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鲜感吧，剧情人物什么的怎么调整设计不出圈就没什么太挑的，只是有许多无伤大雅的小错误，比如典韦战许褚的‘曹丞相’有点跳前了，汝南读成“女”南，吕布攻刘备小沛时说的虎豹骑，虎豹骑是曹操的，吕布是并州狼骑，小错误有点多，郭嘉胜败论袁绍说成袁术的。。等等，半无双似的英雄类。半玄幻的战斗情景，感觉写实定位有点左右摇摆，

很奇妙。我从来没看过洪尚秀的电影，我知道金敏喜，这些都不构成看《江边旅馆》的理由。是片名还有些剧照让我心里一动，很像一场无关紧要的偶遇，无关紧要却还是遇见了，有一些波澜，最终是两不挂碍，似乎是生活的自然力，竭力生活后因疲惫而松弛，再竭力，如此一个呼吸的过程，不到达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本身仍是我们唯一的小小成就。这些芜杂的感想与期待，都是在观影前就有的。

《江边旅馆》当然只能是黑白的，一种净化，只因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非人间的空间，如纪柱峰所说，“既属于天堂又属于人间”，人们平衡着自己的感受，与自己的影子推拉，凝视自己的由来。老诗人在室内看着窗外的美人，她们立着像一幅画，于是走出、相见、赞美，死的预感让他更想参与美妙的生，尽管女人们为情感所困，她们依然能展示为一种外在的美景，而她们也欣然从之，对于洪尚秀来说这是否是女子最善良之处——轻而易举地拯救绝望之人？老诗人与儿子们的错轨：即使在同一间咖啡厅对坐依然看不见彼此，都在焦虑中等待，即使见面了难以彼此理解，父亲回到房间却不打招呼，在酒馆里吃饭后自作主张留下——他对儿子们有种似乎下意识的回避。做导演的二儿子是敏感的人，他在父亲脸上看出死的征兆，也开始担忧他的每次消失都会是永别，他在旅店的花园里四处喊着“父亲”，也许两兄弟这么做已经很久，心底里责怪他当年的“遗弃”。尤其是酒后真言的二儿子，尤其是说“父亲，我真想您”的他，多少年来一直呼唤着父亲，渴望理解和接近。一只猫循着他的足迹，两个女人在房间里躺着，起来喝酒，谈论喜鹊的巢，听到他的呼喊，谈论他的电影“勤勉而不讨好”，后来还发现儿子开的车是女人车祸后卖掉的二手车，她偷了一副手套，后来也并没有还——这些无意的交触，犹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生活像一场雪覆没了多少无人察觉的默契，一些被诗人忘掉也无所谓的意象，这样的漫不经心。父亲坐在房间里，思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两个玩偶，和两个名字的寓意。最后的时刻，他想用自己的语言（等同于生命）更多地影响别人，比如签名，比如两个女人，比如自己的儿子，随着那个日期的临近，他越发渴求一种沟通，也许旅馆老板对他的驱赶已是一种暗示，对方努力过，诗人也无意唐突，只是——停止了。一种联系的可能性消失，一种期待熟练地落空，而诗人说“被抛弃并不会有任何改变，因为我感觉过爱”，是儿子所说的“一切都放下了”，因此搬出旅馆犹如搬出生命，旅馆，宛若人间与天堂之间的停靠站，有些人在这里休憩是为了回返人间，有些人来这里探望休憩者，有些人在这里准备前往天堂。

而两个女人呢，睡了一整天。喜欢有人用词形容是“大而无当”，她们的交流像小歌剧，内容并不重要，甚至总是重复的，仿佛并不倾听彼此，恰恰是由于心灵贴近，听不听到话语反而不重要。只是不停地说“你还好吗”“嗯”“真好啊”“你睡了吗”“喝酒吧”，足以抚慰。醒来天晚了，等暗下来去吃饭吧，走着路去，因为能找到很多好吃的旅馆，因为太冷了，所以随便进哪一间都可以，为什么胃口会这么好，太晚了回去不方便，——都是人间的考虑，两个女人看似静止无为，却在缓慢恢复，做着回到人间的准备，甚至被情人抛弃的女子会说“在想他在干什么，这个点已经吃饭了吧”“他开心就好，我为他感到难过”“我一切都理解，他也已经尽力了”等等，伤口已经缠上了绷带，就像她手上的烫伤，涂了药膏也并没起泡，不会有任何问题，虽然痛，但不致死。这是洪尚秀理解的女性的精神上的生命力。两个女人吃饭时讨论着男人的爱无能，这可以是导演的自省，也可以是导演安排的女性的包容——因为被她们所凝视，由此感到满足，对自己的缺陷也能温柔地原谅。

