让他舒服一些，没想到，我爹就开始不停吐，我姑和我两个人不停地帮我爹擦，我娘跟医生确认完不抢救不用药不进行任何措施之后，就把我支出去了，禁止我再进去，我在病房门口看到她和我姑手脚不停地扯纸，擦我爹吐出来的东西，我在病房门口看到医生护士拿着仪器进进出出，我在走廊上抱着脑袋开始哭，期间，四位我爹的同学来看他，其中有一位是我爹的初恋，被我拦在门口，我死活不让她们进去，因为我觉得我爹不想让别人看到他那时的样子。护士和医生带着心电图仪出来的时候，我还问了一句为什么要撤走，我就听到我娘喊我进去，我爹就那样躺在那里，盖着白布，当时我就哭了出来，我娘却抱着我，对我说，不要哭，爸爸还能听得到，不要让他难过。活生生地把眼泪憋回去。

可是，风俗，压根儿不给我们任何悲伤与发泄的时间。这边殡仪馆的车子已经到了，那边医院的人说赶紧去开死亡证明。亲戚说赶紧去准备寿衣香烛纸钱，还要去殡仪馆办理火化手续、遗体告别仪式、买墓地。纵使我在公司再牛逼，遇到这些也懵圈了，好在有懂行的亲戚帮忙一起张罗，等我回到家，花圈花篮灵堂已经摆上了，我爹生前用过的东西都清出来了，衣服裤子什么都把扣子拉链去掉，说辞是到那边无牵无绊。家中哀乐循环，饭桌改成了灵堂，也记不得那段时间是怎么吃的饭，每天都有人来给我爹上香，上香的时候，我得跪在旁边喊一些“爸爸，***来看你了，你要保佑他”之类的话。中华大地的白丧文化博大精深到让我叹为观止。

02-04出殡，虽然天晴，但极冷，按照亲戚们的叮嘱，我抱着我爹的照片，每当拐弯的时候，跟我爹说“爸爸，我们要转弯了，不要害怕，我们要过桥了，不要害怕”。遗体告别厅已经做好准备，开始播放我爹生前的照片，时间快到，司仪让直系子女，也就是我，去引灵。我跟着他们穿过阴暗的走廊，阴风阵阵，看到我爹被人守护着，他们让我确认一下，我爹最后的样子，真的很帅。遗体告别仪式开始，我在长辈面前，讲述完那天晚上写的文字，面容平静。之后，送我爹去火化，又看了我爹最后一眼。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被喊收灰了，我一直以为出来之后就是灰，没想到要用锤子锤碎了，再用一个类似吸尘器的长管子将细小的灰吸出来，再装到骨灰盒里。看到长长的腿骨，就知道肯定是我爹了。大理石的盒子装好骨灰之后，工作人员让子女跪着磕头再捧走，我就在那跪着，那位大叔看着我就问：就你一个女孩啊？我说是啊，他说你肯定抱不动的，后面来一个工作人员，帮着抱出去吧。于是，一个穿西装的工作人员帮着把我爹的骨灰盒放在了小车上，再把骨灰盒放在我脖子上的红布里，我的颈椎！！！表姐夫和表弟帮我端着，象征性地走了十步，迅速上车，开往陵园，准备下葬。看着墓碑上，后代只有我自己的名字，一阵心酸。

这些仪式的完成，只是庞大后续仪式的序幕，头七、二七、三七、四七和五七，买纸钱折纸钱包，每天供饭。我和我娘总是会忘记给我爹吃饭，或者是供上吃的，却忘记洗他的碗，于是，如果我爹那时真的回来过的话，一定会又气又笑，让他饥一顿饱一顿。三七过完，我才回上海。那段时间，我和我娘也没有完全释放和发泄出来，游走在各种饭局之外，陪着我娘看了《寻梦环游记》和《中国式离婚》，我自己看完了东野圭吾的《黎明之街》，还一直远程处理项目上的紧急事务。

03-08回来接五七，又是一场仪式，仪式做完，灵堂撤掉，我爹的遗像被我娘收了起来，下午带着我娘去看了《厉害了，我的国》，其实我娘也没看，光在影院里睡觉了。回来的时候，我娘整个人松快了很多。

清明给我爹扫完墓，我娘便随我来了上海，可不知怎么，这次我们似乎都变成了刺猬，明明是最需要互相抱着舔舐伤口的人，却没有办法打开心扉了，我们出去散心，却没法在对方的镜头中笑容灿烂了，我们似乎都不会笑了，于是，我们决定分开旅行。我娘老东家也在这个时候抛出了返聘的橄榄枝，只是这橄榄枝在遥远的鸭绿江畔，我娘犹豫之后，还是欣然接受，也会经常给我发一些照片，景色居多，也有她的照片，笑容在逐渐回温。

要问什么时候意识到我爹真的不在了呢？应该是5月底参加同事的婚礼吧，看到她爹领着她踏上红毯。我脑海中立马呈现出我爹领着我走上红毯的神气模样，然而，这种场景只是想象，不会真的出现了，我爹永远都看不到女儿看婚纱的样子，也看不到未来的女婿的模样，因为我是万年单身狗啊。

你看，从02-02到如今，我娘和我都没有走出我爹离开的阴霾，还会时不时落泪，时不时心酸，时不时悔恨，经常羡慕。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鹿方宁被父亲逼迫须在一年之内结婚生小孩，只有这样，才允许她创办自己一直想做的家居品牌。鹿方宁因为一场意外认识了帅气聪明的外科医生凌睿，在她的各种狂追不舍“威逼利诱”下，凌睿答应了鹿方宁的为期一年的合约婚姻。

