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即将到来的上海电影节上，以西北民歌手张尕怂为主角的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将迎来国内首映。本片是青年导演张楠的首部纪录长片，年初于鹿特丹影展首映。《黄河尕谣》虽然定位为音乐纪录片，导演张楠所触及的并不仅仅是西北民歌。透过影片主角西北歌手张尕怂的民歌之旅、他吟唱的西北小调，可以看到更多的是一个八零年代人，如何在中国现代化、城市化的浪潮中，离开家乡进入城市，一路打拼，却又一次次地回到故乡、面对故乡、思考故乡。

纵观近些年国际上受到关注的中国纪录片，大多数作品都带着强烈的社会性和议题性，通过讲述普通人物的故事来展现飞速发展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趋势中，仅就选题来说，《黄河尕谣》并不讨巧，没有明显的社会议题。影片透过张尕怂所展现的西北自然风土和民歌，虽然充满地域特色，但是同样有可能成为跨文化传播中的劣势和障碍。

然而正是由于在选题上远离了所谓的“国际偏好”，让《黄河尕谣》在中国纪录片群中显得有些特别：它不沉重，不苦情，有幽默感；镜头流畅优美，音乐和声音方面处理得很出色；对于中国西北乡村生活的描绘具有诗意感，也带着淡淡的乡愁。

自嘲尕怂

《黄河尕谣》的主角张尕怂1989年出生于甘肃省白银市的一个小山村。“父亲是个乐迷，喜欢吼秦腔，叔叔是个乐师，会玩秦琴、三弦、板胡等民间乐器。” 张尕怂说话有轻微的口吃，但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唱起歌来流畅自如。他很小就开始跟着大人在家乡庙会上表演。但彼时音乐于他也只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爱好与习惯，直到他离开家乡。

大学生活、南方城市，张尕怂发现自己与那样的生活格格不入，唱歌成为他逃避生活尴尬与重新找到自我的方式。2008年，张尕怂离开大学，回到西北。甘肃、宁夏、青海，他一路寻访民间歌手，跟他们学习三弦、秦琴、冬不拉等民间乐器，收集散落的社会小调、地方戏曲和花儿等民间音乐，并将这些曲调进行改编，融入自己的创作中。他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尕怂。两个字都是西北方言中常见的字眼，合在一起带有一种自嘲的幽默。

2011年，张尕怂开始了他的全国巡回演出，一二三线城市的酒吧、咖啡馆、Live House，自己联系。有一年，他从春节巡演到下一年的腊月，一年跑了103个城市。张尕怂说自己有个外号，叫民谣流窜犯。

发现尕怂

2012年，张楠进入新影集团工作的第二年，那年张楠26岁。他所在的部门做一个名为《新青年》的纪录短片系列，每集二十多分钟，拍摄“有着新思维、新态度的年轻人”。工作不久的张楠正处在对创作充满热情的阶段，有次开选题会，他一口气报了八个选题，一年的工作量，同事们都被惊到了。张尕怂也是张楠找到的一个“选题”，那时，张尕怂23岁。

发现张尕怂是通过微博上的一个小视频：张尕怂坐在地头上，抱着三弦在弹。张楠一下子被那种状态吸引了：“一种混不吝的状态，什么都不在乎，但自己弹的很开心……那个状态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非常西北的东西。”与张尕怂一样，张楠也来自甘肃，庆阳人。

张尕怂和张楠在兰州见了面。张尕怂很痛快地接受了拍摄，想法很简单：“反正之前也有人拍过，就挺好的，也是宣传我嘛。”最初，张楠只是将张尕怂作为《新青年》中的一集来拍摄，但后来随着他从新影离职，短片就发展成了长片，拍摄也断断续续持续了四五年——跟随张尕怂在各地演出，在乡间拜访民间艺人、采样儿，恋爱和结婚。

《黄河尕谣》是献给西北与故乡的。

“尕谣”

在中国民谣中，西北民谣是地域特色鲜明、创作者众多的一支，甚至有人说，“西北是中国民谣的根”。与更为人所熟知的野孩子乐队、低苦艾、布衣乐队、赵牧阳、苏阳等相比，张尕怂虽然也以Live House的形式在城市演出，但其所演唱的歌曲更多源自原生态的民歌，因此也更土更俗，更接地气，更趋近于农村生活。

影片中的张尕怂常穿一件黑棉袄，带一副圆圆的眼镜。他管自己唱的民歌叫“尕谣”。

张尕怂的“尕谣”，大部分曲子改编自民间小调，包括河州贤孝、通渭小曲、社火小调、秦腔等。不少曲子配上新的歌词，用来讲述他记忆或想象中的西北农村生活。比如他的代表作《姐姐》，曲子改自青海河湟地区大家耳熟能详的花儿小调《挖虫草》，歌词据张尕怂说则讲述了他儿时村子的真实故事：一个父母双双去世的农村家庭，长女如何牺牲自我、含辛茹苦拉扯弟妹长大的故事。

