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电影文化与电影史结课之际，老师组织全班观看任意飞导演新作《农村来了个洋媳妇》，此片映后，讨论不断，各种看法观点，莫衷一是。我写此文，且抒拙见。魏晋嵇康有文《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有言“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我观此片，只觉乏善可陈，不足之处，令人反感，厌恶之处亦有七点，故称此七点为“七不堪者”。作为一部电影，观众最先接受的信息是光影的交织，音效的糅合，也就是电影的“视听语言”，只有当言语动听，故事才能出彩，而此片光影呆板凝滞，毫无变化，全片过程光影似乎都是偏亮的亮度，呆板的色彩，而且全片就没有呈现一部电影应有的电影感，更像是一部电视剧的选集，还有，整部作品的镜头变化，场景转换，都显得毫无生气，抛开所有的故事情节，这部影片的光影呈现，都令人难以接受，我认为就算用普通的手机，加上初学者的后期技术，也能胜任影片的拍摄；再说配乐，配乐是电影中制造氛围感的工具，是最能反映情感流露、情绪变化，情节发展的寄托之无形无言之物，是影片的灵魂之一，单此部影片的配乐，实在是不忍卒听，一方面是很多时候与内容冲突，如在葬礼上，明明是哀婉之乐，却听得像喜悦之音，另一方面是，配合喜剧效果的戏谑轻快的乐声，显得如此轻佻俗气，让人联想到“抖音”上刺耳磨人的BGM。光影配乐且不和《教父》《2001太空漫游》等名作经典相比，就是与最为平常普通的院线大片相较，也相去甚远。光影呆板凝滞，配乐轻佻俗气，此一不堪者。影片的选角也是一大问题，演员的演技欠缺火候，小军的表情变化市场与人物的情绪变化所不一，面对自己心中的纠结时，表情依旧平静，而语言却出现了爆发；母亲的表演又显得过于浮夸，在很快本不该出现大的情绪变化之处手舞足蹈，连蹦带跳，令我反感；沈莹本该在严肃，集中的时刻，却出现了很多莫名其妙的笑容，令我难以理解……演员演技尴尬，欠缺火候，此二不堪者。脱离现实，逻辑模糊，影片的发展源于小军带媳妇回家乡为领证办婚宴结婚，在之后的发展却并没有围绕此展开，转而来叙述洋媳妇与小军的家人的冲突，和小军，洋媳妇，沈莹，狗蛋的感情纠葛，就算后续二者的情节发展也算合理，但其并没有自圆其说，并未以当事人小军，洋媳妇本身来展开，两人对婚事好像不太重视，矛盾与冲突全部落在了小军家人尤其母亲棒打鸳鸯，想尽办法来拆散这对夫妇，而小军夫妇本人并未对他们的婚事，爱情有过详尽，细致的讨论和叙述，仅仅是围绕其他的反对而展开，这难免不让人觉得影片在矛盾冲突的设置上是否过于刻意，脱离现实，按正常人的逻辑，现实生活中，如遇此等事件，必然本人心急如焚，绞尽脑汁来寻一个破局之道，而影片中展示的是，小军面对母亲的不理解与刁难，沈莹的搅局，只有进退维谷的纠结之貌，而从未想过如何作为来保卫自己的爱情，保护自己的爱人；而洋媳妇也是一味见招拆招，从未对小军母亲，沈莹的棒打鸳鸯，甚至种族偏见，人格侮辱有所反抗，这显然都不合乎正常之逻辑。脱离现实，逻辑模糊，令我不解，令我难受，此三不堪者。故事烂俗，情节奇观化，整部影片讲述的故事有如下几个：小军母亲反对儿子的异国婚事，以个人的喜好来撮合沈莹与小军；沈莹与小军故事重提；小军与洋媳妇释嫌修好，蜜游乡村，发现化工厂污水污染河流；小军母亲导演葬礼，望以所谓乡村习俗破坏小军夫妇；小军，沈莹，洋媳妇，“三角恋”;小军的妹妹，母亲设计逼走洋媳妇；一切真相得以揭示，小军，洋媳妇重修于好，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些情节看似寡淡如水，实则烂俗至极，为何这样说呢，其一，在于母亲对儿女的婚事的干涉，反对，已经在中国的影片中，尤其是农村的影片中被讨论过千千万万次，就算这次是洋媳妇与中国丈母娘的冲突，也依旧没能逃脱烂俗的故事模式，对此类话题，观众早已麻木，避而远之；其二，烂俗的三角恋情节，明明小军和洋媳妇情投意合，而沈莹这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仍要搅局，还装作一副“虽然我还是很喜欢小军，但是我衷心地祝福你们”，而小军却一面说深爱妻子，却不拒绝沈莹，妥妥的花心，最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洋媳妇不但维护自己的爱情与婚姻，还与沈莹说出我们公平竞争的话术，制造了“两女共侍一夫”这类哗众取宠的情节，这实在令人作呕；其三，整部影片中其他的故事情节，我们不只见过一遍，导演的拍摄手法和叙事手法都没能跳脱出俗套的模板，甚至出现了大量令人大跌眼镜的情节，及其大量用以制造笑料的低俗“梗”。所以说，这些故事烂俗至极，此四不堪者。