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宫崎骏的新作品《起风了》（图）终于在日本全境上映。关于是否需要起笔写这部作品的评论性文章，笔者犹豫良久。然身边友人一直来询问关于这部影片的情况，相信在中日关系紧张的现今，这部片子一定引起了更多未曾关注宫崎骏作品朋友的注意。同时，亲友们透露了一些国内媒体的评价报道，更令笔者增加了下笔的决心。在这里有必要对《起风了》做一个公平而客观的评价。
　　　
　　　《起风了》的“后现代”

[ 关于“后现代”这个词汇的使用笔者曾在《巨神兵的背后》一文中指出，庵野秀明的《新世纪福音战士》是具有后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新世纪福音战士》中出现的大量专业术语和各种跨学科的信息，带给观众的是一系列难解的谜题。影片信息的暧昧化令，《新世纪福音战士》本身具有一种开放性，可由观众自由解读，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从这一点上说导演庵野秀明在作品中是退场的、不在的，故笔者认为庵野秀明的作品是属于后现代思潮下的。]

　　标题中出现了“后现代”这个词汇。在这里，笔者无意使问题向着复杂的专业领域延伸。只是，希冀借用“后现代”这个语汇包含的“自由解读”意思，来概括《起风了》的某些立场。
　　《起风了》这部影片的开头，有这样一行文字出现在荧幕上。
　“堀越二郎と堀辰雄に敬意を込めて”
　中文译文：向堀越二郎和堀辰雄致敬
　　这一行文字，揭示了《起风了》这部动画影片的故事基础。导演宫崎骏以零式战机的主设计师——堀越二郎（图）为主人公，同时将昭和初期小说家堀辰雄的同名小说《风吹了》（图）（日语名同为《風立ちぬ》，中文译名略有不同。）中的凄美恋情融入进来，加工、再创作后，呈现的便是今年夏天席卷日本影院的《起风了》。
　　故事梗概：堀越二郎是一名异常优秀的飞机设计师，在科学技术不如西欧的昭和年代，他担负着日本战时的战斗机设计任务，设计工作屡屡受挫，堀越不断地体会失败，在武藏野散心的时候，重逢了学生时代的偶遇的女性菜穗子。二人很快相恋。菜穗子身有结核病（在那个年代结核病是日本死亡率首位的疾病）必须修养，而堀越不得不回到三菱重工继续设计战斗机…
　　国内的各大媒体和网络纷纷对这部作品做了相关报道。而评价中总是能看到“反战”这样的一个词汇（例如，笔者搜索百度百科得到的信息中就有“反战”一词）。也许，很多媒体是通过高田勳的《再见萤火虫》（又名《萤火虫之墓》）这部影片了解到吉卜力工作室对于二战的基本立场，从而推出“反战”的结论。这样的评论，对于中国众多喜爱宫崎骏的朋友们来说，无疑是非常熨帖的评价。当然对于不熟悉宫崎骏的“中国国民”（作为一名中国人）来讲在心理上也是乐意接受的。“反战”一词是多方面讨好的报道方式。
　　只是，笔者观影后的感想中无论怎样寻找，都找不出这部影片一丝的反战意味。其实，宫崎骏在这部影片中，似乎有意将自己对战争的观点和主张削去了。
　　　《起风了》的主人公——堀越二郎
　　《起风了》的主人公——堀越二郎（1903年~1982年）的身份是极为敏感而特殊的。他是日本昭和时期的航空工程师，是零式舰上战斗机（图）等多架战争期著名机种的主任设计师。宫崎骏曾表示这次塑造的主角堀越二郎还融合了宫崎骏对其父亲的记忆。这样我们不能不稍微将话题转移，聊聊宫崎骏的父亲了。宫崎骏的父亲是一位在战争年代，经营飞机零件制造工厂的厂长。所提供的飞机零件，正是零式战斗机的挡风玻璃等。所以说，无论是宫崎骏选择堀越二郎作为主角，还是作为动画导演的宫崎骏的立场都有非常微妙和难以言说之处。
　　是否有对以上问题的考量，令宫崎骏抛开了不得不谈的战争问题，试图以一个更为纯粹的角度完成对影片的诠释。那就是描绘在昭和日本对外发动战争的困难时期，努力生存的“人本身”。人文主义精神，关注战争中的个体，是战争题材影片惯用的手法。
　　《起风了》塑造出的堀越二郎人物性格塑造得十分鲜明，坚韧不断地追求理想、乐观并且乐于助人，可谓是昭和时代日本好男儿的典范。宫崎骏在塑造主人公见义勇为和乐于助人的美好情操上，可没有吝惜影片胶片。在描述堀越的过程中可以感觉到导演的赞扬意识。
　　这一点和战争背景叙述上导演立场的缺失形成了奇妙的对比。《起风了》这部影片中导演的意识时隐时现，着实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
