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集中，Emily从Gilead逃到加拿大，最先找的不是她的妻子，而是 June 的丈夫。她给妻子打电话，想必也是做了许久的心理建设，还未完全消化自己的灾难，就要面对新的情感灾难。她曾被困在另一个世界生死未卜，文明社会太阳照常升起，妻子规划了不包括她在内的新生活。这些接受起来都需要勇气。平安返家的意义也不再是幸福归来，而是面对、承受，打碎和重建。

Gilead暗藏的地下力量抛出的锚，让 June 看到发动变革的可能性，但好像又没有具体的力量能够被仰仗。Serena的觉醒有望成为变革的有力起点，她无法保护June 为她生下的女儿，遭受断指刑罚，Gilead的集权暴政，甚至是她自己曾宣扬的政策正越过她身为当权者阶层的保护伞，让她从一个既得利益者，成为受迫害的一方。但Serena持续的犹疑和痛苦，让她抗争的可能性、屈从折返的可能性，几乎一致。人再麻木一些，倒退显然更容易。不过女性处境的相似性，正一点点被揭开。

第三集Serena离开丈夫Fred回到家乡，却被母亲告知，除了丈夫身边，她没有立足之地。包括Lydia嬷嬷，受邀用餐时，被请到另一处，隔离于权贵阶层之外。她在众人面前对使女施暴，那群伪君子被吓到，但也没人认可她的行为。她把国家当信仰，用变态暴力获取威严和荣耀，此刻却得不到感谢，且不被需要。她的哭泣大概是意识到自身的工具本质，处在压迫链不那么靠下的位置，且在逐渐下滑。一个将女性视为国家资源的社会，不存在对人的庇护，包括男人。划归为例外的人群，都只不过是待宰的羔羊。女人终究不具备完整人格，是无法自主存在的“他者”。即便是掌权阶层的女性，也只能种花织毛衣，做为被驯化的附庸，被动地活在封闭的命运中。所有的女性，所有人，被留下的、离开的，同时也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这是《认同与国际关系》的课程论文，鉴于老师是武术爱好者，我也是，加上功夫电影的民族性，本文的主题应运而生。鉴于本文着意提倡的是徐大导演《黄飞鸿》中的民族主义叙事方式（反思的，多面向的），因此放在《黄飞鸿》的影评下。］摘　要：功夫电影作为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的类型片，从其诞生早期就开始从20世纪初“体育强国”思想中汲取养料，将以“东亚病夫”为代表的民族认同话语内含的冲突结构作为电影表达的惯用主题。但随着华人文化圈政治氛围的转变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民族认同话语逐渐被淡化。到了21世纪，更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异质话语的双重挑战，面临被重构的可能性。关键词：功夫电影 东亚病夫 自我东方化 民族主义表达古老的中国功夫之所以至今能有广泛的影响力，同它与现代电影艺术的结合是分不开的。功夫电影是华语影坛最具国际影响的类型片。而在众多功夫电影中，那些以近代中国为背景的“国恨家仇”故事，也成为最常用主题之一。而且，功夫电影作为承载近现代中国民族认同话语的一个重要文本，不仅显示出中国民族主义是近代殖民危机产物的历史语境，还忠实记录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华人对民族主义态度的变化。通过查阅文献和检索数据库，笔者发现，对功夫片和民族主义相关主题的研究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对近代中国人将体育竞技与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联系在一起的现象（“东亚病夫”心结）的分析，主要有两条路径：国内过去的研究大多将原因归结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压迫，代表性的著作有高翠编著的《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但近年来一些台湾学者开始尝试从“身体史”研究的角度和重读文本的方法，重新回顾这种与身体相关的民族主义认同的发展脉络，比较系统的研究有台湾政治大学副教授杨瑞松先生探源“东亚病夫”概念的相关论文与专著，以及东海大学黄金麟教授对“身体史”的一些研究著作。第二类是对众多功夫电影剧情架构、文化内涵以及市场反应的评论。这类文献多见于不同时期国内各种期刊杂志，观点也或褒或贬，不一而足，但在研究功夫电影的社会影响方面，可以算作是第一手资料。第三类是将功夫电影与民族主义叙事联系起来的学术性研究。国内在这个主题上的系统性研究相对还比较缺乏，较丰富的是对一部或同一系列电影中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的研究，这一主题也散见于一些功夫电影发展史的专著中，如贾磊磊《中国武侠电影史》等都有涉猎，相关译著也有一些，例如英国学者里昂?汉特的《功夫偶像》。综上所述，虽然关于功夫片和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研究国内已经有比较丰富的资料来源和基础研究，但将这两者联系起来，旨在理清20世纪华语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叙事的发展脉络、探究背后变化动因的研究还是相对薄弱的。