男人们喝酒时情绪变得激动，原来诗人也是一个婚姻失败的人，听说这是洪尚秀经常探讨的主题，他昂扬道“人要追求真爱”“你到底怕什么呢！要知道不久都是会死的！”他感到不后悔，他想爱得更多，他——仍要拥抱。于是和儿子们说自己先回酒店，依然是二儿子去寻找他，作为导演的二儿子会不会是导演本人的一个投射，在挽留什么呢？两个儿子离去了，诗人重新回到酒馆。给两位女人念诗，我现在还记得这首诗，很美，关于两个女人带来的一个孩子，他有一颗龅牙，但大家都深知他的宝贵，于是将他留下不许带走。多年过去，孩子长大了，黝黑，面目全非，一个人在天然气站工作。“雪还在下”。女人们既说“多美啊”又问“这是什么意思”。我想是关于延续和孤独感，由两个温柔美丽的女人（而不是一男一女，两个女人是最理想的组合）带到世间的小男孩，有缺陷却宝贵，被强行留下，在成长中“变了太多，使人心伤”，最终孤身一人，这是老诗人自己的感受，也是对长大成人的儿子们的感受。这是无法避免的缺失和遗憾感，生活无可避免地不如人意，但一以贯之地延续至今，犹如那场雪，犹如那面目全非却如此生长的男孩，他脱离了两位守护天使般的女人的庇佑，独立于寒冷的世间。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生的寂寥萧索，诗人说：“我不介意死亡，我迎接他，只要有你们两位在！”女人说：“这是一句很漂亮的话呢”。却成真了，诗人让两位女子守护自己的死亡，她们像两面洁白的翅膀护佑他死去的肉身，使他疲惫的灵魂安眠。第二天早上，儿子们收到了父亲的告别短信，他们想上楼告别，他却先行——告别。儿子们大哭着。父子亲情，在此之前真的存在吗？可是最后这些哭声，又那么真切，儿子说：“你为什么要躺在这里啊？”依然是错轨，父亲选择很久不见儿子，选择在咖啡厅而不是自己房间见儿子，他们总是见不到，见到了也要避开，连死亡也选择和陌生的女人在一起，自始至终他们的交流都是几乎无效的，所以最后的痛苦也像一种缺憾。而两个女人在床上面对面轻声啜泣。她们接受了这个任务，她们完成了，她们为此悲哀，也许她们缪斯的身影确实一直庇护着诗人，如同两个女人的回忆庇护那个小男孩，在最后的过渡时刻，她们重现并送他走上新的道路。

看完后坐了一会，有点像下小雪，不确定是不是下雪了，凉丝丝的。出影院去车站，刚好错过，于是反复踱步，反复想着，想着他们的言不达意和他们的哭泣，我渐渐软弱下来，也可以哭泣了。

