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故事？

文/忠诚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都知道，该电影剧本是导演武兆堤、编剧毛烽根据巴金的小说《团圆》改编的，小说和影片描述的是抗美援朝时期，1951年初入朝部队，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入朝部队前（1952年11月底前）志愿军战斗、生活以及“王芳”与哥哥在战场上相逢，与生父、养父“团圆”的故事。 1、 巴金在小说《团圆》中写明了故事发生在那个部队、虚构“王成”的牺牲时间

著名作家巴金，在小说《团圆》里，写到这么一个历史史实：（‘团圆’，原文一段摘录如下）: “ 这些日子，为了迎接国庆3周年，为了欢迎第二届祖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志愿军前线各个部队都在打胜仗，到处都能听见这样的说法“争取立功，迎接亲人”。 “去年年初（1951年年初）我来到朝鲜，做梦也想不到居然找着线索，当时我还在师里……”【王主任（王东）的原话】。

1951年年初我志愿军入朝部队有：第19兵团的63、64、65军（1951年2月入朝）；第3兵团的60、12、15军（1951年3月入朝）；第47军（1951年4月入朝）。无疑，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记述的是19兵团、3兵团和第47军志愿军战斗、生活的故事。 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简介】：1952年9月18日至 12月5日，以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胡厥文、李明灏、周钦岳等人为副总团长的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赴朝，这届慰问团的规模比上届更大，代表性也更为广泛。总团下属的9个分团，除第九分团留在国内慰问志愿军的伤病员外，其他8个分团到达朝鲜前线，进行了为期四十多天的慰问活动。

9月22日，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在天津宣布成立。代表团成员听取报告会、前线情况介绍等和入朝前的最后准备，还进行了防空和行军演习。时值10月1日国庆三周年，慰问团全体代表应邀参加了沈阳市的国庆观礼，总团及各分团长还和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政委员会主席高岗一起登上主席台。10月6日晚，各分团乘火车，于7日晨到达安东（今丹东），与志愿军三兵团派来迎接的队伍见了面，双方商定为防敌机空袭，决定8日凌晨3时出发渡过鸭绿江。11月下旬，在完成慰问任务后，慰问团人员先后离朝回国.。总团于11月30日在天津召开总结大会。分团于12月4日离开天津。

电影《英雄儿女》表述“王成”的牺牲时间及所有影片情节，也是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离开志愿军部队前（1952年11月底前）的故事，与巴金小说《团圆》是一致的。 综上，如果硬要找“王成”的原型，根据巴金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一是，虚构人物“王成”的牺牲时间应是在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到达志愿军部队之前（1952年11月底前）；二是，这个“王成”所在的部队应是志愿军第19兵团、第3兵团和第47军。 2、《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艺术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跟巴金小说中的“王成”有什么关系？ 巴金在小说《团圆》中，笔下的“王成”写其参加战斗及牺牲虽然很简洁，但却让人回味无穷：“这个团完成了上级给的任务，友军也终于赶到了。只是王成没有能回来，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 影片中，“王成呼叫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拉响爆破筒，与蜂拥而至的敌人同归于尽”。有人说：“《英雄儿女》中的"王成"艺术形象是如何创作出来的？跟巴金小说中的“王成”有什么关系？”

电影《英雄儿女》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前，便来上海拜见巴金（据有关报道，巴金曾向导演武兆堤和编剧毛烽介绍了他在朝鲜采访过的志愿军英雄的事迹），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毛烽和武兆堤在编导电影《英雄儿女》时，根据巴金小说《团圆》中“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的原型，突出了原著中“王成”的本来面目，参照了小说中赵连长、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集中了众多志愿军英雄们的事迹，塑造了影片中“王成”的高大形象。重塑的“王成”原型，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高喊“向我开炮”，二是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两个特点都没脱离巴金写的“…王成在山头勇敢地牺牲了”这一情节。电影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

有什么关系？在有的人看来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他是想否认巴金小说《团圆》中原始的“王成”，企图取而代之。我认为：这两个“王成”有着直接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没有巴金在朝鲜战场上的采访，就不会有《团圆》这篇小说的刊出;没有巴金小说《团圆》中原始的“王成”，就不会有电影《英雄儿女》中重塑的“王成”；只有小说《团圆》中，“王成…,他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了”这句话，才有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与敌人同归于尽；只有前者“勇敢”二字，才有后者“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为了胜利，向我开炮！”…。总之，没有巴金这句话，编导就不会把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在最后时刻，描述的英勇顽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这样高大。 3、她（他）们都是“王芳、王成”原型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的人几乎都在问：《团圆》是真的吗？现实生活中真有“王芳”和“王成”吗？解秀梅曾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军一名文工团员，她的经历与“王芳”十分相似，被人常常称之为“王芳”。在朝鲜战场上，她巾帼不让须眉，在前线血与火的战斗生活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佳话，毛泽东在接见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中，就有她。九十年代，她患重病的消息经新闻媒介披露后，总政治部《解放军生活》编辑部发起了“抢救‘王芳’行动”，《英雄儿女》中王芳的扮演者刘尚娴亲赴医院看望解秀梅，一时间“王芳”看望“王芳”成为佳话。如今，“王芳”解秀梅已离开了我们。关于“王芳”原型也有很多，如志愿军首长报道过的王纾、李幼鸾、王坚、张莹珊，更巧的是还有一位与电影“王芳”同名同姓并且是上海籍的志愿军女战士王芳。她们不但有“王芳”的形象，而且有的与巴金合过影，有的受过巴金采访…。由此，各部队都会有”王芳“式的人物。“王成”又是谁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全国各报刊相继刊出有关“王成”的消息，不妨我们先抄录几段：1991年6月，某报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是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一级人民英雄称号的王英。1993年8月，某报称：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的原型仍然健在，他就是一级人民英雄、原内长山要寒区某团副参谋长秦建彬。1994年1月，某报称：王成这一艺术形象，是根据南京军区某师名叫王万成的志愿军烈士塑造的，并说在该师资料室发现了王万成的照片。以上几位英雄应该都是“王成”原型，下面一位赵先有烈士是“王成”原型也名副其实。据有关报道，在抗美援朝期间巴金曾两次到朝鲜采访，这两次采访分别都到过志愿军65军。国庆3周年之际，正是巴金等作家、音乐家在志愿军65军采访之时。 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胜利后，召开了庆功大会，我国著名作家、音乐、画家巴金、王莘、胡可、徐光耀、黄谷柳、辛莽等参加了大会。会后到各团采访。

10月5日赵先有等烈士英勇牺牲传遍全军，在志愿军19兵团机关报《抗美前线》，所刊发的日红的文章“在步炮坦联合指挥所里”，报道了六七高地战斗实况。其中，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小通讯员刘顺武两位烈士在危急时刻，要求自己的炮兵“向我开炮”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事迹，也作了报道。