剧中男女角色的颠倒，打破了传统人物的设定，也营造出妙趣横生笑料百出的喜剧效果。开播放出了八集，我就从第一集笑到了第八集，简直是一部“超不正经”的爱情戏，非常好追，非常下饭。导演也真的是不把观众当外人，剧情发展之猛烈，车速之快，是忘了安刹车片了吧，让观众上了车就别想再下来吗，哈哈。

剧中的台词也是相当生猛，稍不注意就坐上了老司机开离幼儿园的车车……诸如凌睿让鹿方宁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要保护好自己，鹿方宁反手一个提醒他：你们男孩子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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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僵尸尸妖茅山术斗法动作片。九叔为了两个徒弟惹出的祸端与自己的大师兄斗法的故事。感觉茅山术斗法的内容很多，闻所未闻，林正英给观众构造的僵尸世界真心太精彩了，它自有自己的规则和一套运作，九叔带着你慢慢参悟。影片的内容量很大，很有意思。

九叔的徒弟文才去看戏，没想到这是鬼节，剧场里全部都是鬼。文才感觉空荡荡的，其实全是鬼，只是他看不到。九叔带着徒弟秋生想把文才救出来，没想到有一只女鬼看中了文才，要去搞他，幸亏有女鬼小丽帮忙，才避开了女鬼。秋生进入剧场，躲过鬼怪，然后准备带文才走，结果自己也被小丽迷住了，动弹不得。在小丽的迷惑下，九叔的两个徒弟，封住了4个看押孤魂野鬼的鬼差，结果剧场里的鬼全部跑了，虽然九叔全力挽回，但是孤魂野鬼还是跑了大半。九叔怕跑了这么多野鬼会惹出事端，就请来师兄弟商量对策。最后来的大师兄和大家一合计准备用一个大阵把野鬼全部收了。于是大家摆开阵势，由九叔的两个徒弟把野鬼引到了阵中进行收服。但是九叔对于大师兄把野鬼打得魂飞魄散的做法不认可。第二天一个酒店老板让九叔去看风水，因为要价太高，老板最后把看风水的事给了大师伯。大师伯的儿子因为垂涎酒店老板的女儿就做法术，让自己灵魂出窍，用灵魂去糟蹋老板女儿。九爷徒弟俩让女鬼在酒店老板女儿那里埋伏，他们俩跑去挪走了大师伯儿子的躯体，但是不凑巧，儿子的躯体被一群恶狗撕碎了。大师伯儿子灵魂被女鬼吓了，跑回来找不到自己的躯体，于是也变成了孤魂野鬼。大师伯知道后，假装没事，让九爷弄一个棺材菌给他救自己的儿子。于是九爷带着两个徒弟来到了一群土匪被杀的地方，要到土匪头子的棺材里吸棺材菌。本来是没有满月，但是文才才吸到棺材菌，满月就出来，结果一群僵尸出来拜月亮，好不容易才把棺材菌弄出来交给大师伯。但是大师伯其实只是为难九爷他们，他扔掉棺材菌，让女儿去吸阴年阴月人的血，变成了一只尸妖，经过检验是真的尸妖后，九爷他们就用百宝汤去泼他现原形。这彻底惹毛了大师伯，大师伯唤醒了很多的僵尸去消灭九爷他们，九爷带着两个徒弟大战僵尸，眼看就要不行了，九爷利用地气将4个鬼差请来，消灭了僵尸，然后与大师伯斗法，最后用八卦将大师伯的功力发回，打败了大师伯。

有林正英感情戏的僵尸片应该不多，竟然还有吻戏。吴家丽的风尘气还是很重，但是那时够年轻，还是很美。两个徒弟四处惹是生非，要靠九爷擦屁股，幸亏九爷功力才次次化险为夷。茅山术博大精深，真是让人叹为观止。这里还有“人妖”的梗，不知道星爷的《大圣娶亲》是不是盗用了这个梗。师徒几人插科打诨，蛮有意思的。黄子扬这个大恶人长长的刘海要多讨厌就多讨厌，还是飞扬跋扈，一副很了不起的模样，还是一个好色之徒，这个角色非他莫属。老戏骨刘洵饰演的角色很是嚣张，心狠手辣，也蛮适合太监专业户的。很丰富的一部电影，很长见识。英叔的僵尸片自成一派，构建了最好的僵尸世界，经典永恒。有意思

快进式看了一集，如果不是周柯宇的话，怕是都坚持不下来。女主很眼熟，是不是也去过选秀节目？这个电视剧问题在剧情太老套了，里面有不少好看的姑娘，都可惜了，编剧能不能贴合现实一些，开局整的就是骑自行车，打篮球，有人生病送医院，男性评价女孩，男主高冷等等，这一套一起来看流星雨早玩儿剩下了，编剧是不是没谈过恋爱

(原文刊发于《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4期，作者张猛)

俄罗斯电影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1969- ）首先是一名舞台剧导演，“果戈理-中心”的艺术总监。这些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的电影作品剥离了具体的现实时空，获得了强烈的舞台效果。无论是2012年的电影《背叛》（Измена）还是2006年的《扮演受害者》（Изображая жертву），这种“抽离感”都非常明显。而2016年的影片《门徒》（Ученик）中的舞台剧痕迹则更加明显。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剧作家马里乌斯·冯·迈恩堡的剧本《受难者》，在拍摄成电影之前，谢列布连尼科夫已经多次把该剧作搬上“果戈理-中心”的舞台。影片最大的特色也恰恰不是电影镜头构成的故事本身，而是几乎可以凸出于屏幕之外的人物台词，是男主人公背诵《何西阿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时不容分辩的语气，以及他“引用”的典籍出处在银幕上浮现时的肃穆感。上述做法使影片的情节进展退到了次要位置，教室、办公室、游泳馆等场景的意义逐渐为舞台剧的语言效果、对话特征所取代。

