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电影中最成功的一点在于，编剧借孩童心理刻面出了成人世界也同样存在的人在面对人生苦难时的自我逃避。小织在父母去世后一直有意或无意地寻找父母依然活着的证据，编剧借小织的幻想为观众营造了梦境。自我欺骗之所以能成立，就是因为造梦者是自己。这部电影中我唯一次流泪...  (展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电影的时间跨度长达四年，而贯穿全片的除了主角还有他的一生之敌耶格尔，这是个被塑造得非常丰满的角色，也是这部电影的点睛之笔。 耶格尔和主角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俄国的小村庄，正处于德国全面进攻阶段，耶格尔在战前说：“胡子就等到了莫斯科再刮吧！”此时他沉浸在国家和自身...  (展开)

观众与电影人物的距离感

基耶斯洛夫斯基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在拍摄记录片的时候说，他发现记录片存在一种局限，人们很难在摄像机前表现出自己真实的一面，所以它宁愿放弃这种捕捉不到的真实去选择用假眼泪、假感情来制造一种荧幕上的真实。就是说人最真实的那一面往往在独处的时候或者处在一种情感的极端状态的才会表露出来，而这些作为一个记录片的拍摄者是无法捕捉到的，最多，在他们面前你只能是一个抗着机器的旁观者。

贾樟柯的电影一直都有一种纪录片的质感，他说“我无法把镜头从他们的脸上移开”，这个他们，就是中国最普通的最底层的人数最多的那一部分。他显然不会满足于仅仅做一个记录者、旁观者，他要表现他们身上的哀愁与伤感，他要表现他们的可爱与真实。所以他用了很多非职业演员进行本色演出，就像韩三明，他在镜头前扮演的也是真实的自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点，演员在镜头前面都有些生涩和拘谨，甚至有时候摆拍的痕迹很比较明显，这让观众很容易注意到摄像机的存在，不利于观众“进入电影”。而他的镜头运动非常安静、平缓，很少使用特写镜头，这也是为了避免摄像机对人物的打扰。这就使得贾樟柯电影里的人物与观众之间始终产生了一种距离感。

《东》有一个记录刘晓东到一个刚死去工人的家里探望的段落。死者的亲属们怯生生的站成一排望着刘晓东和摄像机，那些木然与无知的面孔让我感受到刘晓东说的那种巨大的“悲哀”。孩子们接受刘晓东送给他们的毛绒玩具，刘晓东一个一个的把玩具放进孩子们的怀里，问着“喜欢吗？”同样因为摄像机的存在让我感觉这个赠送变成了一项仪式或者一种“表演”，孩子们失去父亲的伤痛已经被这种“表演”的形式冲淡了。除了老者演中默默流淌着的眼泪，已经没有什么是真实、可爱的了。我想，这并不是记录片应该做的。

摄影机记录的面孔只是一种旁观的现实，而我想电影最需要的还是透过影像手段所塑造出来的真实，贾樟柯已经拍了7部长片，这种距离感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他自己的一种影像风格。或者说进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人也基本上不可能使自己与贾樟柯电影中的人物建立起一种亲近的关系。

 

微弱生命的歌唱与舞蹈

看完《东》，脑中还残存着刘晓东画面中的赤色身体和泰国姑娘们坐在那张大床上唱着的歌。这些深色皮肤的年轻女人，刚才还在镜头面前极不自然的互相开着玩笑来摆脱摄像机面前的尴尬，不过当歌声起来的时候，她们变得异常认真、平静与伤感。歌的内容和旋律已经变得次要，重要的是这种歌唱的状态。她们在歌唱的时候沉入了疲惫的、真实的自我，这就是她们，这些最朴素的最普通的最底层的人群对一种对情感的、生命的表达。

歌唱与舞蹈一直是贾樟柯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种语言。唱一首流行歌曲，身体跟着粗糙的音乐舞动，这对于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中国底层人群来讲，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表达方式。《任逍遥》中斌斌那无力的、无助的青春在巨大的现实面前面无表情的唱着那首任逍遥；《三峡好人》中沈红找到了两年未归的丈夫，见面时感情矛盾而复杂，两个人顺着水边潦潦草草的跳着一支舞；《站台》透过现实展现了一种诗意的伤感，当那些年轻的姑娘在大卡车上面对无边无际的公路和丘陵起舞的时候，那种形态就像盛开在荒漠里的花朵。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几年前国产IP被一哄而抢的时候，资本首先考虑的是书改剧，因为这样改有原书做故事结构，剧本故事不会太扯。谁知道各种剧本黑幕加上资本注水之后，很多IP也烂在手里。现在，资本退潮，IP热造成的国产剧原创剧本质量严重下降的弊端已经露出来。改编便偏向了漫画和游戏IP，前有《...  (展开)

