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的是，方枪枪走后会怎样，但是似乎电影并没有直说。这个问题我试图在豆瓣《看上去很美》的页面之下求解，看看有没有评论高手能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颇令我失望。多数评论并没有关心这个问题，而是醉心于将影片生硬地套在福柯或者别的什么理论框架下作零碎化地解读。因为我并没有读过王朔本人的这本小说，因此也谈不上究竟王朔是不是真的把故事写的像那些评论一样零碎，但是至少我认为我们自己能发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上面这段话说的很玄，我希望下面的文字能把这个看上去很玄的主张说清楚。在我看来，方枪枪走后会怎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在这部电影中刻画了一个个体一开始试图接近这个群体，但是屡次失败之后决定离家出走。用一句话做这样的概括似乎是对于电影导演和王朔先生的不敬，我并不否认在这部电影中方同学和这个群体之间的互动被描述的非常直观，给人很大的冲击力。电影似乎在给我们描述一个制式教育的典型画面，整齐划一的时间安排，每一个环节都被设计成标准作业流程，甚至穿衣服或者上厕所都有自己的“标准作业流程”。这不能不让人想到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述的某一监狱的日程作息表。方同学在这里实际上存在两种选择，要么融入这个群体，要么与之对立。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不可能首先选择与之对立，人需要一种群体生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小朋友需要有人和她们一起玩，在成年人中我们需要结成社会以达成社会分工以及创造良善生活可能的条件。方同学首先的选择显然是试图融入这个集体。

影片中选择插入汪同学那个作为后勤部长的父亲的出现我认为是很有些深意的，似乎暗示了方同学从这件事之后逐渐发现幼儿园这个小社会的社会制度背后的虚伪和荒谬。我认为这个情节是很不错的，作为之前一向很关心“法律”，试图做一个“良好公民”的方同学，忽然发现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居然能通过某种“错误”的方式轻而易举地得到，这种冲击显然是巨大的。方同学决心发动自己的反叛。但是因为存在这个环节，我们自己的慎思就需要在这里停留一会儿：对我们而言，方同学是不是一个坏同学？你可以说是，因为之后的连串行为是典型的破坏纪律的行为，但是你也可以说不是，因为所谓的纪律不过是一套虚伪的把戏，甚至在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居然整套“法律体系”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一个实际上无辜的人。方同学的反叛实际上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然我相信这不是他自己有意要提出的，即究竟怎样选择才是对的？而实际上影片暗示了唯一一种可能的答案，即权力就是正义：无论是能够左右李老师的汪部长，还是在李老师眼里是“良好公民”的倩倩同学，都暗示了这个答案。所谓的正义，就是权力要你做的事情，没有更进一步的为什么。当你去反问，凭什么要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错过的答案，因为这个问题本来就不该提出。但是可惜的是，方同学还是问了这个问题，得到的回应是“你怎么敢顶撞老师”？

上述的解读似乎对应了非常意识形态化的某种解读方式，即这个影片就是在暗示中国某一历史时期的荒谬。当然毫无疑问这种暗示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反思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认为是不足的。我们需要更进一步则的追问，这部电影仅仅意味着那段荒诞的历史吗？集体生活的方式并非是某种意识形态独创的生活方式，而是大工业时代的典型的生活方式。当然你可以说现在我们并不是住在集体宿舍中，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这个时代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让我们和别人联系紧密，甚至美国证劵市场的一次波动都能影响到中国的某个企业，而一个地区的物价的变动可能引起的是整个国家的市场发生波动。我们不再被强制的束缚在“单位”中，但是我们却“自愿”被束缚在某个更大的共同体中。其实说到“自愿”和“束缚”放在一起就让人感到不舒服，但是这的确是现状，并且也是方同学的第一次选择的结果，他试图将自己融入这个大社会之中。因此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过去的单位制和集体生活的内在结构实际上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发生变化，或者说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内在结构。当然，所谓你自愿加入到一个束缚之中，即所谓“异化”问题，你的自由意志异化成了一个异己的对抗自己的东西。

如果我们放在这样一个更大的维度去看这部电影，实际上它表达了一种反叛，这种反叛绝不仅仅是对于某一种具体的政治体制的反叛，同时意味着一种对于“表面世界”的反叛。我所谓“表面世界”也就是那个“小红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一套道德话语很好的解释，错误的被消灭，正义得到弘扬。权力的运作被装饰成某种永恒道德标准的逐渐展开与实践。方同学试图争取自己加入这样一个社会中，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某种偶然的机会，它发现了这个“表面世界”背后的内在结构：它是赤裸裸的权力交易，一切的人及其活动不过是权力的某种自我运作的需要，而并非所谓的目的本身。毫无疑问，好学生与差学生总是同时存在的，红花榜意味着某种表彰，也就意味着某种惩罚，影片中这种惩罚从红花榜到关禁闭组成了一个连续的惩罚结构，毫无疑问我们也可以在一个现代国家的刑法典中发现这一套阶梯结构。我们通过树立“差学生”作为对立面，用“他们”形成“我们”。所谓的末位淘汰制或者红花评比，实际上将“末位”视为一种不可接近或者不可言说的符号或者形象，从而使得整个群体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个“末位”，当然在实践中人们就会发现最好的躲避瘟疫的方式就是实践正义，而这恰恰中了权力的圈套，因为所谓的正义不过是粉饰出来的而已。