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剧情展开的确较少依赖拍摄技法，电影语言的丰富性几乎没有被反映出来，很多镜头是从男主角背后跟拍，拍摄方式偏向于纪实片的手法。电影的整个剧情较为简单：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生活的少年韦尼阿明有一天接触了《圣经》，其中的经文使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狂热，以至于他到处使用圣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评判他人：他认为男女生在游泳池暴露身体，尤其是女生穿着比基尼泳装，是“对神的玷污”，因此他多次逃课，并穿着衣服跳入水中以示抗议；在生物课上，他反对女教师使用胡萝卜和安全套讲授生理卫生知识，认为这是在诱导男女产生“淫邪”之心，当众脱光自己的衣服；他给班级里跛足的同学格利沙 “治疗”身体上的缺陷，并授意他谋害“犹太人”生物老师，在格利沙拒绝之后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信徒”……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丧失理性的做法饱受折磨，尤其是生物老师叶莲娜·利沃夫娜，为了帮助这个孩子从狂热中走出来，她自己本人陷入了对《圣经》的研究之中，而最终她却因为“作风问题”被校长开除……整部电影浸润在冷色调之中，尤其是接近尾声时，出离愤怒的叶莲娜·利沃夫娜将自己的鞋子钉在了教室的地板上以宣示“主权”，这一画面令人十分震惊，其实这也符合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一贯的风格：在影片《背叛》中，他就曾将长镜头和令人窒息的“沉默”画面运用到了极致，遭遇爱人出轨的两个人愤怒与绝望的心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相比《背叛》，影片《门徒》更多地聚焦于主人公本人内在的心理冲突。一个具有青春逆反心理的少年凭借《圣经》典籍实现对“自我”的塑造，化身为坚定的信徒甚至是“上帝”本人，对世界作出“审判”，进行“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博弈，这更像是一个现代寓言故事。对于韦尼阿明的定位，远远不能够用“刻板”或者“狂热”这样的词汇，剧评人安德烈·阿尔汗格尔斯基甚至认为，“如果说用理想主义标准对待生活，尤任（韦尼阿明的姓）恰恰比大部分人更加真诚，更加坦率。他有坚定的原则、信仰、观念、热情、为理想牺牲的准备。但荒诞性恰恰在于，尤任用‘崇高原则’评判一切，而我们并非生活在崇高的世界，而只是在一个普通的世界里生活。”[1]将一个具有“弥赛亚”意识（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伪“弥赛亚”意识）的少年放置于普遍信仰崩塌的现代社会，其中的荒诞意味不言而喻。韦尼阿明既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同时在社会中，他又是一个中学生、一个离异家庭中的独子，很多时候，审判他人、驱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欲望又使他具有了“上帝”的视角。我们试着借助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探讨，借助对韦尼阿明“身份认同”的分析，从主人公身份扮演的角度剖析文本，考察韦尼阿明作为“信徒”、“基督”和“问题少年”时的不同表现，以挖掘电影文本的深层主题。

执着的“信徒”与作为工具的《圣经》

在改编为电影之前，该剧作的俄文译名为《(М)ученик》，这恰恰是“мученик”（“受难者、殉道者”）与“ученик”（“弟子；学生”）两个词的组合。前一个词更多具有宗教意义，而后一个则与韦尼阿明的社会地位相吻合。事实上，如图1所示，仔细揣摩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可以发现其中的“门徒”具有多重意蕴：首先，信奉《圣经》的韦尼阿明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与耶稣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既有顺向的师承，也有两者身份的部分重合；其次，韦尼阿明将自己装扮为“先知”，使得格利沙成为他的“门徒”，自然，最终格利沙没有按照他的指令谋杀叶莲娜·利沃夫娜，可以算作他对这位先知的“背叛”；最后，叶莲娜·利沃夫娜及其她所代表的“科学”也代表着一种“师承关系”，韦尼阿明与格利沙分别成为她的“门徒”，只不过韦尼阿明是作为“叛道者”出现。《圣经》中对于“门徒”的描述有很多，譬如《路加福音》中有这样的句子，“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33）表面上看，韦尼阿明的确可以算作一个虔诚的信徒，他熟读《圣经》甚至可以背诵其中的文字，为了维护宗教的神圣，他以各种形式与自己的母亲、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甚至与当地的神父发生冲突，在影片后半部分他还亲手制作了十字架，扛在自己背上，这些表现都可以看做他捍卫信仰的决心。但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信徒”在“传道”时表现出的执着和冷漠态度又令人十分抵触，《圣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信众的指路明灯，而更像是他表达个人意见的工具。宗教典籍的神圣意义在他强烈的权力欲望作用下被消解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内容空洞的教条。

