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长河无疑是那种较真的人。他会扣下偷运禁品的货船，会去偷偷检查企业的污水排放。

我喜欢这样的人，不和稀泥、有原则。从小我就喜欢做一个认真的人。虽然也受到了现实的伤害，仍然不改初心。认真，是我们这类人唯一的爱好。

我也喜欢大运河。以前，我也去过绍兴，大运河沿岸人们临河而居的生活形态深深吸引了我。河边洗菜、嬉戏、喝茶休憩、儿童在运河边成长，河边的旧房子满满的历史记忆。这部剧又让我看到了运河边人们的生活状态。绍兴、扬州、苏州等等，包括北京，这些大运河沿岸城市得到了大运河的滋养。大运河，就是这些城市的母亲河。

最早我知道大运河，是《唐宋传奇集》里面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记载。隋炀帝暴虐残酷，耗用民力无度却无意中却促成了一项千古伟业。当然运河最早的开凿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无疑在隋炀帝时，大运河得以成形。

我不太喜欢这部剧的感情戏。子岩隐忍的付出却没有得到好的结局。感情这一部分情节，实际上可有可无。

好看的部分是路长河以及梁教授为整治河道、治理污染、挽救古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付出的艰苦努力。这是现实意义最大的一部分。海晏河清，是运河边人们的梦想，如今梦想变成了现实。古老的运河焕发了青春，又保留了其历史文化遗承。

我深深爱着大运河，为江浙人民保留历史文化遗产的努力感到高兴。

如果你去江南，一定要在大运河边走走，去看看那些老街巷，走走那些古老的石桥。爱护环境，亲近自然，体会一下先人的古老智慧。

18年去台湾旅游，当时酒店的电视上，就在播这个剧，一直想找来看看，今年终于提上日程了。

目前剧已经看完了，没有辜负我想看看台湾偶像剧的那份期待的心，但是说一切之前，还是要吐槽一下，这个《如朕亲临》虽然也算扣题，但是还是有点标题党的既视感。毕竟，之前看片花里，也有古代装扮（看起来像个帝王），导致我一直以为我会看到一个前世今生剧情的偶像剧……结果基本没有这部分桥段，而只是女主梦到的（或者说女主有着的貌似前世记忆的）桥段，整个剧，却完完全全是个现代剧。

其实里面有些人生观我还挺同意的，大概意思比如“你们女生总是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比如“女生有自己稳固的事业，才会更有稳固的人生”，比如“如果你不会想对方，就说明你们不在意，可是你明明还这么想着对方，就说明你们有感情”……诸如此类，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些道理放在现实中，我又不一定会照做→因为我就是喜欢把自己放在“最安全的位置”，趋利避害、逃避风险这是人的本能吧……（突然跑题）

哈哈，其实没什么要评价的，就是一个很典型HE的台湾风格的偶像剧，让人看得心里甜甜，眼前都是粉红泡泡~~~看得超级满足！

啊，对了，爱真长得好像之前《1006的房客》里的男二号啊……不知道是化妆的缘故还是真的就那么相似，总之看到第一眼的时候，觉得哇哦！明明一男一女，可他俩怎么这么像！……

嗯，这次真的没啥想说的啦！

这是一部渣男奋斗史，有没有和我相同感觉的 ， 彩色部分是先发生的，黑白部分是后面发生的，男主并没有穿越2个世界，从得到2个钥匙后遇到的第一个女人可以看出，一个是家庭即初恋，一个是事业即秘书 。2个钥匙代表重大事件发生点或者说是人生转折点。 情节 次序应是，双亲健在 修车期间借车与初恋发生了交集，出现了第一把钥匙即转折点后，然后离婚。接着出现了第二把钥匙，结识了女总裁丽莎，接手了她的事业由于某种原因感情不能公开，或者是婚外情之类的，然后再是母亲去世不在身边，开始悔恨，然后结婚生子，父亲去世。最后独坐空房于转折开始的地方，理清头绪重新出发。 关于 剧中去第二世界看到原配老婆有孩子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男主前有另外一次婚姻，育有一女。或者多段感情验证了男主所言。 以上皆是我猜测之想，夜深无暇核对，只望抛砖引玉，请各位大神指正