　　例如，影片开篇学生时代堀越二郎在火车上偶遇女主人公菜穂子（菜穗子的原型来自于堀辰雄的小说《风吹了》）时，正好发生了关东大震灾[历史上这次大地震发生在1923年，当时的东京几乎完全成为废墟。宫崎骏在创作《起风了》时，正好也遇到了311的东日本地震。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发生时，宫崎骏的父亲9岁。宫崎骏就此表示，在自己72岁时与父亲发生了共鸣。而本次影片《起风了》的标题也是宫崎骏在感受到原爆之后，含有放射线的和风，灵感一闪突然想到的。]。在各自为性命担忧，自顾不暇的东京，堀越不留姓名地帮助了菜穂子家的腿部骨折的女佣。当让他成功护送菜穂子和女佣，帮助她们与家人团聚后，堀越匆匆离开，连一句道谢都不需要。
　　另外，战时日本经济极为贫弱，满街都是无父无母的孤儿或是饿肚子的孩子。飞行试验并不顺利，经受屡次失败之后，沮丧的堀越在小铺子买了两块糕点，准备当做晚饭。当他发现了路边等待双亲回家的姐妹两人时，主动拿出自己的“晚饭”分给她们。小孩子并未领情，虽看着糕点口水直流，却未发一言地跑开了。堀越站在昏黄的路灯下，体会了一次尴尬。
　　笔者认为这部分的情节实际上揭示了《起风了》这部动画影片最大的矛盾。笔者无法推测这个矛盾的表现是否是导演的有意之笔。
　　这位被宫崎骏塑造得几尽完美的主人公，正是导致经济萧条、父母晚归、孩子挨饿的战争发动者的最强有力的帮凶。凡是在战争中衣着体面，还能随意选择晚饭的工作者，挣的不都是战争的不义之财？堀越设计的正是战争中发挥最大作用的零式舰上战斗机。顺便一提，由于日本生产引擎的质量低于西欧，飞机不得不尽量减轻机身质量，导致了零式舰上战斗机容易解体等飞机本身的隐患。堀越所做的设计都是以忽略飞行员生命为前提的。这些非人性的侧面在《起风了》中都避而不谈。
　　　堀越的“职人”精神
　　日本这个“职人”文化异常发达的国家，以做好本职工作，磨练专业技术为荣，本无可厚非。但是，若完全不考虑自己的立场，以及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影响，便会产生问题。《起风了》所塑造的飞机设计者堀越正是这样。这种精神是《起风了》的核心思想。不过宫崎骏在访谈中也曾经表示：“如果不描绘《起风了》，日本这个国家的奇怪之处就无法表现出来。”但是，这样的观点虽然在影片之外，宫崎骏有所涉及，影片内部世界却非常暧昧模糊和不明确。《起风了》仅仅将军部人员的偏颇思想作了侧面交代。
　　同样回避问题的习惯，《起风了》的主角们也不断上演着。堀越与同期入社的友人闲谈中曾多次涉及战争话题。“军部这次要这样的飞机…”“我们到底是要和几个国家打呢？”“不清楚，美国、苏联、中国、缅甸？”“我们只要设计出好飞机。”“对，设计出好飞机！”。这俩位“一心只做好飞机，两耳不闻战时事”的活得纯粹十分的设计师，显然正是在剧场动画这条道路上不断努力的导演宫崎骏的理想形象。这样的设计师也代表了战时大多数的日本国民。不，应该说可以代表日本国民（当今亦是如此）。堀越是东京大学出身，又为了学习西方的飞机设计技术，遍览西欧各国的精英阶层，连堀越都没有清醒认识，一般国民对于自己所处生活环境或是从事工作性质又能有多少理解。
　　为了令堀越的人物形象更为完美，《起风了》开篇也安排了一个为其工作性质开脱的场景。堀越在少年的梦中与意大利飞机设计师卡普罗尼相遇。刚巧这位设计师也是以设计战斗机闻名，两人共同得出的结论是：自己设计的战斗机不是战争用的武器，我们只是想设计出优秀的飞机。
　　堀越的人物性格，无疑揭示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国内经济贫弱不已的昭和年代，成功动员全国发动对多国战争的原因。其国民固有的敬业精神导致了一定的盲目性。因此如果上令出现问题，例如战时一旦军部或是思想偏颇的领导者掌握政权，日本国民的职人精神会导致其对工作性质的不判断。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样的性格可以理解为对上令具有绝对服从性。
　　虽然，宫崎骏的一贯立场是反战。但是，《起风了》没有将这一立场清楚地呈现出来。笔者认为，客观上大力赞扬这种纯粹主义的《起风了》，偶然（关于这一点有些国内媒体总是，习惯于以吉卜力“有意”安倍内阁执政期间上映一部“反战”动画的方式进行报道，笔者是不赞同的）在安倍掌权时段公映，也许会日本和亚洲的周边国家关系会起到某些负面作用。国内媒体流行的“反战”评价，多少变得滑稽了。