职场性骚扰永远是女性受害，且女性承担后果。

1.接受，升职加薪，同事心照不宣。

2.捅出来，对方可能受罚，受人指指点点，“装什么清纯”，心理压力大，离职，换公司，但哪个单位没点儿破事，忌惮告密者。转行。

3.不捅出来，私下拒绝。职场受阻，离职，转行。

4不接受，不离职，死扛，有能力有机会的情况下，小概率翻盘。

很多人指责女方，希望她足够强硬做到最后一种，很可笑。不指责迫害方，而指责受害方。

她不是完美受害者，你不处于那种环境中，永远不要用“何不食肉糜”的思维审判任何人。

为什么习惯性指责受害者？

打压一个“异见者”容易，反思并反对身处的错误文化和环境——反对集体，很难。

掩耳盗铃容易，自省和自我革命很难。

刘老根2前几集真的不好看，五集以后开始上头了，剧情演技台词都相当精彩，尤其大结局老根疯了之后的部分，现在还剩最后一集有点不舍得看了。前两部加一起才40集，后来新出的34都非常臃肿，很多以前的电视剧集数也都很少的，足以体现现在的人为了产生利益和延长资本占有的时间有多么的无所不用其极，用艺术表达生活之初心早已经灰飞烟灭了。还有一个发现是原来我喜爱的纪录片感来源于长镜头，刘老根和马大帅里面都有非常多的长镜头，演员功底可见一斑。新出的一些纪录片也疯狂调度切镜头，真的完全丧失观看的欲望。究其原因，还是在看一种代入感吧，因为那种空间感最贴近眼睛体会的世界，而那种每个画面都挑好角度然后来回切换的，每一帧都能定格出无暇的画面，然而死气沉沉，无法与之建立沟通。演戏要看长镜头，高不高级另说，反正挺见真章的。

乍一看像是一部恐怖片。

boku（春树）的角色塑造中能看到许许多多与我重合的部分：一度阴暗/封闭自我不愿与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夏目漱石的《心》/对于《小王子》有所了解，但不曾拜读/喜欢、憧憬樱良这样的姑娘/甚至连对于爱慕的表述都那么相似（指甲抠泡茶）（相信原作者住野夜也是跟我一样的闷骚男生吧w）。

说实话，故事前期的春树（曾经的自己）是我现在极度嫌弃的，所以在故事的后半段能看到春树的改变，观影的我心情也释怀了不少。

与新海诚导演的诸多作品相比，故事的叙述更胜一筹，画面持平，配乐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故事的情节稍许有一些BUG，比如春树的家庭设定（我认为故事中展现的家庭气氛不太会培养出春树这样的性格）；比如樱良的手机在刑事案件中居然没有收到检查（短信仍然是未读状态）……

但这些BUG无伤大雅，光故事所展现的[向死而生]这个命题就足够出彩。故事推进过程当中始终让我处于思考的状态中，甚至让我忘了设定上这是一部爱情题材的电影。

正如《挪威的森林》当中提到的：

死不是生的对立面，而是作为生的一部分延伸存在。

希望未来的某一天能出现让我想吃掉胰脏的那位姑娘。

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影片《正发生》是2021年最疼痛的电影不仅是因为影片中几次不加遮掩或修饰的少女流产场景，更是因为它深刻揭示的女性生存困境：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坚持你自己、成为你自己更艰难的事了。如果你不知道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么一阵微风，一片落叶，也能让你随波逐流。

电影里，少女安妮出生于1940年，生活在1960到70年代风起云涌的女权和民权运动的前夜。当少女安妮意外怀孕后，从男友到闺蜜，从父母到老师，从一位医生到另一位医生，这些她赖以生存期间的社会联系，似乎自觉形成一堵密不透风的墙，随时准备把要逃离“母亲”身份的她挡回去，阻止她走向“母亲”之外的人生。

恐怖的是，《正发生》改编自自传体小说，而其背景年代不是威权统治下的罗马尼亚（《四月三周两天》），而是一向以自由平等著称的法国。事实上，搜索一下，我们会惊讶地发现，避孕的合法化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竟然都是非常晚近的事。阻止女孩儿们走向“母亲”之外人生的，不只是宗教保守势力，而是她身边的一切。

幸好少女安妮异常执著：她知道自己想要读书并进入大学，知道要抵达那一目标在当下必须认真读书和通过考试。

《正发生》中女孩儿们的高中生活是繁琐的课程，老师提问时全班沉默的惶恐，男孩子们来献殷勤的小小骚动，和女孩儿间暗暗交换的关于男孩儿的想象和秘密。而和身边的姑娘们一比，安妮格格不入：同班同学准备嫁人而无心学业；闺蜜虽然认清了女性人生选择的有限（“嫁错人一辈子就完了”）却只是想着如何精挑细选一个理想伴侣。

唯有安妮，就像那种老师赞赏家长喜爱路人都赞叹的“别人家的孩子”，所有人都知道她是要去“清北”的。

那时，社会给女孩儿们指出的最广阔的道路是嫁人，而以知识为路灯的那条路似乎只是狭窄的小径，黑黢黢无人踏足。而青春期源于荷尔蒙的骚动，与婚姻相关的经济宽裕，则变成熠熠夺目的霓虹灯。