首先，这三颗星是给前八集和后两集还有男主的颜值的

中间的剧情真的蛮…尴尬的，女主总是闯祸，比如有一次，女主考试迟到不允许进考场，女主因为家境不好要拿奖学金就去求辅导员破例给她机会？？然后失败了就到处发疯…我也是很无语

然后还有男主女主的衣服…一言难尽啊，只能说是emm符合角色吧，男主真的常年高领内搭+衬衣外套。

男主的演技吧，也有点一言难尽，因为是高冷校草，所以他总是梗着脖子，就…反正就有点别扭

最后，再见言洛！再见方黎！

一分给角色，因为里面的角色都是帅哥美女，很养眼！一分给服装，里面每个角色的服装每集都不带重样的，而且那时候的审美放在现在也是很好看的啊！一分给音乐，反正就是炒鸡好听！一分给前半个剧情吧，漫画8册动漫硬生生扯到了七十多集啊，把男主的人设弄崩塌了，要是删掉那些水分剧情，这部恋爱番真的非常甜啊！后面女主因为缺乏安全感、不自信和男主分手，虐到我泪流满面啊！

看完后，很多人说男主很渣，其实在我看来，那就是他的定位。

不管是看漫画还是动漫，男主没和女主一起前，他就说过自己是个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这从他的第一个女友蓝毛也可以验证，三个月后无感觉就分手了。那怕后面遇到的小萝莉、初恋和出国读书遇到的黄毛，她们都是主动靠近男主身边，除了因为男主帅气，也因为男主的温柔、善良的性格吧。男主的人设，基本就是从小到大都不缺女人缘的，因此他身边出现的女人，他似乎只是礼貌对待，但并没有真正走到他心上。

然而这些美人们靠近男主后，其实都能感受到，男主和她们始终是保持着隔阂的，就好像他就在身边，但又感觉不到他对自己的特殊对待，这一点，其实和女主就是很不同的。

然而女主是很难意识到男主对她的不同。毕竟有这样的男朋友，真的很没有安全感！而且也要让自己有非常强大的定力去信任男主，这对于一个本来就在爱情上有过坎坷经历的女主来说，真的很不容易啊！

几年前第一次听说“杀马特”（洗剪吹），的确是在污名化的语境下。

“洋气”的城市中产精英们把他们当作一个笑话。

李一凡这部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无论本身如何，探讨的现象及还原的这些青年的状态，很有意义。

涉及了太多所谓“人口红利”背后农村几代人付出的巨大代价。

进城打工者或许局部改变了家庭的经济状况？然而身后是多少破碎的家庭、没有父母照料、小学没读完就辍学去城里闯荡的“留守儿童”……有个年轻人说：童年跟弟弟一起乞讨时自己饿昏的记忆像一根钉子钉在心里，盖过一切其他童年回忆。

他们在城市被欺骗、被压榨，用五彩发型、奇装异服给自己壮胆、发泄压抑、找到彼此（“杀马特”各种家族）。想起Malcolm X说少年混社会时喜欢穿特别夸张的zoot suit，也是非裔和拉美裔边缘身份的体现，也常遭受主流社会的嘲笑奚落，甚至暴力攻击（1943年洛杉矶的zoot riot，白人士兵认为这种奇装异服浪费布料，剥衣、殴打拉美裔少年）……

每次听到傲慢的欧美人嘲讽“made in China”的东西质量差，我很想让他们了解一下他们买的廉价物品后是多少打工者流在流水线上的血汗泪，无望的青春与被摧残的身体与精神…