正因为上述演员演技欠缺火候，故事逻辑模糊，情节烂俗，导致此片人物塑造上显得极为失败。人物性格片面单一，刻板化，没有展现应有的鲜活貌。小军的形象我认为是一个类似于人格分裂的精神病患者，症状一：一面说爱自己的妻子，一面对沈莹的投怀送抱不拒绝，对沈莹的搅局不反对；症状二:面对妻子与母亲的矛盾，面对母亲的对妻子种族侮辱，文明歧视，默不作声，毫无作为，而面对沈莹与狗蛋的情愫渐生，情感渐浓，却出拳相向，一面是深情款款，一面又是见异思迁；一面是软弱无能，一面又是勇敢强硬，这些都杂糅到一个人的性格特点上，这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能拥有的性格了，这十有八九是思想出了问题了。而他母亲，导演用的镜头只极尽把她塑造为一位自私刻薄的泼妇形象，而没有把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小军好这层对小军的母爱上，虽说这是畸形扭曲的母爱，这层爱的表现的缺失，让母亲的形象仅仅变成了一个毫无感情的农村泼妇。还有，洋媳妇只是见招拆招，不知反抗，不为自己婚姻，不为自己的爱情做强有力的斗争，看起来是一个逆来顺受，得过且过的人物；沈莹，口是心非，强行搅局而自恃清高，没有给予洋媳妇相应的尊重，明明是“第三者”，还借机诱导洋媳妇接受公平竞争，我没有看到他们对爱情的严肃，敬畏，尊重，看到的是他们的无知，轻浮，甚至人格扭曲，这些人物形象必然不能赢得观众的认可，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同。人物形象塑造极为失败，此五不堪者。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末端时，我一直费解这部影片想表达什么样的主题，或说想法，直到看毕全片也不能解惑释疑。影片虽短，但它涉猎的题材十分广泛，这本该成为这部影片的优点，但导演对主次关系，不同题材的衔接所作的处理十分差劲，这导致本该成为优点的广泛，却成为断层分裂的拼盘。影片讨论了爱情，婆媳关系，乡村振兴，环境保护……却并未将其很好的衔接串联起来，导致最后，好像什么都说了，却感觉什么也没能提到，各种话题走马观花般的讨论，我依旧不明白洋媳妇与农村保守丈母娘该如何共存，影片中三人复杂的感情关系，想向观众传达怎样的爱情观念，究竟哪些点展现了乡村振兴，难道是关停化工厂，3A景区变成4A景区，但这些似乎也只能说明乡村环境优美，适宜旅游，还是没能体现乡村振兴，环境保护只是只言片语围绕关停化工厂进行，没能进一步深入，这样的泛泛的讨论，不如不要浪费时值来展现这与主体内容没有太大关联的冗余的话题。主题不突出，主旨不明确，思想表达不通达，此六不堪者。电影有第七艺术之美誉，既然是艺术，必然是作为文化符号承载文艺思想，而此片中最不堪者即为作品缺失基本的文化素养，这令此作品缺少神韵，极为浅薄。这明显的例子就是其中出现了大量对黑人种族不太友好的“梗”，这是对黑人种族的极大偏见与歧视，既然导演本人有提到说影片即将在非洲部分国家上映，但这些冒犯，偏见会对非洲国家的观众产生不适与反感，这必然会遭受他们的强烈抵制。就本人在观看时，也产生较为强烈的不适感，这对异国文化的偏见，还是不出现在影片中为好。其二，我国自古以来都对葬礼报以严肃庄重的态度，“死者为大”，这是我们基本的道德观念，而影片中，小军母亲却导演一处假葬礼，这是对生命的亵渎，且众农村却不以为然，毫无觉得这有合乎世俗道德，我在农村长大，我所接受的教导是不能以死亡，葬礼开玩笑，这显示背离现实，背离乡村习俗，这必须要怀疑导演是否到过农村，了解农村的情况。再者，影片中出现了“二女侍一夫”的情节，而且“二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沾沾自喜，这情节的安排不免让人怀疑是否为导演的意淫，更严重的说，这是在物化女性，把她们描绘成为了爱情，婚姻，可以抛出一切，甚至普罗大众同具之人性，健全之人格，这些都能反映出导演，文化修养不够，没有考虑到现实的伦理道德，情节的设计像是一厢情愿的华丽的意淫，这着实令人能以接受与理解，此为七不堪，也为最不堪者。综上所述，此七不堪者，实为我所不纳，不解也。这些就是我对此部影片最为主观的评论，或许用词苛刻极端，但却也正反映我观毕此影片的感触，感慨，绝无为了一黑到底而有意为之，只是依我之拙见，分享心中所感所想。当然，此部作品也并非一无是处，考虑到这是一部新锐导演拍摄的小成本短期制作的影片，确实完成了一部喜剧作品的喜剧任务，观看此片时抛开思想性观众确实欢乐，在同样境况下的影片中，也算不凡，但要面向一部观众喜闻乐见，人人称赞的作品，前路漫漫，道阻且长。在予以最严厉的评判下，仍要鼓励新锐导演，不怯于评判，大胆去尝试，努力向着拍摄更为优秀的作品迈进。