这样的处境，在中国的《金粉世家》里如是，在英国的《成长教育》亦如是。浪漫爱情的神话和婚姻所象征的“成人”世界，成为最优秀的女孩儿们也难以抵挡的诱惑。

而这样的现实并未改变。各种各样的陷阱伪装成甜美的糖果被放在银盘子里送到女孩儿们的面前。即使“女神节”的宠溺已被撕下面纱露出消费主义的獠牙，关于“现代女性”的种种流行话语依然如此冠冕堂皇——

女性被要求既要通过工作经济独立又要勤勤恳恳奉献家庭，既要时刻情绪稳定又要随时能提供情绪价值，时而要小鸟依人时而要顶半边天，正如《正发生》里安妮一边被男友嫌弃在朋友前情绪失控，一边被女友怀疑得病而排挤。

她愤怒地说，两个人都要负责的麻烦，你期待我一个人搞定。一个人搞定——这正是社会对女性的期待。

如果一个女孩儿不能搞定，那么人们就期待一个受精卵的着陆能够让她“为母则刚”，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悖论。

在这个意义上，华坪女高张桂梅校长那次引起争论的采访就显得一针见血：在现实中女性的生命里向下的引力如此之强，不向上攀援就将持续下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唯有竭尽全力去靠近高山，才可能摆脱成为附庸的溪流。

而安妮甚至不是一个我们现在会称为女性主义者的姑娘。安妮并非一个不婚不育主义者，她在学业之外探索爱情。她可能对未来的人生还只有影影绰绰的遐想。

她只是坚信“母亲”这一身份转换必须以个人的独立自主为前提——“我以后将会有孩子，但不是以牺牲我的人生为代价，那样我只会恨它。”不过这样的清醒即使在现在的社会也不多见。而这一愿望的实现竟然如此困难。

《正发生》直白到残酷地描写疼痛：安妮将药物注射到腿部；安妮将长长的金属放进自己的身体；私下帮助女孩儿们流产的女人用一种又一种冰冷的金属工具打开安妮的身体；直到最后，在宿舍的公共厕所的马桶上，剪断那根流血的脐带，那从母体吸收营养又不啻于寄生的“生命纽带”，落入水里的血和肉只留下沉闷的一声。

在女性电影里常见的女性同盟在《正发生》里也约等于无。这不只是说安妮母亲的假装茫然无知和安妮闺蜜的仓皇逃避，而是说与子宫相关的疼痛和伤害往往仅由个人承受。

正如安妮的另一位闺蜜向她承认，“我的欲望比羞耻感更为强烈”，而“我只是比你幸运一点点，我没有怀孕。”而拥有卵巢、子宫这些“生命之源”本身，就是一种不幸。

所以，承受能力较差和没有做好心理建设的人需要谨慎观看《正发生》。在那些残酷的时刻，镜头不动声色地移开，聚焦在苍白的脸和豆大的汗珠，却让疼痛更加真切。

在这些时刻，人工流产不再是无病呻吟的青春电影里草草带过的一节，而是一种将烙印在生命里的疼痛。唯有疼痛，才能超越感伤而指向行动。

“正发生”的正是现实。只要想想美国至今仍在沿用的罗伊案（1973）关于人工流产的判决就知道了。罗伊案给出了一个奇妙的三段论，粗略地说，妊娠前三月人工流产合法，妊娠中三月一些情况下人工流产合法，如此云云。在这里，并非医生也非生物学家的法官能以简单的三段论粗暴决定什么是生命（三个月不是生命，三个月零一天就是生命？），而这样一个判例，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面临被推翻的威胁。或许现实太糟糕了，人们只能努力阻止其变得更糟。还是那个逻辑——正是由于下坠如此轻易，而向上如此艰难，才要竭尽全力拒绝向下的引力拼命向上。

于是我们看到，还是个孩子的安妮不得不四处求助，然后收获拒绝。而最终向安妮伸出援手的是一个曾经有过相似经历的女孩儿。她告诉安妮，进入医院会有两种结局。幸运者（遇到好心的医生）会被判定为自然流产，运气差儿点的（遇到不愿遮掩过去的医生）则不死就要被送进监狱。

