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奇遇电影

今年戛纳的第二部满分作品，又送给了一部赛前完全没有想到的影片！瑟琳·席安玛也是赛前补课来不及看的导演，不过影片在极小的格局里做出了令人赞叹的大文章，着实也是惊喜。影片讲述女画师玛丽安应邀到岛上为即将出嫁的女孩埃洛伊斯绘制肖像画，在画像过程中，随着两人的交往，脾气古怪的埃洛伊斯逐渐打开了心防，而两人也发展出了一段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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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一段独特青春，爱情就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那部分，当我们在未来漫长的岁月之中回首的时候，它或许显得有那么些兵荒马乱，但我们仍然感谢它，曾经那么美好的存在过。

故事的开始总是没什么道理，就像影片中的曾浩兵遇见莫乱，艺术系和拳击系的搭配格格不入，而软硬不吃的莫乱也让一直被大家尊称一声“兵哥”的他乱了阵脚，自认无敌的泡妞大法在莫乱身上仿佛失去了一切效力。在感到挫败的同时，曾浩兵没有意识到的是，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想要走近莫乱的心，两个人，就像大海上的两叶孤舟，试探着靠近，渴望着理解。

故事的结束也同样没什么道理，曾浩兵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莫乱坚强外表下的柔软，在他的陪伴之下莫乱逐渐走出了心中的阴霾，在这个过程中莫乱也发现了曾浩兵一直不愿意自己尝试写歌的秘密，在她的支持下曾浩兵最终重拾了自己深藏多年的音乐梦想，在这个互相成长的过程之中他们都离彼此的心更近了一步。只是曾浩兵要去国外学音乐的理想，让这段爱情还没有明朗就已经戛然而止，爱情在最终也只能成为青春的一种遗憾。

兜兜转转的时间之中，两颗心的重逢，是机缘巧合，也是命中注定，没有太多的戏剧化场景，爱情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发生，这就是最好的事情。不是每一段爱情都能拥有圆满的结局，但在那看似兵荒马乱的爱情之中有这样一个人，曾经陪我走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就已经不用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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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拍完《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过了一两年，张导就拍了又一个截然不同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是非常强调造型，强调绘画性，《秋菊打官司》大家都看过，它可以说是一个最早用纪实的方法来生动展现现实生活的电影，故事也从过去的旧中国时代到了当下的中国。这个跳跃对于九十年代的观众来说还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非常耳目一新，因为那个时候纪录美学还没有在中国有广泛的实验，过去纪录片可能也只是有一些新闻片里面使用，但作为故事片借用了纪录片的这种氛围、拍摄方法，可以说《秋菊打官司》是开风气之先，也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我想请张导说一下这个决策，当时是什么契机让你在美学上有这么大的改变？

张艺谋：秋菊这个故事是根据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改编的，我们当时请的是刘恒做编剧。当时也没多想，就是想故事，刘恒是一个现实主义功底非常深厚的作家，就开始给我们改编，写了好几个月，方向是有一点像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也有一些幽默，写得其实很好。但我自己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性格，我就觉得这个不就是当年很多大同小异的作品吗，电影没特点，没有一个创新，就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印象很深，我们几个主创坐下来，都已经开始筹备马上要开拍了，突然聊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完全像纪录片，大家就开始很兴奋，我记得刘恒也在。我马上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商量可不可以。他很支持我们，说马上换这个。大家根据自己以往看到的纪录片，开始迸出各种想法。当时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突然好像抓住了一个东西。我印象很深，整个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要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确实完全就是另一种东西。后来果然没用刘恒的剧本，从此也没剧本了，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每天就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各种藏，用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所以它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在宝鸡农村，方方面面，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把两个人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今天咱要开会，我要偷拍，我差不多半夜四点五点藏进去，开两个孔，那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演员是八九点来了，穿上农村的衣服，反正是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带着一直在附件晃悠。差不多了，说可以了，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但是完全掌握不了各种情况。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当时城乡结合部就是有很多违建，都是把麦克风提前半夜挂在那。

除了这些在外边环境的偷拍之外，那在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这帮人。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跟村民在一起，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就天天在村里转。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对着所有人瞄，天天瞄，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我印象中差不多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两个摄影师回来报告，我说怎么样，效果怎么样。他们说现在没人看镜头，没人理，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我们是拿对讲机，偷拍的时候，如果两个摄影师钻在两个箱子里，他要钻一天的。我就只能在外头汽车上用对讲机，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演员走位置，要拍几十遍，根本不知道怎么样。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拍成了吗，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就是这样子。

然后冲洗回来看样片，我们租了一个16毫米的放映机，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秋菊打官司》的剧组后来看样片特别逗，剧组人全都走了，没一个人看了，就是摄影师放，我看，就我们俩人看一夜。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剧组所有的人全是电影的专业人员，一开始看睡着了，后来连睡觉都不睡了，都回去了。我跟摄影就一晚上一晚上地看海量的素材。所以那时候全组就都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明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砸了，肯定砸了。说这是什么呀，根本不知道是什么，连人都找不着，很多焦点都是虚的。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把它系统地归纳到纪实纪录这样的风格上，那时候是很前卫的。当然那时候中国还在发展中，不像今天有严格的法治，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因为电影是一个商品，你拍进去、发行，那就侵犯人家肖像权。当年我们也被人告了，吃棉花糖的大姐把我们告了，我们给她一个近景，大概两三秒钟，她说对她心理造成很大伤害。为什么？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她不知道怎么出去了，吃棉花糖，被拍到电影里面。这证据确凿，告了我们好几年。现在这样的拍摄不允许了，现在是法治社会了。

在电影中，最感人的一部分也是最能体现清华的一部分，我认为是在沈光耀（王力宏）的剧场中西南联合大学的场景。简易房外大雨倾盆，屋内漏雨，老师讲题，学生们因为无声太大听不清，老师不断重复学生也很烦躁，这时，老师扭身在黑板写下一列字，屋顶渗漏的雨水落在他肩上湿了一片，他写完字后就端坐在椅子上，黑板上写着:静听雨声。教室突然安静，沈光耀打开临近的窗户，外头渔翁悠闲地垂钓，有一个老师带领一大帮学生雨中跑操。这一群老师和学生可以在警报响起时拎着恐龙化石和一笼鸽子逃亡；可以在荒郊野岭的时候，拿起黑板教授泰戈尔诗词，拿起纸笔记录知识和智慧。荒唐之事，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在最艰难刻苦的时候，这是一群读书人的优雅和无畏。如今这盛世，更望君珍切，立德立言，无问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