《红衣少女》故事所发生的背景是文革后的中国，在文革中被迫害和批斗的妈妈失去了工作，妈妈内心充满了怨恨和愤怒，而不争不抢的爸爸在妈妈的眼里成为了无能的发泄处，她不断地埋怨丈夫的无能和懦弱，甚至从不欣赏他的画，也从不说好话。这样的母亲形象是真实的，她就是那个年代的女性的写照。女主角安然是一个追逐自我个性的新一代的代表，这样的女性在那个年代是被诟病的，因为她身上有“自我”的存在。在那个敏感的年代需要的是团结一致，而非个性张扬，所以她代表着一股中国女性的新兴力量，也代表着我们崛起的中国。姐姐安静则是一个过渡断代的牺牲品，她为旧社会牺牲了自我和爱情，把真正的内心映射到了妹妹安然身上，这件红衣服就是她对妹妹爱的呈现，同样也是姐姐自我内心的呈现。身不由己，又心向自由。

安东尼·吉登斯说过：现代性的特征是制度性反思、时空重组和抽离化机制的扩展，即将社会关系从特殊的地域限制中解放，在时空中重组。Ulrich Beck说过：风险社会中的个性化趋势包含三个相关联的过程：一时将个体从之前无所不包的社会集体束缚，如家庭、亲属、群落、性别和阶级无所不包的阶级中寄托出来；二是用现代的科学知识瓦解其传统的信仰和规范；三是将个体重新融入一个社会连接的新形势，即现代社会，成为现代意义的公民。

西方国家与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主导轨迹不同。中国电影参与推动了社会的个体化进程，将特殊的个体化历史时期和主导力量的差异都表现在影像叙事中，塑造出丰富的个体表现形式。但是，长期以来，电影学界普遍强调中国电影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集体意识和修辞。例如，Chris Berry说过：中国电影拥有“反个体主义美学”；Yau Esther说过：中国电影中的个体是非自主的。他们均认为中国电影继承了传统文化中将集体置于个体之上的文化修辞。但是，他们片面强调中国电影的集体修辞，却在另一方面简化了中国电影中不断调整的个体与集体关系，忽视了电影中逐渐增多的个体呈现。如果将西方电影的横向比较放置一边，便能发现中国电影中个体化的主体性的崛起。只是个体的反叛常被纳入集体的修辞中，容易被忽视。

喻婉婷老师从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论证了每一个阶段中国的主体性特点。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早期的个体化时期，第二个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个体化，第三个时期是1980年代之后的快速的个体化时期。