在影片中，韦尼阿明经常依赖基督教典籍中的句子，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开脱。他没有向母亲打招呼，领自己的朋友格利沙到家中吃饭。母亲责备他“先斩后奏”，晚饭她只准备了两条鱼，一点土豆，他却脱口而出：“上帝拿两条鱼喂了五千人呢！”接着他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上帝说，爱自己的父母多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母亲只是淡淡地说：“我用不着你爱我多过爱上帝，我只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就行了……我强烈请求你下一次带朋友回家时，提前告诉我。”韦尼阿明并不在乎母亲的反应，他继续引经据典，并要求格利沙饭前向上帝祷告。而格利沙无法做到忽视眼前的生活，他草草感谢了主，紧接着便感谢韦尼阿明的母亲提供饭菜。当宗教的信条和具体的生活场景发生了抵牾时，韦尼阿明其实是无力的，他无法找到应对的策略。他再清楚不过，眼前的饭菜是母亲打三份工挣的，这种落差让他十分懊恼，最终悻悻离席。韦尼阿明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仰上的教条主义者，事实上，正如休斯顿·史密斯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解释所述，“有限数量的斗篷和大衣如何分配给数不清的有需要的人呢？……耶稣并没有提供一定的规则来避免困难的选择。他所争辩的是对伦理问题所应该采取的立场。”[2](353)而这种深度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拿来主义者”韦尼阿明的能力，或许也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既然韦尼阿明勇敢地跳出来做基督教的卫道士，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站立在“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对立面，向学校的现代教育发难。生物课兼心理教师叶莲娜·利沃夫娜是现代科学与思想观念的代表，课堂上她的授课方式以及教学方法都显示出她思想先进的一面，而海滩上她与体育老师赤身裸体晒日光浴，也从侧面反映出她的前卫。但韦尼阿明的叛逆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从她一开始笑着与韦尼阿明开玩笑，到后来她努力站在韦尼阿明的立场感动他，最终到她绝望而愤怒地将鞋子钉在地板上以宣示主权，她的信心一点点被击垮。在生理课上，不赞同“进化论”的韦尼阿明穿上猩猩的衣服装扮猴子，当老师示范避免怀孕的安全措施时，他又赤裸全身以示抗议。这些画面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教极端恐怖分子，他们甘愿为某种神圣的使命而殉道，恰似韦尼阿明摆脱了青春期的羞涩心理，作出一些极端的过激行为以“警醒世人”。

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争端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进化论”方面，韦尼阿明所说的“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万物，第七天休息”与叶莲娜·利沃夫娜坚持的“大爆炸”与“物种进化论”，正是这一争端针锋相对的具体示例。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彼得·凡·英瓦根在论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建议用“弱的达尔文主义”将之取代，即将表述“对这一切多样性、复杂性、明显的目的论特征之唯一的解释是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发生”替换为“在对这一切多样性、复杂性、明显的目的论的解释中，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发生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也许是全部的解释，也许不是。”[3](77-78)不难看出，英瓦根的这一做法使得原本“唯一正确的”“进化论”论证更加严密，而与之相反，韦尼阿明所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因为坚持只有“创世纪”是终极真理，在叶莲娜·利沃夫娜的质问下就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当老师反驳了校长的观点，同时反问韦尼阿明：“尤任，如果你是对的，那么我问你，上帝在造人之前干嘛了，睡觉了吗？那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圣经上有没有写？”穿着大猩猩服装的韦尼阿明抓耳挠腮，上蹿下跳，却根本无言以对。

从生活阅历上来看，“为神着魔”的少年韦尼阿明会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那个贫困的大学生沉迷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说，成为这种思想的忠实信徒，并且在践行理论的驱动下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创作谱系中最重要的“地下人”形象的代表。他生活在废弃的阁楼顶上，“来自社会底层，拥有理智却没有权力，拥有欲望但缺乏实现欲望的途经。”[4](190)尼采的论述为他贫困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看到突破阶层固化现实的一条途径。因此，“杀人”成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殉道”的关键步骤，而对于同样杀了人的韦尼阿明来说，却远远不是这样。韦尼阿明认为生物老师是他信仰的阻挠者，他希望借格利沙之手，“做一点什么事情”，让叶莲娜·利沃夫娜“无法张口说出话来”。他之所以提出杀人，动机极其粗暴、教条化：“她恨我们，因为她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他的理解中，就是耶稣门徒中的背叛者，理应被驱逐；并且，他仅凭生物老师的父称是“利沃夫娜”，就断定她是个犹太人。当格利沙没有执行他的计划时，他大骂格利沙是“叛徒”，一怒之下用石头砸死了格利沙。作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时，韦尼阿明并没有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忏悔意识，他忘掉了《圣经》“十诫”中的第六条：不可杀人。同样，在他诬陷叶莲娜·利沃夫娜对他进行性骚扰时，让人不禁想到他授意格利沙杀人时所引用的《提多书》：“他们歪曲真理，为了得到钱财，将不该引导的引导人。”可见撒谎骗人的并不是叶莲娜·利沃夫娜，而是他自己，从而大大增强了韦尼阿明言行不一的讽刺性。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利己”，他“在否定善的道路上迷误了，但他是为了善而否定善。”[5](4)而韦尼阿明的动机远远没有那么纯粹。他使用《圣经》作为工具，打着“摒除异端”的旗号，其实是出于个人私心的报复。有评论者认为，在被校长口头开除后，“老师拒绝离开——她用钉子将运动鞋钉在地板上，仿佛是以这种姿势，回应那个反感她的学生钉在学校墙上的、两米长的十字架。至此一切才得以揭晓，剧本的题目《殉道者》仅仅是在指她。”[6]相比之下，韦尼阿明作为一个狂热的信徒，不过是熟读《圣经》文本的教条主义者。

伪“基督”、 “神迹”与极权主义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异端”，韦尼阿明对于周围人的反应不是没有察觉的。在学校里制造了沸沸扬扬的闹剧之后，一天夜里他醒来发现客厅里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也可能十字架上的是他的父亲——他迷茫地坐在十字架旁边，向“耶稣”问询：“我的父亲，能不能赐予我力量？此刻我非常需要。因为，我奉你的名，给人带去痛苦。他们会感觉恐惧，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妈妈会哭泣……”这是整部电影中韦尼阿明唯一一一次对个人行为的检视。在其他所有的场景中他总是盛气凌人、据理力争，作为至高权威的代表“布道”。当他在历史课上宣读论文，向台下的同学和老师引据《马太福音》的论点时，他倚靠在黑板上，用粉笔在自己的头顶画了一个圆圈，而这正是“神”的象征。这个中学生已经把自己等同于“基督”，至少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在人间的合法代表，有权对世人进行审判。这是他作为“神”的权力，也是义务。

