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不看好莱坞。“英雄”如今“悟道了”，用金钱堆砌起来的东西，犹如包装起来的妓女，一晌贪欢，嫖过了也就是射的时候爽几秒。年事已高，才知道爽几秒也是难得，静不下心看《恶之花》，看看《壹周刊》也是娱乐。

贾樟柯拍《小武》的时候29岁。彭浩翔拍《出埃及记》的时候28岁。一个如“阿狗”、“阿猫”的片名，一个来自西方圣经的故事。一个从黑暗的煤窑里走出来，一个从绚丽的维多利亚时代坠落下去。

在豆瓣看一个八零年出生的女孩评《出埃及记》，说“七?一已經是遠去了的夢，我们忘了廿三條，忘了普選，忘了八萬五”，其悲怆充满了香港主义。

人民日报社论，好消息更能让人振奋。显然这两部电影的情绪是属于负面新闻了。小县城的失意者和大都市的平民，一一被压路机碾过，成为没有棱角，逆来顺受的铺路石。

镜头都慢的可怕，摄影机的视角也一低再低。蚁民向来不干向高处看，只求一口饭。但是却正是这些无欲则刚的人往往连最基本的道德都被迫沦陷，成为社会发展的牺牲品。

贾樟柯把关怀送给了转型期的农民，彭浩翔开始把视角移向大都市的小职工和青年男女。谁更好？无从说起。一个更乡土，一个更文艺。

乡村的基数要大于城市，但随着城市化进城，失去土地的农民和进程打工的农民已经开始“城市化”，“农民”贾樟柯也开始有意识地领会政府意旨推出墨尔本。确实，相对农村，都市的问题也许更大，更需要解决，不是贬低农民，而是生产力大都聚集在城市。于是“知识青年”彭浩翔接过棒子，打火机里的“献给爱丽丝”变成了无伴奏钢琴曲。

《蒙太奇论》里有个著名的分镜头脚本，如何表现人物冲突。爱森斯坦画出来的画面是一个人面对众多人。《小武》和《出埃及记》最后一个镜头把“众多人”换成了“摄影机”和银幕对面的每一个观众。只不过一个是“彷徨的”（摇镜头），一个是坚定的（全景定镜）。也许可以把它们风别看成，一对多和一对全。

对立从一部分人到社会，矛盾在增多。农民是容易妥协的，真正知识分子的操守是可以跳到“未名湖”里的决绝。

10年前，看《小武》的时候，我也想在30岁的时候拍一部电影。今天我只想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养家糊口，偶尔追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