首先，20世纪早期的个体化时期。长期以来，“自我”是个包含“大我”和“小我”的二元概念。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引进西方个人主义的话语作为摧毁封建体制的武器，在知识界和政治领域引发了实践和理论领域的震动。例如：五四运动就提出了“民族”“性别平等”“个性解放”的口号。刘禾在《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文中说：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持续的翻译、引用、重申和讨论，重新诠释并操纵了西方个人主义话语来建构其自身的民族国家理论。不同的知识分子群体也发展出了不同的个人主义话语。这表明，个体从封建等级制度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中解放出来，首次被赋予追求个体自由和享受的权利，使新的国家权力直接控制个人，开创了民族解放和革命中的个体创造工程。30年代的电影，尤其是左翼电影已经描绘个体崛起的曲折过程。如《体育皇后》1934，《桃李劫》1934，《新女性》1935等。

其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个体化。阎云翔曾说：社会主义的改革运动，创造了一个无所不包的集体系统，将其中的每个个体牢牢固定。但在更深的层面上，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路径将个体进一步从传统教条中解放出来，重新植入到一个社会主义系统中，导致了“钟鼓哦社会的片面个体化”。其中，工人、农民、妇女、青年获益最大。国家力量通过这一系列社会改革工程渗入原先的私领域，这一时期的个体化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大目标服务的。这阶段的女性图像大致分为三种：1.林道静式的女性知识分子；2.解放后的农村妇女；3.坚强有力的女党员干部。使用国家化话语的叙事策略，在强化权威的同时，弱化了女性个体的主体性。这一时期的个体称之为被模式化的个体化。可大致分为几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如干部、农民、革命者、地主和资本家。其行动更多的是被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兴趣驱动。个体幸福，无论是浪漫的爱情还是和谐的家庭生活，都只有在当它符合并满足集体利益时才能获得。

在前两个个体化阶段，个体的崛起通过建设新民族国家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合法化，被个体利益驱动的个人主义也不被捍卫，但是和传统制度相比，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已被系统地改造。

最后是1980年代之后地快速个体化时期。以极快地速度和不同地形式在公、私领域持续至今。在80年代地“思想解放和新启蒙运动”中，知识分子提出地目标之一就是重建人地主体性，在这里，人是抽离与历史语境、超脱于国家等社会范畴地自然人，拥有至高无上地主体性。更接近西方理论所描绘地内在与工业化和商品化过程中地个体化过程，即消费社会地个体原子化过程。20年代地社会个体化背景带来了电影影像的个体化，包括两方面，其一是导演发展出个人意识并拥有越来越突出的个人风格。例如《一个和八个》1984，《黄土地》1984，《沙鸥》1982，《女儿楼》1985，《青春祭》1985等；其二是电影文本叙述中的个体化，即角色的个性化和个体呈现，重塑个体的主体性——个体化的主体性真正浮出历史地表。

个体化即个体化的主观范畴。贝克曾说：个性化的范畴分为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主观范畴包括个体认同和个体意识，即在出身的身份之外，个体重新进行自我定位的过程，从由出身所决定的社会角色中解放出来。电影作为承载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并积极参与到社会文化发展的浪潮中，对社会个体化的主客观范畴，尤其是个体化的主体性的提升有着生动体现。

Dominique Chateau说过：批判巴赞的现实主义电影学忽视了电影中常见的主体性，是“刻意的本质主义”和“过度简化的”。认为主体性包含三个方面含义：意识、多样化的内在表征、以及主体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定位。

Gregory Currie说过：主观镜头，包括视点镜头、幻觉画面、梦境序列、对错觉的描写、模糊的画面、扭曲的镜头中的主体性。还可以通过主题、叙事、蒙太奇、时空重组和场面调度来表现主体性——内在思维、心理活动、想象、思想、梦境、幻觉。广泛主观领域——从某个角色的主观意识活动直到指涉“作者”之存在的超主体性。个体化的主体性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曾短暂出现。例如《小城之春》1948等。

80年代的角色主体性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特征模糊化。1979年，《春雨潇潇》《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显示出阶级之间流动的可能性，使任何被固化的阶级特征显得相对和不真实。角色越来越多呈现为不可归类的个人，而不是类型或模式。电影显示出一个持续调整的个体—集体关系，在这个关系中，个体的诉求被关注得越来越多。