本文旨在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索。一、危言：“东亚病夫”、“体育救国”与中国民族主义功夫片最重要的表现手段——传统中国功夫，之所以能够从平凡的民间技艺跃升为“国术”甚至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寄托，与20世纪初兴起的“体育救国”思想是分不开的，而“东亚病夫”这个概念则在这个过程中被反复言说并成为后来功夫片叙事中的一个重要民族认同话语。“东亚病夫”一词现在常被视作列强对中国人身体普遍孱弱的侮辱。西方称中国为“病夫”据信在国内最早见于1896年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所转载的政论，但在这篇政论中 “病夫”（Sick Man）仅仅是对甲午战败的清王朝积弊丛生、欲振乏力现象的一种客观描述。事实上中国人用“病夫”一词甚至更早：严复在1895年3月发表的《原强》中就用“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来比喻变法的迫切性和从根本入手的必要性。因此“病夫”最初并非源于西方列强的侮辱，而是在民族存亡之秋一种忠言逆耳的大声疾呼。但随着维新变法运动的失败，一些知识分子感到要救亡不仅要变法，还要开启民智民力；同时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传播，剪除国民“劣根性”、与白人争夺种族优势的呼声也逐渐高涨。而“病夫”作为一种所指范畴不明确的日常语言，易作扩大解释。由是，“东亚病夫”的意涵在20世纪初逐渐发生了改变。1903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尚武论》一文，开始从卫生习惯、传统道德等方面反思，发出“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的悲叹。 到了陈天华的《警世钟》里，开始出现“外洋人不骂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这种将“东亚病夫”界定为外人耻笑辱骂中国人的用语的描述，配合上前述把“病夫”比喻转化为针对中国人体质羸弱的形容用法的流行，使中国人逐渐将“东亚病夫”理解成西方人对中国人“挂在嘴边的嘲讽之语”。为了改变受辱的“东亚病夫”状态，不少人开始仿效日本维新中鼓励尚武精神的做法，将体育作为救国的重要方策之一。梁启超在1904年出版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中就明确表达了学习日本尚武强国的观点。 于是，中国开始出现一些旨在强种救国的的武术团体，其中民间比较重要团体的有1910年创立的“精武体操会”，官方的武术团体则有1928年建立的“中央国术馆。然而，民间武术团体的资金和影响力有限，官方的团体不仅困于内部门派纷争，还缺乏足够的政治支持，因而在中国“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后仅流于空谈。但是，“东亚病夫”概念的变化并导致“体育救国”思想的产生的过程完整地体现了一个国家“自我东方化”的过程，是中国民族主义在外来侵略压力下产生的一个侧面。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们通过对原始文本碎片有意无意的扩大解释和剪切组合，臆想了与国家同样受辱的、孱弱的中国人群像，然后意图用相应的耻辱感激励全民族奋发的精神，实现对西方世界的反抗。虽然“体育救国”在现实的政治实践中失败了，但这种要在身体上战胜东西方列强的思维方式却遗留在中国的各种小说、传奇等社会记忆之中，这也成为后来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表达的源头。二、形成：李小龙电影中复仇式的民族主义叙事1930年国民党当局以有伤风化为由禁拍武侠片后，上海一部分电影制作者开始向香港转移。1937年抗战爆发、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和1949年共和国成立，分别造成了三波大陆电影制作人才、资金向香港的迁移。内战结束后，大陆和台湾都有较严格的电影制作和审查制度，相较而言港英当局的审查要宽松得多。加上广东本来就是武术之乡，各类南派拳术在民间流传极广，而且不乏黄飞鸿、方世玉、洪熙官等近代英豪的传奇故事，香港成为功夫电影制作中心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功夫片 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的标志是1949年胡鹏导演、关德兴主演的《黄飞鸿传》的上映。《黄飞鸿传》不仅开创了从1949到1994年间长达77部的电影系列，其中一些基本元素更被后来的功夫电影所广泛继承和反复再现：硬桥硬马的真实武打、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谦虚守礼的传统道德……但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叙事仍然不是功夫电影的常见主题，民族情感在片中仍然处于一个非“彰显”的阶段。