志愿军65军政治部主任陈亚夫（原赵先有烈士的师政委，1951年2月，随部队入朝），1953年专向巴金等作家介绍了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后巴同志到582团采访了团长兼政委张振川，了解英雄事迹，作家巴金后来特功6连采访过赵先有烈士的事迹，并与特功6连吃、住在一处20多天…。作家巴金在特功6连采访直至65军即将回国，巴金两次赴朝采访在我师住了很长时间，体验生活，巴金的小说《团圆》由此产生而奠定基础，小说《团圆》中写的“王芳演唱的赵连长的英雄事迹”和“通讯员小刘的英雄事迹”，以及“王成勇敢地在山头牺牲”，也是赵先有、刘顺武等烈士和一等功臣关景春的真实写照。巴金身边的工作人员陆正伟在《巴金与英雄儿女》中这样写的：“在朝鲜，他先后写下了《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英雄的故事》、《会见彭司令员》等文章。身在异国他乡的巴金，每次听到或看到打胜仗的消息就写信告诉萧珊，让她也分享自己的一份喜悦。他在不断地积累着创作素材，为将来能写好战争题材小说打下坚实的基础。给巴金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在志愿军某团六连所在部队生活的两个多月。1952年10月，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担任攻打“红山包”主攻任务。在连长、指导员先后负伤后，副指导员赵先友指挥全连坚守阵地，最后只剩下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两人了。赵先友用步话机向团长报告：敌人已冲上我军阵地，要求炮兵直接向自己阵地射击，并大声喊：“向我开炮！”阵地被夺回来了，但赵先友和刘顺武却壮烈牺牲了。战斗胜利后，巴金到六连所在团采访，团长张振川向巴金详细介绍了战斗经过和赵先友烈士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后非常感动。……1961年，巴金经过了七八年的沉淀，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团圆》。”原河北省军区原司令员张振川在《鏖战疆场》回忆录中说:“记得志愿军65军在保卫开城反击作战全面胜利后，作家巴金亲临朝鲜的开城前线，对我志愿军六十五军第五八二团进行采访。我作为五八二团团长兼政委向巴金介绍了我团三打‘红山包’战斗中同志们英勇顽强、前仆后继的战斗作风。特别提到了我团二营六连副指导员赵先有和他的战友们在坚守67高地战斗中所表现的临危不惧、视死如归，要求“向自己阵地开炮”，最后全部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巴金听完我的介绍，被赵先有等英雄不顾个人安危，主动呼唤炮火誓与阵地共存亡的英雄壮举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地说:‘你们团三打红山包，打得很漂亮。美国人武器强，我们的士气强。’最后，巴老根据赵先友等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悲壮事迹，萌发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著名的小说《团圆》这一千古绝唱。”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战斗到仅剩下赵先有这位多处受伤的指挥员，手下仅剩通信员刘顺武，面对蜂涌而来的敌人，赵先有命令刘顺武用步话机要求炮兵向自己阵地射击。最后，赵先有和刘顺武与穷凶极恶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五处负伤的副指导员赵先有已双目失明，通讯员刘顺武也多处负伤，刘顺武代替他的眼睛和腿，向他汇报敌情，连搀带背使他能运动。在情况万分危急时，赵先有用步话机向团指挥所报告:“团长，敌人上来啦!开炮打吧!” 当时，团指挥所内气氛紧张极啦，赵先有、刘顺武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的英雄气概，使团长张振川和其他首长的内心都受到了极大震撼。我们的同志还在阵地上，我怎能下令大炮射向自己的同志？”张振川将军在回忆录中还说：“故事影片《英雄儿女》曾使千百万中华儿女热血沸腾。特别是我们这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每次看这部电影都是含着一眶热泪！副指导员赵先有和小通讯员刘顺武的英雄行为让人感动，令人震撼！”上世纪90年代，北京军区某集团军为赵先有烈士立塑像，1991年巴金亲笔题字:“王成式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赵先友”。从这个题字看，巴金也认为，他笔下的“王成”的原型之一就是赵先有。部队还将赵先有烈士的遗体运送回国，与著名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等十位士，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一个墓区内。综上，从小说《团圆》和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情节，以及巴金、毛峰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成、王芳”都是虚构的艺术人物，是众多英雄的集合体，并非特指那一个具体人。各媒体相继所介绍的“王成”原型，有的可能和“王成”的事迹相似；有的可能在朝鲜战场上被巴金采访过，成为他写小说《团圆》的素材；有的则可能“脸像王成”；有的可能“嘴”像。总之，“王成”是众多英雄的高度概括。所以具有“王成”形象之一的所有志愿军战士，既是“王成”原型也是“王成式的战斗英雄”。一句话这《英雄赞歌》唱的是众多志愿军英雄的歌，而不是唱的几个人的歌。我们大家都会这样认为：在那样艰苦的年代，我们与敌人的武器装备相差又是那样的悬殊，而我们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是毛泽东思想，靠的就是“王成”那种精神。因此，在那场让人难以忘怀的战争中，有几个志愿军战士不是“王成”呢？“王成”的原型究竟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通过宣扬“王成”，记住了无数个英雄，缅怀英雄的业绩，发扬英雄的传统，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出现更多“王成”式的战斗英雄。

提要：格里菲斯对于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近来愈为研究者所重视。本文从报纸杂志广泛搜索历史资料，追溯到1920年代上半期的历史语境，认为对于“萌芽时代”的中国电影，格里菲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于他的影片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中国人真正接受了电影，并视之为教育工具。格里菲斯不仅被当作电影艺术的楷模，也是为新兴的电影话语所打造的偶像，与好莱坞文化一起，被融汇到中国自身的社会改良方案中。本文揭示了《赖婚》、《重见光明》等影片的成功，在启动电影广告、报纸影评等方面产生了历史性效应。在流通与诠解中，格里菲斯像一个炫目的影像舞台，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交织着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潮流，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的中介作用，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

　　关键词：格里菲斯 中国电影影响研究 形象中介

　　一、格里菲斯的历史与记忆

　　在1920 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影坛，格里菲斯(David Wark Griffith，1875—1948)可说是光焰万丈。报纸常用“万人空巷，风靡一时”来形容其影片上映的盛况，甚至说“皆以竞映葛雷非斯之影片为荣耀”，明明是广告的夸张，却造就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曾几何时，像在好莱坞一样，他的名字在中国也沉入遗忘之河，成为历史往迹。正如安德森对于新旧大陆的地名研究所示，集体记忆与民族“想象共同体”相纠缠，或如福柯所说印刷物中历史记录的“见与不见”，受到社会权力机制的操纵。在20世纪中国，有关格里菲斯的集体记忆历经沧桑，与“革命”的意识形态相颠簸。在60年代的正统电影史中，他的名字是同美国影响一起被铲除的。陈立(1910—1988)于1971 年出版了《电影》(Dianying Electric Shadow)一书，被英语世界视作有关中国电影史的经典之作，但他对于格氏在中国的情况不甚了了，提到那部善意表现华人的影片《残花泪》(Broken Blossoms)时，不无困惑地说他不清楚该片是否在中国放映过。(1)

　　1993年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教授发表《情节剧再现与中国“五四”电影传统》一文，论述好莱坞与“五四”的密切关系，已是打破禁忌之作，石破天惊地提出20年代“鸳鸯蝴蝶派”的电影比“五四”文学要“现代”得多。(2) 该文提及格里菲斯在当时中国的盛况，当然对于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情节剧”(melodrama)，格氏也是主要打造者。在1996年郦苏元、胡菊彬的《中国无声电影》一书中，这一盛况得到了更为肯定的反映。(3) 特别近数年来，随着早期电影记忆不断出土，对于格氏愈加重视，资料挖掘也越趋细致，但不无遗憾的是，一般所依据的材料不外乎郑君里1936年《现代中国电影史略》中的一段话。(4)其中对于格里菲斯在华上映的影片开列了一份可观而不全的清单，主要问题是说《赖婚》(Way Down East)在1924年春到中国，则弄错了时间。事实上是在1922年5月先在上海献映，后至天津和北京。虽然只差两年，但格里菲斯在中国走红，恰恰是在这两年。根据《申报》的电影广告，自1922至1924年间在上海各影院共上映了10部格氏影片，其中最突出的是《赖婚》，前后映过5次;《重见光明》(TheBirth of a Nation)、《欧战风流史》(The Girl Who Stayed atHome)、《乱世孤雏》(Orphans of the Storm)、《孝女沉舟》(The Love Flower)各演过两次;《党同伐异》(Intolerance)是旧片重映;《最大之问题》(The Greatest Question)和《恐怖的一夜》(An Exciting Night)各演了三四天;而《残花泪》只映了3 天就被因故腰斩了。(5)

