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三十年的老电影啦，不过还是很好看。童话故事一般都是虚构的，"童话"加上"秋天"二字更为忧伤。简单地说，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爱情故事，复杂地说，这部电影讲述了两个孤独的、远在异国他乡且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的爱情故事。作为"移民三部曲"之一，导演张婉婷用女性所特有的温柔和细腻将这个简单而温情的爱情故事讲得娓娓动人：为了追随爱情，十三妹只身一人来到了纽约，却发现男友早已移情别恋，心伤之余和船头尺相处并发生了一段美好感情的故事。

一开始有点没反应过来，看了三集忽然意识到这个剧居然是pov视角的叙述方式，每一集都在轮换主角，用不同的视角来讲故事，一下子兴趣大涨。

一开始其实不是很喜欢女主角归宓的角色，虽然高级脸但是有点显老，人设也假假的，反倒是更喜欢面冷心热的关棠，往后看发现原来主角是风水轮流坐，也算是给了观众更大的选择空间了。

我平时看剧很多，pov国外常见国内是真罕见，私心希望看到国内更多这样的作品，感觉这个剧的选材非常适合这个手法，形式和内容相当合拍，剧本啊制作啊也都不错，是个好的开端，就是凉了点......

不说了，去安利我朋友看了。

上次看到这么好看的剧还是《请回答1988》，世界怎么了，这么好的剧，尽然没什么人看。8.4分我真的不能接受，最起码也应该9.0。国产剧烂透了的时代，国产电影也烂透了的时代，我真的感觉这世界的人么怎么了，还是我是另类。不论剧情还是演技，甚至小孩，唐氏综合征患者，都在用心的创作这这么好的作品。

刚开始看就觉得不错，想法很不错，我看很多人说抄袭的，没具体了解过不做评价，但确确实实是一部好剧，整体比较真是，不再是那种你爱我，我爱你，你爱我爱你闺蜜，我爱你爱你闺蜜爱你，那种低俗剧，导演不愧是让子弹飞的副导演，现在的电视剧真的全靠同行衬托，最可贵的一件事就是导演找的这几个年轻的演员演技确实不错，虽然男主一直板着脸看不出什么，不过女主演技是真的不错??第一次写这么多评论，害，确实觉得是一部不错的剧，至少在中国剧集里算不错的了。

我不是李现党也不是金世佳党，虽然说突然换了主角有点奇怪，但演员和剧组没谈妥换人这回事，在美剧上也是不要太常发生，只要剧情仍然稳妥、主角们智商仍然在线，我觉得影响不大。

第一季其实本来也是双男主的设定（看片头就是郭得友和丁卯两个人共分画面的），第二季换了金世佳之后，依然很好地融入到整个故事的角色网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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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片时代影像的光芒黯然失色，彩色宽银幕似乎打开了新的视野，在那个电影天才辈出的年代，巴赞用河流入海冲击层比喻电影，电影的侵蚀回旋，引发着电影内部的变化，以及戏剧小说绘画建筑的些许变化。彼时，电影的未来时态，如巴赞虽说，是内容和形式的倒置，形式受到着题材的严格制约。而此时，《三姊妹》，王兵的影像，悄然触碰到了另一扇窗子，影像已完全脱去形式的外衣，直裸裸地，只剩下坚定的影像序列。

当三姊妹们看向镜头那一刻，我不能准确的思考这一动作的意义。在黑暗的屋子里，三姊妹围绕在饭桌上，注视着锅里的食物，或是游走在人畜共存的院子中，他们坦然自若，荧幕前的我觉得诧异，却无头绪。那一时刻，是影像的最为纯洁的时刻，脱离于任何视角。任何观影经验都无法清楚的概括这一画面的源头，能够感知的是这一事实本身。任何一个画面，都无法被清楚地阐释，于是，任何关于人物的讨论都会偏颇。况且，影片从一开始就直接置入其中，牢牢地置身于人物当中，几乎没有空镜头，更没有费心费力的戏剧性的波动。