　　　《起风了》与《生死朗读》
　　笔者在这里想要援引另一部影片《生死朗读》（图）与《起风了》进行比较。
　　《生死朗读》[《生死朗读》以1995年本哈德·施林克所创作的小说《朗读者》为背景。故事讲述一名于1950年代的德国少年米夏尔和一名中年女子汉娜展开一段忘年恋，但汉娜不久不告而别。米夏尔后来成为年轻律师，再度见到汉娜时，她由于她在战争后期中担任一个集中营警卫时的行为成为一名因战争犯罪受审的被告。米夏尔知道汉娜不识字的秘密，这个秘密足以推翻对她的指控。而米夏尔似乎是出于对汉娜的尊重，最后也没有将这个秘密说出来。]以叙事人米夏尔?白格的视角记录了纳粹集中营女看守汉娜· 史密芝的个人史。若论汉娜的个人性格来说，无疑是善良的。因为米夏尔和汉娜的相遇便是在米夏尔染病倒在街边，汉娜不求回报的帮助开始的。这样的人性的善良是与堀越相通的。而汉娜却是集中营的看守，是军队的帮凶，这一点也与堀越的立场有着微妙的相似性。
　　唯一不同的是两部影片主人公的知识水平相差悬殊。这也导致了两部影片叙述立场的根本不同。汉娜是文盲，很多时候她的修养并不令人满意，这似乎也能解释汉娜对集中营看守这个职位的模糊认识，当她在狱中学习识字、阅读之后，她有了精神上的觉醒，懂得自己所犯罪行的沉重，所以会有托米夏尔将不多的遗产转交给犹太幸存者的情节。有一些观众认为，汉娜最后的自杀也与其觉醒有一定关联。所以，《生死朗读》是一部在立场上比较清醒和中立，充满人文主义气息的影片。
　　而《起风了》的主人公正如上文交代的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应该不存在影片叙述者对其盲目或是认识模糊的指责，相反是对其专心尽力的赞赏。这两部影片的相同之处或是不同之处，也许正隐含了战后德国和日本对战争产生不同反思的某些原因。
　　　近来吉卜力的“时代动画”
　　除了影片的立场有些不清不楚之外，就动画本身来说也存在着“硬伤”。《起风了》中未见吉卜力工作室所追求的动画之所以为动画的理想。“动画之所以为动画”是指，剧场动画之所以使用手绘动画完成，而不是用真人演员演绎的电影这一载体完成的原因。也就是剧场动画该有的独特性。这部过于现实主义的剧场动画，除了主人公堀越与飞机设计者卡普罗尼在梦境中相遇的情景，多少还带有一丝浪漫主义色彩，但是缺少想象力，梦境的表现平淡无奇。其他的现实场景描绘，笔者认为全部使用真人演绎也未尝不可。吉卜力的动画已经空留一贯的绘画风格，缺少与宫崎骏往日充满魔幻主义色彩想象力的有机配合。
　　概观影院中的观众层可能几乎有30％为60代的老年人，带着10岁以下的孙子、孙女来观影。这是因为这部影片各个细节描写，对昭和时代的时代特征把握十分到位，令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有了怀念往昔的机会。年轻人虽然保有一定上座率，但是有评价称无法与昭和时代的描绘产生共鸣。总之，从《来自虞美人之坡》[ 2011年上映。吉卜力继《侧耳倾听》之后的第二部少女漫画改编作品。作品描写了少女海和两名少年俊与史郎的故事，并且以少年少女们寻找少女失踪的父亲的经历引出了他们父辈们交往的故事。 背景时间则设定于1963年。以49年前的横滨为舞台。]到今年的《起风了》的影片风格来看，近年吉卜力工作室走的是一条怀旧路线。换句话说，近年吉卜力工作室卖的是“考据”本领和再现水准，并非创造力和想象力。关于这一点，宫崎骏解释是因为日本人口的老龄化，年轻人群数量的下降。《起风了》面对的观众不再是孩子，而是成人。
　　总体来说，《起风了》是一部高质量的动画影片，但是已难以在达到吉卜力昔日的巅峰水准了。目前日本媒体报道的超高票房收入，虽然有一定客观统计依据，但是其中的可信度也令人深思。影片光凭从脚本到导演全部由“宫崎骏”制作完成就能吸引一部分固定的忠实观众。另外由于日本国民的从众心理导致，如果没有看过成为话题的影片，多少会被周遭轻视，所以，“不管怎样，先把《起风了》看了！”
　　
　　PS：笔者是一名忠实的宫崎骏迷。面对《起风了》这部作品，笔者只愿将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考传达、分享，仅供国内朋友参考。
本文删减版发于《24格》9月号。