韦尼阿明毫不怀疑自己的宗教权威，所以在格利沙请求做他的“门徒”时，他带着虚荣心接纳了后者，并许诺可以治好韦尼阿明的腿，“我说让你的腿变好，它就应该变好。”他让格利沙躺下，抚摸着他的病腿（在这之前他弄错了哪条腿需要治疗），煞有介事地进行祷告——应当指出，他请求“神迹”的仪式充满了暴力，像巫师一样大声喊叫。“神迹”是宗教信仰具有超能力的重要体现，旧约中的“赏善罚恶”、新约中耶稣为信众治病或解除危难，都可以作为耶稣基督施行“神迹”的体现。许多学者都曾对“神迹”的权威性提出过怀疑，譬如斯宾诺莎就认为，神迹在本质上并没有与自然的运作相违逆，因此人们不能通过它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7](92-93)然而毫无疑问，让信众亲眼看到神迹，必然会促进宗教的传播，深化信众对上帝的认知。也有学者认为，“在基督教神迹与基督教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基督教借助神迹而得以传播，神迹则因基督教的扩散而对社会产生日渐重要的影响。”[8](91)韦尼阿明歇斯底里的仪式没能够让格利沙的腿变得正常，这势必削弱了他本人的权威。虽然格利沙依然崇拜韦尼阿明，但他向韦尼阿明投射的更多的是对他本人的爱慕。韦尼阿明自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认为“神迹”之所以没有出现，是由于格利沙不够虔诚。然而他的神情中明显表现出失落和沮丧：他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信仰没有给他增加更多权威，反倒使他名誉扫地。

不过韦尼阿明的斗志并没有被这些挫折打击，他在对待周围人的时候依然保持激进的态度。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感兴趣的是基督教中描述“暴力”的成分，那些关于“惩罚”的经文与他内心的“恐怖主义”欲望恰好暗合。在神父建议他成为一名教士时，两个人因为基督教信徒的信仰是否足够“彻底”而发生了争执。韦尼阿明号称愿意为信仰而死，并谴责神父贪生怕死，认为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败坏了东正教的声誉。其中他援引的《马太福音》中的经文，“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根据《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马太福音》中的解释，“动刀兵在这里并不是指军事冲突”，而是为了建立与基督教神的关系，“波及最亲密的家庭关系的尖锐的社会分裂。”其中的“刀”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中也改用“分争”来代替[9](160)。而韦尼阿明从字面意思去理解经文，自认为可以凭借这一条向神父叫嚣。这种对《圣经》的曲解、滥用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如俄罗斯《生意人报》上的评论所言，韦尼阿明的行为表明他更像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恐怖主义者”，恐吓周围的人“完全按照圣经上的字面意思行事”[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完全像自己同“天父”忏悔的那样以“仁爱”对人，而是借助宗教的名义包装自己的权力欲望，他遵从的不是“信望爱”，而是某种观念上的“极权主义”。

2008年，德国上映了一部探讨极权主义的电影《浪潮》，发生背景也是在中学校园里：中学老师文格尔在给学生讲授“独裁统治”的课程时，为了增强教育效果，想出了“独裁”的实验。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浪潮”的组织，在为期一个周的实验中，学生们必须对他言听计从，而他自己则处于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这些学生一开始抱着玩乐的心态，后来竟然迷恋上了该团体，被纳粹的“集体”、“纪律性”等信念彻底洗脑。《信徒》影片中的韦尼阿明自认为得到了“圣谕”，可以像内心构想的决绝的“上帝”那样，审判他的“子民”，讨伐“背叛者”。影片中他所引用的经文，相当一部分都与“杀戮”、“惩罚”有关。譬如，他告诉母亲，游泳课亵渎了《圣经》，没有听从主的旨意时，竟然引用《约翰福音》，宣称“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48）格利沙受到同学欺负，韦尼阿明断定这些人一定要遭报应，“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路加福音》3:9）原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被他极端绝对化，就连对养育他的母亲，他也毫无体恤之情，认为母亲与父亲的离异是由于母亲在身体上的背叛，上帝必会审判她，“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13:41）在韦尼阿明的内心，燃烧着熊熊的“复仇”的火焰，他渴望能像“上帝”一样，对周围的人实施审判和惩罚。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人渴望制造暴动的心理：“恐怖主义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的表现。暴民所需要的也就是走向历史，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毁灭。”[11](11)在历史课上，老师打断韦尼阿明的话开始讲“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实际上这是对韦尼阿明“权力欲望”的一种平行叙事。韦尼阿明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但传达的思想与斯大林所代表的“独裁政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基督教教义上倡导的“爱你们的仇敌”（《马太福音》5：44）不同，他尤其喜欢将“异端”区分出来并予以贬低、排斥甚至打压。对于自己的朋友格利沙，他称呼其为“残疾”，并认定是他的父母做坏事遭了报应，才导致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叶莲娜·利沃夫娜更是被他称为“犹太人”，并成为他想要除掉的对象。为了彰显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地位，他收格利沙为门徒；而当格利沙没能按照他的指示迫害叶莲娜·利沃夫娜时，他大骂他为“犹大”，并拿出《圣经》，让格利沙朗读其中的片段，趁机举起石头，砸向了自己“门徒”的后脑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经文确实是关于“流血”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9：22）至此，韦尼阿明和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已经没有多少区别。