上一部分所论述的那种“自我东方化”的民族认同话语与功夫电影明确结合并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是从李小龙在香港拍摄的三部电影 开始的。李小龙影片在香港的火爆，既有其自身功夫精湛和电影拍摄手法革新的因素，也有三部影片共同反映出的高昂民族主义情绪的因素，尤其是《精武门》完美地将“复仇”这个传统武侠片的主题与民族冲突结合在了一起，陈真打破“东亚病夫”的匾额和踢飞“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牌，更成为华语电影的经典镜头。就影片结构来讲，《精武门》的前半段——从陈真归家参加葬礼，到忍受日本人的上门侮辱——是一个民族仇恨的积聚过程；而后半段则是仇恨的激烈释放过程，一是陈真带着“东亚病夫”牌匾主动上门搦战并击溃众多日本空手道门徒，并发出“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的宣言，二是后来他凭着巧妙的易容术潜进日本道馆，击杀俄国大力士和日本空手道馆主，正面肯定了中国人的智慧和武力，完全粉碎“东亚病夫”的侮辱，同时将全片的民族复仇情绪推到了极点，也塑造了陈真这个虚幻的银幕 英雄形象。通观这个叙事结构，日本空手道馆作为侵略者代表的加害者形象分明，而陈真的愤怒、反抗与最终的胜利则，正是前述近代史上“东亚病夫”概念转移和“体育强国”思想内所隐含的反抗逻辑的银幕体现。有评论说，这部电影展现了一种“好战的”中国特性：“永恒的、本质主义的与理想化的……绝对的民族主义者与种族主义者；强烈地反日本”。 可以说，《精武门》借用了“东亚病夫”这个的民族主义符号，套用了“复仇”这个传统江湖故事的剧情，再树立起日本这个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侵略者作为民族主义情绪发泄的“他者”，将陈真幻化成智勇双全的中华民族的银幕代言人，从而在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同时也为后来的功夫电影的民族主义叙事确立了一个标准参照物。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电影中的民族认同话语表达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当时香港社会集体认同缺失的一种反映。这是“李小龙电影”流行的时代背景。由于内战结束后两岸对峙的局面，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海外华人社会普遍存在着“左”与“右”的对立，尤其是香港社会，还存在着左右两派与港英当局的“三足鼎立”。当时的香港，一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同时，左右两派也争斗不断，港英当局采用高压手段进行统治，政府内部腐败严重。这一时期，香港的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而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和台湾的“戒严”也令生存在意识形态夹缝中的香港和海外华人群体感到空前的压抑和归属感的丧失。在现实中遭遇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们转而在虚构的影像世界寻求身份的确证，而《精武门》这部电影恰恰就为这种在现实中无处安放的民族情感提供了一个虚拟的发泄渠道。这是《精武门》成功的外部因素。以《精武门》为代表的李小龙式的民族主义叙事仅仅是功夫电影与民族认同华语结合的一个开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民族主义表达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三、淡化：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包容式的民族主义叙事徐克是80年代香港新武侠电影的领军人物，导演的武侠电影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而徐氏功夫电影的代表作首推他与功夫巨星李连杰合作的前三部黄飞鸿系列 。作为90年代拍摄的新黄飞鸿系列，对近代中国这个不变的时代背景，徐克一反李小龙电影中的那种华洋抽象对立的简单世界观，而选择了一种更宏大的广角镜头，力图将一个清末社会全景式地呈现在观众眼前，徐克的世界观因此也在另一种意义上显得更为庞杂和矛盾：以舞狮、粤剧等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与迷信愚昧的白莲教的同时存在，中国人里既有投靠洋人拐卖同胞的帮会头目和欺行霸市的京城恶霸，也有孙文、陆浩东这样的革命志士。