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使神差，竟然重看了一遍75年的《金光大道》。抛开特定年代的政治话语，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倒有一定的预言性:比如无效疫苗、明星无耻掘金、肉类注水工厂、激素大地、农民不吃自己种的一切、各阶层互害链、毒菜毒奶毒水果、挣中国钱移民美欧的高尚战士等等。《金光大道》说富裕户必要侵夺翻身户利益、财富聚敛必要有道德亏损。至少在东方这块土壤，这是真实的。所以影片追求以共同生产来创造共同财产并共享的乌托邦理想，所谓共产主义。要实现乌托邦，必要以顾别人不顾自家的圣徒高大全来带领。即是圣徒，就必定没有社会性，不是机制，就是昙花。社会的人是不信昙花的，所以美国立国之宪是一套防恶、防毒、防丑、防害的程序。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人类这种丑陋的怪物是配不上圣洁的共产主义的。所以受难的耶稣、伺虎的佛佗、殉教的江姐、引刀成快的汪精卫、公而忘私的雷锋才会被俗众感动涕零。抽离了人性的神性是典型，而人间，尤其是东方土壤里游生的是原型，丑而磅礴。《金光大道》的人性观是准确的，因为它洞见富裕户积敛财富过程的必然侵夺，这些富裕户原本也都是翻身户，甚至我那个忘年友马精武演的反面人物共产党员队长，也本属于无产阶级一员。但《金光大道》的人性观又是静态的，翻身户因穷而被赋予的道德优势是虚假的，发展后的大概率是，他们合作生产富裕后也会是改开后的先富群体。由于时代原因，《金光大道》的创作者不敢从东方儒家精英的利他主义的伦理模型中找到高大全的人性支撑，只能从毛泽东的说教里找寻道路的红太阳，但是伟人洞见了人性的假、恶、丑，却低估了假恶丑以及贪婪、欲望的力量。说白了，高大全的圣徒形象只是抹在苦难和贫瘠之上的一抹儿奶油，一个小鲜肉一样的甜心先生。如果把《金光大道》进行后现代的改造，在当下复拍下集，结尾应该是，那些富裕了的翻身户都开始生产假药死猪肉并在挣钱后纷纷移民美国，高大全则在当了高官后成为红通令的一员被押解回国。而那些影片中的失意的反派、富农，则都成了公知、精英，并重新赢得财富。这才是真实的《金光大道》。

看到最后真人的照片放出来，真的觉得特别惋惜。挺好的一对情侣，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只不过有自己的个性而已，却一死一伤。??另外，那几个看客真的是，让人无话可说，就算匿名也好，为什么不愿说出事实，着实心冷。??最后，“冲动是魔鬼”。愿killers能够认识错误，改正心态，好好做人吧。??

聚焦女性，关于性侵，这类题材的电影早就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了，大家熟知的《素媛》、《熔炉》讲述了少女性侵事件背后的虐心和残酷，还有去年那部《嘉年华》更是带我们认识到了白裙下的黑暗社会。

这部《信笺故事》讲述的就是又一个有关少女性侵的故事。但它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在于，电影是由故事原型詹妮弗·福克斯自编自导的，自己写自己，自己拍自己，由此也让这部电影更具真实性，更为残酷。

整个故事由詹妮弗的母亲偶然发现的一封女儿40年前写的信展开，电影采用了现实与回忆交叉的叙述方式，打开了她写的这封信，打开了她的故事。

詹妮弗在假期的马术课上认识了她的骑马教练格拉夫人和跑步教练比尔。在詹妮弗眼里，他们两个都是有极其有魅力的人，她把他们之间的发生故事形容为是一件完美的事。“我想要以一些美好的事物，来开始这个故事”是詹妮弗写的故事开头，也是电影中反复多次出现的一句话。

这也是电影刚开始带给我们的感觉。

童年时期的詹妮弗讨厌自己的家庭和父母的教育方式，死板的家规和父母的不理解都让她痛苦不已，可是当她与格拉夫人和比尔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格外轻松，格拉夫人和比尔这对灵魂伴侣似乎也能给詹妮弗带来灵魂上的慰藉。

他们不仅仅教她骑马和跑步，在她没有在农场上课的时候，他们也会与她通过书信的方式彼此交谈，告诉她如何面对成长中遇到的种种困境。这种状态让詹妮弗觉得欣喜，同时也对他们建立起了信任。

虽然詹妮弗在自己的家庭中得不到理解，但是比尔告诉她，他们三个人会组建一个属于他们的家庭，以爱为家，坦诚相待。詹妮弗觉得农场的生活让她感到幸福，就像在天堂一般。

电影从中段开始，渐渐引出了詹妮弗与比尔之间关系的改变，故事也随之进入高潮。比尔不再只是詹妮弗的老师，在她的认知里，她觉得比尔把她当作小女友、恋人，觉得比尔是爱她的，他们也因此发生了关系。比尔甚至还提出要和詹妮弗、格拉夫人来一次“三人行”。