“问题少年”和他身后的社会

作为“信徒”和伪“基督”的韦尼阿明之所以会在“布道”活动中屡遭挫折，很大原因是他与背后世界在观念上的冲突。宗教的神圣性在技术文明日新月异的映衬下，有些相形见绌；当地的神父所理解的基督教的意义更多表现在“心理疏导”层面，信众来到他的面前忏悔，与主对话，以实现心灵的净化；韦尼阿明的母亲、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将韦尼阿明的警告记在心上，就像学校的保安和行政人员面对韦尼阿明钉在墙上的十字架，虽然他们面对十字架在胸口画了十字，但他们的茫然情绪表明，所有人内心未必真正肃然起敬，不过是履行一种仪式罢了。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韦尼阿明不过是一个“问题少年”：他父母离异，处于青春期，在学校里特立独行，甚至因此得到女孩子的青睐。然而忽略他“惊世骇俗”的言行，如果我们追踪韦尼阿明的日常生活，将能够发现在今日俄罗斯（抑或是今日世界）青少年教育、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许多问题：母亲一开始怀疑韦尼阿明“吸毒”，可见这在中学生中并不算十分罕见；韦尼阿明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单亲家庭的种种问题；同班同学特卡秋娃主动引诱韦尼阿明与他发生性关系，这恰恰反映出青春期的普遍问题，也证明了叶莲娜·利沃夫娜开设生理卫生课的必要性；叶莲娜·利沃夫娜与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与校方领导之间的冲突，暴露出校方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学校管理层知识结构的窘状、教育“去行政化”的艰难……正因为影片反映出的诸多社会问题，俄罗斯《新报》记者叶莲娜·季亚科娃撰文称，“从马里乌斯·冯·迈恩堡的剧本中产生了非常俄罗斯的、非常现代的、在诊断上一针见血的历史。”[12]

首先，在单亲家庭成长的韦尼阿明对于缺场的“父亲”保持着持续的想象。在男孩子的青春期，“父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开场母亲和他谈青春期男孩的生理常识，让韦尼阿明十分窘迫，设若这时与他沟通的是父亲，效果可能会好很多。从母子对话中可以得知，韦尼阿明的父母离婚与父亲的家庭暴力、母亲的出轨有关系，但韦尼阿明并不认同母亲的说法，他始终在维护父亲的权威，并认为母亲犯了“奸淫罪”，上帝会审判她。“笃信宗教”是在精神层面寻找“父亲”的过程，宗教心理学上提出一种“上帝是父亲形象的投射理论”，这种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进，认为“上帝的形象类似于父母的形象。”[13](267)韦尼阿明半夜醒来，看到客厅里的十字架和绑缚在上面的“基督”形象，很可能来自于他的父亲，而他发出的哀求，也不仅是对天国的“父”，还折射出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父亲庇护的茫然心境。“寻找父亲”是人类心理结构层面亘古常新的话题，鲁伊基·肇嘉把这种寻找与子辈渴望成长的欲望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寻找他的父亲，就像他曾经从外部了解过他一样。他想结识在他内心中生活的‘父亲’：他想成为一个成年人。”[14](360)另一个将“天国的父”与“生身父亲”糅合的情节出现在影片接近末尾的地方：母亲发现韦尼阿明在用木板制作十字架，走上前询问他，同时回忆了当年韦尼阿明的父亲为儿子死去的家兔做十字架的往事。韦尼阿明告诉母亲，“我要去找我的父亲了，他召我去”，母亲立刻陷入了绝望之中，她劝说儿子“他玩你两下，就把你扔了，你得不到他的半点眷顾”。表面上看母子俩谈的是两个对象，然而实际上这两个“父亲”却在很多方面出现了重合。整个场景选用与地面垂直的俯视角拍摄，这种用来表现“巨大空间”和“宏大场面”的拍摄方式，使得观众仿佛作为“上帝”来观看韦尼阿明制作十字架的场景，画面中的两个人都成了无足轻重的点，只有平放的十字架位于冷峻色调画面的正中，似乎在对心理上疏远的一对母子进行审判，给人一种压抑、低沉的观感[15](66)。

其次，影片多次涉及青春期的“身体敏感”问题。镜头十分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身体状态，特卡秋娃穿比基尼站在韦尼阿明面前，处于青春期的他在生理上根本无法阻挡这种诱惑，在泳池旁边读《圣经》时，他忍不住偷偷瞟从身边经过的女生的身体。但他所信奉的宗教“禁欲主义”又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他努力抗拒特卡秋娃的身体，同时也对格利沙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身体十分鄙薄。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考察宗教的“禁欲”时，从“欲望”与“罪恶”的关系入手，肯定了“禁欲”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禁欲生活与对罪的意识以及同恶的斗争相关。罪产生痛苦。通过禁欲生活的方法人给自己制造自愿的痛苦，以便找到摆脱从外部打击人的，不自愿的痛苦的途径。人们企图通过禁欲生活克服恶。整个精神生活都与恶和痛苦问题相关。”[16](104)然而，韦尼阿明的“反抗”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他面临的是青春期每个人需要面临的正常生理蜕变，并不是《圣经》中讲到的种种与肉体欲望相关的败德行为。况且，他生活的时代的影像，也让原本看似崇高的行为削弱了震撼效果：体育课上男女生在做运动，露出青春活泼的身体。随即镜头转到海边，叶莲娜·利沃夫娜和男朋友在石头上晒日光浴，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从他们身后走过。镜头缓缓移动，将石头上站立或平躺的各种裸体呈现在银幕上，同时传出韦尼阿明读《马太福音》（6:25-34）的声音：“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按照《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马太福音》的讲解，这里强调的是“处于第一位的不是衣食住行，而是对神的信仰”[9](115)，告诫世人不应该把对物质生活的忧虑看做最重要的。但导演对这段经文的再现似乎并非如此：此处身体和感官上的享受超越了一切，人们赤身裸体躺在太阳底下，不是在感念上帝，而是在享受自然生命的愉悦。