老人在他最黑暗的日子给他讲故事，他回到印度以后也给其他孩子讲故事这是爱的传递。虽然离奇但是故事本身就是想象的，讲的就是道理。这个电影像一个旅游片。看到了各国的美景，我喜欢意大利的那段，和女明星在许愿池的那段。阿贾和美国女孩的爱情一见钟情，在他在热气球上觉得...  (展开)

其实这是一部看片名并不会让我有兴趣的电影，不过朋友是郭采洁的粉丝，为了上下铺的情谊，即便是烂片我也欣然去了，可喜的是这还算得上是一部不错的电影。
看完发现这个让人毫无兴趣的名字也就是借个前作的噱头，实际上是一部除了导演和出品方以外和《前任攻略》并无半分关系的电影，电影本身内容大概也并不是在讲“前任”，毕竟我的认知里419并非一段真正的恋情。哦对，虽然两部戏都有郑恺出演并且都顶着“余飞”这个大名，然而此余飞非彼余飞，看过前作的朋友们务必不要把这部电影当做续集看待。
为了不剧透，内容我就不讲了。影片笑点还是很多的，节奏掌握的很好，厅内笑声基本没有停过，作为喜剧绝对合格；所谓金句也有，但是恐怕算不上很“金”了，不少是带有颜色的笑话，看个人接受度吧，对我来讲还没有进入恶俗的范畴。故事发生在一个演员和新人导演之间，听起来好像可以发生很多八卦狗血的演艺圈故事，比如说我一开始期待的狗仔跟拍男女主角深夜私会并头条爆料这种剧情，可惜没有，实际上只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爱情故事，最狗血的大概就是演唱会告白然后在台上深情拥吻什么的。导演，请再给我三盆狗血。
来说说演员，郑恺演的非常好，要说起年轻演员，他算得上是演技突出的，《匆匆那年》里他作为配角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这次担任男主角，依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首先一点他很适合这种角色，有点嬉皮，对感情并不认真，爱玩爱闹爱耍贱，感觉和他本人的气质很贴；其次他演戏非常自然，情绪起伏鲜明但没有表演痕迹，这点在和同片的另一位小鲜肉对戏时有着很明显的对比；让我尤为印象深刻的就是余飞、经纪人还有司机三人吃饭时，因为受到“一般”的刺激而破口大骂的余飞，几个句子末尾绝妙的破音，不仅完美烘托了余飞的情绪，又是极佳的笑点。
王传君在这部电影里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不得不说关谷的影子有点重，也许他不要用那独特的口音说活会更好。他的那些理论总结一下大概就是教女人如何欲擒故纵，且不评价对错，一开始还是一个为赚钱切换各种身份的穷屌丝，到影片结束开设讲座的那一幕时，已经脱胎换骨成为一个真正的神棍了，可喜可贺，想必下一部里依然会有这个神棍的身影。
郭采洁，作为她铁粉的下铺，我当然是要夸夸夸，人美演技佳，无可挑剔！好吧，认真的讲，她演戏我看的不多，同样被朋友带去看的《小时代》里面我认为她最亮眼，当然不排除是被衬托出的亮眼，这次也重新认识了一下，演出了一个和顾里完全不同的角色，最神奇的是她的气质非常鲜明地在随着造型变化，这算是演员的优势吧。我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别人的影子，具体就不说了。
最后，这部影片大概也可以算作“如何明目张胆的在电影里打广告”的终极教程。

首先要感谢咱们的恐怖文化真是丰富多彩，继笔仙、碟仙、鬼宅、封门村、猫脸老太太之后，在民间也有很强影响力的筷仙也登上大银幕了。这部由姬雨导演，胡影怡、朱璇、周骏主演的《筷仙》虽然没多大卡司，没多大制作，可是凭着筷仙半夜插人眼的连环事件，车祸与医院背后的隐密，以及几位主角之间的爱恨恩仇，还是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特别是事关母女情深的真假妈妈大撕逼，更是虐劲十足，堪称惊悚片里难得的刮起了伦理风暴。