　　如郑君里所说，中国“爱情片”受格里菲斯的影响，这并无疑问，但我觉得格氏对于中国早期电影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1923年6 月《申报》首次刊出格里菲斯的照片，介绍他“为现今美国电影界最著名之导演家，亦发迹利用电影之鼻祖。当葛雷非斯研究活动电影时，公众以影戏为一种殿末之际余兴，以是屡排在杂玩歌剧之后”。(6) 这一看法至今不变。电影史家对于格氏的作品见仁见智，但对于他使电影从“余兴”转变为“艺术”这一点上，众口一词。其实电影观念在中国也有这一“转变”过程，格里菲斯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20 年代初中国电影工业兴起及在实践中形成“导演制”，这跟观念上一致认识到电影是一门综合艺术密不可分;而在新兴的电影批评中，格氏的作品成为衡量电影艺术的标尺。再回过去看1910年代，当西式电影院取代了茶园与“五分钱影院”，电影进入了一种新的文化语境;一次大战之后好莱坞迅速占据垄断地位，中国电影市场也目睹了西方早期电影的发展，从滑稽短片、侦探连续片到长故事片，也终于带来了格里菲斯崭新的电影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人在黑暗中摸索电影，等于瞎子摸象，其经历可谓艰苦卓绝。

　　对于格里菲斯与中国早期电影的关系，本文不局限于“影响”或“接受”的层面，而在一个更为广阔复杂的历史语境里讨论其意义。所谓“语境”意味着回到历史，但归根到底免不了一种记忆的“重构”，对于早期电影史来说，不得不偏重史料的发掘和细读，但另一方面影像离不开文字，也离不开书写传统，或许正是无声电影的主要特征。于是因文生象，缘影求文，本文从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角度来看格里菲斯及其影片，或许能为早期电影史研究提供某种参考。

　　二、回顾1910 年代：周瘦鹃的《影戏话》

　　《申报?自由谈》自1919 年6 月起连载周瘦鹃(1894— 1968)的《影戏话》，至次年1 月刊出14 篇，大约是中国人最早谈论西方电影的文献，其独特的“文人”视角，不仅见证而且积极回应了世界电影那个从“余兴”到“艺术”的转变过程。约1914 年起周瘦鹃便经常光顾维多利亚(Victorian Theater)、奥林匹克(Olympic Theater)、爱普庐(Apollo Theater)等外商开办的影戏院，不仅嗜影成迷，还不断将自己喜好的影片写成“影戏小说”，在《礼拜六》、《游戏世界》等杂志上发表。《影戏话》历述他所看过的影片，按照侦探、滑稽、言情等类型逐一道来。作为以“哀情”小说成名的“礼拜六”作家，周氏最欣赏具有文学性的影片，对于那些以机关布景取胜或专搞笑噱的影片不以为然，且对于影戏院成为青年男女“情欲之夜市”也抱有顾虑，但他持开放态度，充分评估了那类影片的娱乐性。

　　经过数年的观察，他看到了世界上电影发展的趋势，于是加以鼓吹。《影戏话》一开头说：

　　影戏西名曰Cinematograph，欧美诸邦，盛行于十九世纪，至今日而益发达。凡通都大邑，无不广设影戏院，千余所至数十所不等。盖开通民智，不仅在小说，而影戏实一主要之锁钥也。(7)

　　既提倡电影的教育功能，就自然产生发展本土电影的要求，相比之下，周氏感慨地说：“开通如上海，亦未尝见一中国人之影戏片与中国人之影戏院，……欲求民智之开豁，不亦难乎，吾观于欧美影戏之发达,不禁感慨系之。”(8)

　　将近1919年底，周瘦鹃在维多利亚影院看了格里菲斯的《世界之心》(Hearts of the World)和《党同伐异》(他译作《难堪》)，欣喜不已，连续三篇《影戏话》都谈格里菲斯，崇敬之情溢于言表。说《世界之心》：“情节布景，并叹观止。因深佩美国人魄力之伟，思想之高，即此一片已足窥见其国中文化美术之发达矣。”(9)又特别介绍了《党同伐异》的内容及其谴责政治与文化暴力的主题，热情称颂格氏的创作动机，即出乎对于人类的历史与命运的普世关怀。这么强调“思想之高”，对于他自己半年前提出的以电影“开通民智”的主张，无疑是一种有力的申述。此时格里菲斯使他惊喜，满足了他对电影的期待。周氏又特意指出：“其所制片，妙在有一宗旨，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不若侦探长片之以情节炫人，有非如却伯林、罗克之专以博人笑噱也。”虽然他非常赞赏卓别林和罗克，也专门介绍过他们，但在格里菲斯面前不惜把他们比下去，却表达了他对电影的新认识：电影不仅是娱乐，在表现思想方面具有潜力。

　　周氏进一步介绍说：“格氏杰作凡三：一曰《难堪》，一曰《世界之心》，一曰《国之产生》。其在各国影戏界中，已占最高位置。”又加以形容：“美国格立司氏，为影戏界制片健将，他人均不之及，如神狮登高长啸，百兽皆为折伏。”(10) 如此高度赞赏格里菲斯，固然转达了来自世界影坛的信息，也是基于他个人这些年的观影经验。他对格氏的“宗旨”的解说，所谓“期以极深刻之印象，镌入人心”，尽管笼统，却抓住了格氏影片生动刻画人物心理的特质，当然也蕴含着对于电影是一种“艺术”的认识，事实上是跟格氏的一系列电影技术的创新分不开的。

　　1910年代中期西式电影院不断增长，原先放映电影的茶园也随之消失。淘汰过程中有官方的干预，如1909年12月《申报》有一幅“禁止影戏”的图画，老城区内某茶肆开演影戏，因“男女混杂”，“大伤风化”等原因，遭到当局禁止。(11)另外《申报》在1912 年4 月刊有王钝根《影戏园》的短文，把影戏院描写成秽气刺鼻，万声嘈杂，混乱不堪。等他看完影戏跑出来，“回忆所遭，不啻游地狱归也。”(12)实际上文中讲的“污泥沟之西”的那个“破屋数椽”的“影戏园”，实即是称作“幻仙”的“五分钱影院”。从王氏所表达的厌恶之情来看，这类早期影戏院作为“余兴”的观念走到了尽头。

　　一次大战前后，上海已经成为世界电影的倾销地，西式影院居主流，这对于本土电影制作造成的冲击，其程度超出一般想象。电影史家十分重视1913年张石川、郑正秋与亚细亚公司合作拍摄的《难夫难妻》，认为获得成功，并对于此后张、郑分手猜测纷纭，成了一个谜。确实作为故事片，在类型上在当时盛行喜剧短片、侦探系列片的影坛已属领先，在中国电影史上应有其位置。但揆之实际，正如《难夫难妻》的广告强调它是“改良新剧”之一，严格地说差不多是舞台纪录片，首映于新新舞台，作为余兴节目来放映。我们不知道亚细亚是否同维多利亚等影戏院接洽过，如果有的话，结果应当是否定的。从那时英文报纸所登的电影广告来看，1914年间所放映的影片，除了其他类型之外，如《三剑客》、《安东尼与克莱欧佩特拉》、《旁贝城的末日》等长故事片已经出现。尤其像表现拿破仑英雄传奇的How Heroes Are Made, 是一部法国大片。广告这么写道：“该片全长五卷八百尺，煌煌巨制，展现拿破仑赫赫战功，由欧洲最佳技师在阳光灿烂之意大利摄制而成。”(13)周瘦鹃看了之后，激动不已，即把它转译成“影戏小说”，题为《何等英雄》，发表于《游戏杂志》。

