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语言
    
《老男孩》一片的电影语言可谓极其风格化。朴赞郁并非科班出身，他毕业于韩国西江大学哲学系，但热爱电影，事实上他和楚浮一样是由影评人转行成为导演。这也注定了他巨大的观片量，从而在电影语言上的博采众长。当然由于他是一名B级片与cult片影迷，又使得他经常不按常理出牌。

首先浅析一下本片开头的综合电影语言运用。第一个镜头起自一只手握住领带的特写，逐渐拉到吴大修逆光的面部狰狞特写（无其他背景，高对比的硬光），然后切换至跳楼者，交代环境。配乐十分紧张，短短几秒已建立起极强的戏剧张力，为整部影片定下了基调，而观众多以为是吴大修要迫害跳楼者。此时镜头突然切换至故事的最初，喝醉酒的吴大修在警察局闹事。使用普通灯光与自然声，纪录片式粗糙剪辑，当年的吴大修完全是一副中年废柴上班族大叔的样子，无论形象还是滑稽平和的气氛都与最初的镜头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这一段戏还承担了叙事上的多重功能，不但交代了吴大修的最初身份，与之后的影片形成反差，还提到了他的女儿，可以说埋下了第一个伏笔。场景转换到电话亭，最初仍然是纪录片式粗剪，然而随着吴大修的失踪，转换为轨道镜头并逐渐拉高成为俯角镜头，自然声退去，全片多次出现的一段提示情节推进的主题配乐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老男孩》一片中俯角镜头出现了四次，除了此处，在吴大修离开监禁房间、初次遇到mido、以及影片最后催眠结束都有出现。通常而言俯角镜头因其暗示全知视角往往带有一定宗教意味（可以参见《我要复仇》），但此片中倒没有涉及宗教，更接近于宿命的提示，因为每次俯角镜头出现都暗示着主人公命运的转折。仅仅一个开头，导演就很少的笔墨牢牢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并制造了强大的戏剧张力，还为情节进展做下了必要的铺垫。

    而其他出色的镜头语言运用还有很多。比如通过广角镜头进行的空间处理。第一个广角镜头出现在吴大修进入监禁房间后，一组十分压抑的极低机位镜头（从门下露出头）之后，从吴大修后方交代整个房间环境。然而由于广角镜头的效果，整个空间被压抑在镜头之内，仍然显得禁闭和压抑。第二个则近乎鱼眼镜头，出现在吴大修走出禁闭房间后，在电梯里15年来首次见到女人。通过鱼眼镜头的使用，吴大修尽管克制自己紧贴电梯，但他的手仍然像要抱住女人。另一个也是运用于房间，吴大修进入偷窥自己的房间，遇见李有真及其保镖时，鱼眼镜头的使用另吴大修仿佛踏入了一个陷阱，一个李有真精心布置的局。
至于吴大修在监禁自己的楼层过道中，与一帮小混混打架的长镜头，几乎可以成为暴力美学的教科书。长达三分钟的打斗由一个横移镜头完成，其中的场面调度可谓炉火纯青，乍看混乱实则节奏精妙，仿如一曲交响乐。而其所使用的配乐却名为《a lonely place》，极尽反讽。（值得一提的是，本片OST每一首题目都是另一部电影的名称。）
朴赞郁对景深的运用也颇具匠心。如最后在李有真的办公室中，朴赞郁运用了不少夸张的可与《公民凯恩》中凯恩与苏珊在城堡中的场景相媲美的景深镜头。他运用镜子将近景的李有真正面（同时面对观众），远景的吴大修，远景墙上李有真姐姐（妹妹？）的照片放在了一起，再不时闪入在另一边监禁房间中等待的mido的画面。一方面提示两个仇人的心理距离，另一方面可以说故事核心的矛盾都在这组镜头中交织并即将爆发。（而mido的闪入，也因之前的一段错位交叉剪辑的延续而并不显得突兀。）
浅景深的运用例子，则有吴大修离开监禁房间后下楼的一组。吴大修离开房间后，电梯中的女人仍然在和警察投诉，警察也试图叫住吴大修，甚至之前的跳楼者也在此时从楼上坠下。这些看起来激烈的事件，却都被虚焦处理，镜头始终牢牢锁住吴大修面部特写，可见其内心之决绝，全然不闻外界之事。
朴赞郁还非常喜欢使用类似北野武的突然静止镜头来制造反差或荒谬效果。比如影片开头拉住跳楼者领带、几段打斗的开始等等。又比如通过饺子寻找线索那段的开头，就是突然切入一个mido夹饺子给吴大修的静止镜头，用夸张的造型提示，此处饺子正是解谜的关键线索。
懂得节制的反差效果也使得朴赞郁与盖里奇、罗德里格斯、三池崇史、塚本晋也这样的后现代&暴力导演区别开来，而更接近昆汀塔伦蒂诺与北野武。（或许这正是昆汀将戛纳评委会大奖颁给此片的原因之一。）除了对暴力部分的非常规处理之外，许多细节也可以看出导演对节制的理解：当mido在一个普通的大街上问吴大修是不是想去妻子的坟墓，自然声效与手提摄影制造的日常氛围下，吴大修突然转过头，露出了极其痛苦的表情，没有特殊手段和配乐进行烘托，却反而更加震撼人心。（这一点在《我要复仇》中更为显著，几乎所有人物感情迸发或出现剧烈冲突的戏都是用远景拍摄。）有一段平行蒙太奇，是正在做瑜伽的李有真与汽车中愤怒狂吼的吴大修的反复切换。乍看是痛苦与冷静的对比，但事实上，只有通过瑜伽才能获得暂时缓解的李有真，他的痛苦远远超过此时的吴大修，这其实是一段痛苦与更加痛苦的对比，这组镜头以李有真的一滴泪水结束，但却充满了力度。