但是如果我们将自己置于这样一种完全批判的境地，我们会发现我们无所依靠。如果全部的道德戒律不过是权力游戏，那么我们如何谴责权力本身呢？我们只能选择闭嘴，无从言说这种批判。那么这样做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谁赋予我们行动的意义呢？正如方同学自己，能够以很多的方式挑战整个共同体，但是作为电影观众的我们，能说什么呢？我们说他是一个差学生吗？似乎也不能，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说，实际上已经选边站在李老师一边，但是这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能说他是一个好学生吗？似乎也不能，因为他做的事情的确称不上“好”。那么我们能说什么呢？或者说他在干什么呢？按照这个逻辑似乎他什么有意思的事情也没干，那么他实际做的那些事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捏同学的脸，打上厕所同学的屁股等等。如果我们不能用现有的道德话语谴责他，那么我们只能说他在自己创造意义，他在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如同一个“职业革命家”，他的意义就是挑战权力，讽刺权力，攻击权力。但是这些实际上都不能成为独立存在的意义，而依然是依附于权力本身。当方同学大声说“快告诉老师我脱队了”而无人理会的时候，自我创造的意义已经宣告失败，那么唯一的路就是逃跑了。

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方同学跑了之后能怎样？我想只存在两种可能，也就是和当年娜拉出走之后可能的结果是差不多的，要么被人找到重新回到幼儿园，要么在社会中长大真的轮到公安局去“收拾”他。说到公安局，影片中有一位老师的这个威胁实在是很值得玩味，并且幼儿园出去就是医院，也是很有意思的设计：一个健康的人就活在“幼儿园”，要么就是不健康的人就活在“医院”，只存在着两个选项。因此，真的要追究起来，方同学走后会怎样，其实影片已经有所暗示。这个暗示是悲剧性的，或许王朔本人也止笔于此了。不过我觉得如果按照上述的分析，我们就错过了一些重要的内容。发现这些内容是需要脱离出影片的故事本身的。这部电影提供了一种解的答案，但是自己有证明了此路不通。那么又该怎样呢？存在一个问题，方同学真的只能跑吗？当然你可以说方同学曾经用一个谣言发动过一次“革命”，但是很快被“镇压”了，只是因为“反动政府”的势力过分强大。但是我们如果将这个问题追问到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真的就无路可走？或者说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发动某种革命？

回到方同学第一次的选项中去，那个时候他试图加入这个社群之中，并且这是一个“自愿”的行动。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从母亲的怀抱中脱离开来，就必然需要赋予自己某种身份，成为某种社会角色，这也就是“加入”某个群体。在我们生命中我们会加入幼儿园成为“小朋友”；会加入学校成为“学生”，在这其中有些朋友在学校参加过各种社团组织也会加入这些群体中；会加入工作单位成为“职员”；会加入自己的家庭成为“丈夫/妻子”“爸爸/妈妈”等等。我们总是在“加入”的路上。当然，每一次“加入”都意味着我们必须接受社会实践客观赋予这一社会角色的规定性，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规定起来，才有可能显示出自己的能力，必须有这个规定性，否则就是散乱的，流变的，就好像风或者气一样，是“无定形”，那么也就注定是没有一种定型的力量。我们需要把自己展示出来的时候，就需要能展示出来，而不是流于无形，比方说我们需要实现自我，就必然需要将某种自我的能力客观的实践出来，做画家、艺术家、法学家、钢铁工人等等，一辈子懒懒散散什么事情都不做，那么整个人也就无所谓意义可言。方同学最后发动的一连串反叛，实际上也是给自己的某种规定性，将自己显示出来，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只能逃离。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规定性是生命之所以存在的内在本质要求，那么邪恶的并非规定性本身，而是要看它规定了什么。

如果我们将问题转换到了规定性本身规定了什么，我们就会发现方同学本人并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者甚至多数成年人是否具有处理这个问题的能力也是存疑的。他们受到自己未经训练的思维的束缚，被感情，狭隘的经验，自身利益等等捆绑。如果真的要把问题都讲出来，那么反而会引起怀疑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这个问题已经在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政治实践之一的雅典民主制中有所体现。那么这就要求执政者能够借助于普通人的感情和判断，在“不知不觉间”将正义之事达成。但是这似乎又预设了正义之事的完成是需要欺骗的，而这种欺骗也包括了执政者对于被统治者的一个对立。不过这一观点也包含了对于普通人处理政治问题的不信任，那么我们又可以判断“李老师们”是否真的在使用权力让我们自身，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得到更好的发展以及全面的实现，而不是将权力视为谋求自己统治阶级私利的工具？那么问题再次回到，道德判断的意义究竟如何存在？如果我们将问题推进到这一步，难题就不再是针对方同学，而是李老师，她自己必须对自己作出辩解。但是面对一帮小朋友进行这样的辩解吗？我们也能想来她的说辞，即影片中反复提及的“这样是为你好”。其实到底本来是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的小朋友的话，实际上她自己也真诚的相信，这也是在权力体中真实存在的问题，公平正义的运行被不分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都真诚地相信着，而统治阶级相信自己仅仅是在维护永恒道德的实现，维护一个自然秩序罢了：所有人都被骗到了。

这样，这部电影揭示的问题已经被追问到底，作为另一种意义创造者的方同学即将面临悲剧的结果，我们也无从反思我们现在所承受的规定性是否真的就是好的。我应该承认“方同学走后会怎样”是一个糟糕的问题，因为它真的无从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