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香港电影真正打入国际市场的类型片，只有动作和警匪两种。鉴于港片一贯的糅杂性，警匪片与动作片往往也合二为一，吴宇森、成龙、徐克、唐季礼、林岭东、黄志强先后打入好莱坞正是凭借这一特色。

　　与动作片的源远流长不同（20世纪50年代便武侠与功夫并举，神怪共拳脚齐飞），港产警匪片在20世纪60年代才初具雏形，但风行一时的多是谢贤和曹达华猎奇性质的“神探破案”题材，以及何莉莉效仿007的女性间谍动作片《金菩萨》系列，始终未成气候。直到70年代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现代社会的多元化刺激令警匪片创作有了丰富土壤。以邵氏《天网》、《香港奇案》带动的犯罪片热潮，也直接导致警匪片的兴起。70年代后期，吴思远的《七百万元大劫案》与新浪潮干将梁普智、章国明紧随其后，《跳灰》与《点指兵兵》不仅票房大卖，成功奠定港产警匪片作为一种纯粹类型的独特风格。80年代前期，《最佳拍档》、《五福星》、《警察故事》都创下票房纪录，但这些还只是麦嘉、洪金宝、成龙尝试将高科技、喜剧、动作与警匪题材结合的杂交片种。同期纯粹写实的警匪片如《边缘人》、《公仆》未成气候，直到《龙虎风云》出现，警匪片才真正跻身香港电影的主流，20多年来长盛不衰。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本文只是管中窥豹，从卧底、灰色地带、反讽三个方面揭示香港警匪片的独特品质……

　　

　　一、卧底

　　

　　“卧底”并非警匪片独有，金庸的《鹿鼎记》、古龙的《白玉老虎》，红色经典《英雄虎胆》、《智取威虎山》，都有“卧底”故事的精彩描写，但最终似乎成了香港此类电影的特色。自章国明的《边缘人》首开先河，林岭东的《龙虎风云》发扬光大，至90年代蔚为壮观，吴宇森的《辣手神探》、周星驰的《逃学威龙》、成龙的《超级警察》、李连杰的《给爸爸的信》，无不以卧底为故事主线。《新龙虎风云》、《新边缘人》则干脆翻拍经典，重现卧底迷情。香港警匪片为何热衷于卧底迷失自己身份的题材？本土影评人解释为“其实是香港人迷失身份的写照”。这又与回归前后《我是谁》、《黄飞鸿之西域雄狮》、《战狼传说》等片的失忆情结相映成趣（《紫雨风暴》则是将“失忆”和“卧底”嫁接做戏）。

　　毫无疑问，香港警匪片30年来对卧底题材反复进行挖掘：由身陷随时背叛警匪双方和自己原则的心理煎熬（1987《龙虎风云》），到寻找身份认同的坚持（2002《无间道》），再到“重新做人”后的不适应（2006《黑白道》）……这当然已成为对香港文化的一种解读方式，但对于大众而言，警匪片的“卧底戏”最精彩之处仍在于强烈的戏剧冲突带来强烈的心理认同，其实每个人在生活和工作中，何尝不曾扮演着卧底角色？所以直到今日，香港电影和影人在好莱坞的最大胜利仍是吴宇森的《夺面双雄》和马丁斯科塞斯翻拍的《无间道风云》——两部卧底警匪戏。

　　

　　二、灰色地带

　　

　　警匪片的典型模式通常是黑白分明，警方取得最后胜利；但对香港电影来说，却未必通用。《龙虎风云》中的周润发、《新龙虎风云》中的刘青云之所以饱受心理煎熬，除了匪徒对他们有情有义外，更有不良警察的百般迫害，所以李修贤在“香港警匪片风云论坛”上指出，“警匪只是一念只差，拿着枪你可以做贼也可以做警察”，陈嘉上在《野兽刑警》中借曾经嫉恶如仇的Mike（王敏德饰）所说，黑与白之间有一个灰色地带，只不过有的人面积大些，有的人面积小些罢了，而“烂鬼东”（黄秋生饰）的一句“警察也是人哪”更道破了某些大家心知肚明的“天机”。