影片中对清朝官员形象的处理也不是“脸谱化”的，虽然顽固不化但也有保境安民、反抗洋人的一面；同样，影片中的洋人也并不全部是穷凶极恶的侵略者，第一部中有勇于替黄飞鸿作证洗脱罪名的神父；第三部中的俄罗斯杀手虽然狂妄地认定中国必定要遭受异国统治，但他对十三姨的感情也显示了他尚存人性。总之，百姓、官员、洋人——徐克镜头下的清末中国社会，似乎每种人都有两个面孔，这种对背景人物群像多元化的处理，使得传统功夫片中以身体侮辱为主的“东亚病夫”的话语言说难以成为系列的主题。而且整个系列也反映出导演对国民劣根性、革命者的对外依附性、学习西方和维护传统之间的张力等等众多的问题的思考。这些多元价值观的有序的掺杂不仅让影片呈现一种万花筒般的精彩，也让不同观众能够各取所需。徐克全景式的叙事在凸显微观历史的复杂性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淡化了李小龙电影中昂扬的民族主义激情。徐克镜头下的黄飞鸿是个徘徊在中西之间的矛盾混合体：黄本人是个遵守伦常的旧派人物，是功夫和中医两大传统技艺的继承者，但他的爱人十三姨却有着留洋背景；黄在十三姨的影响下被迫接触诸多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科技时，既表现出接受的一面（有时会戴墨镜、礼帽），也有不理解的一面（对学英语、照相等表现得不耐烦），在遭受打击时甚至也会偶尔露出排斥的一面（在宝芝林被烧毁时愤怒地命令不准再使用“洋玩意儿”）。不同于李小龙塑造的那个情绪化的、反抗的、能安慰华人失落民族认同感的陈真形象，徐克对黄飞鸿的设定让他显得更为富有历史的真实感。然而在面对无法抑制的列强蚕食和现代科技对传统的破坏时，黄飞鸿也表现出身为一介平民和一名传统继承者的无奈——他不是李小龙式的中华民族的暴力能力在银幕上的代表，而是在高速现代化/西化的中国社会中仍然顽强生存着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与之相伴的自强精神。这种民族主义表达的变化，应该与90年代初香港、台湾和大陆社会经济发展和两岸政治空气的缓和有着内在的联系。当华人所代表着的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时，“东亚病夫”式民族认同话语和复仇式的民族主义情绪宣泄失去了外部市场，徐克更加包容的民族主义叙事手法，对近代屈辱史采取一种更富沧桑感的、略带忧伤的史诗化 处理，显得更贴合当时的社会思潮和公众的心理需求。如果说70年代初的观众能够从李小龙电影的民族主义叙事中找到确认民族认同归属感的激情，90年代初的观众则能从徐克黄飞鸿系列中唤回对民族历史的遥远记忆，并从包容的民族主义叙事中对纯粹的“东亚病夫”式的民族认同话语进行一定的反思。四、重构？新时代背景下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表达的变数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大陆连续十几年的稳定经济发展，华人社会变得更加强大自信。功夫电影从90年代末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创作低潮后，随着甄子丹等新老功夫演员的活跃，又重新焕发了生机。而且随着中外交流的逐步增多，功夫电影这一传统的华语电影类型也开始迈出走向世界的步伐，如好莱坞大片《黑客帝国》大量借助中国功夫增强表现力，华裔导演李安拍出了《卧虎藏龙》这样奥斯卡获奖武侠片，还出现了大量借用中国元素的动画片《功夫熊猫》等。这个多元化的新时代对于长期潜藏在功夫片惯用主题中的民族认同话语而言，也存在着更多的变数。其一是个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民族主义叙事方式的挑战。叶问系列是近年来最成功的对传统功夫电影的演绎。但不同于以往的功夫电影，在剧情安排上，导演叶伟信对两部叶问电影都采用了两段式的结构：第一部分主要是叶问的居家生活和他与其他中国武师之间的较量，第二部分才是叶问与东洋西洋对手间的搏杀。而且，甄子丹所诠释的叶问是个谦和、护家、爱老婆的传统中国男子形象，武术仅仅作为他早年的兴趣爱好（第一部）和中年养家糊口的工具（第二部）而存在，并不是有意识作为一种实现正义目的的工具（在陈真和黄飞鸿处均是如此）而存在的。而叶问之所以会出手挑战东西方拳师，在第一部中，一半是不忍朋友被杀，一半是日本人的强逼下；在第二部中，也是出于对同道中人被活活打死的义愤，还有对中国武术被侮辱的不平。这里虽然重新引入了被徐克淡化掉的“东亚病夫”概念，但银幕英雄反抗的原因却更加个人化了，与李小龙主动的、明显与所受伤害不对称的民族主义复仇不同，叶问的反抗更加被动，也更加有限度，而且其战斗目标也不是实现民族整体而更多的是主角个体的正义。还有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叶问2》的后半段在描述洪震南与叶问先后同西洋拳王进行“龙卷风”搏斗时，本来是非常传统的复仇式民族主义叙事方式，但导演却背离“惯例”的剧情发展，在结尾处安排了一段叶问的讲话，居然把这一传统的、复仇式的、黄种对白种的反“东亚病夫”式的胜利，扭转为呼吁种族平等、相互尊重与理解的西式人权宣言 ，并得到了英籍观众的鼓掌欢呼，使之前渲染起来的民族情绪消失殆尽。