　　如果说难以打进主流的西式影戏院的话，显然是技术上不过关。(14)周瘦鹃的《影戏话》老实不客气地道及这一点：“五年前，海上有亚细亚影戏公司者，鸠集新剧人员，映演《黑籍冤魂》，及短篇趣剧多种，剧中妇女，仍以旦角乔装为之，装模作样，丑态百出，情节布景，亦无足观，不一年而消灭，持较百代、林发诸大公司之影片，正如小巫之见大巫耳。”(15) 《黑籍冤魂》由张石川导演，出品于1916年，拍摄方法与《难夫难妻》差不多。周氏这样的评论有点势利眼，却反映了他的先进视野，在当时难为可贵。

　　在此后的五六年里，直至1921年《阎瑞生》、《红粉骷髅》及《海誓》三部长片的问世，中国电影处于沉默状态，那些先驱者包括郑正秋(1888—1935)、但杜宇(1897—1972)、管海峰等，逐渐认识到电影是一种复杂的体系，只能无师自通，通过观看外国电影来“偷”学门道，而世界电影的突飞猛进，更使人眼花缭乱，其探索之途也显得更为艰难。此时无论在理论或实践方面，传统的“影戏”观本身、新剧与电影之间都经历着交锋、互动与融合。

　　《影戏话》中还有一些材料可照亮这一时段的某些盲点，本文难以细述。在他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已经蕴含着电影从余兴到艺术的认识。尽管出自一种文人的视角，代表了那些先驱者的认识。作为一个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影坛的不算太晚的回馈，《影戏话》的可贵之处在于那种世界视野，成为本土电影发展的动力。事实上在20年代初本土电影出现时，周氏热心为之推介，在他主持的《申报》副刊及在《半月》杂志上开辟“影戏场”专栏，在推动早期电影批评方面，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

　　三、商业与政治：格里菲斯与广告战

　　1922 年5 月20 日《赖婚》的广告出现在《申报》第一版上，从此开始了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好运。电影广告已有了七八年历史，从来和戏剧广告挤在一起。《阎瑞生》首映时，做的广告算得上风光，但绝不能跟这回相比。(16)片商似乎看准了格里菲斯的中国市场，在广告上不惜工本，富于挑战的是出自中国人经营的上海大戏院。广告冠之以：“空前绝后世界第一佳片”，更详加介绍该影片原为文学名著，其歌剧在美国屡演不衰，接着说：

　　至一九二十年世界著名制造电影剧大王葛莱福氏特编为影戏，用广流传。其摄演时间费十足月之功夫，用费达美金八十万有奇，片长一万二千尺，分作十一大本，工程之大，实为影戏界之创闻。片成第一次演于纽约第四十四马路大戏院，名流闺淑，争往参观。普通座位每位售至美金十元，而观者均叹观止，且连演十四月之久，无夕不满其座。后英法各大城市各戏院相继映演，每演有万人空巷之慨。世界影片之受人欢迎者，当以此为最。……

　　这段广告六百余字，从悲剧情节、拍摄优美一直到“弱女子”(尚未提丽琳?甘熙[丽莲?吉许]之名)超绝之表演，美轮美奂，无以复加。所谓“空前绝后”在英语里相当于sensational，或thrill之类的词语，常出现在外商影戏院的广告里。上海大戏院的业主为粤商曾焕堂，此人非等闲之辈。1917年5月上海大戏院开张时，在英文报纸上登的广告规格和花样也前所未有，后来维多利亚、爱普庐等影院也纷纷仿效。

　　外商不甘示弱，到次年卡尔登影戏院落成，号称设备是世界一流。到六月公映了《重见光明》，这是一部老片子，但公认其对于电影艺术贡献甚巨。卡尔登也大打广告战，在中西各报都做了预告。在《申报》虽然没有登头版，但也占整个影戏版三分之一强，破费应当不小。它看上去大气得多，不像《赖婚》的广告文字，排得密密麻麻的读来费劲。右上角有一幅图，是三K党战马高昂，标题是“惊天动地之美国历史影片”。说明文字也有数百字，字体大小不等。特别用粗体标出：“演员：一万八千人;战马：三千匹;布景：五千幕。”

　　相对于《赖婚》的爱情片类型，《重见光明》的广告以“历史”作号召，声势浩大，更用好莱坞做大旗，显出外商的强势地位。粗体字还说卡尔登与美国数家电影公司签了合同，凡那些公司“所出之名贵影片，皆由本院独家开映”。还列了一串大牌导演明星的名字：格里菲斯、卓别林(Charles Chaplin, 1889—1977)、陶葛拉斯?范朋(道格拉斯?范朋克，1883—1939)及其妻子曼丽?毕克福(玛丽?璧克馥, 1892—1979)，在曼丽的名字之后打了一个括号，特地写上“美国电影界最富最美丽之女伶”。这个名单里当然少不了由于《赖婚》而一夜成名的丽琳?甘熙。

　　《赖婚》和《重见光明》都引起轰动，票房十分成功。这场广告战对于本土和好莱坞之间的竞争模式来说颇具寓言性。从当时实际来说，自三部中国长片出世之后，影情高涨。电影广告破天荒上了头版，意味着电影在中国登堂入室，身份一下子尊贵起来。事实上中国电影在此后这两三年里也卯足了劲，乘势进取，一日千里。新的电影公司，新的影片，新的影院，如雨后春笋，形成与好莱坞之间的竞争与消费模式。在半殖民上海政治上处于弱势的条件下，本土电影一方面遵守游戏规则，公平竞争，另一方面利用本土资源，竭力开拓空间，至1924年底《孤儿救祖记》问世，开创了中国电影的“初盛景观”。(17)

　　本土电影迅速进入竞争体制，像好莱坞一样，明星等电影公司都有出租业务，而成功的标志之一是纷纷进入外商影院。1925年初《电影杂志》的一位作者欣喜地说：“年纪老大而无大进步之商务书馆影片部之《松柏缘》，及长城公司之处女作《弃妇》，居然能得各大戏院之赏识，先后开映于卡尔登及维多利亚，外国戏院开映中国影片，以兹为盛。是亦自制之影片之进步有以致之，亟可喜也。”(18)但有的不以此为然，犀利地说：“国人托庇于租界，仰鼻息于外人管理之下，内心已有所愧，若犹引以为荣，求外人一言之助，真不知自处于何等地位也。”(19) 其实两位作者都出自爱国立场，只是观察角度不同。对于本土片来说，进入大戏院不仅体面，还因为票价高，分润也多。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明星公司拍摄的《孤儿救祖记》，正因为连映于各影院，包括爱普庐、恩派亚、卡德等外商影院，获得巨大的资金增值。对于郑正秋等人来说，这是打破好莱坞垄断、收回“利权”的问题。在1925年元旦，乘《孤儿救祖记》大获成功之际，明星公司在《申报》的贺岁广告中堂皇宣言：

　　年来美国电影几将光被全球，回顾我国，未免暗淡无华。同人不敏，爰创明星，经之营之，瞬将两载，“编”、“演”、“摄”、“洗”、“印”、“接”、“写”、“剪”，已能全不假手于外人。而《孤儿救祖记》一片，竟承“江苏省教育会”特予表扬，又承各报，奖誉有加，开演以来，评无虚日，虽本公司之荣，亦中国电影界之好现象也。惟同人未敢一得自封，发扬我国艺术，挽回我国利权，此责此志，愿与同业共勉之。

　　胡菊彬在《影像国族》(Projecting a Nation)一书中把1920 年代称作中国电影的“商业民族主义”时期，(20)颇能概括当时的特征。的确像明星自称电影制作的“独立”性，对于民族电影来说固然至关重要，但所谓“全不假手于外人”，也不无反讽的意味。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本土电影不免文化杂交的特质。如Andrew Higson在一篇讨论“民族电影”概念的文章中指出，在欧洲各国好莱坞已渗透到大众想象与民族文化中，因此在声称“民族电影“时，应注意到其定义的具体内涵。(21)尤其在20年代初中国电影起步时出现追求“欧化”的倾向，甚至像《电影杂志》的主编李怀麟认为，电复印件来就来自欧美，因此“当然要让为欧美，我国不过是步武后尘，处模仿者的地位罢了。”(22)最明显的莫过于一连几部片子，包括《孤儿救祖记》在内，都“模仿”《赖婚》中台维追爱娜的情节。

