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看彭浩翔的旧片，实在感慨万分。昔日彭还是颇有追求，拍电影会使用许多电影技巧（结构、摄影角度、创意话题等），让人眼前一亮；名气大了之后，彭浩翔也有偷懒的资本，于是很多电影技巧不再使用，只单调地依靠段子来制造亮点，从昆汀变成王晶，多少让人惋惜。

言归正传，《出埃及记》是彭浩翔早期电影中较为特别的一部，其中电影的荒诞性让人印象深刻。影片开头便是一段蛙人警察在女王头像下殴打嫌疑犯，一下子奠定了整部电影的基调。而张家辉饰演的嫌疑犯又将“女人谋杀男人”的荒诞性情节逐渐推向故事的高潮。

从情节的推进来看，电影的逻辑是比较完美的。毕竟张家辉口中所说的荒诞，仅仅是社会各类怪事中之一，如电影台词所提到的“事情荒谬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是没有人相信的，但不代表不存在”、所以如果安排任达华马上进入陷阱，显然不符合真实。于是电影安排了“口供丢失”，强迫任达华重新面对这个荒诞事件。正常警察本应该罢手不管，但由于任达华的“认真属性”及“蛙人事件的影响”，张家辉的反常反而成为任达华卷入漩涡的导火索。正所谓“亡斧意邻”，越怀疑越真实。于是电影恰到好处安排了“心脏病死去的丈夫”及“詹瑞文饰演的残疾人”，让任达华越陷越深。

情节发展到此为止都十分完美，作为旁观者的观众也会觉得故事十分有趣。毕竟“女人杀男人组织”这个构想过于荒诞，但从理论上确实难以证伪。于是任达华的荒诞性，在理论上又是合理的，这就让电影进入一个类似于心理学范畴，营造出思维的一种荒诞性，可笑但充满生命力。

但电影却安排刘心悠饰演的妻子和邵美琪饰演的警司会面，更夸张的是让刘心悠回溯了往事。这让电影立场发生了改变，让原来的荒诞性变成了真实。电影最完美的应该留有余地，留白让观众自己去猜测应该是解决荒诞性最好的方式，但电影却选择了公开于众，以一个最合理的结局收尾。这破坏了前半段苦心营造的荒诞，也反证了编导掌控不了电影情节的发展，因此只能草草收尾。

于是后半段的情节就陷入了程式化发展，张家辉处理不了？那就让他死去；如何解决任达华的调查欲望？那就让他出轨并屈服现实；如果解决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全片的疑点？那就让荒诞的“女人组织”真实存在……这样就可以明白后半段情节的突兀性了，因为这是编导的掌控力水平所决定的，这也是电影没能更上一层次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