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使命之于历史，不在于还原，重现甚至怀旧，而在于召唤，显影那些被胜利者遮蔽和掩盖的历史，给现在一个质询历史真相的契机。《我们的母亲》正是这样一部承载着电影使命的电影。2019年，危地马拉导演塞萨尔·迪亚兹凭借该片一举摘下第72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同年10月，该片在第3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上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最佳导演和卧虎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两个奖项。《我们的母亲》在短短的78分钟内揭示了鲜为人知的危地马拉内战的创伤和惨遭屠杀的玛雅民族的悲痛记忆，讲述了就职于法医学基金会的埃内斯托根据遗骸指认失踪人员，为审判发动内战军官一案提供证据。一天，他通过一位老妇的证词，认为自己找到了一条线索，展开了一场寻父之旅。

电影的开场镜头非常惊艳。俯拍镜头下，埃内斯托将遗骸一块块复位，根据DNA拼凑出完整骨骼，并记录下受害人的信息。对遗骸的复位同时也是对历史的复位，电影借由埃内斯托似乎提示着我们这是一个关于新世纪之子如何处理20世纪遗产的问题，更具体来说，是如何处理六十年代遗产的问题。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邦在其著作《极端的年代》（1994）中，六十年代被称为“极端年代中最为极端的年代”。美国左翼批评家杰姆逊在《为六十年代断代》（1984）中将古巴革命的胜利视作六十年代的开端，它鼓舞了拉美乃至整个第三世界的解殖运动，危地马拉内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然而危地马拉未曾如愿走上民族解放的道路，而是经历了自1960年到1996年长达36年的战争，期间共有二十万人死于或“消失”于这场战争[②]，当地玛雅人遭到近似种族灭绝的屠杀。电影中埃内斯托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父亲的下落，据母亲所说，父亲是一名游击队员，80年代在战争中失踪杳无音讯，他手中只留有父亲的一张游击队合照。

寻找父亲本身便是意在寻求身份认同的努力。最初支撑整个寻父的过程的动机更多的出于私人情感，但在寻父过程中埃内斯托逐渐认识到，还有更多的战争受害者经历着相同的痛苦，因而埃内斯托肩上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他倾听老妇人的证词，她们似乎放弃了仇恨，仅仅希望将丈夫的遗骨安葬。在这里颇为有趣的是，挖掘出遗骨的地方是一个私人庄园，埃内斯托所在的基金会无权参与挖掘工作，埃内斯托无奈之下只好用重金贿赂了守门人才得以进入。战场早已成为资本分割土地的私人财产，金钱也随之成为了穿越权力的直通车，一个资本支配权力的时代已然到来的事实昭然若揭。

故事虽是寻找父亲，但如片名所言，电影更多是让观众看到 “母亲”，即使她们处于一种异常默契的集体失语的状态。面对埃内斯托对于父亲身份的追问，母亲先是闪烁其词，希望儿子放弃寻找父亲，就当父亲已经死去。在儿子的一再逼迫下，母亲对儿子说：“别再问，我宁愿去死也不会说。”同时，埃内斯托收集证词时，受害母亲们的言说成为近乎静止的肖像，我们听不到她们对痛苦记忆的回顾（台词和声音空白），直视摄影机镜头在营造纪实感的同时，却使得她们眼角皱纹里镶嵌的泪水清晰可见。她们作为战争的幸存者，背负着丧夫丧子之痛却甘愿选择自我吸收。这种失语一方面是创伤之深如梦魇逼迫人选择忘记这一更轻松的方式，另一方面是面对“你为什么活了下来”的残酷质问时沉默成为最高生存法则。导演选择了一种更去冲突化和情绪化的处理，极尽节制地与观众产生距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观众看见，并产生一种温柔的凝视。

幸好，电影并没有止步于失语，它给了母亲一个发声的机会，一个重新审视自身，勇敢说出真相的机会。无论是在海边母亲向埃内斯托袒露心声，用爱化解伤痛，还是在庭审时母亲直言屈辱遭遇，掷地有声地作证，呈现在眼前的是那么强大，那么坚强的母亲。“二十世纪是实践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玷污了乌托邦的年代”。正如瑞士电影《乔纳2000年将25岁》（1976）片头字幕：“我们这个时代的全部梦想是革命的梦想，我们这个年代的记忆是革命失败的记忆。”她们将青春献给理想的年代，即使在遭受迫害后，仍能保持对理想的敬畏，以国际歌代替生日歌致敬理想。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情怀，多么令人崇敬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最后的庭审，加害者也没有出现在画面之中。这一处理与其说是为了最大化的去掉戏剧冲突，或者更为形而下的原因为了通过审查，不如说它表露了一种历史的无奈。在画面之外的加害者不能被清晰指认，不能被简单地被刻画为某一张面孔，甚至不能被语言所建构。或许因为战争激发了人性的罪恶，即使个人的生命遭到了多么大的摧残，他们的罪恶也会在历史中消解。