　　某种意义上中国电影“民族主义”源起于这时期的“商业”广告，诉诸文字的魔力。如上面用引号特意标出的“编”、“演”、“摄”等八个字，极有表现力。每个字代表一个独立的制作部门，意味着本土电影从观念到实践的成熟。当本土电影兴起时，好莱坞文化也翩然而至，迅速成为都市的日常消费。在报纸和杂志上，对于好莱坞所发生的一切都津津乐道，包括介绍如何花样百出地做电影广告。然而中国人青出于蓝，在电影广告中大打爱国牌，不消说中国人开的影院，如1923 年3 月14日的《申报》电影版上，几乎用半版篇幅大字标出：“华商沪江影戏院”，映演《新南京》等国片。更有意思的是那些外商影院，如1923 年1 月31日属雷玛斯的新爱伦影戏院，在开映商务印书馆的《孝妇羹》时，广告特意标出：“破天荒”、“中国自制影片”。在上映中国影片时，也以国片作为招徕。

　　外商这么做，当然是商业手段。在上海影院中，新海伦档次较低，像这样的广告诉诸本土观众的爱国之情，其中却蕴含着一种基本的电影批评和消费模式，在当时已经形成，那就是一般电影观众一边热衷于西片，一边对国片充满期待，尽管说比不上西片，但总会说在中国电影的“萌芽时代”，能拍到这样已经不错。正如《申报》上有人写道：“观客心理，皆受‘中国自制片’之吸引，颇表欢迎，不愿下苛烈之批评，以阻制片者之兴味，使幼稚之中国影片，复堕于沦落之地也。”(23) 也有人说像商务拍摄的“初期的作品”，“如果没有‘自制品’三个字，恐怕一定是无人光顾”。(24 )

　　在这样竞争与消费的吊诡模式中，中国电影的最大焦虑、最成功之处，在于能保持观众对国片的期待，而首要条件是提高电影的地位，使之成为都市文化的中心，使观众不断扩大，也只有这样本土电影才有生机，连那些《难夫难妻》、《红粉骷髅》等影片都可以从库里请出来，在各影院轮流放映，实现资本的回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正需要一个有关电影自身的寓言，于是格里菲斯应运而至，而中国电影瓜熟蒂落，反过来借了格氏的东风。

　　四、格里菲斯与电影公共话语

　　1922—1924年，电影为印刷资本主义启动了新的活塞，一时间报纸专栏和杂志，包括专业性质的如《影戏杂志》、《电影杂志》等纷纷见世，还有大量的消闲刊物如《游戏杂志》、《礼拜六》等，它们早就在鼓吹电影。这些报纸杂志为不同的读者开辟了不同的公共空间，但在很大程度上互通声气，形成了电影话语，而格里菲斯是共同打造的奇观，犹如一个话语坐标的中枢，其纵横脉络错综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又交织着种族与性别、影像与文学等议题。

　　《申报》的电影版面尽管相当有限，但在这两三年里，由于电影突然变成时尚，却出色担任了启蒙的任务，迫不及待地要给中国人补课。除了配合影院做宣传之外，主要是介绍好莱坞的电影文化，连载《美国电影新讯》、《影戏事业之述评》、《影戏发明史》等，甚至对于《影戏与犯法》、《影戏界天才与技能》之类的论文也加以介绍。更大量的是有关好莱坞导演、演员的生平履历，配上他她们的照片，从艺术特色到奇闻轶事，从个人品格到服饰、化装、旅游的癖好。这无疑在构筑好莱坞的神话，使之成为都市梦想的一部分。

　　格里菲斯的影片在上海映演的数量之多，其声誉之隆，好莱坞中无人可比。但他的名字并非绝对卖座，如他的后期作品《恐怖的一夜》只上映了3天，也没有评论，简直毫无反响。的确，格氏在中国所引起的迷狂，多半与《赖婚》连在一起。这期间在《申报》的电影栏中，关于格里菲斯的介绍，配有照片的，前后有两次，当然另有他的电影理论等。而有关女主角丽琳?甘熙(Lillian Gish, 1893-1993)的照片前后出现5次，连男主角李嘉?白率尔姆斯(Richard Barthelmess, 1895-1963)也有4次之多。

　　格里菲斯的中国传奇，固然是他本人在好莱坞的激烈竞争中胜出，另一方面——从消费角度看——也是过剩，即在格氏身上生产精神上的剩余价值。在中国场景里，他甚至被称作“圣”者，头上平添一轮光环，虽然与他一同胜出的是甘熙和白率尔姆斯。在这三位一体中，他的光芒不免为身旁的甘熙所掩盖。

　　称格里菲斯为“圣”者的是程步高(1906 —1966)。他的《葛礼斐斯成功史》连载于1924年的《电影杂志》上，开场白说：

　　葛礼斐斯有世界第一电影导演家的尊称，而在导演界中，又为老前辈，堪与之敌者，只有今日的名导演殷葛兰姆氏(Rex Ingram)。而在电影史上，又是一位重要人物。盖因格氏出世，电影渐由幼稚时代而入于成人时代，竟进而为美国的第五种大实业，又进而为世人的普遍嗜好，更进而为高深的艺术，想发明者爱迭生氏，亦所不料。自《赖婚》一片到上海后，格氏之名遂大嘈于沪滨，而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25)

　　文中提到格氏的竞争对手殷葛兰姆，饶有兴味。在好莱坞导演中，殷氏也是一把好手，专拍历史加恋爱的巨资大片，他的《卢宫秘史》、《儿女英雄》等片先后在上海放映，好评如潮。然而在格氏面前终逊一筹，以至《电影杂志》为他做了一次专评，抱歉地说因为“偏爱”格里菲斯而冷落了他。但中国的影评家也自有理由，有的认为凡能在殷氏影片中找到的，在格氏那里应有尽有，但格氏的风格更为明快紧凑，更使人回肠荡气。这或许跟格氏擅长表现善恶分明的主题有关，在思想性方面更能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

　　《葛礼斐斯成功史》细述了传主的思想和艺术，但超出了电影之外，读上去像一部“成长小说”。文中叙述格氏如何起于微末，追求理想百折不挠，在艺术上不断创新，天才洋溢，也奖掖后进，循循善诱。这跟当时宣扬好莱坞文化的目的一样，不仅要树立电影的崇高地位，更在于传播普世的价值，有益于社会改良和青年的成长。

　　正如程步高所说，“其导演的手腕，遂为大多数所崇拜”，这一时期在理论方面，电影是一种高尚而复杂的艺术，已经成为共识。对于什么是电影，几乎人人都有一套见解，即使没有提及格里菲斯，凡谈到先进的摄影技术或表现技巧时，也有他的影子在。的确，在与好莱坞之间强弱悬殊的竞争条件下，中国人表现了一种艺术的热诚。如1925 年《影戏世界》的《发刊词》所表达的，影戏是“世界语言”，并宣称一种含有人类“大同”理想的“世界主义”。格里菲斯的持续影响，从田汉(1898—1968)在1926年的演讲可见一斑。他说：“近来影戏的大进步，就是格里菲斯的发明，用文学的方法或手腕，来制电影。”他更举例讲解了“特写”、“淡入淡出”等五种手法。(26)这个例子或许印证了美国学者汉森(Miriam Hansen)所说的“白话现代主义”，意谓好莱坞的经典叙事通用于全球，给上海无声电影带来了解放的动力。值得赞赏的是她强调在“白话现代主义”接受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感知”或“集体感官机制”的层面，(27)这或许是我们早期电影研究中需要加强的环节。但我觉得如果深入探究具体的“感知”方式，可发现这种“白话现代主义”常常是变形的，甚或是个幻象。