这种剧情处理所体现出的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暧昧态度，折射出日前在香港社会，后殖民主义的怀旧情感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思潮。 这种个人主义的和后殖民主义的表达方式，是传统功夫电影叙事逻辑在当前时代发展的最新形态，也对传统的民族认同话语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其二是全球化背景下与西方的再遭遇和文化误读的挑战。如前所述，《黑客帝国》、《卧虎藏龙》和《功夫熊猫》是这些年来融入了中国功夫元素后取得成功的3部典型的好莱坞电影。除《卧虎藏龙》外，其余两部均在华语文化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卧虎藏龙》的票房在北美地区却是一路高歌。探究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黑客帝国》和《功夫熊猫》两部影片仅仅是借用了中国功夫的元素作为一种推进剧情的“道具”，但剧情讲述的依然是纯粹美式的超级英雄科幻片和励志卡通片，这种西方内核与东方外表的简单拼合，在让中国观众在享受西方大片的时候找到了熟悉事物的同时，也让西方观众发现了能满足他们对“东方”想象的“异国情调的（exotic）”之物，其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但对于《卧虎藏龙》这部由华裔导演李安执导的作品而言，由于李安致力于还原一个外观上尽可能真实的清代社会（事实上他这一点做得确实比国内大多数导演要好），并用最武侠的动作演绎这个武侠故事（袁和平的武术指导），但却在剧本上选用了一个西化的角度去诠释夫妻、师徒、父子这几对中国传统伦理关系 。西方观众可能会简单地走进这个充满了“东方”式想象的武侠世界，但对于华语文化圈的观众而言，被完美的武侠外表所引入的却是一场纯粹西式的文化命题讨论，就容易产生一种“熟悉的陌生感”，就难免会感到困惑和诉诸排斥。功夫电影的好莱坞化所反映出来的功夫元素“零碎化”和功夫内涵被替换的现象，正是西方对东方文化误读的结果，也是最原初意义上的“东方主义”特点。当功夫电影中的民族认同话语正面遭遇强势的好莱坞电影对其解构和重构的挑战时应如何做出应变，也是需要深省的。总而言之，以洋人对华人身体侮辱为标靶的功夫电影中的传统民族主义叙事，在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中不断发生演变，到了21世纪初，更是遭到了内部个人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话语，和外部西方主义话语的再次挑战。同之前的民族主义叙事形态的变化一样，现在的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认同观念的变化。功夫电影中民族主义这一主题是会继续发展、被重构还是逐渐消失，还要看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华人民族认同变化的趋势。参考资料：I. 专著：1.［英］里昂?汉特：《功夫偶像：从李小龙到〈卧虎藏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2.蹇河沿：《中国电影观念史》，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II. 论文1.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载于《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3期2.蔡振丰：《中国近代武士道理念的检讨》，载于《台湾东亚文明研究学刊》，2010年12月3.谭畅：《百年霍元甲的真实与影像》，载于《小康》，2010年12期4.吴匀：《通俗叙事与喻象符号——〈黄飞鸿〉电影中“国家形象”的考察》，载于《当代电影》，2009年第1期5.列孚：《徐克“黄飞鸿”系列研究》，载于《当代电影》，1997年3月6.唐宏峰：《叶问2：民族激情的被观看与被化解》，载于《中国报道》，2010年第6期7.符鹏：《香港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书写——以电影〈叶问〉系列为例》，载于《艺术评论》，2010年第7期8.华静：《文化差异、文化误读与误读的创造性价值——兼析动画片〈花木兰〉与〈功夫熊猫〉的中美文化差异与误读现象》，载于《兰州学刊》，2010年第1期9.傅睿纯：《一次继承与变革的武侠片试验——评〈卧虎藏龙〉》，载于《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III.影片：1.《精武门》，罗维，香港，19722.《黄飞鸿》，徐克，香港，19913.《黄飞鸿：男儿当自强》，徐克，香港，19924.《黄飞鸿：狮王争霸》，徐克，香港，19935.《叶问》，叶伟信，香港，20086.《叶问2》，叶伟信，香港，20107.《黑客帝国》，安迪?沃卓斯基/拉里?沃卓斯基，美国，19998.《卧虎藏龙》，李安，香港/台湾/美国，20009.《功夫熊猫》，马克?奥斯本/约翰?斯蒂文森，美国，2008