　　“只要有利益，警与匪是可以共存的”，这类台词并非只存在香港警匪片里，同样暗涌于香港社会的历史洪流中。60年代警察贪污成风，“四大探长”富可倾城，九龙城寨成为最典型的灰色地带，所以才有70年代廉政公署的成立，吴思远也借此拍了票房大卖的《廉政风暴》，90年代麦当雄和刘国昌分别执导《跛豪》、《雷洛传》回溯了那段灰色历史。2009年，王晶最新作品《金钱帝国》同样以60年代警匪一家为题材。或许有过这样的现实经历，加上香港文化的包容性和实用主义观念，警匪片中的“灰色地带”已成为专有名词惯用桥段。但为了区别渲染黑帮仇杀的江湖片，警匪片中的灰色桥段通常不是卧底煎熬，就是警察变坏，《知法犯法》中的吴彦祖堪称警察走向堕落的典型，《伤城》中的梁朝伟则被仇恨占据了头脑，至于2009年的警匪力作《窃听风云》，即以金融商战为大时代背景，讲述了三个被贪欲支配的警察走向毁灭的过程。

　　

　　三、反讽

　　

　　“邪不胜正”，是包括警匪片在内的经典通俗剧公式，但套到身份特殊的香港电影上，同样未必适用。警察未必代表正义一方，匪类也不乏有情有义之徒，只要煽情得当，通俗剧的经典结局可以是《龙虎风云》中卧底周润发临死前向匪徒李修贤道歉；也可以是《喋血双雄》中的警察李修贤最终认同杀手周润发坚持的江湖道义，为了给他报仇居然将已自首的成奎安击毙，将香港类型片的传统（从来都是追求铺张的表现力和写意的感染力）发挥到极致。

　　虽然事实证明警匪的通俗剧模式屡试不爽，但若反复沿用，早晚会出现具有反讽意味的变奏。有趣的是，这种变奏通常会出现在曾经严格遵守通俗剧定律的影人身上。李修贤曾以《公仆》系列成为“香港警察代言人”，自组“万能影业”公司后，拍出大量商业警匪片，譬如周星驰首次亮相大银幕的《霹雳先锋》。90年代李修贤开拍《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和《贼王》的犯罪片系列则剑走偏锋，以低成本的Cult片取胜。戏中罪犯的作恶行径固然让人毛骨悚然，但对警方的无能和滥施酷刑的描写反而令观众对罪犯产生同情心理，如此一来，反讽意味呼之欲出。

　　90年代中期，陈嘉上专注写实枪战片，《飞虎》系列叫好叫座，尤以强调团队合作战胜强敌的积极主题契合主流通俗剧模式。杜琪峰为大都会（邵氏）执导的《十万火急》不仅宣扬团队精神，同时注重家庭温暖和浪漫爱情的作用，并以“危险 营救 脱困”的经典公式冲击好莱坞水准。但时隔仅一两年，陈嘉上的“仝人”与杜琪峰的“银河映像”竟不约而同“惊天大逆转”，《野兽刑警》和《非常突然》一反常规，无视通俗剧公式，完全自我颠覆。前者偷师王家卫《重庆森林》风格，以喜剧作为影片基调暗含暴躁生猛之邪气，结尾突如其来的暴力场面，足以令观众体验了一把黑色警匪片带来的另类震撼；后者直到结尾前仍是《十万火急》的主流格局，着力刻画警察团队破案过程，但在取得胜利后却被另一帮匪徒全部歼灭，如此突然的黑色结局，必然出乎观众的意料，看似充满与现实相悖的反讽意味，实际却是人生无常的宿命表达。

　　由通俗到反讽，其实是有经验的导演游走于大众和个人之间的必经阶段，只是陈嘉上昙花一现（他以为《野兽刑警》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电影，所以放手一搏）没有再走下去；杜琪峰则坚持到风格自成一派，成为香港警匪片的一朵奇葩。而随着电影的高速发展和影迷的多元眼光，所谓的反讽和颠覆，甚至可能融为主流，《神探》就是不太成功的一例，但仍须杜韦和大家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