写在前面，我看到差评问“想知道这个番的受众是哪些低能儿”，看好莱坞的爆米花工业垃圾爽片就高能了是吗？

我倒是发现真实的差评理由是，这个动画通篇既没有卖腐也没有卖肉，只是在中规中矩讲一个幻想的故事。

我还知道那些打差评的人很喜欢卖腐卖肉的玩意，并且热衷于比这个动画更低能儿的东西；他们热切想要满足自己低能儿的胃口，但是在第一集就得不到满足，自然就骂骂咧咧的“一集弃”咯。

此前刚刚写完一本关于塔希提的长篇小说，其中还捎带写到了高更在那里的经历，原本对这部电影是颇为期待的。可惜看完以后，难免有点失望，感觉影片把一个追求创造性的画家生活，写成了一段平庸的“三角恋”。

高更在塔希提的生活经历是怎样的呢？先看看我的小说中的这几段描述吧：

1891年4月初，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家人离开后，启程来到塔希提岛，住在距首都帕皮提40公里处的一个村庄里。在这里，他从当地毛利人的身上找到了创作灵感，与当地女人的爱情也滋润了他的情感，他创作了一批具有塔希提风味的画作。可惜拮据的生活和恼人的健康状况困扰着他，让他难以为继。1893年8月，身无分文的他不得不返回法国马赛，继承了叔叔的遗产。

然而，巴黎的生活仍然令他厌恶，他的作品拍卖也非常让人失望，这促使他决定重返塔希提岛。1895年3月，他再次告别巴黎，前往塔希提，从此没有再回欧洲。在这里，他的生活也充满苦痛和烦恼。转年4月，他腿部的旧伤复发，不堪忍受的痛苦让他持续不断地产生了绝望的念头。到1898年，贫困、失望和精疲力竭严重摧毁了他的精神和心灵，加上不堪欧洲人的蔑视，这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他干脆服毒自杀，幸而被人发现，送进医院救治，并进行恢复治疗。到1900年3月，高更因贫病交瘁，已经无法拿笔作画了。在塔希提居住期间，他也卷入了岛上出现的那场反华浪潮，曾贴出布告，提出要组织集会“讨论阻止华人入侵的办法”。

1901年，高更离开塔希提岛前往马克萨斯群岛。有些可悲的是，1903年3月13日，他由于想保护土著人的利益，遭到宪兵吉施奈依的诽谤和非难，因此被法国殖民当局判处3个月监禁，罚款500法郎。不服判决的高更想要上诉，却筹集不到去申诉的路费，处境出奇地悲惨。结果是，在这年5月8日上午11点，身处监禁中的保罗·高更不幸去世，在画架上留下一幅尚未完成的风景画，画名是《雪中的布列塔尼村庄》。

以上就是我的小说中对高更在塔希提生活的一个概括性描述，显然，从这里可以看到，高更在塔希提值得讲述的故事不少，不只是单纯一个爱情故事。

也许导演或编剧认为只有写这么一段“三角恋”才有所谓看点，其实，这是回避了塔希提婚恋生活的真实情景。实际上，片中的女主“德胡拉”应该是一个综合形象，也就是说，高更当初在岛上，并不是只找了这样一个女子成婚，“德胡拉”是高更交往过的诸多当地土族女子的“合成体”。事实上，当地土族女子性情开放，与众多男子交往，并不在乎贞节。倒是有好事者，真的去深挖了高更当年的模特，找到了与画中女子相似的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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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http://movie.douban.com/review/1034597/?start=100电影《活着》，1994年出品，制片人：邱复生；编剧：余华、芦苇；剧本定稿：芦苇（盗版碟字幕模糊，不知是否准确。）；电影音乐：赵季平；导演：张艺谋。

