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遗忘的时光》中，我们抵达了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断裂。从表面上看，这一断裂当然体现在作者的叙事意图与文本效果的落差之中；而在根本上，它却横亘于苦难的生命本相与内在的存在激情之间。正是从后者这里，一种具有严肃伦理学意义的浪漫主义现身了。

《时光》 聚焦于所谓“失智老人”的生活，以流畅的跳切和多线穿插叙事呈现了台北一家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所主持的养护中心的群落生态。尽管原因各异，但养护中心的老人都遭遇着相同的困境——遗忘。然而，像废墟之上残留的遗迹，在这些被现代医学诊断为“失忆症”的老人身上，始终有些过往的记忆仍执拗地参与着他们此在的生活。比如，曾为国民党特务的尹伯伯仍记得当年的流亡生涯；而曾在北平圣心女中教英文的的王老师则在养护中心仍每天坚持穿上齐整的工作装，给工作人员教授英文。事实上，并非遗忘本身，而是残缺的记忆和无法重返或摆脱的往事使这些老人的生活氤氲于沉重的苦痛之中。影片也确实试图通过摄影机的记录和捕捉来让这些边缘人的苦难走到镜头前，唤醒社会公众对“失智老人”群体的关注。苦难的讲述带来悲情，这也成为影片所追求的主导情感策略。除了正片中大量的催泪时刻外，影片在片末彩蛋里还请来了前流行音乐女团SHE成员陈嘉桦，拍摄了她与老去的祖母在日常生活中令人动容的情感互动。

然而，在这部主打悲情牌的纪录片中却有大量颇为奇怪的欢脱场面，它们大都由影片最重要的拍摄对象即81岁的许景珍老奶奶带来。这位1949年去台的东北老太太数十年后仍乡音不改，并屡屡使用伶俐的言辞展现着自己的——用流行的网络用语来说——逗比风采。正如导演本人在一次访谈中所言，《时光》是自己作品中少数能令人爆笑的影片，而“爆笑不是因为我多厉害，是因为这个东北老太太实在太厉害……因为这个人物太有意思了，然后就会把她作为一个重点人物”。[1] 那么，景珍究竟是以其怎样的有趣让导演不惜破坏影片的整体基调，而最终选择让这位断裂制造者成为绝对的主角？

影片的摄制开始于景珍最送到养护中心的第一天，几天后她的女儿和外孙女第一次来中心看望她时，景珍一本正经地问女儿“你是谁啊”，还混淆了女儿和外孙女的身份。而在女孩一本正经的指出“她”（景珍女儿）才是自己的妈妈时，景珍露出了装傻逗乐的坏笑。直到这时候我们才能确认此前的一切“误会”都是她有意为之。而在拍摄过程中，她还动用类似的策略三番五次地“调戏”着摄制人员，比如问长发、络腮胡的副导演“你为什么要戴着帽子？”；而此前她还指着一位女性护工说“你看人家刮得多干净”——这里不仅暴露出她知道副导演并非未戴帽子的真相，还再次体现出其有意混淆人物身份的玩笑策略。而在另一些时候，她选择的游戏策略则是谐音式的口误。有一次，养护中心的工作人员指着某位处于境外的人物（应该是摄制人员）问她“你要不要跟他叙叙旧”，她当即回说“睡睡觉？睡什么觉？”；而在工作人员纠正她之后说“那你现在有空，你理他一下嘛”，她又回道“三角裤？”而在这两次“误解”之后，她同样毫无解惑后的难堪或尴尬，而是流露出招牌式的被自己逗乐了的狡黠表情。

总之，景珍的绝大部分言说都给人以真假莫辨、虚实不清的感觉。但对于我而言，这也是整部影片最有趣的地方，构成我最重要的观影期待。而在笑到脱线的同时，她的这些带有展演性的欢脱言行也“逼迫”我去尝试着去理解其内在动机和实践效果。很显然，她逸出了影片整体的悲情叙事，使影片形成一个并不太和谐的复调结构。这一点在影片的背景音乐中有最直接的体现，当摄影机转向尹伯伯、王老师等人的时候，音乐风格多哀婉深情；而一旦朝向景珍，则大部分变为欢快跳脱——虽然背景音乐具有后期配置的后设性，但在音画同步的成片中，它制造了这样一种效果，即仿佛所有人都知道景珍即将带来欢乐。