于是我们诡异地看到，《正发生》的结尾处，安妮被送进医院。她“幸运地”被判定为自然流产。那苍白的无影灯竟然成为本片最令人欣慰的亮色。这简直令人哭笑不得。

正如紧急避孕药的副作用和意外怀孕相比竟可以接受，正如短效避孕药的副作用和“掌握身体”的赋权感相比亦可以接受，应当有更好的科普帮助女性享受到社会和医学进步的成果。

血、疼痛和伤害成为安妮迈向她理想人生（写作）的必经之路。这俨然成为一种诅咒。仿佛女性那作为生命起源的身体，一旦生出欲望就是一种诅咒。而这种诅咒在影视作品里已然出现千百次却还在继续出现才是可怖的——在拉斯冯提尔的《女性瘾者》里，Joe为自己实行流产。在《奋斗》里，要离婚的杨晓芸和要分手的夏琳在相约进行流产后买了一堆彩票然后一无所获。在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里惊人相似的故事在一次次被讲述，仿佛育龄女性的自由必须与对自己的伤害相伴。

在《朱诺》里，少女朱诺因为听到“这么大的胎儿已经有指甲了”而放弃人工流产的打算，仓皇逃离看起来脏兮兮的小诊所。她在在父亲和继母的宽容和爱中生下宝宝，连看都没看就送给了渴望成为母亲的中产女性。而朱诺依然可以和小男友弹着吉他唱着歌。这是一个美丽的美国童话。

现实里，如果有《很少，从不，有时，总是》里描绘的那种健全的青少年保护机构和心理支持机构，就已经很好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社会进步的期待依然如此真切。

在那之前，《正发生》这样疼痛的电影越多越好。宁愿在电影里承受一千次这样的疼痛，也不要在现实里有机会去感受它。

电影品质没话说。不夸张 忠实记录 提出问题。比同时代的电影 死去活来 夸张过度强。那个电影夸张到失真

毕竟本片有优秀的小说打底。导演也生活经历。老电影无论好坏都种忠实的记录了时代。这才是真正能充当纪录片的素材。包括那时的所有衣食住行和生活百态

对于电影反应的种种现象背景，有一些像是画面定格不动了。所以现在人看了会心一笑但是也早已无奈接受不觉得是一个问题。三十多年了。住宾馆甭管什么时候住的，反正肯定到第二天某时总是按一天收费。而且只要开了房间就算马上走肯定要交钱。虽然不爽也没人会呼天抢地的质疑了。这不都是常识么

对于陈焕生而言最大的冲击是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之间的巨大冲突。所以他什么都理解不了。不合理的理解不了，合理的也理解不了。就像报销这件事，没有票据空口白话本来就不能报销。这个口子一开，随便谁报白条都能报钱。但是他理解不了。他还理解不了没有直接出身体劳动的事情怎么就能拿钱呢，而且还是拿那么多钱。他一生在田间地头劳动顶多卖卖副食，也要自己花力气做。他怎么会理解这样的奖赏呢。又怎么会理解这个不出体力的劳动成果能创造多少效益。

另外，电影里说路费被扣除了。这事不对啊。办公事路费本来就应该报销，怎么能从人家奖金里扣呢，这太抠太欺负人了吧，这才真是不合理啊。

陈焕生对能省的四分钱都很在意可是出外的每一件物资和买卖都很昂贵。一顶帽子居然要三块钱。这八十年代的物价我是不懂了，怎么一顶帽子比住一晚上店钱还要贵比汽车费还要贵。难不成也是物资短缺造成的？

我一看主角很面熟原来果然是电视剧秋潮里的父亲。这样沧桑的脸才适合演这样的角色。现在是找不出这样的演员了。

最后，就是采个购么要不要到了出卖色相这一步啊。

还有，原来八十年代这种超级大杂间的旅馆是可以出现在高档宾馆里面的而且里面竟然可以同时住那么多人.....

电视剧《胡同》渐入佳境，第15集之后，绝对能算“宝藏剧”。

《胡同》呈现了生活在胡同中的祖孙三代女性的人生，分别从三个时间点切入：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当下。

祖孙三代都是热心人：祖辈田枣是“孩子王”，江湖气重，但敢爱敢恨；第二代孙晓敏两次高考失败，挤不进文化圈，却赶上市场经济大潮，天生的领导力得以充分绽放，但她的志向不在个人成功；第三代林悦伶牙俐齿、办事周到，但与传统的胡同文化之间已有裂痕（尚在播出中，林悦的角色走向还不完全清晰）。