　　进入电影，马上就会感到同阅读小说的鲜明差异，余华的叙述角度是客观的，而电影的表现方式是主观介入的，导演和编剧放弃了原作中的“双重叙事”，对整个故事进行了重构。小说中的福贵的一生是漂流的一生，有些情节还是“生硬”的，但是由于是双重转述的“回忆”结构，可以理解为小说结构上对作者情景设置的回应。但是电影中就不能这样来解决，因为电影是以共时性的叙述角度来表现整个故事的，而且还要有情节上紧凑和集中。在这方面比较鲜明的例子是福贵被抓壮丁的缘起，小说中是军队到城里的街道上直接去抓丁去拉大炮，而电影中是福贵去各个地方巡演皮影戏，在乡下遇到了国民党的流军被抓去的，在情节上就要合理的多，为了情节的连贯，电影中设置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皮影。从赌场中的皮影班主龙二诈取钱财到电影结束时福贵为小孙子馒头将小鸡放到早已经空了的皮影箱子里，皮影作为命运的缩影，活着的见证已经和整个电影密不可分了。福贵是一个败家子，然而由于命运的际遇成为了自食其力的“城市贫民”，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 ——皮影。被抓了壮丁的时候，福贵拼命保住了皮影箱子，因为“还指着这养家呢，这是借人家的，得还。”这时候福贵在乱军中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在被 ***的军队抓住后，小战士用刺刀轻轻穿透了皮影，在阳光下细细端详，这一箱皮影告诉了***的军队，福贵是劳动人民，福贵由此给解放军唱戏，拉车，也算是参加了革命。此时的福贵已经在命运的水流中如一片枯叶流转了，看电影版的《活着》就是在看命运带给了平凡的人生什么，电影版更加突出的是，命运的悲剧不是无原因的，人为的命运的悲剧也许才是更大的悲剧，在一个个“伟大”的时代中，人是如何的努力也难以把握住自己的命运，人的徒劳，人的无奈，人的卑微的欲求——活着，是如何的被践踏。或许，余华在小说着力淡化的“人类无法忍受太多的真实”，在电影中又被还原了。也许这才是电影无法在大陆公开放映的关键所在，而沉于哲理的小说，终于在1998年在大陆出版了。皮影或许更能代表福贵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在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代，连皮影上的铁丝也要拆下来取炼钢，“制造解放台湾最关键的两颗子弹”，于是才有了福贵去工地上的唱戏，才有了妙趣横生的小有庆的形象生动地刻画。陪伴福贵几十年的皮影终于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烧掉了，但是皮影的箱子还在，小孙子的小鸡还是可以放在里面的，就像福贵的人生，不断经历惨痛的种种的打击，命运已经千疮百孔，福贵依然平凡，依然活着，依然坚持了太过卑微的希望——活着。当福贵将小鸡放进箱子的时候他又说起了和有庆说过的那段平凡朴实，又满含辛酸的希望的话：“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于是小馒头像有庆那样问道，“牛长大了呢？”那时福贵对有庆说：“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实现了。”这一次福贵却回答说：“那时馒头也长大了。”福贵缓慢的期许悠悠穿越了历史，在我的心头萦绕不去，是呀，馒头总会健健康康地长大吧。 但愿。

　　活着不是福贵的专利，每一个人都在命运中苦苦挣扎，家珍、老全、春生、镇长、凤霞、二喜、有庆、王教授……他们的命运就是中国的命运，是最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命运，有些人活过来了，有些人死去了，命运，往往不肯将幸福给予善良而又卑微的人们。小小的有庆死于1958年，在家珍深深的自责和春生的愧疚中，观众不自觉地将眼光投向了那个时代，投向了巨大的历史的反讽式的叙述中，没有人会不感觉到辛酸，这些善良又懦弱轻信的人们在时代中的痛苦。有庆死掉了，他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他是那么机灵和可爱。沉默的凤霞死于1967年，死于难产，也死于时代。死于一家被护士学校的红卫兵小将夺权的医院。她是幸福的，又是不幸的，她应该和二喜有平凡朴实却幸福的家的。为了她的顺利生产，万二喜从牛棚里提出来了一个已经三天没有吃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斌教授，这之后有了许多的如果，如果福贵没有给王教授买那么多馒头，王教授就不会撑着，如果家珍没有主张给撑着的王教授喝开水，王教授就可以救下来凤霞，如果福贵可以留意一下王教授……如果……还有无数个如果，可是凤霞终于死了，死于产后大出血。当红卫兵小将（她们还只是孩子）惊慌失措地寻找“反动学术权威”时，观众欣慰地看到了人性的火花。十年后王教授已经不再是 “反动学术权威”，可是只吃大米，连一点面也吃不了了，用东北话就是吃伤了。这是喜剧却又是辛酸的喜剧，是黑色幽默。当半死不活的王教授对要摘下他脖子上的“反动学术权威”牌子的万二喜说：“还是带着好”的时候，又有谁不会感到辛酸呢？一辈子“相信革命相信党”的镇长骨子里是一个善良的老农民，他莫名其妙地成了镇上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是单纯的，乐观的，有韧性的。文革中，春生的老婆“自杀”了，只有一张死亡通知。在前线参了军的春生解放后成了干部，自此和福贵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福贵是老百姓，他们又何曾改变了善良的本性。春生也成了走资派，成了边缘人，春生不想活了，可是一直没有原谅他撞死了有庆的家珍却对他说“外面冷，进屋说吧。”对他说，“春生，你记住，你欠我们加一条命呢，你得好好活着！“这就是温情吧，在一个大家都要和走资派划清界限的年代。老全为了寻找在部队里的弟弟，中了流弹，死掉了。这是电影中的人生。　　