　　用“白话”来翻译vernacular一词就是一种问题多多的变形，对“白话”不妨作一种误读的话，我们会有趣地发现，在1920年代的上海对于格里菲斯的接受中，“文言”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传统经典扮演了生动的角色。像田汉那样的“五四”作家，在解释格氏的“两面的描写”即类似“蒙太奇”手法时，把《红楼梦》里一边是黛玉焚稿，另一边是宝玉成婚的描写用来作例子。另一个相似的例子是《申报》上《赖婚》的广告：“看此剧如看中国小说红楼梦，越看越有味。”这出现在影片上映的最后两天，片商似乎找到一种更能吸引观众的修辞，很可能来自观众的反馈。在这里“如看”是一种暗示，并非把《赖婚》比作《红楼梦》。事实上在对格里菲斯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首先经过感知层面的一番融化，并通过翻译的表述，而文字、文学乃至文化的刻印处处在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格里菲斯不至于面目全非，却会附带一些别的东西，其实无非是“中国制造”的印记。20年代的影坛几乎是“鸳蝴派”的天下，单看影片译名就可见文言的势力，也透露出该派的文化趣味与意向。如The Love Flower(爱之花)被译成《孝女沉舟》，爱的信物被转换成一曲家庭伦理的颂歌。另如TheGirl Who Stayed at Home，直译为《居家的姑娘》，然而被译为《欧战风流史》。历史加恋爱是一种吸引观众的配方，因为前面已映过《赖婚》和《重见光明》，现在通过片名把格氏类型化，借以包装观众的记忆。这部片子在北京映演时，则译成《闺里月》，更有京派特色，出自唐诗“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沈佺期)，隐隐以战乱的背景作衬托，其中未始没有现实的关照。

　　《申报》上最早的影评也跟格里菲斯大有关系，卡尔登影戏院在放映《重见光明》时，玩了个花样，即征求观众的影评，结果第一名评论在报上刊出。写影评一般通过回忆，当诉诸文字时，如果出现误读的话，就引起感知系统如何运作的问题。这种普通观众的评论属于一种公共论坛，也成为报纸与影院之间不同空间的纽带。于是会令人联想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到“国族想象”一词，究其根源与安德森的论述“想象共同体”一书有关。安德森认为民族主义深植于地域、语言与历史记忆之中，而现代报纸和小说的流行，更促进了对于国体的想象建构。(28)我觉得好奇的是，“想象共同体”是否能和电影分开?即如20年代初的上海，电影成为文化现代性的重要标帜，在与好莱坞的竞争中以“挽回利权”为号召，发展本土电影的集体诉求与新的国族想象连结在一起。在影院与报纸的不同的公共空间怎样互通有无?在上海的半殖民的特殊环境里，电影所引起的国族想象又怎样卷入五放杂处的复杂性?格里菲斯的影片提供了生动的例子。

　　这篇得奖评论说：“最后结局，朋恩与爱理斯，菲力与茂兰，皆成眷属，作者颂之曰：Peace and union, one andinseparable, now and forever.”意谓‘南北本一家，合众共和寿绵绵。’观之吾国南北二局，骚扰终年，和议无成，不知何年何日有‘重见光明’之一日耳。”(29)在这里“重见光明”被巧妙挪用，发生在新大陆的历史被搬到中国的场景，虽然渴望中的“光明”是将来时态。这种由观看电影而产生的“想象共同体”，在感知的层面上展开，极其生动。另外是那句英语句子引自影片结束时的字幕解说，原文开始是Freedom，是“自由”之意，但作者把它写成Peace，由是在翻译中“自由”就没有了。应当说作者的记忆有误，在文字表述时被那种南北统一的强烈愿望所主宰，才造成误读。

　　一般认为《重见光明》由于歌颂三K 党，有种族歧视的缺陷，由此格氏备遭批评。然而中国观众爱国心切，对这一点更是误读，并没有理会影片中对黑人的歧视表现，看到南北战争所引起的联想是当时的民国军阀割据以及中国要受外国列强“共管”的威胁，因此看到白人组织三K党振臂一呼，大为振奋。如另一篇影评说：“黑人之凌虐白人，无以复加，但白人蓄意报复，暗养精锐，遂组织三K党，党员达数千人，于是力斥黑兵，风声所至，民气大震，乃恢复国有之自由，观乎吾国，外侮频仍，共管之说，日有所闻，而吾国国民尚如酣梦未醒，故此片可作当头棒喝。”(3 0 )

　　卡尔登在《重见光明》之前，就已经放映过格里菲斯的《残花泪》一片，也涉及种族问题。《残花泪》讲一个中国青年与美国少女之间的恋爱故事，其中的英国人却野蛮不堪。少女被其父虐待致死，中国少年遂开枪打死其父。在当时美国电影中，中国人通常被描绘成裹小脚、抽鸦片，龌龊邋遢，丑陋不堪，一向引起中国观众的愤怒。格氏在1919年摄制此片时，已经吸取了教训，塑造了一个正直、富于同情心的中国人。报纸上《残花泪》的广告说片中的“中国人，性极仁慈”，借此作为卖点。《申报》也刊出一篇短评，最后议论道：“尝见外洋舶来之影片，凡描演我国人民处，泰半排在盗薮恶党之列，而此《残花泪》一片，独能演出高尚纯洁之恋爱，诚不胜荣幸之事耳。”(31) 那时的影评还不署名，但这种本土观众的意见，不仅对于格里菲斯在中国的形象大有帮助，而片中扮演中国少年的男演员白率尔姆斯也深得中国观众的欢心。

　　《残花泪》预定连映一星期，然而到第4天广告宣布停演，只是说：“昨据该院办事员云，现因特别原因，故不再续演。”所谓“特别原因”，据后来透露，是因为片中描绘的英国人穷凶极恶，上海的工部局禁演。后来运到香港，也为香港当局禁止放映。(32) 这大约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官方检查而删除的例子。其实片中中国少年与美国少女之间“高尚纯洁之恋爱”，照学者Gina Marchetti的研究,(33)在深层心理上正表现了“黄人”与白人之间的性关系方面的禁忌，格里菲斯当然也不敢逾越。但对2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看到的虽是表面也已经得到极大的满足。

　　数月之后，《申报》刊出芮恺之一文，使我们知道《残花泪》在第一天开映时，他看到中国少年开枪打死那个恶父时，处于强烈的民族情绪，感到痛快，觉得“大可为吾国扬眉”。又说到在当天夜场放映时，这一幕被剪去，情节因此不连贯，使观众莫名其妙。到第4 天就停止放映了。“据闻系外人干涉，因其中所描写恶父为英人，盖玷辱国体，凡为国民者，皆欲加以攻击，此亦与吾国人有同样之心也。但愿以后映演关于华人之影片，能表同样之厌恶心，不复加以讪笑，则幸甚矣。”(3 4 ) 这段话很有意思，放映中止大约是由于英国观众看了觉得“玷辱国体”，他说爱国心人皆有之，只是希望以己度人，尊重别的民族，不要在电影里丑化华人。

　　总之，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起，格里菲斯厥功甚伟。在确立电影艺术的现代性方面，他使中国影坛产生了定力，带来了竞争的动力。同样使中国人倾倒的是他的人格魅力，由是被打造为一个文化偶像。他本身像一个炫目的语言指符的影像舞台，随着各种背景——商业的、政治的、文化的变换，衍生出本土的电影话语，其中文字和文学传统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既表现出世界主义的热情，又激发起民族主义的意识。至于格氏对于中国电影的具体影响，学者已经做了不少研究，(35)虽然我觉得不仅是在“爱情片”方面，像《重见光明》等影片深具历史维度，或许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具有某种长远的影响。

　　Griffith 的中文译名极不一致。本文行文使用“格里菲斯”，凡引文中出现的译名均依照原貌。本文是作者在2 0 0 6 年6 月份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第九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联合举办的“历史与前瞻：连接中国与好莱坞的影像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会议发言论文，会后适当做了一些补充校改。

　　注释：

　　(1)Jay Leyda(陈立), Dianying Electr ic Shadow (Cambridge and Mas s The MIT

　　Press , 1971), 32.