教育是重要的。上午听一个留过学的年轻人说那些外卖骑手水平就那样了，教育也没有用，只能是温饱后刷刷手机过生活。这是居高临下的精英态度。教育对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用，Malcolm X由一个滥掷光阴、吸毒抢劫的年轻人成为见识非凡的非裔领袖，因为他在监狱里疯狂地读书思考。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或者都需要成为Malcolm X，但足够的教育起码让打工者了解如何更好地了解合同、了解劳动法、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是本来应该赚七千多工资，被老板算来算去，算成了29元，只能自己痛哭。当然，这野蛮残暴的系统性剥削，仅靠个人教育不够，要有各方力量给政府施压，迫使其不要一味偏向企业，而是制定更完善的保护劳工权益的法律法规。工人要团结，也应有社会各方的支持。

“杀马特”的生存空间被极度压抑，如片尾旋转拍摄的迫人的工人宿舍楼。他们的工作对身体、精神极具磨损性与毒性，常有人觉得生命无意义。教育可否提供其他可能性？从民国左翼知识分子办“平民夜校”到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夜校、成人学校，都帮助一大批工人以各种方式争取权益、改变境况。可惜如今各种教育机构都极度商业化市场化，以公共服务、职业培训为目的的愈发稀少（或者我并不够了解情况）。

如此说并非要要回到过去（不可能也无必要），而是要借鉴过去有益的、却被抛弃的经验。无法指望资本家讲良心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宁可拿大笔金钱假充“善人”也不会主动提高劳工待遇。政府的监管职能与社会的舆论导向至关重要。

“杀马特”几乎曾经成为非正规非暴力的帮会组织，他们彼此取暖。然而，没有阶级意识的亚文化“反抗”只能被招安进商业浪潮，即使这样，都构成对“主流”的威胁而遭到破坏……“三和大神”们，可能是更原子化、更无望的存在……

《平凡的荣耀》之所以真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剧集中对金融行业细节的展示，带来了国产职场剧不同于以往的观剧感受。

首先是强调了数据对于金融行业的重要性。了解过这个行业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刚刚入职的实习生还是职业经理人，时时刻刻都是要把数据挂在嘴边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投资人都是坐在写字楼里办公，怎么可能还要去门店采集数据？这其实是一个项目立项之后的基本操作，实际上需要采集的数据比这多得多，从市盈率，从净收入，到对收益的预测，每一个环节都都是成败的关键。剧中的实习生去采集数据，也是对他们能力考察的方式之一，因为学会采集数据、掌握对数据的敏锐度也是一门学问，有时一个项目可能就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数字二被驳回。

其次，投资人需要对自己职业有一个清楚的认知。我在生活中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投资人都有一个共性——个个都是思路清晰、善于思考。《平凡的荣耀》对这一点呈现的很好，从上级到实习生，每个人性格都不同，但是多多少少都有着投资人的理智。孙弈秋进公司之后最初接到的动作是撰写行业分析报告就是金融行业的基础能力。小白把这段让我尴尬到抠脚趾的剧情诠释的很好，虽然通过各种模仿搞出了一份充斥着金融和专业术语的行业报告，但因为缺少金融学、经济学、法律等相关专业知识的支撑，依旧把吴恪之给激怒了。所以剧中所呈现的“个人性格特质+专业技能”就是现实中金融行业人所掌握的职场必备。

剧中曾经有一个关于“投资人是投人还是投项目”的争论，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也是投资行业中的一个矛盾话题。吴恪之给出的答案是“投人”，他说：“在金融行业中，有着这么一句话，一个聪明的投资者，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他们的成功，在于他们的内心，他们的自信。投资关键点，在投人。”而一郝帅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投资就是投项目。这两个答案之中，我觉得真的不得不佩服在投行摸爬滚打多年的老吴，“投人”这个答案显然比郝帅那个毛头小子给出来的要深入的多。项目离不开人，一个好的项目更离不开一个嗅觉敏锐和眼光长远的投资人，吴总真的是深谙行业实质啊，一语点醒梦中人。