当时的詹妮弗只有13岁。

其实从外人看来这就是性侵，包括詹妮弗的妈妈和男友都认为她受到了伤害，只有她自己一再否认，并且当她得知比尔说他曾性侵过詹妮弗时，她还坚持认为当时的他们是恋爱关系。

这是《信笺故事》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故事的主角，也是受害者詹妮弗，缺乏自知，没有分辨能力，她非但不认为自己被伤害了，反而深陷其中并享受这种“爱”。模糊了性侵与爱的界限，不是以单一的判断来描述这件事，这种视角也是以往此类题材的电影中很少见的。

过去与现在来回穿插，影像来回交替，詹妮弗透过一面镜子与过去的自己对话，彼时与此刻也在不断转换，蒙太奇的剪辑打破了时空界限，也让电影具有穿透力。

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的不断交替旨在突显“成长”的概念，虽然詹妮弗还没有真正意识到事情真相，从她的文字里能看出来她始终在美化这段经历，有意识地混淆美好与丑陋，但是电影通过这样一来一回的自我对话开启了一场自我认知。

从电影后半段开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真相被一层层揭开，而詹妮弗对自我也进行了一次次地审视。

身为纪录片制片人和大学教授的詹妮弗在制作世界各地妇女生活的片子时，还有在与学生的对谈过程中，抛出性与爱的问题，从妇女和学生的回答当中意识到自己与别人对爱、性的不同理解。

后来她又找到过去在农场的那些人，通过和她们的交谈，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原来比尔并不是只对她一个人这样，原来比尔还有其他的“小女友”。艾莉丝甚至告诉她，她一直以来欣赏的格拉夫人其实才是那个扮猪吃老虎的人。

光亮背后的黑暗，人性的复杂与丑恶暴露在眼前。从劳拉·邓恩的表演里能看出来，在不断寻找真相的过程中，在无数次与自己对话的过程中，詹妮弗对过去自己的无知感到困惑和迷茫，对未知的真相感到恐惧和紧张。

她想到过去比尔让她读的那首诗：

一举让自己脱离自我，

就像一把没有一丝软铁的剑，

就像一面钢镜一样，

忏悔会彻底清除所有的锈迹，

而后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纯粹、明亮的本质。

这首诗和本片想表达的主旨也如出一辙。

其实此片把性侵的话题讲得很隐晦，即没有冲突暴力，也没有受害者的过度悲伤，甚至没有直接点出“性侵”。而悲剧还是藏在平静、光亮的表象下，是非交给观众自己判辨。

到了最后詹妮弗终于认清了真相，一封30年前的信让她回忆起这段遭遇，而整部电影都是她揭开现实、不断审视自我的过程。相比起那些讲述一个事件、一个现象甚至宏观社会问题的性侵题材电影，《信笺故事》更注重受害者的自我意识觉醒。

詹妮弗在授课时讲到一句话：“我们为了生活而讲述自己的故事。”

讲述事实，记录现实的纪录片制片人詹妮弗将自己的亲生经历写成了书，拍了电影，不畏惧向众人展现这个黑暗的故事，这种成长对她来说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面对成人世界的复杂，13岁的詹妮弗写下这样一首诗：