三代女性都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勾勒出从街道大妈，到干练的管理人，再到现代社区服务者的变迁。其中饱含的“京腔京韵”，让人沉醉。

为什么要从第15集看？

三个时间段中，第15集开始的第二个时间段最对我的胃口：

其一，从7岁起，我在厂桥街道（2004年后并入什刹海街道）生活了25年，《胡同》的主要背景就发生在柳荫街社区附近，那里每条胡同我都熟。

其二，剧中改变林卫东、孙晓敏、豁子们命运的个体服装市场（在西单商场东），我上高中时常路过，更是见证了新荷花市场从兴建到取消的全过程。那时的混乱、迷茫、纷扰，汇成了一种激情：“人可以靠双手改变命运，只要奋斗，就能成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其三，当时胡同中，确有很多孙晓敏式的女孩，美丽，大方，得体，从小被同龄人众星捧月，随着胡同文化式微，这样光彩照人的女孩已不多见。

我见证过《胡同》中的许多细节：百姓深夜排队买世界文学名著（当时应是网格本，刘硕良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还没出版），社会青年碴琴、打架，大量返城青年找不到工作，地铁站口林立的烟摊，一夜间遍地发廊……包括用升喝啤酒，也让我感到亲切（当时很流行，后来少见了）。

在第二时间段中，林卫东兄弟与孙晓敏的感情是主线，林家哥哥是文化人，但生分、自私、不地道，打心眼里看不起胡同人，林卫东文化低、爱犯混，但重情重义。孙晓敏想上进，感情天平一度倾向哥哥，但命中注定，他和林卫东才是一路人。

今天看，改革开放犹如传奇，但亲历者知道，那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艰难的路，《胡同》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它告诉今天的青年人：从他们一出生，生活条件就已经很好了，而无需“天天盼着过年”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父辈，也很难深入理解改革开放。

前14集的味道，看过15集以后的部分才知道

那么，15集前的内容是不是该删去呢？当然不是。

前14集与后面存在有机联系，只是不易被接受：一是青年田枣式的粗豪人格，在当下较罕见；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抓特务”关乎普通人的生活，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三是社会组织方式变了，个人渐从集体中剥离。

对田枣那一代北京人来说，集体生活非常重要，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开会、集体学习、组织活动，生活紧张而充实。他们本是旧社会的边缘人，蜗居在胡同中抱团取暖。比如索爷这样的破落户，一身毛病，内心又保存着人性的温暖，如果不是邻居们搭把手，他早就饿死在街头。再如僮老板，清高、傲慢，但已无缘社会，只能坐吃山空。

上世纪50年代，这些沉默的人们被发动了起来，给他们以当家做主的感受，那种自豪感是难以描画的——所以他们信服田枣。

毕竟，大多数老北京人生活在大杂院中，进了门，彼此就是家人，必须互相照顾，现代人觉得，老一辈“热情过度”“不重视隐私”，可对老一辈来说，现代人的拘谨、强调个人才是虚伪、装蒜和不仗义。现代人从小生活在一个个单元中，甚至已不习惯在同性面前洗澡等，而胡同人从小在公共浴池一泡就是半天，双方遇到同一问题时，第一感完全不同。

正因前14集铺垫出老一辈的特质，才能理解，孙晓敏为什么选择了林卫东，而不是他的哥哥；为什么林卫东有那么多机会，偏对孙晓敏不离不弃；为什么豁子一边犯混，一边却对朋友两肋插刀，对女友百般呵护……这中间，包含着内在的合理性，去了哪一边，他就不再是真正的北京人。

不纠结于具体演员的表演，沿着“什么是北京人”的线索看，《胡同》完整且有趣，但它需要一点耐心——这是一部风俗版的北京市，应慢慢品味。

怎样演好北京人

写北京人，该怎么写出北京味呢？至少三点，《胡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北京人是“顶着说话”。

北京话有味道，不只是用词独特，而是“顶着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双方在话锋中试探并妥协。比如孙铁教孔三撂跤，田枣看不惯孙铁卖弄，便有了下面的对话（大意）：

田枣：你那一脚也踢得太高了呀，差点踢人家肚子上。

孙铁：不是，那是他肚子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孔三：两口子打架，别伤街坊，谁肚子大？干脆，你们也别耍嘴了，你们俩来来吧，我也瞅瞅……过过眼瘾。