剧中关于投资本质的讨论和剧情有很多，还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孙弈秋说投资的本质是鼓励试错。虽然这符合孙弈秋本人前期“干啥啥不会，闯祸第一名”的人设，但是必须承认的是，他说的在理。可能你参与的十个项目中只能成功一至两个，这不是个例。新人总是在不断的失败中成长的，投资行业亦是如此。

围棋，是陪伴我儿时一直到初中的最美好的回忆。很感谢能看到这部改编过的棋魂网剧，仿佛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点点滴滴。无论是小光的起初厌恶情绪 包括和小亮比赛中自己的想参与 都改编的很合理。 感谢这部剧的所有人!!! 让我一瞬间回到了10年前那个为围棋也走火入魔 甚至发誓要成为职业棋手的美好却又一去不返的时光

ps抱歉 许久不下围棋 连5段和五段都分不清了 让评论区的各位职业棋手见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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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刷《冰海战记》第一部与第二部第一集，略有感触和共鸣

地砖上倒映的电棒滤去了过剩的强光反倒能够看清内部的结构，就好似雾中的太阳更容易看清她的轮廓。托尔芬在父亲的勇毅与博爱的光辉照耀下于向阿谢拉特复仇的强光中无法认清自己的道路（这两个人是其实是他最初的老师与长辈），反而是抛下短剑，远离仇恨与想念，在奴隶生涯和寻找心中的文莱之旅中认清了自己将要前进的方向，不要妄图直视刺眼的强光，那会刺痛你的神经而让你迷惑，跳出来选一面漫射滤光的地板，这能让你看清隐藏在强光背后的真实，也能让你看见自己跳动的心。从托尔芬和克努特各自代表的两个阶层与不同人生经历地角度来讲，一个人的强大既不能只有磨砺、指引与仇恨的鞭策、冲击，也不能只有悲天悯人、谨小慎微的博爱与妇人之仁，更需要的是及早的认清自己的道路与理想，直面惨淡的人生，清楚也许将要付出的代价，忍受常人难以想象地痛楚，在此基础上还能够坚定信念与脚步，矢志不移。人必有大凋零，乃有大发生。当你做好了可能牺牲一切代价的准备之时，就是你激流勇进，决冰破浪之始。志之所趋，无远弗届，心之所向，身必笃行。路岐何惧，好男儿且仗剑前行！我已经隐约看到故事的轮廓与走向了，漫画我不舍得看，我怕他变成第二个《进击的巨人》，有些东西你认同的就姑且就在想象里也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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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认同与国际关系》的课程论文，鉴于老师是武术爱好者，我也是，加上功夫电影的民族性，本文的主题应运而生。鉴于本文着意提倡的是徐大导演《黄飞鸿》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反思的，多面向的），因此放在《黄飞鸿》的影评下。］摘　要：功夫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片，从其诞生早期就开始从20世纪初“体育强国”思想中汲取养料，将以“东亚病夫”为代表的民族认同话语内含的冲突结构作为电影表达的惯用主题。但随着华人文化圈政治氛围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民族认同话语逐渐被淡化。到了21世纪，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异质话语的双重挑战，面临被重构的可能性。关键词：功夫电影 东亚病夫 自我东方化 民族主义表达古老的中国功夫之所以至今能有广泛的影响力，同它与现代电影艺术的结合是分不开的。功夫电影是华语影坛最具国际影响的类型片。而在众多功夫电影中，那些以近代中国为背景的“国恨家仇”故事，也成为最常用主题之一。而且，功夫电影作为承载近现代中国民族认同话语的一个重要文本，不仅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殖民危机产物的历史语境，还忠实记录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华人对民族主义态度的变化。通过查阅文献和检索数据库，笔者发现，对功夫片和民族主义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近代中国人将体育竞技与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东亚病夫”心结）的分析，主要有两条路径：国内过去的研究大多将原因归结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压迫，代表性的著作有高翠编著的《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但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开始尝试从“身体史”研究的角度和重读文本的方法，重新回顾这种与身体相关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发展脉络，比较系统的研究有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杨瑞松先生探源“东亚病夫”概念的相关论文与专著，以及东海大学黄金麟教授对“身体史”的一些研究著作。第二类是对众多功夫电影剧情架构、文化内涵以及市场反应的评论。这类文献多见于不同时期国内各种期刊杂志，观点也或褒或贬，不一而足，但在研究功夫电影的社会影响方面，可以算作是第一手资料。