最后，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行政管理层的言行，也暴露出许多基础教育方面的弊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某些问题。譬如面对生理卫生课上韦尼阿明的捣乱，校长的回应折射出管理层的蛮横和无知。她以专横的态度评价叶莲娜·利沃夫娜的授课，在“蝙蝠是鸟类还是哺乳动物”这样的常识性问题上犯下可笑的错误。在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上，校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领导才能，她坐在与普京照片正对的地方发号施令，似乎是导演刻意的安排。影片中还插入了一段校长办公室里“女人们的恸哭”：办公桌上摆放着红酒、柠檬、巧克力，校长与教导主任喝着酒，听一个行政人员唱伤心情歌，几个女人都泪流满面。这种场面完全打破了观众对“办公室”的期待视野，学校的领导人完全与家庭主妇没有任何差别。导演有意制造了这种“身份错乱”、“场景错乱”的效果，譬如校长和教导主任在学生离开后，用叶莲娜·利沃夫娜带来的胡萝卜与安全套互相调侃；影片接近末尾时，校长等人在会议上公然嘲笑叶莲娜·利沃夫娜是“犹太人”。这些场景背后都隐含了许多与国家、社会相关的问题，因篇幅和本文论述主题的限制，不一一赘述。

结语

不同于一般成长题材的电影，《门徒》展现出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少年非常极端的生活状态：他成长于父亲缺场的家庭，借助对基督教的信仰为自己建立起极权主义帝国，对家人和同学、朋友、教师施行“审判”的权力。他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宗教信徒，熟读甚至背诵《圣经》中的经文，并在日常生活中援引它们，其实不过是把《圣经》作为工具，以佐证和强化自己作为“审判者”的合法地位；韦尼阿明坚信只有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的“神”，而他作为基督在人间的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督”，同样可以施行“神迹”，拯救世人。然而，他所宣扬的是 “流血”和“杀戮”的拯救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像一个裁决别人的极权主义暴君；尽管在精神层面，韦尼阿明将自己摆在了类似于“基督”的位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过是一个处在叛逆期的单身家庭的男孩，他对异性身体的排斥、对老师和母亲的反抗心理也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同时，从他与家庭和学校的“抗争”，也暴露出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一些弊病。

据《门徒》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介绍，这部电影的投资不足100万欧元，然而2016年影片在1500部世界电影中脱颖而出，获得戛纳电影节展映的机会，并夺得“一种关注”单元弗朗索瓦·加莱奖，这不能不归功于影片本身的独特魅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多重身份的韦尼阿明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影片导演所表现出的“一种关注”，既是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更是对当下这个普遍信仰缺失、宗教信条歧义丛生、因观念不合而引发战争的社会病态的“一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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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夺宝动作片。为了从天门夺取华佗遗作医书，中日德三国展开争夺，最后发现医书不过是一摊灰烬而已。

一开始是神医救治曹操，华佗建议曹操开颅取出风涎，但是曹操以为华佗要害他，就把华佗抓了起来，并杀害了。华佗临死前，将医书全部托付给狱卒，但是狱卒的老婆生怕曹操怪罪，就把医书全部拿出当柴火烧掉。幸亏曹操的大将于禁赶到，才好不容易抢下一部分医书，藏在一处。日伪时期，日本人想要找到医书服务战争，德国人也想得到医书，还有一群爱国青年为了保护医书不被外国列强抢夺，也加入了战团。三方势力相互争斗，抢夺线索。先是中方抢到了神珠，从珠子里发现了天门的秘密。然后又去找打开天门的钥匙。三方势力展开了打斗，德国方面雇佣的日本人抢到了两把钥匙。不过中方人人很聪明，因为德方的一个狗腿子，额头被钥匙灼伤，所以中方人抓了他，通过他额头的伤疤痕迹，做出了钥匙的痕迹，然后送去做了两把一样的钥匙模型。然后找到了天门，他们用钥匙打开天门，进入后，遇到了于禁将军，他交代完医书的，就升天了。为了保护医书不被抢走，三方势力又开始争斗，好多人死去了。最后和中方一起上学的女同学抢到了医书送给教授，但是打开箱子，里面竟然只有医书的灰烬。

影片应该是95分钟版本，看的是88分钟版本，严重删减，所以情节根本连不起来，跳跃得厉害。各位高手的轻功真是了得，轻轻一跃就飞上城楼，不费吹灰之力，有时真的以为是遇到了孙大圣，在拍西游记呢！而且身上的威亚太过明显，真是无语咯，一次竟然轻轻一跃，飞过了火车，我勒个去，要是铁道游击队学过这把式，可能日本鬼子早就给赶出去了。另外倒塌的塔，还有山，也太假了吧！人都被埋进去了，还能再去救，整个看不懂。人在竹竿上飞来飞去，这不用管牛顿定理的嘛！另外在天门里是遇到神仙了嘛！还升天。一开始我以为是僵尸呢。还有女日本同学被一群荷枪实弹的人用枪瞄准，她竟然一下子趴倒在箱子后面（箱子根本挡不住），说，你们开枪啊，可以把箱子一起打烂。关键是，大家开枪不用瞄准的嘛，怎么打也打不到这么点矮的箱子啊，真是迷之操作，让人看傻眼。不过胡慧中还是很美的，身手也很不错。日本女同学身材颜值也不错。还有，胡慧中男友的孩子为什么一直都要带着，不是增加累赘嘛，看不明白。