　　同小说比较一下，我们可以发现有些什么不同，小说中有庆之死是由于人性的卑劣——由于有庆的血型和大出血的县长夫人一样——小小的有庆被抽血至死。凤霞的死是由于不可制止的产后出血，自然也没有什么王教授。老全的死是事出偶然。春生由于文革中的折磨得自尽了。也没有几次三番上福贵家致歉的情节。家珍死于疾病。二喜死于事故。馒头（小说中叫苦根）是被豆子撑死的。小说中只有福贵自己活了下来。阅读中似乎可以看到余华一贯的冷静和节制的风格之下还有一种形而上的哲思的倾向，同命运联系紧密，小说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情绪的张扬，相比电影，人面对的处境似乎更加残酷，但是却有一种远离政治与时代生活的倾向，双重叙述的结构本身就给语言造成了一种距离感。而电影却完全不同，如果说小说充满了温情是人的自发行为（小说中的福贵的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层次和电影中有相当的差距），而电影中则带有互相扶持的意味，电影中的温情更加自觉。小说的笔触是相当冷静和有距离感的，电影中却多了一种向我们的处境发问的执著态度，虽然电影的视角是小人物的，而这些善良的小人物也没有向命运发问的勇气和意识。电影上有许多细节是很戏剧化的，这点由于小说的叙述方式是无法加以鲜活的表达的，小说中也有很多厚重有质感的段落由于平淡的情节和舒缓的表达是不适于用电影的形式来表达的（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福贵家的生活）。电影是对小说的一次成功的再创造。比较上可以指出的还有电影含有黑色幽默的意味，许多情节是喜剧的，但是笑声中是含着眼泪和辛酸的。黑色幽默就意味着反讽和沉重（这后一点可以将本片和冯小刚的贺岁片区别开来），而这正是中国小说或者电影中缺少的形式，很高兴看到电影版的《活着》做到了。黑色幽默还意味着一种反抗的嘲笑的超越的态度，虽然作品是如此规矩，如此的老实。电影和小说的比较中，电影的优势和小说的优势同样明显，演员的表演，语言的感觉，速度、语气，布景、音乐……本节基本上限于剧本和小说文本中的比较，但是有的部分不得不借助于电影的特殊性。电影的对白中蕴含的精彩细节是如此惊人，以至于将电影有限的容量拉得无比巨大。在电影中，每一个人物都给人印象深刻，在小说中没有这种感觉，当然这是应为小说的叙事策略造成的，和小说的整体风格和表现意图是统一的，但我更愿意将这作为电影版的优点加以赞扬。春生是鲜活的，他对于汽车的热爱在体现了人物性格的同时也体现了编剧的逻辑力量，在后来有庆出事故的时候恰恰是“汽车惹的祸”（虽然从深层次上说是失去理性的盲目纯真的狂热惹的祸，是时代惹得祸，是民族性的积淀惹的祸）当春生狂怒着说：“不坐了”的时候，观众看到了人性的善良愧疚和真实。有庆和凤霞的姐弟情深在电影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表现，当小小的有庆和几个欺负姐姐的小孩在扭打在一起，当有庆将面条倒在“坏小子”的头上，当凤霞去砸汽车的玻璃的时候……在有庆、凤霞，福贵、家珍一家的亲情的细节的精细设计上，我承认我比起小说更喜欢这些生活化的场景，因为和小说的距离感相比，我更喜欢这里的真切和热度。或许这是因为电影是表演的，表演本身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超越，我于是不喜欢书中一位和一只垂老的黄牛一起耕地的老农民几乎不含任何情感的客观叙述。我更喜欢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味和超越意味，或许还有一点机智意味的艺术品。