第二，个体的牺牲。在社会现实主义电影叙事中，集体利益等于或者保障了个体的利益，80年代电影仍然要将集体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开始表现个体在贡献集体式做出的牺牲，受益的集体在反哺个体时显得无能为力，例如《女儿楼》《乡音》《人到中年》

第三，女性的呐喊。在大多数的80年代电影中，个体“喊”出了他们的诉求或叛逆，虽然个体诉求的实施仍然在集体的操控下，但是电影已将其合法化，成就了电影对主体性的塑造。例如《原野》《春桃》《乡音》《贞女》《孩子王》《轮回》（清晰的个体化陈述）《红衣少女》。

第四，男性的解放。《原野》《摇滚青年》（体制边缘人的群像）。

《红衣少女》是一部作为寓言的伤痕电影。

第一，个体化与集体化的对抗。

第二，多种文本冲突(个体—集体、少儿—承认、家庭—学校、不同道德如诚实—不诚实、新—旧）等。

第三，作为符号系统的色彩模式。红色的三层意义：时尚、突出、前卫；主人翁的个性、自我实现、性别意识、反思性的自我；通过展示个体—集体冲突使社会监视系统得以显现。

最后，对萤幕个体化的反思。中国社会的个体化大致在国家的管理之下，国家将个人解放作为持续发展市场经济的手段，而不是政治生活的结局。与社会运动中的集体策略相类似，中国电影也采用了国家化的叙事来表达个体的诉求。中国的个体化的一个特征是生产自私的个体。

全金属狂潮的第四季。我不喜欢鲁莽耿直又笨拙的人，可是宗介有时候很像我，是他像我，我能看见自己。对我来说也都有几年了，可是对他们来说只是几个月。泰沙和雷纳德在雪里相见，宗介和小要牵手，我以前大声吼我爱威巴。不是的，我以前爱很多人。我看着他们评论，那些三十多岁的人，那些孩子都有了的人，他们一个个聚精会神地像是赴宴，像是老友聚会，嗑着瓜子，说泰莎你还是这么年轻，我都老了。我看见一个人讲，平行宇宙的不老友人。我看过那么多好东西，他们告诉我那么多好东西，有时候翻翻捡捡，觉得过不下去的时候，觉得迷茫又沉湎的时候，都能看见他们。像是傻子那看着0的眼睛，也像是阿尔看着爱德的明明是机械的神情，甚至是真嗣掐着明日香的样子。我以为我什么都等不到。但是银英都更了好几集了。我朋友刚刚特别感慨地跟我讲，活着挺有意思的，我们什么都能等到。我哭的冒鼻涕泡。我看过那么多好东西，富坚老贼我都等得到。可是我都变了，他们一点儿都没变，他们就站在那儿，站在那儿看着我，说好久不见了啊。然后他说，我当不了高达，我说我也当不了，他摇摇头说，不对，我就是呀。然后我朋友说，你说老虚干嘛呢。我说还能干嘛呀，想着怎么让人死的更快呗。他说，我还是继续待在漫威的怀抱吧。他们都不变的，时移星转，只有我是朝前走的，有时候不能昂首挺胸了，就想到他们，那是相当长时间的精神慰藉，我甚至写到桌子上，只要看看名字说不定就能再坚持一下。他们都在看，待着耳机匆匆走在路上的少女，下班时疲累地靠在公交车窗上的年轻人，抱着孩子喂奶的父亲，办公室里挺着肚子的大叔。我听着他们的兴奋和嫌弃，也是高兴的。我朋友说，不知道再过五十年我们什么样，早忘光了吧。我说，是唉，不过没关系，我看过那么多好东西呢。

看着电视，我又回忆起我在阳间那短暂的一生，说起来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心潮起伏。《宰相刘罗锅》一剧大多数还是符合我的生活理念和轨迹的，我用毕生精力践行了我年少时的人生诺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险恶的官场游戏中，在虎狼般的君王身边，我经历多少充满变数的风雨洗礼，经过了多少人情悲欢离合。好算，我终于做到了一生平安，不信你们看看，嘉庆爷登基时所余的为数不多的前朝老臣，我就是其中之一。能够得到两朝君主的信任和倚仗，这本身就是我为官为人的成功所在。相比之下，那个和大人，虽然有段时间过得舒服风光，但终因做恶太多，难得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