也是给我笑死了，中午吃饭找个下饭剧，最近追虫谷看到同为鬼吹灯系列就点开看了。还真是，只要编剧的不尴尬，尴尬的就是网友。首先，老板探个墓拖家带口的，五个拖油瓶最后只剩自己和一个终极BOSS，大可不必好吧，硬凑剧情，电影过了大半好不容易进墓了，十分钟都没有就出来了？？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二毛钱的雪山特效，一看就是棚子里面披着绿布拍的（还有五毛钱的狼群）不知道多少次的场景秒切，剧组穷的没钱造景能不能先攒点钱啊我说，结局也是给我笑到了，一跳就转场了？一跳就跳回北京了？前后也不交代清楚，没有钱布景就字幕解决，没看过书，但这电影的确不咋滴，口下积德，我就不继续说了

2021/03/19 11：36看完。待会再写评价。首先，不得不说动画工房的制作是真的棒。弹出任务以及任务达成的那个画面很精美，我就是那种对于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心动的人。还有，中国字幕组的用心也让我看得很舒适。笑料虽然没让我像看《女高》《日常》那样疯疯癫癫，但也有很不错的地方。总的来说看得可以。那接着就说说一点个人的不满吧。第五集里面有关哈批（请允许我这么叫，笑）的那一段其实还是起了不少争议的。这就涉及到我想讲的一个问题：既然这是一部设定了有人类与魔王的作品，就避不开一个很传统的剧情，讲讲人魔的对立问题。哈批那句“果然你还是讨厌魔族的吧”就有一点点想把单元转成主线式的苗头。还好后面几集继续搞笑下去，没有碰这一个话题。第十一集以及终集，气氛的确有做到可以让人稍稍触动，但仔细一想很不适。因为这里的意图就是点一下作者可能想要的主题嘛。但是，既然在作品的一开始就选择了把魔族设定为不谙世事的、纯真的生物，那这个人类与魔物的冲突就很生硬。毕竟萌萌的气氛不可能做到好好显示对立主题。可能以往的什么人类和魔族互相残杀很没有新意，但那就是比较好的表现方式。魔族的不谙世事，说难听点就是设定上的幼稚。已经决定借魔族与人类公主的设定来做喜剧日常作品，还想着讲深刻或有意义的话题？或许是我个人比较鸡婆吧，反正是接受不了。如果是为了看这样一部可爱系动漫讲个体与个体的对立与理解的话，我建议还是不要看漫画的好。去看看小说或是正正经经讨论此类问题的漫画比较好。例如《尸鬼》就不错。