和一般的惊悚片相比，影片的推理很有章法，一开始就铺足了悬念，乡村公路，夜色迷离，车祸突然发生，轿车司机当场死亡，卡车司机在临逃逸前看到了一位神秘红衣女孩儿，这是故事的引子，像轿车后座女孩玩的手机游戏，卡车上挂着一家三口的照片，后来都成为了重要线索。

接着这个引子，女医生王静在丈夫车祸去世后与女儿一起生活，举止变得诡异，的公寓里神秘的筷仙，诡秘的女孩，以及高级眼科医院接连发生的插眼事件，两相对照，激发出阴风阵阵，悬念迭起，不请自来的哑女保姆，面容甜美又暗藏心机的女医师闺蜜，追求王静的帅气男医生葛健雄，几个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隐秘关联。

在影片后半部，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每个人都有难言的隐痛，每个人也有着人性中不可捉摸的恶因，冥冥中有一个筷仙推动着全局的发展。影片在惊悚片的基础上，由灵异事件展开一场亲情伦理的撕逼大战，虐心戏一波又一波的袭来，而最终又能回归到人性的本初，把一个复杂叙事拆解得清晰合理，这是影片的别致之处，而有了叙事的力度，几位年轻的演员发挥出了很好的状态，献出了极为投入的表演。

从这样富有戏剧张力的剧情可以看出，《筷仙》是一部有追求有层次的电影，凡事不能看简单的表面文章，惊悚片的特色也在于此，没有华丽的制作和投入，只要深度加工，做足功课，凭剧情和情感四两拨千斤，一样可以达成很好的效果。

可能很多观众都是在筷仙的陪伴下度过了童年，笔者就清楚的记得小时候，每每在睡眼迷蒙之际，看到有人在盛满清水的大海碗里竖上两根筷子，口中念念有词，然后灯影就会闪烁，风过屋檐，有不可言语的惊怖之感油然而生。反而是大名鼎鼎的笔仙，并没有什么印像，只是后来通过电影，我有所了解。

其实无论笔仙也好，筷仙也罢，镜仙或黄皮子大仙，应该只是存在于人们精神世界的一种超物质，不留证据的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正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但就像人心一样，天堂地狱不过是一念之间，很多事物都是看不见捉不着的，没法用科学解释的未必就不是科学。当夜色笼罩在这座迷乱的都市，每个人心里若有善念，那么筷仙也是善的，如果心是恶的，筷仙也会变成恶的。

所以，如果非要给此类电影加一个定式，我想那就是人性的镜像，那一碗清水里，折射的是我们内心深处深藏的东西。

《一念無明》之好，無容置疑。她竟是一位年輕導演的首部長片，其攝影、演出、美術、服裝、剪接以至音樂各部門統合起來的工整和成熟，不可思議。更難能可貴的，當然是她的題材，從倫常慘劇的背景出發，到對精神病患的關懷，及至對社會的控訴，這在創作過程中不是「沉重」二字就解釋過去：幾多的情緒和鬱結要處理、要爬梳，幾多的迷思要自省與詰問？翻過這一座座大山，編劇的寫到尾，導演的拍到底，支持他們走完全程的，不是憤怒，不是勇氣（它們遲早都會成為創作過程中需要跨過的難關），只可能是信念－－－對故事的信念、對電影的信念，對觀眾的信念－－－這使電影有了靈魂，成為一個作品，也就是無論如何《一念無明》都值得你去看的原因。

縱使坦白說，我不喜歡。

《一念無明》對我來說並不是一部寫實的電影。在她的世界中，除了余文樂、曾志偉和鄰家小孩，其他每一個人幾乎都是魔鬼：宴會上市僧的賓客、冷漠的醫生、一致舉起手機拍病發的圍觀者與網上花生友、劏房鄰居、偽善的教友，電話另一端的弟弟，甚至是其他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 編導對這些人的描繪，讓影片變得像荒誕寓言劇一般誇張超現實；它們化約為一個個標韱，不准答辯就被呈上法庭的「證物」，用以控告香港一條條早就被宣判了的罪名。

可悲的是，故事裡「這些人」被創作人標韱，與「這些人」對主角們的歧視與壓迫，兩者的非理性與粗暴，並無分別。以至一邊看一邊我很難受，我的同情（或說瞭解的渴望）並沒有落在余文樂身上，而是在無辜被臭罵的賓客、在一再被挪用的基督徒、累壞的醫生與恐懼的劏房户??