　　(2)Paul G. Pickowicz, “Melodramatic Repr es entation and the May Four th Tradition

　　of Chines e Cinema”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 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 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and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 s, 1993).

　　(3 )郦苏元、胡菊彬《中国无声电影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48 页。

　　(4 )郑君里《现代中国电影史略》，见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年版，第1398 页。

　　(5 )具体放映记录《最大之问题》，1922 年2 月19 — 23 日，上海大戏院;《赖婚》，1922 年5 月22 — 29 日，上海;《赖婚》，1922 年10 月6 — 23 日，上海;《残花泪》，1923 年2 月9 — 21 日，卡尔顿影戏院;《重见光明》，1923 年6 月25 — 31 日，卡尔顿;《欧战风流史》，1923 年8 月15 — 19 日，申江大戏院;《乱世孤雏》，1923 年10 月1 — 7 日，卡尔顿影戏院;《党同伐异》(即《专制毒》)，1923 年10 月18 — 2 1日，上海;《党同伐异》，1923 年11 月2 — 8 日，申江;《赖婚》，1923 年11 月9 — 18日，申江;《孝女沉舟》，1923 年12 月26 — 29 日，卡尔登;《赖婚》，1924 年2 月10— 17 日，申江;《赖婚》，1924 年2 月18 — 24 日，沪江影戏院;《乱世孤雏》(1921)，1924 年4 月1 — 7 日，上海;《恐怖的一夜》,1924 年4 月28 — 30 日，卡尔登;《重见光明》，1924 年5 月5 — 11 日，上海;《欧战风流史》，1924 年6 月25 — 27 日，沪江;《孝女沉舟》，1924 年7 月31 — 8 月3 日，上海。

　　(6 )《申报》1923 年6 月2 日，第17 版。

　　(7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8 )《影戏话》(2 )，《申报》1919 年6 月27 日，第14 版。

　　(9 )《影戏话》(11 )，《申报》1919 年11 月18 日，第14 版。

　　(10 )《影戏话》(14 )，《申报》1920 年2 月12 日，第13 版。

　　(1 1 )《申报图画?本埠新闻》(宣统元年十一月廿五日)。

　　(12 )钝根《影戏园》，《申报》1912 年4 月29 日。

　　(13)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 ( September 8, 1919), p. 4.

　　(14 )参见杜云之《中国电影史》第1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11 页。

　　(15 )《影戏话》(1 )，《申报》1919 年6 月20 日，第15 版。

　　(16)约在1922 年底《申报》上的电影广告逐渐与戏剧、医药广告分离开来，参见李道新等《影像与影响——“〈申报〉与中国电影”研究之一》，《当代电影》2005年第2 期，第6 9 页。(17)这里用陆弘石的说法，参见《中国电影史1905 — 1949》，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年版，第15 页。

　　(18 )青民《上海影话》，《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1925 年2 月)，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编《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二)，第3 8 5 页。

　　(19)同(18)，第583 页。

　　(20)Jubin Hu, Projecting a Nation Chinese National Cinema before 1949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26.

　　(21)Andrew Higson,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Cinema” ,Screen 30. 4 (Autumn

　　1989), 39.

　　(22 )李怀麟《编辑室灯下》，《电影杂志》第1 卷第10 号，第1 页，见《中国早

　　期电影画刊》(二)，第4 6 7 页

　　(23 )中义《中国自制影片谈》，《申报?本埠增刊》1924 年7 月25 日。

　　(24 )楼一叶《中国影戏谈》，《最小》，第53 号(1923 年6 月13 日)。

　　(25 )《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 9 号(1924 年5 月— 1925 年1 月)。

　　(26 )李涛《听田汉君演讲后》，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第498 —499 页。

　　(27)[美]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当代电影》2004 年第1 期，第44 — 51 页。另参见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年第1 期，第29 — 34 页。

　　(28)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f the Origin and Spr 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New York Verso, 1991.

　　(29 )杨次咸《观〈重见光明〉感言》，《申报》1923 年7 月5 日，第18 版。

　　(30 )志中《观映〈重见光明〉后之忆述》，《申报》1923 年7 月3 日，第17 版。

　　(31 )《观卡尔登之〈残花泪〉记》，《申报》1923 年2 月21 日，第21 版。

　　(32 )三三《与乃神谈葛礼菲士之七片》谈到《残花泪》：“此片于去冬映于卡尔登，不数日即被工部局禁演，嗣至香港，亦为港政府干涉，未得开演。”《电影杂志》第1 卷第1 号(1924 年5 月)，第4 页。见《中国早期电影画刊》(一)，第3 2 0 页。

　　(33) Gina Marchetti, “Romance and the Yellow Peril” Race, Sex, and Discur sive Strategies in Hollywood Fiction (Berkeley Univers ity of California Pres s,1993), p.10.

　　(34 )恺之《电影杂谈》(二)，《申报》1923 年5 月19 日，第18 版。

　　(35 )参见李道新《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 年版，第379 — 390 页。书中对于格里菲斯情节剧与中国早期爱情片的悲情叙事作了专章讨论。

　　——原载《当代电影》2006 年第5 期。

这部剧虽然看起来像是一部平平无奇的甜宠偶像剧，实则是套着‘谈恋爱’的壳子，讲了一个令人回味的好故事，那个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文采斐然的‘土匪头子’，用他的不得志，携手女主，展开了一副盛阔的画卷，‘傻白甜’也有大格局，浅藏的价值观破茧而出，看到了制作方的深意、诚意满满，期待后面剧情不要脱离现在风格，又能给我们更多的新意。

剧名挺吸引人的，杜宾近两年好火的样子，但是其实整部剧跟狗没太大关系??本来狠狠地期待了一下狗的演技的。这部剧选角特别好，内容也挺充实的，男女主包括反派都挺有气质的，题材和内容看的挺爽的，至少国内基本上不会这么揭露这种阴暗面吧。整个剧的角色，尤其是鲁泰南，刻画的很好，虽然结尾略显平淡和草率了，但是总的来说是一部值得安利的剧。（近期韩剧质量都挺高的）

我觉得剧情没有违和感，台词也挺紧凑诙谐的啊，为什么风评一边倒，相比什么万界神主斗罗大陆我都觉得好看，就是太短了，然后就是人物建模不太美观，期望后续有大大改观，也希望一周两集能改成一周一集加时常，也别整那些白发什么的，黑发就很美啊，既然做了就要有梦想，做好的国漫啊。然后就是目前国漫绝大多数都是爽片，思想感情太过于低级幼稚，希望能出点类似于魏无羡那样有背叛有低谷有矛盾有批判力思想的作品

2006年，科学家发现冥王星的轨道与其它行星不一样，于是它从太阳系九大行星之列中被除名了。冥王星时刻就是那些被除名、被抛弃、被掉队而处于人生低谷的时刻。

王导游离在主流商业片之外，想拍部戏却找不到赞助；

老罗找到度春后，讲了他爷爷长征掉队和自己煮针头掉队的故事；

度春脱队去找野人，遇到山里灵修的队伍却告诉她“止语”；

老丁能用几国语言和外界沟通，自己却身处一个闭塞的村庄；

小白看到导演特别关心度春，周围的人经常当他透明；

最后，老罗客串红军长征过草地，别人说你太肥还是去演国民党吧。

每个走在最尾的背影，是那个在心理上被抛弃、被掉队的人。

但要是没心没肺跟着大部队就能吃香喝辣，还养得红胖红胖的。

流媒体网飞（Netflix）最近推出了著名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拍摄的七集纪录片《弗兰·勒博维茨：假装我们在城市》（Pretend It's a City）。在剧中，斯科塞斯与观众一道聆听他的老友、评论家勒博维茨机智风趣的谈话，时常大笑不能自已甚至肚痛。这部剧集七集之间没有任何连续性，因此完全可以乱序观看，如果意在休闲，你可以拿它来杀时间；如果你是一个严肃观众，拿它当作一部《警世通言》来阅读也未尝不可。