当埃内斯托终于得知自己是在母亲在狱中被数名军人残暴强奸后产下的孩子，他仍愿意相信父亲是那个母亲口中所说的游击队员，他安放好父亲的遗骨，贴上了父亲的名字。被放逐的母亲，处在历史之隅，她们的命运被遗忘。好在她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予以放逐，“我们的母亲”终将返归，在电影中被看见。

与其说战争是讲述某个政党或是某个利益集团之间纷争的故事，不如说抗战是讲述无数个有名，甚至无名英雄共同的抗战故事。《八百壮士》的导演丁玺善就是一个惯会用英雄展现时代的老电影人，在《八百壮士》之前，他还拍了一部片子叫《英烈千秋》，讲的也是国军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那回事。在《战狼2》风靡，主旋律电影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时代回望七十年代的《八百壮士》等片，可以说，丁玺善无疑是主旋律电影的老先驱者了。

抗日战争相关的题材国内不少，取材自“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的，也前后拍了三部（分别是1938年应云卫趁着事件发生的劲头导演的《八百壮士》、1975年这次我们要讨论的丁玺善导演的《八百壮士》和2020年管虎导演的《八佰》）。事实上，在同类战争影片中，“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事件，算是被表现得较多的了。那么有人不禁要问：为什么这个事件被诸多导演反复表现，在这些表现中又有哪些侧重点的不同？

本篇将从人物塑造、主题表达这两个方面，借着2020年管虎导演《八佰》的热度，分析一下1975年丁玺善导演《八百壮士》的得与失，以回答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人物的塑造

同管虎的群像书写不同，丁玺善导演的镜头对准了主要的几个人物，即谢晋元、杨惠敏、杨符瑞等人。用一句话来说：整场战事，是在一些英雄的领导下国军的一次顽强抗击。在电影的前50分钟，导演用大量篇幅铺陈了战争背景和人物关系——日本军队如何残忍轰炸、国军如何部署兵力、英雄如何安置家属等等。这些铺垫，为丰富谢晋元等人的形象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大场面的书写和谢晋元等人的性格塑造固然使影片具有了家国情怀和抗日激情，但是也恰恰因此忽略了群像塑造的重要性。群像的塑造，这其实是2020版管虎导演处理得很有意思的一点：他将诸多小人物的塑造和大人物的表现连结，影片的层次感也因此凸显出来，另外，小人物身上所具有的惜命、胆小等等人性弱点在大环境影响后产生转变，更能让观众走近人物内心，从而产生共情和触动。反观丁导的《八百壮士》，主要人物的坚定、刚强、无谓、道义感是影片着墨处，譬如，林青霞饰演的杨惠敏一角几乎被塑造成了“完人”，下水救人、下水送旗等本可以用来更立体化表现人物的片段被机械化塑造为一个洋溢着大义凛然的伟光正形象。固然，这样的人物塑造会令观众产生“高尚感”，从而被打动，但与此同时，过于伟大的主角也会掩盖普通士兵在战争中闪烁的人性之光，换句话说，这不仅会让主要人物变得脸谱化，也会让整个军队士兵变为“战争的符号”——观众虽然会被主要人物的英勇事迹所打动，但却很难设身处地地代入剧情，也很难对影片人物产生认同感。

（二）主题表现

回到最初的问题，1937年上海抗战有许多英雄事迹，为什么导演却纷纷选择“四行仓库保卫战”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艺术化处理呢？这个问题很简单：一是这个事件本身的戏剧化元素（譬如杨惠敏送伞、升旗、苏州河观战等真实事件），二是这个事件背后的意义——不是抗战，而是象征。

甫一读这个历史事件，就感受到了无限悲凉。原本职责是为了上阵杀敌的战士们，却沦为给《九国公约》列强表演的演员，正所谓“时势造英雄”，也不过如此。最令人唏嘘的是，还没等九国公约会议召开，列强因四行仓库离租界太近而不满，于是威逼蒋政府撤回“八百壮士”，这场演给列强看的表演血渍斑斑，却草草收尾，不仅没有像国民政府预期那样在国际社会掀起波澜，最终，“八百壮士”在进入租界后也没有得到好的结局。四行孤军的壮举虽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反响，但是意外收获了国人抗日的无限豪情。在传媒的大肆渲染下（其中也包括1938版的《八百壮士》），国人的斗志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回到影片，丁导虽然条理明晰地进行了故事的讲述，但显然没有抓住应有的“情”的抒发。在《八百壮士》中，“四行仓库保卫战”被描绘得英勇，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味与苍凉质感则少了许多。另外，主角的台词光辉却刻板，使影片充斥着说教和歌颂的意味，人物的抗日激情有了，观众能接收到和平来之不易的信息，但是更多的情感体验，却是无从得到了。

1975的《八百壮士》的确在技术、人物塑造、情感表达诸多方面有欠缺之处，另外还有令许多资深军事迷诟病的战争常识性问题，但丁导的作品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描述的事件本身确实更具有真实性，且更能较为全面的展现事件的原貌。回溯影史，在主旋律电影尚未大行其道的七十年代，《八百壮士》也可以算是一部较为独特和先锋的影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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