从叙事角度来看，朴赞郁的悬念与伏笔设置更是令人叫绝。影片开头的一系列悬念设置不断地刺激着观众的好奇心。除了悬念的数量，悬念出现的节奏也恰到好处。比如精彩激烈的楼道群架戏之后，观众刚刚松一口气，马上发现帮助吴大修的普通路人实际上竟然就是最终的反派。前半部影片几乎都是如此一波接着一波，毫无空隙。
除去一些较为明显的单纯服务于情节的不谈，本片的某些伏笔设置则更别有深意，值得探究。当李有真第一次打电话给吴大修，吴大修问为什么要关他15年时，镜头正好把mido和吴大修取在一起，可谓导演别有用心的暗示。尽管有催眠术作为解释，但吴大修与mido初次见面是互相说眼熟的设置，实在颇有些揶揄。李有真也说过，不管催眠术有多高明，要让两个人相爱并不是那么容易。可以想见，从小没有父亲关爱的mido内心的孤独（其后也用蚂蚁人的隐喻来表现），遇到吴大修这样有父亲味道的中年男性，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的浮现其实并不奇怪。
另一个有趣的伏笔是在禁闭吴大修房间中的两幅画像，一副是一个面目狰狞的表现主义画像，无疑暗指吴大修自己。另一幅则是一副少女祈祷的画作，应当是暗示后面出现的mido。关于这一伏笔，在后文关于影片主题的讨论中，我将继续展开。
导演也深谙调动观众心理之道。比如开头先另观众以为吴大修要杀跳楼者，之后又发现是救。又比如通过情节推进另观众对mido身份进行多次推测修正，使得观众到最后才发现mido原来就是吴大修的女儿（尽管如前文所述导演早已在镜头上进行过暗示）。
在叙事上更加技术化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如此复杂的故事（又运用了诸多技巧）在2个小时内清楚地讲完。叙事的多功能性和用镜的简洁是朴赞郁的两个法宝。前文已经提到，影片开头的短短几秒已经交代了大量的信息。这里再举一例，吴大修从禁闭房间出来后，在街上游荡遇到一群街头小混混并与之发生冲突。这段戏一方面满足了观众的心理需求（主人公在长期压抑之后终于有了一次发泄），另一方面交代了外界环境的变化（通过小混混新潮的骂人语言，吴大修未曾听说过），以及吴大修在身体和头脑上在这15年中的变化（虚拟训练使其变得武功高强，这令之后的复仇得以可能，同时他通过电视学习了很多知识，但是电视没有教骂人的话）。
而朴赞郁的惜墨如金已经成为他个人风格不可分的一部分。他推进情节的方式，将蒙太奇的作用发挥到了极限。吴大修通过饺子找到监禁他的大楼一场戏，只用三个短镜头完成：吃饺子，追外卖的伙计，到大楼的电梯中。吴大修到网吧找到老同学只有两个镜头：老同学惊异的表情——两人拥抱，省去了全部的寒暄过程。这样的跳剪需要极好的火候控制，因为如果语境稍有交代不清，便容易造成观众的不理解。事实上，朴赞郁的简洁与叙事段落多功能是相辅相成的。正式通过这些手段，朴赞郁才有更多时间去刻画他需要用心刻画的部分，又不影响情节的交代（反而还给观众一种酷酷的感觉）。相比之下，许多中国导演的叙事功力便逊色太多，必须通过大段的台词来推进情节、表达人物情感，片子拍得很长却几乎没讲出多少内容。
另一点值得赞赏的因素是，朴赞郁不似某些现代或后现代导演，在开篇给出极其吸引人的噱头之后，往往只能给出一个模糊的结尾。这样的手法偶尔为之还可以（比如奉俊昊的《杀人回忆》），但用得多了便令人不禁怀疑编剧的能力，也使得许多先锋电影被扣上故弄玄虚的帽子。朴赞郁通常以奇特的噱头吸引住观众，带给人极大的观影享受，然后随着影片推进逐渐放缓节奏，解开噱头，引入主题，发人深思。