第三类是将功夫电影与民族主义叙事联系起来的学术性研究。国内在这个主题上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较丰富的是对一部或同一系列电影中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的研究，这一主题也散见于一些功夫电影发展史的专著中，如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等都有涉猎，相关译著也有一些，例如英国学者里昂?汉特的《功夫偶像》。综上所述，虽然关于功夫片和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研究国内已经有比较丰富的资料来源和基础研究，但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旨在理清20世纪华语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发展脉络、探究背后变化动因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本文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一、危言：“东亚病夫”、“体育救国”与中国民族主义功夫片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传统中国功夫，之所以能够从平凡的民间技艺跃升为“国术”甚至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寄托，与20世纪初兴起的“体育救国”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东亚病夫”这个概念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言说并成为后来功夫片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民族认同话语。“东亚病夫”一词现在常被视作列强对中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侮辱。西方称中国为“病夫”据信在国内最早见于1896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所转载的政论，但在这篇政论中 “病夫”（Sick Man）仅仅是对甲午战败的清王朝积弊丛生、欲振乏力现象的一种客观描述。事实上中国人用“病夫”一词甚至更早：严复在1895年3月发表的《原强》中就用“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来比喻变法的迫切性和从根本入手的必要性。因此“病夫”最初并非源于西方列强的侮辱，而是在民族存亡之秋一种忠言逆耳的大声疾呼。但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要救亡不仅要变法，还要开启民智民力；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剪除国民“劣根性”、与白人争夺种族优势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而“病夫”作为一种所指范畴不明确的日常语言，易作扩大解释。由是，“东亚病夫”的意涵在20世纪初逐渐发生了改变。1903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尚武论》一文，开始从卫生习惯、传统道德等方面反思，发出“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的悲叹。 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里，开始出现“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这种将“东亚病夫”界定为外人耻笑辱骂中国人的用语的描述，配合上前述把“病夫”比喻转化为针对中国人体质羸弱的形容用法的流行，使中国人逐渐将“东亚病夫”理解成西方人对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嘲讽之语”。为了改变受辱的“东亚病夫”状态，不少人开始仿效日本维新中鼓励尚武精神的做法，将体育作为救国的重要方策之一。梁启超在1904年出版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就明确表达了学习日本尚武强国的观点。 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旨在强种救国的的武术团体，其中民间比较重要团体的有1910年创立的“精武体操会”，官方的武术团体则有1928年建立的“中央国术馆。然而，民间武术团体的资金和影响力有限，官方的团体不仅困于内部门派纷争，还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因而在中国“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后仅流于空谈。但是，“东亚病夫”概念的变化并导致“体育救国”思想的产生的过程完整地体现了一个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过程，是中国民族主义在外来侵略压力下产生的一个侧面。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对原始文本碎片有意无意的扩大解释和剪切组合，臆想了与国家同样受辱的、孱弱的中国人群像，然后意图用相应的耻辱感激励全民族奋发的精神，实现对西方世界的反抗。