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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不好懂,场景独立,情节荒谬,形成观影的巨大障碍。它显而易见的一层内涵指向身份认同,甚至欧洲现在的难民问题:要挤进那个高大上的文化,你还要放弃多少?
但本文不在宏观层面讨论这些,而想提供另一个观影视角:关注镜头语言的多义性,不将《同义词》看成一个第三视角的叙事,而看作一个充满想象力的主观文本。它绝不是对一个先行主题(移民问题也好,文化冲突也好)的反复絮叨。当观众将约亚夫的故事简单地视为一场四处碰壁的逃离和对“文明社会的虚伪”的批判时,事实上也只是将约亚夫视为一个提线木偶。而影片最中心的设定是,约亚夫是一个对文字极有天赋,极为敏锐的人。他能用陌生的词语组织出有画面感、感情和力量的故事,而小说家埃米尔却淹没在文字里,写着陈词滥调,词语在他手里恹恹没有生气。
影片使用大量第三人称主观视角,摄像机跌跌撞撞地跟着约亚夫,一会儿紧跟着他的长腿,一会越过肩头胡乱张望街景。这固然有传达初到巴黎初用法语阶段内心好奇和冲动之意。但更多细节似乎允许了更具主观性的解读。影片开篇,约亚夫进入一个空荡荡的大房子。大房子为何空荡荡的?当他走出浴室,以滑稽夸张的姿势摔倒时,是真的如此摔倒,还是这一幕已经过文学夸张?让我们设想约瑟夫在写作中,或在回忆中,像个埋藏在大房子里的幽灵,不动声色地观察那具名为“自己”的身体的慌张丑态。
几次在塞纳河旁的会面,都是双方呆板地走进画面,镜头呆板地停留在侧面,人来车往,塞纳河化身为前影像时代的机械舞台,人物的呆板对话犹如背台词。强烈的舞台感暗示了窥视的视角。
埃米尔和卡洛琳是否存在?还是约亚夫的想象?想象他们年轻、美丽、有同情心、格调高雅,想象他们一个因为没经过社会毒打而缺少创造力,一个则欲望爆棚,随时随地都能激情发作。埃米尔和卡洛琳——法国——不是别的,正是约亚夫欲望的投射。片头,约亚夫赤裸地摊在浴缸里,宛如《马拉之死》。埃米尔和卡洛琳出现了,解救了他。这是一次新生,还是想象的起点?此后,穿制服的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妖娆的夜店女郎,都是脸谱化的形象。约亚夫在纸醉金迷的夜店人群中爬向我们时,仿佛在舞台上爬向观众,同我们互动。
镜头在主观视角和客观视角间的摇摆不再指向对观众之凝视的挑衅。它招呼我们走进一个真假难辨的文学世界。约亚夫一直在讲故事,主动讲故事。讲给谁不重要,只是讲述这件事本身要有一个听众,假想一个也可以。影片正是这样从西红柿肉酱面的鸡毛蒜皮渐渐进入一个又一个仪式:拍摄色情录像,窥私的仪式;上移民必修课:建立共同体的仪式;音乐会:涤荡的仪式……淫秽和高雅是同义词。仇恨和热爱是同义词。以色列和法国是同义词。
接近尾声时,约亚夫再次经过圣母院,周围依然空荡荡。他抬头,镜头狡猾地绕着他摇了一圈,构图中圣母院高耸不见顶,仿佛下一秒就会笔直地砸下来。随后猛然切到大全景,约亚夫渺小如蚂蚁。此类断裂充斥全片。客观视角和找不到主体的主观视角间的错位使意义漂浮了起来,观者在这一漂浮中不得不开启思考,因为他无法代入约亚夫,也无法单纯代入路人甲。他无法代入一个确定的主体,只好随着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情境一起漂来漂去。
赛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话“他们无法表达自己,他们必须被表述”来概括东方主义:“东方”被视为一个不具有时空流动的静止体,僵死地在西方对其的表述中成为“东方”。《同义词》构筑的情境则是,外来者主动用一种异国语言表达自己,试图建立新的自我。影片给人的观感似乎是,随着异国语词不断蚕食母语语词,约亚夫的自我认同逐渐消解,直至崩溃。但是,如若主体本就为空,自然也无从消解。
当约亚夫用用连珠炮般的各种贬义词形容以色列时,我们无法分辨约亚夫是通过构成的句子来学习词语,还是以学会的词语表达他的以色列的体验。但我们无须分辨。学习语言即是将自身构建于一个符号体系之中。连珠炮式的同义词构成了一个处于漂移中的能指链。每个同义词构成了一个能指,他们的关系并不是由一个主体“以色列”,或“法国”来决定的。相反,能指间任意的秩序才构成“以色列”或“法国”。并没有一个作为不变主体的法国或以色列去承纳这些同义词。约亚夫仅仅是用法语的能指链取代了希伯来语的能指链,他欲望的法国并不存在,他无所适从。他必须不断行走在巴黎的街道(或者任何地方),嘴里吐出一串串同义词,不断消解,不断建构,周而复始,无从逃离。
拍摄色情录像一节,拍摄人要求用母语描述感受。坚决讲法语的约亚夫只好向资本低头,用希伯来语嘶嚎。此类录像的观众期待真实的反应而非表演,将欲望投射到异域男子的肉体之上。约亚夫看似成了欲望的客体,其实也只是能指链上的一环。
表面上看,以色列是一个“给文明以岁月”的文明,而法国则是一个“给岁月以文明”的文明。实则,两个文明并无本质差别。倒不是因为法国社会拒绝约亚夫所以法国是“坏”的。现实地讲,即使约亚夫只会说两句“你好”、“再见”,也有可能当个kebab小哥什么的,进入路人见面互相致意的和谐中。约亚夫漂泊的内核在于,他不能接受的不仅是强制兵役,而是作为一个符号体系中一环的生命。他追求的超出时髦的概念“自由”,“浪漫”或“左岸”,而触及溢出其外的可能性。他用身(强力冲撞)和心(文学创作)对抗之,一路拼杀。
我们当然可以将约亚夫结尾处的撞门视为他的失语,因失语被迫回归身体之力,我们也可以解读为约亚夫从未失语,他文学化了一切,来了一出撕破法兰西伪善面纱的脑内小剧场。这种颠覆和不确定性正是《同义词》影像的魅力。赫克托尔可能本来只是在阿基琉斯阴影下的名字,但当荷马写他绕城九圈、不再逃避、迎接死亡时,他成为约亚夫的英雄,文字构建的丰富意义漂浮了千年。相似地,当投射出约亚夫这个形象的拉皮德导演,用文学语言探讨语言的诡计,用影像冲撞影像的权威,进而将观众也抛进这场漂移时,电影便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