　　我下面想说到的是反讽与电影中的两种逻辑。《活着》这部电影中充满了反讽，有一些是从小说中脱胎而来，比如镇长（小说中的队长）的三炮解放台湾论，但是书中比较含蓄，只是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羊棚里。”到此为止了。电影中镇长却昂扬地说：“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全部打到台湾去，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一颗打在蒋介石的茅坑里，叫他睡不着觉，吃不上饭，拉不了屎，台湾就解放了！”可以看出，电影版的语言中更有一种狂欢的气氛，一种玩笑的气质，一种昂扬的精神。我把这样的“夸张”叫做“反讽”。按照现实的逻辑来看，就算当年的人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语，他也明白这是虚妄和“自我乐呵”（自欺欺人），但电影偏偏就把这演成理所当然，这就是拍电影的不安分，在现实主义的原则下（假定使用了这种原则）还有超越的幻想。小说中这样的地方在幽默中又饱含着辛酸，实在是电影的光华的闪现。类似的地方还有皮影戏的铁丝可以做成解放台湾的最后两颗子弹，当福贵好不容易想办法把皮影保住了之后，“小告密者”有庆大叫，“不解放台湾了？”镇长乐呵呵地只是说，“台湾是要解放的，要解放的。”走掉了，大家都明白，用几根铁丝来解放台湾实在是太过离谱，可是这并不妨碍大家“照章办事”，然后想出另一个并不高明的借口将这虚伪的目的架空。我把这种办事的逻辑叫做生活逻辑或者老百姓逻辑，在这种逻辑之上还有一种逻辑，叫做革命的逻辑，在各式各样的反讽中，都贯穿着这两种逻辑，这些地方才是电影和小说最不相同的地方，也是电影中最为精彩的地方，看到这里时，只懂革命逻辑的大可慷慨激昂，而两种逻辑都懂的人大可会心一笑。再试举几例两种逻辑和反讽的运用。我们就可以看到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哪一个更有效，为什么我说这部片子的最大力量（或许也是无法公映的原因）在于这两种逻辑的较量，在于黑色幽默的反讽。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镇长到福贵家要福贵烧掉四旧（皮影），福贵为了保住这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想出了主意——他竟然要用这些皮影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皮影宣传队”。这是典型的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冲突，结果呢？皮影被烧掉了，革命逻辑胜利。在凤霞和二喜结婚的时候，大家齐唱革命歌曲，手捧红宝书在“东方红”号上照全家福，福贵和家珍收到几十本毛泽东选集……最有趣的是二喜在把凤霞接走的时候，对着墙上的主席像说了一句话（极其郑重其事）：“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然后对着福贵和家珍（双方笑意盈盈）说：“爸、妈、我把凤霞接走了。”两位老人连声说：“好、好”婚礼后春生带来礼物祝贺，家珍还没有原谅春生，嘱咐福贵将春生的礼物退回去，福贵一脸愕然地举起了一幅主席像……这里我们看到的是革命逻辑和老百姓逻辑的和谐统一。最后，当春生被打成走资派，二喜将这个消息告诉福贵时，说到：“咱们跟他可要划清界限呀。”福贵一愣，马上说道：“有界限，有界限，一直都有界限。”就是在这天的晚上，想要自杀的春生彻底得到了家珍的原谅。他们告诉春生，要活着，“在怎么着你也得忍着，熬着，受着，活着。”这里，革命逻辑遗憾的失败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逻辑是怎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存在，而一个最普通的老百姓（他往往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总是在做出怎样的选择。其他的幽默和反讽还有，但我想我不必再举例了，假如我相信革命的逻辑，站在那一边，也许会永远“胜利”，相反，生活逻辑总是处在弱势一方，常常失败，但我想我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活。当然，对这些情节的处理和看法很有些人持不同的意见，在这里我且引王小波先生的一句话，“天空应当是蓝色的，但实际上是红色的；正如我们的生活不应该是我写的这样，但实际上，它正是我写的这个样子。”说这些地方是绝对的现实主义，我没有这种经历，假如你有，我亦只好同意。蔷薇岛屿节选部分文字录了一期广播：http://site.douban.com/blooming/room/120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