孙铁：你过眼瘾，找你媳妇摔去啊？

孔三：我媳妇玩文的，再说她也不是我的个儿啊。

面对孙铁硬怼，孔三从容退让，既找回了面子，又侧面鼓动田枣和孙铁动手，这种“既把别人逗了，又不失面子”的技巧，与油嘴滑舌迥异。胡同生活逼仄，滑稽是为了留有余地，万一对方翻脸，可以说是“开玩笑”。北京话不只“损人”，也“自损”，通过“顶着说”，完成彼此试探。这样的桥段，《胡同》中比比皆是。

其二，主动融入小共同体。

小共同体有排他性的一面，但也有温暖的一面。妓女春喜被解放后，索爷和她的爱情终于有了指望，可家徒四壁，怎么将春喜娶进门？邻居都伸手帮忙，连家具店老板都说：我们家和索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他要，我一分钱不收。

这不代表人们真的不在乎钱了，但只要融入邻里小共同体，一切便可忽略。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社会扮演，通过婚姻、公共劳动、日常接触等，达成彼此信任。这是上千年农耕文明积淀而成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悖于现代性，但由此形成的情感模式、认知方式，注定会长期存留。

在《胡同》中，刚子和春华的成功，小煤核儿被师傅僮老板原谅……都体现了这一文化过程。

其三，“仁义”是老北京人的“魂”。

《胡同》中呈现的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难免丧失方向感，但胡同文化的修炼，让他们习惯了集体生活，习惯了以“仁义”为压舱石。

随着社会进步，林卫东、豁子等昔日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渐被淘汰，该如何安顿心灵？如何重建人生意义？成了大关节。林卫东兄弟的选择迥异：哥哥将家人送到海外，自己则在国内横跨几道，靠关系闷声发财；林卫东却怎么也看不上哥哥这种“成功人士”，他离不开自己生命的根，那是他的骄傲、自尊的基础。

孙晓敏曾是个体户们的“一姐”，可她决定回街道工作，一旦与群体剥离，她便无所适从，找不到安心感——真正的老北京人不习惯只从“我”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我们”，其内核一言以蔽之，就是“仁义”，只有活得“仁义”，让熟人也说你好，你才是真的好。这其中，包含了成就“大我”的契机。

在《胡同》中，刚子、索爷、僮老板、豁子、孙铁、田枣、林卫东……真正支撑着他们的，便是那份来自传统的“仁义”，不论生活中状态如何，但对这份“仁义”的向往与坚持，始终不变。呈现北京文化的电视剧有很多，《胡同》独树一帜，正因它抓住了这一根本。

明天的观众还会看这部剧，从中寻找“仁义”

随着胡同逐渐消失，曾经的“推门就进”“邻里如亲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渐行渐远。不否认，小共同体也有两面性——亲亲疏疏，内部与外部的规则不同，生活在二元世界中，难免有虚伪、欠公平、公心弱等问题。

第三代林悦遇到的麻烦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大爷明知理亏，就是不愿拆掉私搭乱建的小厨房，把个人利益说成是集体利益。讲感情时，温暖如春；讲道理时，故意犯混。

在《胡同》中，豁子是典型代表，当年跟随林卫东发了小财，当不了“倒爷”，只能靠出租违法门脸生活，孙晓敏告知租户实情，断了豁子的财路后，他气急败坏，不顾多年情分，在田枣家当着长辈大闹起来。在小共同体生活中，类似的磕碰有时是无解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用4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需经历一个长时间，才能被社会消化。而孙晓敏、林卫东这一代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已难适应新问题，未来需要林悦这样的、与胡同文化有一定隔阂感的年轻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老北京文化会不会逐渐消逝？怎么保留温暖的小共同体文化？

然而，这可能是个伪问题。时间永远向前，小共同体文化消逝了，会有大共同体文化涌现，老北京文化消逝了，会有新北京文化崛起。正如冯骥才先生在《神鞭》中写到：辫割了，神留着，换个样，还是绝活。

相信“仁义”就是那个“神”，它注定会在人间常留。未来的人们，也许还会打开《胡同》，追忆曾经的“仁义”，那是如此温馨、体贴，如此有人情味，会感慨剧中几代人在发展与守旧间，能如此好地把握自己……不过，明天的观众仍要有一点耐心，至少看过15集后，再做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