完全是凭借方文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听见下雨的声音》抱以强烈的期望，但看完片子之后，却只有笑而不语了。这年头，导演都快成“贬义词”了，叫您一声X导，你还真不一定敢当，方文山完全可以好好的玩一把青春纯爱小清新，诗美，词美，歌美，画面美，所有的美，却被柯有伦蹩脚的摇滚给毁了，再加上剧本的薄弱与陈词滥调的设定，电影不得不冠以失败二字；文山啊，等你拍好片，杰伦都出下下张专辑了，您玩儿文化那是数一数二，至于电影，呵呵。

柏林电影节的时候，《拉贝日记》男主角乌里希·图库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拉贝日记》为中国的二战遭遇说了句公道话，也许这部电影会触动一些日本观众。相较于说很多的希望、抱歉，这部电影更有致歉的诚意。”

一个国家的电影，比任何其他艺术媒体都更为直接地反映出这个民族的心态。而在战争片这个类型中，这一论点更是精辟。由于战争电影及与战争相关的电影一般都耗资巨大，因此它会比任何类型的电影都更加鲜明地表达出各种流行社会意识形态。

而对于所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来说，以何种态度和历史观去面对这个民族集体回忆上的巨大伤口，都是直接关系到影片成败的最关键所在。此种类型的影片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根本没有平庸的机会——要么被赞誉，要么被唾骂。

对于《拉贝日记》这部中德合拍的电影来说，我认为它会是一部能够被大多数中国观众认可的电影。虽然从严格的角度来说，《拉贝日记》应该算是一部德国电影，但它所涉及的“南京大屠杀”这个背景，也给它打上了不可抹去的中国烙印。这样一部从异族角度来观察和反思“南京大屠杀”的电影，能够在两个国家——而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分属不同阵营——都得到认可，它的态度和历史观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德国作为纳粹主义的发源地，战后对纳粹主义的反省和清算是极其彻底的，连起源于旧普鲁士军队的正步操都因为曾经被纳粹党卫军和德国纳粹军队所采用，而在战后被认为是纳粹德国的象征予以摒弃，法律禁止任何人做纳粹德国的正步走和行纳粹敬礼。而正是这种坚决而彻底的态度，为德国赢得了反思战争和历史的权利。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拉贝日记》的主人公约翰·拉贝先生，即使他曾经是一个纳粹党徒，即使他曾凭借身戴纳粹标志而保护了难民，这些历史细节的出现也不会让中国观众感到反感。因为这是一个有资格去面对历史的国家，而这部电影也可以摆脱历史的纠缠去直面一个关于人性的故事。

约翰·拉贝经常被媒体称为“中国的辛德勒”，我想二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当面对巨大的“不义”时，即使身为一个普通人，即使身为一个纳粹党徒，也能够有勇气站出来去维护内心的底线，并在这个过程中自身的人性逐渐得以升华，最后成为一个“义人”。这种人性中偶尔绽放的光辉，在一片黑暗中尤其显得珍贵，因此更值得我们去追逐。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我想这种黑暗中的一丝微弱光明，是能够超越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在内心深处引起共鸣的。

这一丝光明，不但是爱，而且是大爱。在一场巨大的民族灾难面前，伴随着时间推移，那种集体梦魇因为没有得到释放，所以并没有消散，一直在巨大的沉默中沉淀。70年后的我们，仍然能感受到那种巨大的沉默背后所积攒的怨念。面对在黑暗中追逐光明的举动，勇敢者会感慨光明的珍贵和自我救赎，怯懦者会哀叹人生的虚无和自我欺骗。但无论如何，那丝光明总是存在的，只看我们如何去选择。

在正常的表达下，战争电影的主题基本都是在努力升华和质询一个民族如何看待某一具体冲突（无论当代还是历史的），以及这一冲突如何随时间的推移对“集体梦魇、习俗或欲望”产生的沉淀作用。对于涉及“南京大屠杀”题材的中国电影来说，从已经拍摄过的那几部来看，都没有做到“正常的表达”，因此也就谈不上升华和质询。而这种遗憾是《拉贝日记》所无法弥补的，因为它虽然涉及到了“南京大屠杀”，但电影的主旨还是在讲述一个普通德国人如何在巨大的灾难面前发现人性，升华人性的故事。它虽然很好地完成了这个关于人性的故事，但它并没有能力和资格去升华和质询中国人的集体伤痛。这并不是电影技法的失误，也不是电影立场的失误，而是因为这样的一场巨大灾难和伤痛，虽然有人性的共同之处，但那种痛彻心扉的悲怆和发问，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完成。

《南京！南京！》也会在这个4月和《拉贝日记》同时上映，作为一部中国人自己拍摄的“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它将如何看待这段历史，将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