再谈谈《老男孩》的美术风格。本片多数时候使用类似《教父》的低调摄影，画面中黑色块与冷色块经常占据主导，以配合影片沉重的主题，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吴大修与mido做爱的旅店一场戏中，镜头上便增加了红绿滤镜，使气氛暧昧起来，几乎带上了杜可风的风格。而影片开头的高反差硬光，可以看出些许film noir的传统。结尾处的雪景又拍得颇为唯美，难怪有人评论说简直像岩井俊二《情书》的开头了。（这种摄影风格配合情节与主题的变化，在《亲切的金子》中也十分突出。但在《我要复仇》中，朴赞郁却又使用了反差的方式，几乎将所有惨烈的故事都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拍摄。）
影片中出现的几个超现实主义段落也很有意思。蚂蚁的隐喻出现了两次，一次用于表现吴大修的痛苦与愤怒，一次则用于表现mido的孤独。不知道达利看到朴赞郁的这番化用作何感想。但更精彩的是一些不那么明显的段落。特别是在旅店深红色墙壁的房间中，西装革履却带着防毒面具的李有真，躺在裸体的吴大修与mido身边，享受复仇的快感，周围是漂浮的麻醉气体，近景还有李有真的保镖（同样西装革履带着防毒面具）。这个美妙的画面可以说完美地展现了布勒东的美学。当然还有李有真办公室那独特的现代主义设计。
在音乐上，Yeong-wook Jo所创作的OST很有一些Philip Glass的味道，尤其是提示命运与情节推进的那个主题，紧张的琶音风格。非常有趣的是，在吴大修对监狱看守进行拔牙刑的时候，所使用的音乐是维瓦尔第《四季》之《冬》的第一乐章。《四季》的每一乐章都有相应的诗句，而《冬》的第一乐章恰好是这样的“冰天雪地，寒风刺骨，人们簌簌发抖，牙齿打颤，浑身冻僵。”而之后监狱看守报复吴大修要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吴大修牙齿开始打颤的时候，这一乐章又再响起，倒是令人有些忍俊不禁。