虽然“体育救国”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失败了，但这种要在身体上战胜东西方列强的思维方式却遗留在中国的各种小说、传奇等社会记忆之中，这也成为后来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表达的源头。二、形成：李小龙电影中复仇式的民族主义叙事1930年国民党当局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拍武侠片后，上海一部分电影制作者开始向香港转移。1937年抗战爆发、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和1949年共和国成立，分别造成了三波大陆电影制作人才、资金向香港的迁移。内战结束后，大陆和台湾都有较严格的电影制作和审查制度，相较而言港英当局的审查要宽松得多。加上广东本来就是武术之乡，各类南派拳术在民间流传极广，而且不乏黄飞鸿、方世玉、洪熙官等近代英豪的传奇故事，香港成为功夫电影制作中心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功夫片 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的标志是1949年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传》的上映。《黄飞鸿传》不仅开创了从1949到1994年间长达77部的电影系列，其中一些基本元素更被后来的功夫电影所广泛继承和反复再现：硬桥硬马的真实武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谦虚守礼的传统道德……但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叙事仍然不是功夫电影的常见主题，民族情感在片中仍然处于一个非“彰显”的阶段。上一部分所论述的那种“自我东方化”的民族认同话语与功夫电影明确结合并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从李小龙在香港拍摄的三部电影 开始的。李小龙影片在香港的火爆，既有其自身功夫精湛和电影拍摄手法革新的因素，也有三部影片共同反映出的高昂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尤其是《精武门》完美地将“复仇”这个传统武侠片的主题与民族冲突结合在了一起，陈真打破“东亚病夫”的匾额和踢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更成为华语电影的经典镜头。就影片结构来讲，《精武门》的前半段——从陈真归家参加葬礼，到忍受日本人的上门侮辱——是一个民族仇恨的积聚过程；而后半段则是仇恨的激烈释放过程，一是陈真带着“东亚病夫”牌匾主动上门搦战并击溃众多日本空手道门徒，并发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的宣言，二是后来他凭着巧妙的易容术潜进日本道馆，击杀俄国大力士和日本空手道馆主，正面肯定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武力，完全粉碎“东亚病夫”的侮辱，同时将全片的民族复仇情绪推到了极点，也塑造了陈真这个虚幻的银幕 英雄形象。通观这个叙事结构，日本空手道馆作为侵略者代表的加害者形象分明，而陈真的愤怒、反抗与最终的胜利则，正是前述近代史上“东亚病夫”概念转移和“体育强国”思想内所隐含的反抗逻辑的银幕体现。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展现了一种“好战的”中国特性：“永恒的、本质主义的与理想化的……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强烈地反日本”。 可以说，《精武门》借用了“东亚病夫”这个的民族主义符号，套用了“复仇”这个传统江湖故事的剧情，再树立起日本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作为民族主义情绪发泄的“他者”，将陈真幻化成智勇双全的中华民族的银幕代言人，从而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的民族主义叙事确立了一个标准参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电影中的民族认同话语表达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当时香港社会集体认同缺失的一种反映。这是“李小龙电影”流行的时代背景。由于内战结束后两岸对峙的局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着“左”与“右”的对立，尤其是香港社会，还存在着左右两派与港英当局的“三足鼎立”。当时的香港，一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左右两派也争斗不断，港英当局采用高压手段进行统治，政府内部腐败严重。这一时期，香港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而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和台湾的“戒严”也令生存在意识形态夹缝中的香港和海外华人群体感到空前的压抑和归属感的丧失。在现实中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们转而在虚构的影像世界寻求身份的确证，而《精武门》这部电影恰恰就为这种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民族情感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发泄渠道。