谈论这部剧集理应有很多切入点，因为它实在是涉及了太多话题，而每一个话题又都在勒博维茨妙趣横生的言语中变得极富吸引力。不过，笔者倒想从一个最细枝末节的地方进入这部剧集——在每集结尾的片尾，斯科塞斯都引用了意大利导演费德里科·费里尼名作《甜蜜的生活》（La dolce vita）中最著名的配乐。费里尼拍了一辈子罗马，斯科塞斯则是一个老纽约，如果说前者用《甜蜜的生活》讽刺罗马人60年代初期荒诞不经、精神空虚的生活，后者在这部剧中使用它的配乐，意图也是不言而喻的：斯科塞斯无疑是想告诉我们，纽约是一个故事很多的城市，也是一个浮华荒淫的城市，这点在他拍摄的纽约电影《出租车司机》里有着极其血腥而深刻的呈现，相信观众对此绝不陌生。

第一集当中，勒博维茨火力全开吐槽纽约：地铁肮脏不堪、房租高到吓人、行人毫不礼让，甚至找不到洗衣房……几乎没有一样能如人所愿。这很难不让人联想起中国的北上广，因为勒博维茨所说的这些几乎就是所有特大城市的通病。不过，勒博维茨在调侃了一通之后，仍然觉得纽约对她而言具有无限的吸引力：如果不在这里生活，又能在哪里生活呢？如果追求的是安静和干净，为什么会来到纽约呢？“我自己就是一个来自又安静又干净的地方的人，”勒博维茨说，但那显然不是她所期待的城市。纽约的吸引人之处，于她而言，恰恰就在于它的喧闹、它的丰富，甚至是它的肮脏和昂贵。“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在这里生活下来的，但我还是活下来了”，就在她说出这句话之后，台下传来一阵会心的笑声。勒博维茨绝不是一个怀旧主义者，她从不觉得过去更好，相反她认为纽约根本不存在什么“永久性”，变化才是这座城市永恒的终极魅力所在。历史在变化中得以延续和书写，不变只能意味着可怕的安静与死亡。

乍看上去，评论人勒博维茨就像一个女版伍迪·艾伦：同是纽约人，都是犹太人，都有一副伶牙俐齿，甚至连面相都有几分神似，而且两个人最大的相似点是他们都非常焦虑，尤其是勒博维茨提到自己有一次在山中寻熊的经历时，她几乎是完全下意识地进入了这个话题，然后开始讲述自己是如何抓住向导不放，以至于向导开始怀疑勒博维茨是不是在勾引他。当然，勒博维茨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她只是害怕、焦虑，而且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此时换作伍迪·艾伦，他大概也会这么做，虽然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像他这么惜命的人压根就不会冒险出现在危机四伏的丛林里。

某种程度上说，斯科塞斯拍摄的纪录剧集，不仅呈现了勒博维茨本人，更是借勒博维茨梳理了现代纽约的城市建筑、艺术、时尚、思想观念史。在这部作品中，他穿插了很多历史影像，包括电视节目、纪录影像、电影片段、宣传片、广告等等，这些影像通常都与纽约有关，很好体现了时代氛围和纽约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勒博维茨则是这些素材的中心，将纽约的过去与现在连结起来。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集大成之城市，纽约聚敛了全世界无数人才和财富，这一过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已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如果说美国是世界公认的第一大移民国家，那么纽约就是这个国家中最具代表性的移民城市：斯科塞斯的父母即是意大利西西里岛人，后来移民至纽约。移民这一身份，注定这个群体对金钱和地位高度敏感，而这在斯科塞斯的作品当中也是时有体现。

相比意大利裔的斯科塞斯，勒博维茨的身份更加复杂，所要面对的社会环境更加险恶，看待社会环境的态度也无疑更加复杂。首先，她是犹太人，在片中她提及自己曾经听到过对犹太人的歧视性话语。其次，她还是女性，在剧中她表现出对纽约女性地位的深刻认知，比如她痛陈很多女性为了获得工作不得不和身在高位的男性上床，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斯科塞斯所熟悉的影视行业，也出现在几乎任何行业，比如餐饮业等等。最后，她也是一名评论家和知识分子，面对资本，她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比如她用一整集来表述自己如何看待金钱，如何为了买房而伤透脑筋等等。诚然，勒博维茨的诸多看法并不直接涉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她也的确并不以严肃著称。一个很好笑的例子是，在一场脱口秀表演中，一名来自西班牙的观众向勒博维茨发问，自己被一辆警车撞到，是否可以获得理赔，勒博维茨表示在这座城里“几乎任何事情都可以获得理赔”。尽管没有明讲，但此处显然暗含着她对美国金融和政治的批判态度。

也正是从这些例子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勒博维茨所描述的早已超越纽约本身，抵达整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化荒悖。在剧中，她提及自己对当下美国人极其重视养生非常不解，表示自己烟不离口，甚至在飞机上都要抽烟（结果当然是被“高声训斥”）；她对当代美国人的诸种生活方式极为不屑，甚至对运动本身也极为厌恶：她完全不理解拳击这种“斗殴行为”为什么会成为一种体育运动并赢得那么多关注，相比之下艺术作品则更加持久，因为它们可以留存下来并不断被观看或者聆听。而在提及艺术时，她指认美国社会当中，艺术往往成为金钱和地位的花边。“在拍卖会上，毕加索的画作出现时大家沉默不语，落槌之后大家却疯狂鼓掌，这难道不是意味着金钱比艺术重要得多吗？”类似的观察不免具有调侃性质，但仍然可以称得上是对金元社会的绝佳观察。

勒博维茨的话语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她往往将评判隐于调侃，因此，人们获得的并非一种是与否的简单态度，而是更加复杂的思考的可能。而事实上，勒博维茨自己也是一个充满矛盾、难以自洽的人，譬如在谈论技术之时，勒博维茨强调自己是一个顽固不化、不接受技术更新的人，不使用智能手机、不使用电脑，甚至连出租车座位上的广告屏幕都关不上。但她又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批评者，也不会对所谓的现代性嗤之以鼻；她清楚地知道技术对于时代的意义，认为技术属于年轻一代，既然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就无法对技术造成的影响轻易做出论断。

与此同时，勒博维茨又是一个绝对信仰传统的人——至少在某些方面，她绝对超乎常人——斯科塞斯让勒博维茨用一整集的时间来讲述书籍，包括城市发展之后书店减少的隐忧。她热爱纸质图书，热爱阅读小说，热爱古书书店，对纽约哪里有书了如指掌，同时也认为逛书店才是获得知识的最佳途径。在剧集结尾，勒博维茨和斯科塞斯在她的小型图书馆里畅游书海，那里有她的一万本藏书。任何看到这里的观众，都会体会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富足：不是堆积如山的金钱，不是独门独院的别墅，而是在自己的藏书中为朋友翻找五月花号的乘客名单，探寻一段隐秘的家族历史，阅读一段你从没想象过的坎坷人生……

而这又与我们观看剧集的感受如出一辙：我们所拥抱的，更多的是某种难以复制的、极其宝贵的经验和阅历，好像勒博维茨本人就是一部让人上头的好书；她的种种言辞，绝对不会因为完全彻底的主观而丧失说服力，反而因之熠熠生辉，照亮我们的内心深处。主观，是弗兰·勒博维茨之于观众的意义，也是这个女性的巨大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