最令人最呕的现实，

是那些看起来如此强壮的人也不过如此，

只是用语言说谎骗我而已。

原载http://artforum.com.cn/column/9400从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大酒楼》到最近第六部的《痴》，邱炯炯的创作主题与美学已清晰地积累并发展成为一套极为独特的方法论。自始至终他致力于为“小人物”（邱炯炯语）做影音肖像，而他所定格的小人物，往往是无法进入历史的，或者被放逐在历史之外的主体。这是一个颇为七零后的生命样式，邱炯炯既不像成长在极左年代的前辈胡杰那样有着把握历史总体性的企图，也不像成长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后辈（譬如毕赣）那样着迷于消散历史实体的形式实验。90年代之后的社会被愈加单一的秩序支配，在历史感的消失成为普遍经验的当下，邱炯炯追随着一个个口述者，在天马行空的音画搬演与重构中试图接近参与历史的可能性，接近那些主体与其行动尚未失去关联的时刻。对这些时刻的执着让邱炯炯跳脱出一般意义上传记型纪录片的时间维度，正如《痴》片一开头便宣告了主人公张先痴人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张先痴，男，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一九八零年八月收到平反通知书被无罪释放。”——尽管《痴》片主要着墨的是张先痴在23岁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成长故事（bildungsroman），入狱身着蓝色劳改服、由张新伟扮演的青年张先痴形象非但不是叙事的终篇，反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穿梭在时空中的，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这个幽灵不断地出现，扛着工具，拖着步子，干扰着影片的线性叙事，频繁地与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张先痴擦身而过，在好几个“伟大领袖”附近现身。小人物试图参与历史的行动注定无效，而这个徘徊着的幽灵一次次将“然而行动无效”转化成“即使行动无效”，张先痴也在曲折前进的编年史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他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罢课，与他眼中腐败的国民党将官父亲断绝关系，成为解放军一员，他追求爱情，他写作。采访镜头里年逾八十的张先痴本人在回顾前半生时依然饱含生命能量与意志， “痴”在这里既是表像又是隐喻。影片交织着多重的叙事时间性，有老人充满感染力的现场口述，有邱炯炯本人和其他表演者演绎的取材自老人自传文本的旁白或独白，有毛笔字字幕交待的大写的历史背景，这些复杂的叙述机制让影片得以在主观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灵活切换，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和历史的辩证法：人物既囿于历史事件的冲击，又有反身评述历史的能力。我在过去的论文中曾提出，邱炯炯或许是第一个直接回应证言（testimon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关系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1］。在他的纪录片《彩排记》中，曾经的川剧演员“花脸爷爷” 在一段长达三分半钟的片段里用方言回忆过去，他的口述如此不清以至于只有零星几个词语能进入字幕，他的口述状态而非内容进入了特写镜头。到片段尾声，戏曲画外音响起，老爷爷声音被完全隐去，此举更加凸显了他在口述时面部表情的艰难与痛苦。在《痴》中，张先痴初次从大字报上得知父亲被处决时没有伤心，因为他相信“父亲是阶级敌人”。但有一次，张先痴在医学院解剖室见到堆叠的尸体，从同学处得知其中多数是被枪毙而无人收尸的人：“那些赤身裸体的尸体里面，当然也看不清楚，因为他们重着摞着，我想万一有一个是我爸，怎么办呢？我在停尸房里面想到我父亲如今竟然死得这样惨，死了还要被划开看，所以我就突然哭起来了。也是因为这福尔马林的刺激，所以我的哭也很容易被遮盖住，一般你也看不出来我是在哭。那个时候，如果是因为阶级敌人死了而哭，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擦擦眼泪，就跟同学说，狗日的福尔马林这种药水，太整人了，眼睛简直受不了。”大字报一段有邱炯炯用普通话念的独白，配以搬演展示情节。而解剖室一段口述，我们只能听到张先痴的四川话，画面则是超过两分钟的黑屏。这个片段再次挑战了我们在遭遇历史见证者之前对他们所持的观念。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位历史见证者能否简单地被看成编年史的一个标示（index）。它拷问了影像记录口述史这一形式本身，以及给历史赋予可靠知识的可能性。 阿甘本指出，证言本身是一种关系，处于言语（speech）的可能性和言语的确实发生之间，证言的存在必须与言语的不可能性建立关系［2］。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它必须包含不存在的可能。邱炯炯风格化地强调了见证者言语的偶然性，展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历史性，它不仅仅试图修复被主流历史编纂排除的内容，还拒绝主流历史编纂本身的形式和依据。在邱炯炯看来，“福尔马林药水掩饰哭泣”一段口述，是不可承受、不可再现、不可想象的内容。对这一内容的视觉表现必然让影像远离记录片的展览性（exhibitionality）反思空间而重回暴露性（exhibitionism）的滥觞。与这段口述的处理方式相对应，他的搬演，或称情景再现（reenactment）场景完全拒绝了自然光、外景、全景镜头和同期声等纪录片本体化了的形式，进一步与记录片的证据式展示方法对立起来。一般来说头部特写采访（talking heads）片段常切入各类视觉档案（俗称B-roll）以支撑被访者的口述内容，最早记录片里搬演的发明（《细细的蓝线》）起到的也是B-roll的作用。而在《痴》的摄影棚世界里，戏剧形式凸显的是对戏剧性的克制，往往画外音描述着事件对人的冲击，搬演场景里却鲜有事件或行动的发生，主演们多在徘徊踱步，或等待，陷入沉思，或从事着吃饭，晾衣服，浇花等日常活动。它们展现的不是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王兵的《和凤鸣》那样对现实时间的记录，而是带有人物情感重量的主观时间。如果说《和凤鸣》以极简的长镜头观念性地连接起了历史人物和绵延的现在时态，那么在《痴》的搬演中，过去和将来皆不可望不可及，历史人物似乎被永远地悬置在阴暗而大雾弥漫的“另册”历史梦魇之中。《痴》不仅揭示了书面语和口语作为证言的差异，也揭示了记录片的展览性与暴露性的差异——区分这一点是如今评断纪录片形式化有效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理解《痴》片虚构部分的前提。影片中形式最为复杂的搬演场景创造了全新的影像形式，也呈现了独立纪录片在面对当下时的可能与困境。我无意在本文对《痴》的形式探索作出周到的评论，但希望《痴》的文本及其现象能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影像形式与历史经验的关系，并思考在中国独立电影遭遇重重危机的当下，我们还能够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表达历史感觉，以及怎样看待纪录片的可能性与限度。［1］ 江萌，“从哀歌到狂想曲：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想象”，《中国独立影像》第12期，北京：栗宪庭电影基金。［2］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第145页。（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City: Zone Book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