影片主题

如果说《老男孩》一片有令人诟病的地方，或许就是主题。许多人认为本片主题较为浅薄，更多是像《杀死比尔》那样极尽视听娱乐之作。但韩国导演，因其东方文化底蕴之存在，还是与昆汀、盖里奇这样的导演有所不同。他们很难拍出《落水狗》《两杆大烟枪》《罪恶城市》这样的纯“轻”之作，他们的作品总是无可避免的要附加上一份“重”。本片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一些film noir传统（即几乎不存在绝对的恶，个体命运总是在社会体系的压榨中不能自己，最终走向毁灭的悲剧），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导演的一些指向。李有真和他姐姐的悲剧，真的是因为吴大修的一句话导致的吗？显然不是，而是由于整个社会传统伦理观念对乱伦的可怕暴力。社会对个体的禁锢才是真正的凶手，也是李有真变态复仇计划的根源。因为他找不到真正的复仇对象，他无法向整个社会的伦理体系复仇。他清楚吴大修并非真正的凶手，因此单纯地杀死吴大修完全与复仇无关。他只有通过制造乱伦来报复乱伦，才能对社会显示他最后绝望的挣扎。最后吴大修剪掉舌头，也象征着对这种社会杀人“言论”的毁坏。
影片最后结尾在大雪中的山野里拍摄。远离社会的山野，也远离了禁锢人的社会体系，而寂静又纯白的大雪似乎消弭了那些致命的“流言”，洗涤了所有的罪。但真正的救赎或许是mido最后的一句“吴大修，我爱你。”李有真与姐姐的乱伦之爱被社会伦理体系所毁灭，然而吴大修与mido的乱伦之爱最终得以冲破一切禁锢。在导演看来，只有爱才是包容一切的，而吴大修主动选择通过催眠忘却mido是自己女儿的记忆，也是通过爱完成了对自己，甚至对李有真的救赎。这里继续说说前文提到的关于两幅画像的隐喻，可见导演在影片的开始就暗示，祈祷的少女（mido的爱）将完成对暴怒之人（吴大修，甚至包括李有真）的救赎。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大修最后到李有真办公室决战的时候，mido恰恰被关在之前那间监禁房间中为吴大修祈祷（并且她十分纯真地给自己按上了天使的翅膀）。
影片中吴大修的演员崔岷植无需多言，其表演堪称完美。姜惠贞饰演的mido也非常不错，足够天然。但个人觉得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李有真的扮演者刘智泰的出色发挥。他并没有将李有真塑造成一个常见的丧心病狂的变态复仇者，而是真正的有血有肉。这种隐忍了十多年的无处发泄的仇恨与痛苦其实比吴大修的外露难以表现的多。而刘智泰这位演员甚至眉宇间让人始终感觉到一种纯净（所以最后他没有把mido面前的盒子打开），当人物笑的时候，我却能深深感受到人物的痛苦。其实刘智泰的真正成名之作是许秦豪导演，与李英爱合演的纯爱影片《春逝》。《春逝》的清新与纯美甚至超越《八月照相馆》。不得不佩服朴赞郁的选角眼光，刘智泰本身的气质正好得以另李有真这个角色更加丰满。
如果从整个三部曲的角度来看影片，也可以看到有趣的轨迹。三部曲中，《我要复仇》的结尾最为绝望，角色全部死亡，《老男孩》和《亲切的金子》都以雪地为结尾，展现了希望的存在；《我要复仇》拍摄的十分隐忍，但又十分惨烈，《老男孩》居中较为平衡，《亲切的金子》则近乎炫技，十分华丽；主题上，《我要复仇》可以隐约看出一些宗教因素，《老男孩》则暗指社会批判，到了《亲切的金子》，则在影片中同时大肆表现宗教与社会批判。相信观众如果能完整观赏整个三部曲，并将之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一定会对导演的意图有更深的体会。


对比中国第六代导演

韩国电影的这场浪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风格或宣言。各位导演可谓风格各异，除了本文分析的朴赞郁之外，还有走标准艺术片路线的金基德，同样犀利带劲的奉俊昊，原本是作家因而文学气息浓厚的李沧东，擅长清新题材与情感题材的许秦豪，更注重商业效果的郭在容等等等等，实在可谓百花齐放。更可贵的是，优秀电影的涌现还与国内电影市场的空前繁荣、电影产业及法规的成熟相伴随。然而，我国的新生代导演与之对比却令人有些失望。大部分导演长时间停留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之中，题材（又十分单一）大过电影语言，也因此容易被指责为谄媚外国评委（以李扬《盲井》贾樟柯的《小武》等为代表）。即使有尝试先锋技法的，往往最终另影片不知所云另普通观众无法接受（以张元的《东宫西宫》姜文的《太阳照常升起》等为代表）。试图回归主流市场但变得毫无深度近乎媚俗（以张扬《爱情麻辣烫》张元《我爱你》等为代表）。也有试图学习后现代技法回到叙事，但仍然火候不足（以陆川《寻枪》为代表，当然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火候已经很足，但毕竟模仿盖里奇太过严重）。最糟糕的是一些循环多年又回到原地，除了一个独立电影的外壳，意识形态都开始主旋律化的电影（看看王全安《图雅的婚事》王小帅《左右》中的高大全们吧）。
总之，缺乏对新鲜电影技巧的驾驭，叙事能力糟糕，思想深度不足，风格单一，自我定位迷失成为制约中国当代导演的关键瓶颈。而更重要的是，集体严重缺乏市场号召力。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本文主旨，或许向韩国电影学习正是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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