国产影视作品对质感的追求从未停歇。或对细节吹毛求疵，或对画面的要求永无止境，但当然，如果没有强大的资金加持，这些都只能是空想。而像《暴躁家族》这样的小成本作品，另辟蹊径，着力于故事本身去打造质感，实在不多见。《暴躁家族》，连名字都张力满满。富有漫画风格的打斗戏开场定调，热血、暴力、张狂，还自带江湖气，一部动作电影就此定调。那么这样一部动作电影的故事质感从何而来？无非是两个字——“真实”。从故事中淬炼出的质感，讲究的就是真情实感。《暴躁家族》讲述的不是威风八面的暴躁家族如何惩恶扬善、叱咤江湖的传奇事迹，而是他们突遭大难，被迫亡命天涯的故事。说白了，往往越是困难，人展现出的一面越是真实；而往往在生死关头，人性会经历残酷的试炼，亲情会被发现是最牢靠的情感。一层层地剥开故事的外壳，我们看到的正是里面的真实性和人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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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最近我们看到一个没头没脑的评价，一般都是关于那部电影的，两极化的评价拉开了这场观影体验纷争的序幕。不知从几何时，我养成了看电影前先看评分的习惯，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习惯，因为我可以不用为烂片买单，或许一张几十元的电影票不算贵，但我的时间和精力却是不可以浪费的，我也不想为粗制滥造的内容做任何贡献。国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好的影评网站了，格瓦拉等购票门户长期被我们认为的“水军”把持着，再烂的国产片在格瓦拉上也会有个七八分，所以我当格瓦拉的评分系统就是个joke。国外的电影评分我一般会看IMDB，国内的我选择豆瓣，豆瓣上影视评分基本上都跟IMDB保持相同水准，这也是我当初为了走进电影院看《美人鱼》下了极大决心的原因，这次看《摆渡人》我同样纠结了很久。