以上牢騷，難免過於苛刻，但《一念無明》最少配得上嚴格一點的質問。你知道這在今時今代的本土製作裡有多難的。

打游戏，能有什么出息？

我们的妈妈认为，打游戏等于不好好学习，约等于提前签下了工地搬砖的劳动合同。

而美国人觉得不是，他们通过一部电影告诉那些曾经沉沦在游戏厅以及现在迷恋iPad的孩子们：打游戏，是一条通往人生赢家赢娶白富美的康庄大道。

但，实现这个梦的前提是，外星人得帮你侵略地球。

《三体》里外星人强大恐怖冷酷的让我们像虫子一样颤抖，而《像素大战》里外星人则完全倒向了蠢萌的另一端。

这部以怀旧为噱头的《像素大战》脑洞大开的描述了一个——不，三个生活中不折不扣loser如何奇迹地通过吃豆人、大金刚游戏拯救世界的意淫故事。

以80年代低精度游戏作为突破口，《像素大战》不是第一个，早在几年前，迪斯尼就用一部《无敌破坏王》将活在苹果世界里的成年人强行拉回到那个投币通关的童年回忆中。但与《无敌破坏王》纯卡通的呈现视角不同，《像素大战》在脑洞的打开程度上，惊为天人。

这就好比，我们无法想象，如果叶文洁通过红岸基地对着太阳发送电报，结果三体人送来一票红卫兵一样。《像素大战》里的外星生命的理解能力大约等同于我儿子三岁的智力水平，NASA发送的电子游戏记录，被他们原封不动地山寨成侵略地球的唯一方式。

在赞叹外星智慧充沛想象力的同时，我们甚至觉得这些天外来客简直可爱。

于是，整部电影开创了影史上画风最混搭的一幕。在4K横行精细到数毛的画面里，充斥屏幕的却是8bit、256色的像素怪物。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不由自主地对自己脸左右两个耳光“一定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

也正是这种“不正确的打开方式”才造就了原本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位主人公咸鱼大翻身的机会，电气维修工、死宅妄想控以及锒铛入狱的骗子，在走投无路的死胡同里不仅柳暗花明，在真实世界爽了一把真人CS之后，勾搭隔壁少妇已经满足不了一群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下电脑极客的狂欢，就连二次元世界的游戏美少女都奇迹般地还魂，颇有当年蒲松龄在《聊斋志异》描述的，对着美女挂画意淫书生的模样，可见男人的这点通病，不论古今中外还是东西南北，都是一个德行。

说到底，《像素大战》更像是一场对于我们逝去荷尔蒙的祭奠，不管这些睾激素是自然挥发还是被吸收在了心相印上，电影通过最大程度的还原，满足了男人心底永远长不大的某些梦想和小秘密。

只是，斗转星移，小霸王学习机已经消逝在残梦里。曾经45度仰望人马座盼望ET逆风尿三丈的少年们，人到中年，也没有盼来外星人来证明自己的手速到底有多牛逼。

所以，相比《像素大战》，我现在看最多的还是马赛克大战。

港片曾经的热血澎湃已然不存在了，以为看到黄秋生就会有大B哥的感受，现在看过去，就像电影里说的黑社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港片的时代，也过去了。
  当我们还沉浸在《古惑仔》，《无间道》中时，港片却用《冲锋车》这样的片子给人深刻一击，一样的面孔，却再也没有一样的热血。不知道其他人爱港片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知道其他人爱哪一种类型的港片，作为一个95年的女生，我深爱的港片只有警匪和说不好是对是错的黑社会。而现在，港片却再也唤不起我内心的激情。

一、两个绑匪的人设是专业惯犯，既然绑架前已经仔细调查过公子哥的家境，怎么可能不知道公子哥长什么样？竟然还会出现绑错人的尴尬情况？只是因为一顶相似的帽子？真是没剧情生编套路。 二、绑票期间绑匪一直堵住被绑人的嘴巴，连辩解绑错人的机会也不给。这几天也不给人吃饭？...  (展开)

