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剧本的原因吗？是演员的原因吗？都有吧！一开始是刷到吐槽视频，看到是我喜欢的男演员和比较有好感的女演员合作的作品，所以就看了。当然我是希望剧作能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和思考，看过相似题材的作品《告白夫妇》《82年生的金智英》，还让我想起了《海滩的一天》这部电影。

比起《告白夫妇》和《金智英》是经历夫妻关系破裂后修复的故事，而《婚姻》则是以一个相对来说开放的结局呈现，编剧让我们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面对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我们则是从中反思这样的一种现象。

前面说到想到《海滩的一天》是因为这个故事也是涉及到了男主在进入事业的高峰之后，因为工作的忙碌与妻子渐行渐远，不过可以知道，这个男主和妻子是有感情基础的，最后也免不了关系破裂。这个电影确实能给人思考。《婚姻》呢，看得我……前期沉浸在一家人的小日子里，后面则是看得血压高，连个预兆都不给直接飙血压那种。写一大段被误删了不想再写一遍，就是杨争角色前后太跳脱，像精神分裂一样（我觉得这词挺好）即便是同一个后期，都时不时精分一下。像是为了出轨而出轨，为了表现冷漠而表现得过于冷漠。

不过从前面两个作品的女主角来看，有相似的地方，选角很贴合，我觉得郑有美、张娜拉和杨子姗的形象都可以很贴合角色。还有在面对在怀孕、生养孩子的过程中所妇女一方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而《婚姻》中女主则是在生孩子的过程中都都指望不上丈夫，这个是因为杨争工作忙，可以理解，但是下班之后可以关怀一下不？还问 需不需要帮忙，难道不是直接去帮忙吗？和你老婆怀孕的时候那种关心真是形成极大的对比，赵颂文还因此喜欢上了你杨争还记得吗？车上的情节。今天又看到一个心理学博士讨论张婉婷和她丈夫的事情，说得比较在理，夫妻的关系逃不过互相理解。说是很简单，请用心去实践互相理解。

看到彭冠英在Spotlight接受关于这部剧的采访，其中表示想演生活剧，所以他在剧中尽量表现得真实、随意，因此能坐不站，能躺不坐，但我感觉当时小编的问题是想谈及关于该剧题材的呈现，对题材的思考，所以采访彭是不是因为关注此类题材才接的剧。当然表现真实也是没有问题的，看得出来，但是或许应该更注重主题的呈现。

我也非常希望演员对他的角色以及剧本、编剧想表达东西有一个思考，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呈现角色。最后希望大哥能够遇到好的剧本和编剧、好的导演。