类似的还有《张老汉》《十嫂子》等都是对农村人物的肖像式刻画，《庄稼汉》《春耕》《船歌》等则是对传统农村农耕、劳作的描绘；《花儿十七我十八》《月亮挂在窗户上》是脱胎于民间“酸曲儿”的情歌；《鼓对鼓锣对锣》《尕怂讨婆娘》等则充满了搞笑式的叙事与草根般的自嘲。

另外张尕怂常常在作品中配上民间生活的采样儿，如过年的鞭炮声、孩子们玩耍声，牲畜叫声等，试图为作品增加更多的烟火气，营造一种真实生活的质感。

《黄河尕谣》中，场景在城市与乡村间切换。张尕怂在西北的乡村寻访民间艺人，拜师学艺，搜集小调；在城市的酒吧里、喧闹的都市人群中和《中国达人秀》的娱乐选秀舞台上唱歌。事实上，已经很难定义张尕怂所唱的是不是民歌了，这种创作与欣赏的空间性分裂，所展现的正是民歌在现代社会的境遇。

离不开的民歌与回不去的故乡

在对民歌文化的讨论中，学者臧艺兵指出，民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特殊之处并不在于歌曲本身，而在于歌曲与民间文化的关系。简单来说，民歌是一种集体性创作，根植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吟唱的也是人们的生活经验。这也决定了民歌与地域性的自然风土和生活方式有着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如此，影片中最动人的几个歌唱段落都不是灯红酒绿酒吧中的演出，在啤酒泡沫与人群喧嚣中，张尕怂总是显得有些迷茫有些落寞。只有在黄土高原的土丘上，家乡的玉米地中，或宁夏松鸣岩花儿会上，歌唱与生活和自然重新融为一体，成为兴之所至的有感而发：山野中尕怂与陌生老奶奶之间风趣而温情的对唱，爷爷葬礼上的悼念与安魂。

张尕怂的歌迷不少都是漂泊在天南海北的都市中的西北人。在那些熟悉的小调、描绘西北生活的歌词以及带有方言的歌唱发音中，许多人找到了通往故乡和儿时的方式，聆听成为一种怀旧与慰藉。他们说张尕怂的音乐“真实”，带有“泥土味”。其实，不光是张尕怂的音乐，近几年被冠以“新民谣”的音乐类型也大量借用乡土民歌中的元素，援引传统曲调或唱词。

如果将这一类型音乐在城市的流行与消费，视为都市游子的怀旧需求，那么支持这一现象运作的现代媒介环境与音乐工业也在影片中一一展现出来：遍布城市的酒吧餐厅、Live House演出，成为都市年轻人常见的休闲方式；网络和社交平台不仅仅为独立民谣提供了传播平台，而且让独立唱作人可以通过众筹的方式制作发行自己的唱片；近些年火爆起来的歌唱选秀节目则是将“新民谣”带入大众视野的重要推手。

在影片的叙事上，张尕怂参加中国达人秀的录制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最终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透过他选秀的经历，我们所瞥见的是现代娱乐造星工业一隅。张尕怂在其中兜转一圈，最终又找回了自己。他说：“我一定要走出那个贫穷的地方，但我不能忘了这个贫穷的地方”。

张尕怂的独特之处是，当不均衡的现代化让农村逐渐走向凋敝，当太多人迫切逃离农村也逃离那种生活方式，他天然地眷恋着生养他的那一方水土，在记忆与歌唱中给与故乡一个位置。

在《黄河尕谣》中，故乡是日常性的，是奶奶做的棉袄，如农村劳作中扬场地里翻滚出的土与麦的味道；故乡是地理性的，是黄土高原上的千沟万壑，是风卷起的沙尘和黄河上的手摇船；故乡也是诗与想象性的，存在于那些民间小调的曲与词中，存在于无数故乡人的童年记忆中。民歌在这里变成一个隐喻，指向传统，指向过去，指向儿时的故乡。

影片结尾，张尕怂回到了儿时居住的、现在已经荒废了的山头村。那里曾经是一个有上千人口的大村，在尕怂的记忆里热闹而繁华。但由于这个地区长久干旱，人们吃不上水，生活非常困难。八九十年代，整个地区进行了搬迁。人们离开深山，到达黄河岸边，到达城市旁边。整个搬迁工程浩大，前后长达数十年，涉及人口数十万人。

数十年后，尕怂再一次回到那个小山村：干旱的村子居然下起了雪，雪地里的张尕怂格外兴奋，他在老房子的土墙头上写下自己儿时的小名，感慨地说道：“感觉亲切的不得了，但回不去了。”

把时间留给声音编辑工作

作为一部音乐纪录片，《黄河尕谣》的主创团队对纪录片声音创作非常重视。张楠谈到，在拍摄最初，经费的缺乏和独立拍摄的形式，都让录音工作很难展开，很多非固定拍摄场景只能在相机上架个麦来录；没有录音师时，他和助理小飞搭档，也尽量坚持分离录音。有了经费之后，在重要的拍摄期，会请录音师加入。尽管如此，影片前两次在韩国混音过程中，还是有很多声音问题暴露了出来，比如场次内部声音不连续，噪音连不上，只能靠后期补救。