吴孟达和周星驰是中国戏剧历史不能被忘记的一对黄金搭档，在一起合作的岁月里，完成了许多部脍炙人口的好作品，如今，星爷已经成了喜剧的神话，而达叔也渐渐老去。对戏剧的热爱，达叔永远不会服老，《大片》中，达叔重装上阵，时隔多年之后重出喜剧江湖。
　　　《大片》剧情很赞，边就很有才呀。而选演员上，也十分的恰当，憨态可掬的达叔又一次扮演老父亲的形象，而于谦老师则是挑战了黑帮老大的角色，游本昌老师也加盟了，这是一哥个无以伦比的喜剧阵容啊！各位喜剧大师把自己的形象塑造的非常到位，有好几次我都看得笑喷了。中国式喜剧一致被大家职责，不过，这一次达叔和各位同仁给大家带来了一部不一样的大喜剧。
　　　剧情纷繁复杂的进行，各位演员的表演功底太好了，我看喜剧主要看表情，谦大爷和达叔的表情实在是太到位了。很赞的电影剧本因为有了更赞的演员演绎，这一部电影绝对值得大家来看。

(Spoiler Alert! 以下内容有小部分的剧情泄露，可能影响观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涉及民族题材的中国电影总要畏手畏脚，难以发挥。《鹰笛天缘》是年轻导演江涛的首部长片，一开始没见过故事梗概，只知道跟藏区人民有关，说实话也没有抱以太高期望。回头暗想，影片大概会跟早几年的章家瑞作品比较相似，当然也有可能做成《寻找智美更登》的文艺模样。等到看完后才发现，这些电影居然都在讲“寻找”，但《鹰笛天缘》里的寻找无疑最有代表性的。它没有曲高和寡，更不会让观众觉得置身事外，反而很容易产生一种亲近感，顺利完成代入，引发共鸣。

援藏的年轻人向往高原，寻找爱情和理想。藏族姑娘相信承诺，等待夫君归来。多年后的女儿要寻找父亲，希望能见到另一支鹰笛。片名里的鹰笛是关键信物，它用鹰的翅膀骨制作，上好的鹰笛音阶整齐、音调优美、音色明亮，往往只有靠运气才能得到如此美妙的乐器。影片里的两支鹰笛原本是在一起，后来其中有一支被藏族姑娘送给了汉族小伙，结果就此离散，其中夹杂了太多的爱与恨。

影片的结构有些独特，正如放映后有观众提到，中间似乎缺少铺垫，跳跃得太快。主人公付勇暂时消失了，卓玛突然出生了又很快地长成一位漂亮姑娘。如果把《鹰笛天缘》划为不大明显的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讲几个汉族年轻人的三角恋，名为“付勇和石磊”；第二部分是讲卓玛的无奈身世还有现实问题，叫做“卓玛的婚事”；第三部分就是寻找寻找另一支鹰笛，让前两个部分的人物相遇，好把故事了结。可以看到在第二部分里，几乎没有出现跟前一部分有关的内容，石磊和放映电影的三人小队都被舍弃了，但观众都知道付勇和卓玛要最终相遇，不然影片无法收场，问题在于他们怎么相遇，如何化解——毕竟付勇并非卓玛的亲生父亲。

付勇无疑是《鹰笛天缘》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他可能不会招人喜欢，因为这是一名有争议甚至是不受待见的主人公。他在爱情中失势，表现得有些惶恐和懦弱。虽然好友一再让步，想要成全他的好事，可心上人的爱意却另有所属，好一个人生玩笑。多年以后，他有了点名气和地位，身边也出现仰慕者。可他始终没有战胜心魔，只能任它摆布，饱受煎熬。付勇没能挽救朋友和心上人的生命，很多人觉得他是为了这点耿耿于怀。可影片掩藏了一个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付勇从未正视过自己的弱点。他会跟常人一样害怕，而不是大无畏去做自我牺牲，这在前面的献花、抢救以及结尾的闪回时光中得到了提示和交代。山洞里的对话，他听完心上人请求，第一反应不是热血上涌，反是自私与胆怯。只有心上人编出一个假到不能再假的谎言，他才决定出发。付勇在重回山洞时，正是不切实际的天真让他遭受了极大打击。不是他的，终究还是要不来。