摆渡人上映第一天，豆瓣差评如潮，达到3.9分的超低分，这让原本对此片很期待的我心中一紧，也发过朋友圈质疑阿里影业和王家卫，并且打消了去影院的念头，第二天分数更低，第三天第四天，直至这部影片的评价在网上引起纷争，我才开始关注这两种声音。

漫天的争论与言语攻击以及站队愈发勾引起了我的观影欲望，我从这两种声音里很难分辨出真相，在看之前我不能把自己归类于任何一个阵营，我可以质疑，但我无法在不看的情况下说它好或者不好，我不能自甘水，也不能跟风黑。

在我犹豫纠结之时，我太太偷偷买了票，不由分说把我拉进了电影院，你知道吗？这种情况下的观影体验太奇妙了，就好像一个跌进谷底的人，被拉入云端，有种坐过山车的感觉，一个“坏”的电影，是不会给你这种感觉的。

好了，至此你已经知道我的态度了，对我而言，这是一部好电影，不是还可以，是很好。你知道吗？在潮水般恶评下，我朋友虽然力挺这部电影，但也只敢用“还可以”“不差呀”来评价，而我只想用太美妙，太棒了去赞叹它。

为什么观影体验会如此两极分化？这是我对摆渡人现象最大的一个好奇，有人说是跟风黑，有人说是水军，我觉得大家的评价都挺真诚的啊？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都不像是水军或者跟风黑，也许有，但我觉得是少数，那到底为什么呢？

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是一个理科思维主导的国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话长久以来我们国家教育理念的一个精辟诠释（至少在我们70、80后这一代），上至政府，下至企业，我们对理工科人才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文学和艺术，这致使我们整个国家被理科思维笼罩着，凡事没有情怀，缺少感性，失之关怀，乏之包容，不谙音律，审美缺位，我不是说这部电影的缺点大家不懂得包容，不懂得情怀补位，不是的，而是当大多数人缺少这些能力的时候无法建立情感连接，无法~没错，就是摆渡人里的那句台词：感同身受。无法感同身受。

作为一个影像从业者，从技术角度看，这部电影的制作是相当精致的，国内制作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要知道这部影片背后的金主是阿里影业，影片集齐了张叔平和鲍德熹等奥斯卡级别的大师，每一个画面看起来都是享受，光影氛围营造的淋漓尽致，美术wonderful。就内容来看，表演节拍和戏剧节奏都很王家卫，频繁的慢速快门降格镜头，字里行间透着王氏风采，有人黑张嘉佳，说王家卫欠了你多少钱？我们替你还。哈哈哈，如同电影里说的那句话，能坐在一起吃火锅的人，是同一个世界的人，我想，王家卫和张嘉佳也许真的谈到心里去了，他们也许真是一类人，张嘉佳写鸡汤，难道王家卫还不够鸡汤吗？他的哪部电影不鸡汤？而且很多人骂张嘉佳做导演跟王家卫之间差了一百个郭敬明，笑，你不知道这部片子是王家卫亲自导的吧？张嘉佳没导过一个镜头，他哪有这个能耐？从这个片子的导演水平上来看，没有几十年的磨练你能导出？单梁朝伟飙车那些镜头调度和节奏就把我震撼的一愣一愣的，你以为王家卫在现场手把手教张嘉佳导呢？这是个傻瓜问题，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所以，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王家卫，也看不懂王家卫，更多人喜欢是跟风吧，表明自己的欣赏能力和态度，你看，换个人挂名，你们就立刻开骂了，你们已经推翻了过去的自己，假的就是假的，看不懂就是看不懂，不喜欢不要硬装喜欢，审美不了也不要硬装审美。

电影是千奇百怪的，不只是一种套路，昆汀有昆汀的风格，诺兰有诺兰的风格，王家卫有王家卫的风格，很多人差评摆渡人在于故事不明朗，主线不清晰，节奏混乱，那你是在用贾樟柯的风格去评判王家卫，小说有小说的逻辑，散文有散文的韵彩，诗歌有诗歌的节奏，不能同一而论，也不能以小说的标准去评判诗歌，同样不能用诗歌的标准去评判散文。

我觉得若你能放下一些成见，放下一些执念，放下一些偏见，用心去跟这部电影建立连接，你会享受这部电影，若你做不到，不要花冤枉钱了，王家卫不适合你。

最后提一下，这些片子里可能有很多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演员，他们表现都很好，在王家卫的调教下，没有差演员，他太凶了不是么？哈哈，连ab都有很大的进步，而且听说她也是冲着王家卫才参演这部电影的，当然，很多人都是冲着王家卫。

说真的，我们不仅欠姜文一个道歉，周星驰一个道歉，还欠王家卫一个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