这是《精武门》成功的外部因素。以《精武门》为代表的李小龙式的民族主义叙事仅仅是功夫电影与民族认同华语结合的一个开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三、淡化：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包容式的民族主义叙事徐克是80年代香港新武侠电影的领军人物，导演的武侠电影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徐氏功夫电影的代表作首推他与功夫巨星李连杰合作的前三部黄飞鸿系列 。作为90年代拍摄的新黄飞鸿系列，对近代中国这个不变的时代背景，徐克一反李小龙电影中的那种华洋抽象对立的简单世界观，而选择了一种更宏大的广角镜头，力图将一个清末社会全景式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徐克的世界观因此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显得更为庞杂和矛盾：以舞狮、粤剧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迷信愚昧的白莲教的同时存在，中国人里既有投靠洋人拐卖同胞的帮会头目和欺行霸市的京城恶霸，也有孙文、陆浩东这样的革命志士。影片中对清朝官员形象的处理也不是“脸谱化”的，虽然顽固不化但也有保境安民、反抗洋人的一面；同样，影片中的洋人也并不全部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第一部中有勇于替黄飞鸿作证洗脱罪名的神父；第三部中的俄罗斯杀手虽然狂妄地认定中国必定要遭受异国统治，但他对十三姨的感情也显示了他尚存人性。总之，百姓、官员、洋人——徐克镜头下的清末中国社会，似乎每种人都有两个面孔，这种对背景人物群像多元化的处理，使得传统功夫片中以身体侮辱为主的“东亚病夫”的话语言说难以成为系列的主题。而且整个系列也反映出导演对国民劣根性、革命者的对外依附性、学习西方和维护传统之间的张力等等众多的问题的思考。这些多元价值观的有序的掺杂不仅让影片呈现一种万花筒般的精彩，也让不同观众能够各取所需。徐克全景式的叙事在凸显微观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李小龙电影中昂扬的民族主义激情。徐克镜头下的黄飞鸿是个徘徊在中西之间的矛盾混合体：黄本人是个遵守伦常的旧派人物，是功夫和中医两大传统技艺的继承者，但他的爱人十三姨却有着留洋背景；黄在十三姨的影响下被迫接触诸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科技时，既表现出接受的一面（有时会戴墨镜、礼帽），也有不理解的一面（对学英语、照相等表现得不耐烦），在遭受打击时甚至也会偶尔露出排斥的一面（在宝芝林被烧毁时愤怒地命令不准再使用“洋玩意儿”）。不同于李小龙塑造的那个情绪化的、反抗的、能安慰华人失落民族认同感的陈真形象，徐克对黄飞鸿的设定让他显得更为富有历史的真实感。然而在面对无法抑制的列强蚕食和现代科技对传统的破坏时，黄飞鸿也表现出身为一介平民和一名传统继承者的无奈——他不是李小龙式的中华民族的暴力能力在银幕上的代表，而是在高速现代化/西化的中国社会中仍然顽强生存着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自强精神。这种民族主义表达的变化，应该与90年代初香港、台湾和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和两岸政治空气的缓和有着内在的联系。当华人所代表着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时，“东亚病夫”式民族认同话语和复仇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失去了外部市场，徐克更加包容的民族主义叙事手法，对近代屈辱史采取一种更富沧桑感的、略带忧伤的史诗化 处理，显得更贴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公众的心理需求。如果说70年代初的观众能够从李小龙电影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找到确认民族认同归属感的激情，90年代初的观众则能从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唤回对民族历史的遥远记忆，并从包容的民族主义叙事中对纯粹的“东亚病夫”式的民族认同话语进行一定的反思。四、重构？新时代背景下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表达的变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大陆连续十几年的稳定经济发展，华人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自信。功夫电影从90年代末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创作低潮后，随着甄子丹等新老功夫演员的活跃，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随着中外交流的逐步增多，功夫电影这一传统的华语电影类型也开始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如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大量借助中国功夫增强表现力，华裔导演李安拍出了《卧虎藏龙》这样奥斯卡获奖武侠片，还出现了大量借用中国元素的动画片《功夫熊猫》等。