《鹰笛天缘》成功把主题从具体的事件导向了抽象的人性，美好与脆弱成为两个极端对比。高原上的雪山、露天电影和动听歌曲见证了年轻人的美丽时光，然而他们中有人不得不遭受人性阴暗面的侵蚀。卓玛和她的亲友都有天然、美好的人性本质，他们相信承诺，也愿意为爱牺牲，这些人无疑站在了付勇的对立面。如果不是卓玛的出现，付勇要背负一辈子的孽债。冥冥中上天也安排了许多场戏来考验付勇，可不能说这是上天对他残忍。卓玛的母亲倒在了路途上，爷爷没能见到孙女一面，上天确实一样有不公。藏族人仿佛早已看淡了生死，跟信仰一样永恒。即便生命不在，他们也会保佑小卓玛一生平安。鹰笛作为精神力量的象征，它让上下两代人消除了心结，是为天缘。

注：在2009年写的评论，当时好像没排上报纸版面。今天偶然翻到，还是贴出来备份。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作者： Bind 争议二字，想必是去年漫威电影的最大「特色」。 从戏内的演员、角色，再到戏外的分红合同，都可谓一波三折。 而原本被寄予厚望的《永恒族》，在上映后也毫不意外陷入了泥潭。 鉴于漫威承上启下的本质，我们还是先从彩蛋看起，最后再谈争议点。 01 该片滚动开场白的...  (展开)