在音乐方面，张楠也曾经尝试联系一位美国音乐人购买音乐版权，但在最终定剪的版本中，除了张尕怂的歌，没有用其他音乐，采取了更加写实化的处理。但张楠认为这一路走来的经验很重要：除了拍摄期间尽量做好录音工作，在影片内容定剪之后、混音之前还有应该有一段时间留给声音编辑工作。这项工作需要在录音棚内完成，因为只有在好的监听环境中，才能辨识出好声音或暴露某些问题。

但目前纪录片整体的预算、播出环境以及大家对纪录片的认知，导致纪录片声音创作是被普遍忽视的。而未来纪录片想要进入院线，注重声音质量对于提高纪录片整体制作水平和观影体验，或许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在这一点上，《黄河尕谣》让我们看到了某些新的尝试。

音乐纪录片超越音乐本身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起，音乐纪录片已经成为西方纪录片创作中的常见类型。凡是以音乐和音乐人为题材的纪录片，都可以被称为音乐纪录片。这种以题材命名的分类方式，更像是类型片之于电影，是为了方便市场发行和寻找受众的一种标签方式。

音乐纪录片，包括偏重于教育的作品，如BBC制作的《伟大的作曲家》《交响乐的故事》等；也有以流行歌手、乐队、音乐家等为主角，以其追求音乐梦想为线索的人物纪录片。而后者中的不少影片，因其主角为超级明星且粉丝众多而拥有天然的观众群，具有一定的商业潜力。比如在电影票房网站Mojo的纪录片类型下，票房排名前十的纪录片中就有四部是音乐纪录片，如《贾斯汀·比伯：永不言败》（2011）和以迈克尔·杰克逊为主角的《就是这样》（2009）。在中国，借用这一类型而进行商业尝试的典型当属2014年范立欣以快男选秀选手为主角的纪录片《我就是我》。不过一些影片虽然票房千万，但对明星人物的刻画往往单纯为了迎合粉丝观众，更像是明星宣传片，而被普遍认为缺乏批判性与深度，属于为大众娱乐服务的流行文化消费品。

如果想要超越大众娱乐消费，音乐纪录片需要展现的就不仅仅是音乐创作。如果我们将音乐视为一种社会活动，任何个体或团体的音乐创作也必将根植于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中，涉及一定的社会关系。只有透过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联结起更广泛的社会、地域甚至生命哲学议题，才能让影片抵达更深更远的地方。比如张经纬的《音乐人生》，透过香港天才钢琴少年黄家正，触及到的是亚洲教育方式、成长和生命之存在的问题。以这个角度来审视《黄河尕谣》，张尕怂的民歌之旅触及的或许是当代中国人与故土的关系，是迁移和漂泊成为现代生活的常态后，人们对于归属感的寻找。

2018年初，《黄河尕谣》以音乐纪录片这一类型首映于鹿特丹影展的Scopitone（点唱机）单元，同时，有11部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纪录片作品放映。影片的放映场地也不是常规的电影院，而是更像Live House的现场——带有卖饮料的小吧台，观众不仅可以点上一杯喝的围着圆桌随意落座，而且可以在放映前后欣赏暖场乐队的现场演出，是以琳琅满目的影展活动著称的鹿特丹电影节中，将电影与音乐现场结合在一起的有趣活动。

目前《黄河尕谣》定位为“音乐纪录片”，而张楠想讲的大于一个人物或一种音乐。张楠不会觉得被标签化特别遗憾，“当然希望看的人能理解到更多，但多多少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了。我觉得标签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市场和发行也有它自己的规律和积习。对我来说，一切还是从音乐开始，从民歌，从沉默的生活里来的。”

如果导演以前的作品《香港有个荷里活》仅仅是表现平平的话，这部《三夫》简直就是在让人产生不适的水平上达到了登峰造极。导演自以为是的把自己理解的政治观点用极端和自以为隐喻的形式灌输到整部电影里，却完全漠视观众的观影体验和感情耐受，说句不好听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宣泄等于是强J观众的眼睛。

老夫少妻，乱仑，绿帽癖，性瘾，夫目前犯……这些乱七八糟的性癖被整合到了一部电影里，每时每刻不在挑战你的忍耐极限，不仅如此，导演在物化女性的角度上也做到了登峰造极，女主角被塑造成一个台词基本是叫床，不停和男人交合的性爱机器，不挑不检的用身边或精壮或老迈或肥胖的男人填满自己性瘾的性爱奴隶，哪怕这个男人是她的父亲，哪怕这个男人是一个垂垂老矣的老人。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糟糕的电影，稀烂的剧本，电影的女主角依然贡献了精彩的演出，不同于如今女演员千篇一律的网红脸，曾美慧孜的颜值虽然不出众，但是脸上时而出现的红晕和丰沃的胴体却是色气满满，把一个沉迷性瘾的风尘女子演绎的入木三分，一个好演员，哪怕在这么一部烂俗的烂片里，也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如果让我评价一下这部电影，我还是会用那句我常用的烂片口头禅: 文化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