由《神枪手之死》进入好莱坞的新西兰导演安德鲁·多米尼克的新作从威尼斯首映开始就褒贬不一，上线流媒体后更是饱受争议。它的失败或许反映了观众对于这种矫揉造作的复古的厌恶。早在两年前网飞请大卫·芬奇执导《曼克》时，不少评论者便对那部“四不像”的作品颇有微词，而如今多米尼克也难逃一劫。值得一提的是，二人在接手网飞的项目前都多年未拍电影，而在美剧《心灵猎人》有过合作，因此电影口碑的扑街倒也并不令人意外。

人物传记片首要的自然是人物。作为曾经拍出过《社交网络》的导演的作品，《曼克》里浮光掠影的人物弧线着实令人大跌眼镜。而到了《金发梦露》，人物形象更是破碎不堪。梦露对童年阴影的应对方式被粗暴地简化为一种恋父情结，安娜的表演如同一只受惊的鸟儿——与其说是演技问题，毋宁认为是导演和编剧有意追求这种效果，正如片中大制片厂对梦露本人的剥削一样——而之后的数次堕胎则构成了她的另一重身份符号，连同婚姻和绯闻一起组拼出这个金发美人的凄惨一生。即便影片在局部展示出丰富的调度能力（例如那段如印象画般身体“拉伸”的性爱戏），但整体视角的狭隘仍然很难给人留下任何回味空间。

前不久，巴兹·鲁赫曼（碰巧也是澳洲导演）的《猫王》让我们领略到了电视时代的浮华。《金发梦露》则带我们回到更早一些时候，好莱坞的黄金时代。在21世纪20年代初回望半世纪前星光熠熠的美国娱乐业，似乎既讽刺又失落。两部电影的碎片化叙事都显露出典型的流媒体时代特征，而由网飞来为昔日好莱坞巨星立传本身也构成了一层奇妙的互文关系——明星和流量，二者密不可分。

帕布罗·拉雷恩去年的传记片《斯宾塞》同样受到争议，但值得肯定的一点是它懂得如何虚构，历史人物在小K身上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并逐渐融合为一个永恒的女性主体。而在《金发梦露》里，我们看不到安娜的影子，将她换成任何一个金发女郎都可以。导演和编剧试图还原一段扭曲的历史，却怯于直面自身的浅陋，只能通过大量技巧掩盖文本层面的干瘪——比苦难更可怕的是对苦难的想象，这便是证明。在《斯宾塞》的结尾处，一个神秘的幽灵指引着我们；而《金发梦露》选择了一种封闭性叙事，摄影机迫使我们冷冰冰地旁观这个女人的一生（的确有些哈内克的色彩，但要保守得多），我们好像来不及也没必要与之共情，因为这部电影既没有道德也不指望它的观众具备道德，它只想编造一个完整的寓言然后束之高阁，甚至不敢提出任何哪怕微小的指控。

影片前半段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一场戏是梦露试镜完以后，台下一片沉默，待她离开后剧组的人表示“像是在看一个精神病人”，“不是在演，没有技巧”。这大致反映了好莱坞崇尚布莱希特表演法的传统。尽管一带而过，但这两句话至少引出了对表演的自反，安娜的表演又怎样呢？实际上，无论哪种体系都不该抹杀角色的复杂性，所以最致命的问题是，我们既不觉得她像梦露，也不觉得她是安娜本人，在这两者之间尴尬地生成了一个单调的被观察对象——一个脆弱的、没有反抗能力的、缺乏主体性的人。

相较于感情生活和花边新闻，梦露的演艺生涯显然不是影片关注的重点。电影设置了三处剧场场景（以及进入剧场前的景象，无非是像《雨中曲》等电影一样表现好莱坞的刻板印象），镜头在大银幕上的经典桥段和梦露的神情特写间来回切换，暗示了梦露在好莱坞成名以后的心路转变。这三部影片分别是1950年的《彗星美人》、1953年的《绅士爱美人》和1959年的《热情如火》。《彗星美人》是梦露在好莱坞的敲门砖，在这部当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中梦露饰演了一位在聚会上攀权附贵的小演员——多米尼克将这一幕作为对梦露自身处境的隐喻；随后，梦露以片酬要挟剧组罢演和她在《绅士爱美人》里的经典唱段“钻石是女孩儿最好的朋友”也被建立起某种戏里戏外的关联。多米尼克将现实和戏剧以看似合理的方式一一对应了起来，但这也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如果一个人的心理能够被轻易解释，那一定是不现实的。也因此，整部影片的确营造出一种“虚假”的质感。如果你能接受这实际上是一部和梦露无关的电影——如同它的原名“Blonde”，关于一个感情坎坷的金发美人，关于一个童年不幸的精神病人，甚至关于一个一夜成名的艳星，总之将她作为虚构的人而非现实的人——那么或许并不会觉得它太过难以下咽。

在拍摄《热情如火》时，梦露的精神状态已然濒临崩溃。我们看到化妆间里的一幕，梦露望向镜中浓妆艳抹的自己突然破涕为笑。这一幕让人联想到《彗星美人》的结尾，演员被明星光环所带来的满足感所吞噬。多米尼克没有挖掘出什么新的东西，在他看来，此时已从影多年的梦露也和小演员一样爱慕虚荣。对后者来说，镜中投射的是自身的欲望；而对于前者，镜中是分裂出的另一个自我，这一“自我”永远地受困于好莱坞的黑暗面——制片厂的剥削、大众的凝视和自身无止境的欲望。

于是，走投无路的梦露最终走向了注定毁灭的结局，她孤独地死在自己的寓所中，徒留一具光鲜亮丽的尸体。这便也是电影本身留给我们的，一个好莱坞的尸体，在制作精良的外衣下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多米尼克抛给我们的并非历史问题，而是历史遗留问题，即腐朽的电影工业还有多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