不同时代的英雄们与“白日梦”
——从《叶问》系列看电影对社会心理需求的迎合

弗洛伊德认为，在梦中，我们的过往记忆、创伤刺激、白日经历等残片混合在一起，经过一系列无意识的加工之后，糅杂在一起，使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愿望在梦中得到实现。根据这一理论，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尤其是如今的主流商业电影，与“梦”本身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和功能。事实上，早在电影诞生初始，便有人提出了电影就是梦工厂的说法。我们在电影中所观看到的故事，所获得的满足和快感，恰恰来自于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缺憾和匮乏。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观影活动，我们的缺憾得以补足，由此心灵得到慰藉，尽管仅仅是个美妙的幻觉。唯一不同的是，与梦的无意识相比，电影是人们有意识的造物，因此，它更加具有逻辑性和完整性，可以说电影是一出美满的“白日梦”。
自从卢米埃尔兄弟拍出第一部电影，短短的百余年间，电影迅速覆盖并取代了许多传统艺术的基本功能和社会位置。成千上万的人义无反顾的钻入电影所编织的“白日梦”中，获得教益，获得日常生活的信念和价值，获得生活的方式与时尚的信息，祈求从心理上逃离日常生活的繁琐与痛苦，遗忘世界的苦难与不公，从而进入正义永远战胜邪恶、爱情永远征服死亡的完美世界。于是，电影院成了跨越种族、国籍和文化的“教堂”，在电光幻影之间，人们进入一种集体的典仪，获得宣泄和抚慰，享受安宁与独处。
然而，大众的心理缺憾和需求，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成功的电影恰恰就是踏准了这样的节拍，适时的送上最符合时代心理的“白日梦”，填补缺憾、满足需求，因而为当时的大众所接受，收获不菲的票房与口碑。《叶问》和《叶问2》这两部从本质上讲并不太出色的影片，就是因为符合了这一规律，造就了成功的典范。《叶问》获得第二十八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影片和过亿的票房，以及《叶问2》目前不俗的表现，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纵观香港功夫片历史，几起几落，其每次勃兴，都无不与迎合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求有莫大的关系。
【马永贞】
60年代至70年代中上期，是香港制造业的成熟期和现代工业发展的全盛期。那时的香港人大多数都把全副精力用于奔忙事业和拼命挣钱，因此单打独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成为大佬的个人英雄形象成为那个时代的宠儿，而为人们炮制一个乌鸡变凤凰的“香港梦”则成为那个时期电影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在那个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影院的观众也以男性为主，因此，用男性的阳刚来适应占统治地位的男性观众的心理需求的香港功夫电影迎来了一个高潮期,其代表人物有张彻、胡金铨和李小龙。
以张彻的《马永贞》为例，山东小子马永贞独自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打拼，虽然在社会底层做苦力，但因为身怀绝技，逐渐成为上海滩知名人物。有了声名之後的马永贞逐渐迷失了初到上海的本性，开始变得飞扬跋扈，并崛起成为大上海一帮势力。然而，猛虎终归山上丧，他也逃不过人在江湖、利字当头、惨遭厮杀的宿命。
那时的香港已逐渐由传统的农业文明背景下的“集镇”,发展为现代工商业文明的“都市”。它的强烈的世俗化、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念,影响了功夫电影的价值取向及其发展流变。马永贞不再是老粤语武侠片中老成持重、行侠仗义的君子,而是年轻气盛、快意恩仇的“现代”青年。他的卑微出身和奇迹般的成功，无不令坐在影院里那些正在拼搏的年轻人们欢欣鼓舞，极其有效的预支了他们对于成功的喜悦。同时，对于那些在经济大潮中业已获得利益的人群来说，马永贞后半段的经历，则迎合了他们的迷茫与思考。在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面对诸多利益诱惑，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为了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或者干脆说是为了向上爬,而难免以个人的欲望取代了正邪之分、是非之别。在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道德与欲望、集体与个人的碰撞之中，这些人难免会产生一种无助的茫然感。马永贞的成功映照了他们的现实，同时马永贞失败也让他们寻求到了一种虚拟的赎罪感，如同在教堂中做礼拜一般一吐为快。人最恐惧的就是未知的不确定感，当电影为他们展示的最终结局出现在眼前时，他们的恐惧随之消失，得到的是一种确定的释然。同时，马永贞的失败也为他们敲响了一记警钟，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提前警醒，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最终安然度过，从而内心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正是因为恰如其分的迎合了时代的需求，《马永贞》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将第16届亚洲影展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奖收入囊中，同时成为香港电影里程碑级别的巨作，最终启发了一整个时代的香港黑帮电影。“马永贞”这一银幕形象也从此家喻户晓，他身上所具有的个人奋斗、迅速暴富、违背既定规则等等特质，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标签。
【黄飞鸿】
80年代至90年代初，当年埋头打拼的香港人都已获得了不同的成就，开始走入中产乃至富豪阶层，褪去了当年的青涩和鲁莽，取而代之的是成熟和理性。他们开始关心更加宏大的主题，比如国家、民族等等，加之殖民地文化的影响，使得这样的思考更具复杂性。同时，男性在获得自身成功以后，开始需求感情的慰藉，追求美和浪漫。因为经济独立，很多女性也已不再是男性单纯的附庸，她们走上社会，并且越来越多地涌入影院，成为不可忽视的观众。这个时候，香港的不少功夫片导演便适时地随之转型，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出一个个成功、有产、心怀天下的男性形象，同时为加强女性地位，又为功夫片增加入情感成分，因而大获成功，成为香港功夫电影的又一高潮，其代表人物有袁和平、徐克、成龙、李连杰等。