电影中PK认为人们在崇拜神时“拨错了号码”。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神，一个是真正的造物主，另一个则是人造的“伪神”。从效果上看，他的理论是对错误信仰的成功解构，他呼吁公众举报“错误电话号码”并让女主角录成了短片，明确地告知了人们伪神不能带来什么。但很遗憾，PK似乎并未告知大家“正确的号码”是什么。PK向那位妻子患有重病的男子说，前往遥远的山脉祷告不会带来妻子的康复，但也无法给出让其康复的方法。PK明白通过伪神无法让自己找到回家的路，但似乎也不是因为求助于“真正的神”让他最后踏上归途。他建议到：“当有人告诉你他能够联系到神，赶紧逃离他吧。”，但他和导演却也无意将影片引向无神论。所以我认为，PK和电影首先没有劝告人们放弃对真身的追寻，但其次也没有点明人们应该以何种态度面对“唯一的造物主”。简言之，我们仍面对的问题是，如果“拨通了正确的号码”，真神能够满足人的愿望吗？真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吗？从基督教的传统观点看，人们需要坚持一种“神正论”，信仰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但这一体系从基督教产生初始至现代，一直受到不小的冲击。其中最大的质疑则是：如果上帝拥有如此属性，那么罪恶是如何可能的？神学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诸多解释，下文是其中的几个思路：（1）罪恶虽然存在，但这些恶却“有意义”，人们可以通过罪恶发现更大的善，从而世间的罪恶成为了上帝为了教导人们更主动行善的一种工具。（2）这是对人们的考验。正如《约伯记》中上帝对亚拉伯罕的考验一般，让罪恶存在，是为了检验人们信仰的纯粹程度，通过人间的道德试炼，才能让信仰和善行更加坚韧、更有价值。（3）上帝认为让人拥有自由意志是最大的善，虽然人的不完美导致自由意识的产生往往伴随着罪恶的产生，但由于自由意志产生的善大于它所产生的恶，所以上帝认为恶的存在是值得的。使用这三条理论，能告慰日常生活中我们所面对的大多数苦难。在历史上，基督徒和犹太教徒也依据这些思路贯彻着他们的信仰。但这种“神正论”的思路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奥斯维辛后遭受了巨大挑战。面对这前所未有的恶，人们对神正论命题提出了各种反驳：（1）屠杀犹太人这种恶为何是有意义的？哪怕它确实具有教化意义，可死去的人能沦为上帝“教化的工具”吗？（2）如此大规模、无差别的“考验”，真的是必要的吗？比如对婴儿的残忍（婴儿都尚未存在信仰的意识），是在考验谁？这真的是全善的上帝意欲所为的吗？（3）如果上帝是全能的，为何不能在保有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尽可能消灭世间的恶？只能在“某种条件”下行事的他，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吗？因此，一些神学家提出了上帝“全知、全能、全善”不可兼得的结论，因为似乎只有舍弃掉上帝的一个属性，才能确保上述诘问可以被解答。那么，去除掉哪一个属性可以既（尽量少地）无损上帝的权威，又能保证上帝权威的逻辑畅通呢？第一，全善这一条件是无法被舍弃的。因为如果上帝不是善良的化身，那么它又与恶魔有何差别？如果基督徒无法信仰上帝的善，那人们其实陷入到笛卡尔的担忧中：我们无法知道这个世界是否是恶魔创造出来的，唯一能确定的只是自己的存在。第二，全知这一条件也很难舍弃。如果我们无法信仰上帝在道德上绝对的正确性，那么他的教诲则无从听从。因为即便他是善良的，却依然可能因为无知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如果上帝因为不是全知而被魔鬼欺骗了，那我们信仰上帝岂不等同于信仰魔鬼？第三，所以最后，我们只剩下舍弃上帝的全能属性。这是神学家汉斯?约纳斯在《奥斯威辛之后的上帝观念》一书中得出的结论，也是我所秉承的答案。因为上帝并不是全能的，因此对于世间的恶他也同样无能为力。这样的假设可以解答诸如奥斯维辛极端事件的无缘由之恶，并且，由于上帝的全善全知，我们依然可以信仰它的教诲，听从它所指引的方向。那么，如何论证上帝是不全能的而不有损它的权威呢？约纳斯认为上帝“自我限制从而为一个世界的存在和自治开辟了空间”，“为了世界存在, 并且自为地存在, 上帝把自己的存在让渡出去”。另一位神学家大卫?格里芬则提出了一种“过程神学”的观点，他们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那一刻同时失去了神性，并在与世界一同发展的过程中找回了自己的神性。他预见到自己将和我们一起受难而仍然创造了这个世界，目的何在？是为了我们的升华。归根结底，上文的两种论证思路依然可以理解为：上帝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有这个世界的自由意识而让渡了自身的权力。因为至高权力与自由意识间存在着一种互斥的关系，所以上帝通过主动放弃自己的全能，来到人间，通过让人们自己承担义务，来行使我们对上帝和自己的责任。如果秉承这样的观点，那么影片中的许多难题都能被合理解决并无损于信仰。我们可以如往常一样借助于上帝的全善与全知来探寻人类社会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并凭借对上帝的敬畏而遵守它们。但由于我们不再盲目地期待上帝的全能——不再盼望上帝能凭空治愈绝症、找到自己的失物、满足一切不可能的愿望，从而不会因为不可能实现的期望而导致对信仰的怀疑和失望。在现代社会中，科学和无神论留给信仰的空间已然越来越小。因此，宗教必须要找寻到一种既能让人运用理解辨别伪神，又能保持自身信仰的方法。我相信，放弃上帝全能性的假设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既能让我们放弃对神明不切实际的幻想，让个人信仰的功利性成分大大减小，从而杜绝沿海地方许多商人间“哪个神好使就信谁”之类的荒诞思路，也能保证上帝其他的神性——全知、全善的无损，从而保证其权威。而最重要的是，通过这部电影，以及上文的一系列思索，我认为人们需要明白在现代社会信仰的目的是什么。它不再是为了满足你愿望的超自然力量——这种超自然力量已被现代性挤压的无藏身之所。而是借助神全知全善的权威，让信仰者探寻到共同的道德准则，通过对神的信赖而强化我们对“正义”的信赖，并从这样的道德观和正义感中，破除“没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现代虚无感，从而得到宽慰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