这个多元化的新时代对于长期潜藏在功夫片惯用主题中的民族认同话语而言，也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其一是个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叙事方式的挑战。叶问系列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对传统功夫电影的演绎。但不同于以往的功夫电影，在剧情安排上，导演叶伟信对两部叶问电影都采用了两段式的结构：第一部分主要是叶问的居家生活和他与其他中国武师之间的较量，第二部分才是叶问与东洋西洋对手间的搏杀。而且，甄子丹所诠释的叶问是个谦和、护家、爱老婆的传统中国男子形象，武术仅仅作为他早年的兴趣爱好（第一部）和中年养家糊口的工具（第二部）而存在，并不是有意识作为一种实现正义目的的工具（在陈真和黄飞鸿处均是如此）而存在的。而叶问之所以会出手挑战东西方拳师，在第一部中，一半是不忍朋友被杀，一半是日本人的强逼下；在第二部中，也是出于对同道中人被活活打死的义愤，还有对中国武术被侮辱的不平。这里虽然重新引入了被徐克淡化掉的“东亚病夫”概念，但银幕英雄反抗的原因却更加个人化了，与李小龙主动的、明显与所受伤害不对称的民族主义复仇不同，叶问的反抗更加被动，也更加有限度，而且其战斗目标也不是实现民族整体而更多的是主角个体的正义。还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叶问2》的后半段在描述洪震南与叶问先后同西洋拳王进行“龙卷风”搏斗时，本来是非常传统的复仇式民族主义叙事方式，但导演却背离“惯例”的剧情发展，在结尾处安排了一段叶问的讲话，居然把这一传统的、复仇式的、黄种对白种的反“东亚病夫”式的胜利，扭转为呼吁种族平等、相互尊重与理解的西式人权宣言 ，并得到了英籍观众的鼓掌欢呼，使之前渲染起来的民族情绪消失殆尽。这种剧情处理所体现出的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暧昧态度，折射出日前在香港社会，后殖民主义的怀旧情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 这种个人主义的和后殖民主义的表达方式，是传统功夫电影叙事逻辑在当前时代发展的最新形态，也对传统的民族认同话语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的再遭遇和文化误读的挑战。如前所述，《黑客帝国》、《卧虎藏龙》和《功夫熊猫》是这些年来融入了中国功夫元素后取得成功的3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除《卧虎藏龙》外，其余两部均在华语文化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卧虎藏龙》的票房在北美地区却是一路高歌。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黑客帝国》和《功夫熊猫》两部影片仅仅是借用了中国功夫的元素作为一种推进剧情的“道具”，但剧情讲述的依然是纯粹美式的超级英雄科幻片和励志卡通片，这种西方内核与东方外表的简单拼合，在让中国观众在享受西方大片的时候找到了熟悉事物的同时，也让西方观众发现了能满足他们对“东方”想象的“异国情调的（exotic）”之物，其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对于《卧虎藏龙》这部由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作品而言，由于李安致力于还原一个外观上尽可能真实的清代社会（事实上他这一点做得确实比国内大多数导演要好），并用最武侠的动作演绎这个武侠故事（袁和平的武术指导），但却在剧本上选用了一个西化的角度去诠释夫妻、师徒、父子这几对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西方观众可能会简单地走进这个充满了“东方”式想象的武侠世界，但对于华语文化圈的观众而言，被完美的武侠外表所引入的却是一场纯粹西式的文化命题讨论，就容易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就难免会感到困惑和诉诸排斥。功夫电影的好莱坞化所反映出来的功夫元素“零碎化”和功夫内涵被替换的现象，正是西方对东方文化误读的结果，也是最原初意义上的“东方主义”特点。当功夫电影中的民族认同话语正面遭遇强势的好莱坞电影对其解构和重构的挑战时应如何做出应变，也是需要深省的。总而言之，以洋人对华人身体侮辱为标靶的功夫电影中的传统民族主义叙事，在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中不断发生演变，到了21世纪初，更是遭到了内部个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外部西方主义话语的再次挑战。同之前的民族主义叙事形态的变化一样，现在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认同观念的变化。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是会继续发展、被重构还是逐渐消失，还要看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华人民族认同变化的趋势。参考资料：I. 专著：1.［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蹇河沿：《中国电影观念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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