以徐克版“黄飞鸿”系列为例，黄飞鸿是个成功男士，拥有自己的产业——宝芝林，兼任当地民团教头，与黑旗军的林永福交情颇深，在佛山当地拥有着相当的社会地位，同时，黄飞鸿与十三姨的情感也经营得风生水起。可以说，这样的人物设置，完全符合了当时主流观众的心理需求。
其实以黄飞鸿为主角的电影早已有之，从1949年香港拍摄的第一部《黄飞鸿传上集之鞭风灭烛》开始，如今已经有100余部“黄飞鸿电影”问世。每部电影中的黄飞鸿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或是个严谨的老人，或是个顽皮的少年，或是个唯唯诺诺的闷瓜，或是个气度不凡的圣人，但无论如何变化，黄飞鸿终归是个武者、侠士。到了90年代初，这种定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徐克操刀的六部《黄飞鸿》，将李连杰饰演的黄飞鸿真正推到了“侠”之大者、一代宗师的地位之上。
徐克版“黄飞鸿”秉承了“黄飞鸿电影”的内在精髓，但又完全再造了一个全新的“黄飞鸿”形象，并使之成为经典。相比关德兴版那个行侠仗义的严肃长者，徐克的“黄师傅”则处在青壮年，举手投足间没有了原本那个代表传统父权文化的权威形象，转而以另一种潇洒利落的风姿彰显他的“新一代”王者之风。相比成龙创造的欢乐英雄式的青年黄飞鸿，徐克的“黄师傅”则又多了成熟稳重，时时彰显一代宗师的气质，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家之侠，正邪分明、忍而后武。徐克有意突出了黄飞鸿所处的时代背景，在这个内忧外患的社会转型期，黄飞鸿面对时代变化会有思考，面对愚昧落后的民众会有痛苦，面对新科技会有茫然，而面对爱情又会有无措。黄师傅不再是个只会好勇斗狠的青皮，而是一个处在社会变流中愿意思考、企图改变的中产阶级。他不再只是悬壶济世，而是忧怀国家，将原来的修身习武、为民除害提升到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矛盾及国家存亡的高度之上，多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厚重感。虽然历史的局限注定他的眼界是狭小的，但他的人格和心境却使他本能地选择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他对责任的承担也许是被动的，但一旦承担了就义无反顾，他也许无法改变社会，但却绝对是一个时代转变的见证者、参与者。徐克版的黄飞鸿揭示了香港与内地之间无法割舍的历史，并深刻地探讨了属于香港人的历史情结以及那个时代人们所期待的人格境界。
徐克版“黄飞鸿”从青年时代转向壮年心态的经历，迎合了香港的社会发展阶段，引起了普罗大众的共鸣，难怪连关德兴本人看后也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当年仅《黄飞鸿》第一部就狂收3000万港币，荣登年票房前十名，同时还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的最佳导演奖，真可谓是名利双收。新“黄飞鸿”身上所拥有的有产阶级、反思、理性、忧国等标签，成了那个时代香港人的写照。
【叶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治和经济上的差异所产生疑虑和担忧在逐渐消除，香港人对自己的身份、文化寻求认同的心情则日益迫切。因此，渗透着浓浓乡土、家国的意识，彰显民族精神的电影作品，更能迎合此阶段香港人的心理需求。同时，在全球化的今天，无论香港人还是内地人，均感觉到来自西方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的侵入压力，这样的痛苦也需要一种途径来进行消解。于是，在《叶问》及《叶问2》中，便不再有黄飞鸿那样对义和拳的反思和对中西关系的探究，转而变成了二元化的简单对立，在击倒外来的日本武士和西洋拳手的一刹那，国人集体释放抑郁胸中的苦闷。
在宣扬民族精神，迎合时代背景的同时，电影也在进一步的迎合大众的个体需要。这个时代，集体主义开始让位于个人主义，于是影片便同人们探讨起在一种民族的或更为普遍意义上的正义和个体伦理需求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个人应该如何选择？在民族危难到来之初，叶问并没有想担当正义，他只想在乱世中保全家人，生存下去。但终究覆巢之下无完卵，叶问被推到了一个历史的也是他个人生命的风口浪尖，他必须用他的功夫，为生存而战，为妻儿而战，为朋友而战。也许观众会将他的行为理解成为人性尊严和民族正义而战，但这都不重要了，叶问已经成为一个英雄。而叶问走上英雄之路的心路历程非常丰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体性情的真人，让他做出既合乎历史也合乎人性的选择。这一刻是一个普通人生命中的光辉一刻，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更为接近真实的人性因而感人至深的英雄主义。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是缺乏英雄的时代，不如说是缺乏真实可信的英雄的时代，以往的“高大全”形象已经败坏了大家的胃口，使得一个个英雄形象变得那般虚假，因此遭到人们的抛弃。但这并不证明我们不需要英雄，其实人们永远在期待一个英雄的出现。只不过，这个英雄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从石缝里蹦出来，不是高高在上俯视着我们的神，他首先应该是我们当中的一分子。从这点来看，叶问爱妻、无不良嗜好、整天努力在外扒拉钱养家、并不像惹是生非，怎么看怎么像当代大多数工薪、小白领、小资的生活写照，小人物们忍气吞声、委曲求全，其实并不是无能，而是为了自己对家庭那点小小的责任。明崇祯年间，如果皇帝不搞驿站大精简，如果不裁掉一个叫李自成的小驿卒，那么历史上也决不会有“闯王”这个人物了，所以不要把大家逼急了，没准里面就藏着张问、李问什么的。
马永贞、黄飞鸿、叶问等英雄，与其说是电影工业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从自己内心中呼唤出来的。电影人只是迎合了时代的需求，将人们渴望的形象以技术手段投射到银幕上，使得这些“白日梦”看起来如此真实可信。当然，制造“白日梦”同时也是个技术活，影片获奖大卖并不一定能证明是你的活儿好，手艺上叶伟信要向张彻和徐克多多学习。


参考文献：
戴锦华 《电影批评》
蔡洪声 《香港电影八十年》
陈墨 《香港武侠电影的发展与衍变》
孙雁冰 《剑啸江湖侠客梦》
陈捷 《叶问：个体伦理、民族正义与历史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