而曲调的转折、迂回、断裂之处，或许正是意识形态分析值得深入的缝隙所在。在1967年的一次名为“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的演讲中，福柯提出了对后世空间研究影响巨大的“异托邦”（heterotopias，或译异质城邦）概念。在福柯看来，异托邦位于真实空间和虚假空间之间，“它们的角色，或许是创造一个幻想空间，以揭露所有真实空间是更具幻觉性的；另一方面，相反地，它们的角色是创造一个不同的空间，另一个完美的、拘谨的、仔细安排的真实空间，以显现我们的空间是污秽的、病态的和混乱的”。福柯把疗养院、精神病院、监狱、养老院、墓园、妓院甚至殖民地等可能潜行着意识形态抵抗因子的场所都视为异托邦。[2]而与福柯同时期的列斐伏尔则以“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这一概念同样打开了空间研究的后现代路径。再现空间与异托邦相似，不过列斐伏尔创造性地将其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链接起来，在其中既可“复制”社会主导秩序也可能产生对一致性的抵抗，而后者即从再现空间中生长出来的抵抗潜质则成为列氏思考的重心。[3] 显然，不管在福柯还是列斐伏尔的思路中，重要的并非客观存在的空间本身，而是居于空间中的主体如何通过特定的实践而开掘出抵抗意义。回到《时光》中失智老人们所居处的空间之中。作为面向特定群体的护养中心，它兼具老人院、疗养院、精神病院的多重社会功能。在现代医学、社会福利制度（半公益性）和金融体系（影片中关于护养中心收费的内容表明了其半营利性）的共同参与下，大部分“失智老人”的生活在其中得到了异常拘谨、细致的安排；然而，这一安排又何尝不是一种福柯意义上的全景监狱？甚至“失智老人”这一能指本身就以其所携带着赤裸裸的疾病与衰老的意涵而揭示出他们作为残缺主体的位置。而作为残缺的主体，在护养中心这一特定的社会空间中直接意味着成为制度安排的客体——需要被照料和治疗、等待着康复的客体。

正是在这一脉络中，景珍的意义急遽地凸显出来。事实上，她既构成影片也构成养护中心最大的意外所在。作为“失智老人”，她的言论却往往有着令人震惊的逻辑清晰性，而且如前所言，其玩笑和口误常常是有意为之。通过这些玩笑和口误达成的语言狂欢，她一方面狡猾地跳出了养护中心和拍摄人员为其预设的行为和情感模式，甚至反而在戏谑而欢快的氛围中将他们都纳入到自己的游戏场中；更重要的是她解构了自己身处的、一本正经的空间结构及附着于其上的特定社会关系，至少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当年轻时的姐妹团来看望自己时，她“自信而从容”地混淆了几乎所有人的身份，只认出一位欧太太；而到了下一个镜头段落，她又不断向欧太太本人追问“欧太太去哪了”，被“误认”为替代者和冒牌货的欧太太则只能一脸尴尬。最后众人离去，摄影机捕捉到景珍有一个回头朝镜头呶嘴的调皮动作。

我们似乎难以确认景珍这些语言游戏的内在动机。但就其实践效果而言，它们确实使景珍得以从（与养护中心）照料/治疗与被照料/治疗、（与拍摄人员）拍摄/凝视与被拍摄/凝视、（与探望人员）看望/施予同情与被看望/接受同情等多重交织的主客关系中跳脱出来，甚至实现颠覆，从而享受着作为掌控者的主体快感。在这一快感中，遵循着现代医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原则所建构起来的养护中心这一乌-恶托邦轰然崩塌。换而言之，在景珍的语言游戏之上，异托邦冉冉升起。影片中，在被视为冒牌货后，欧太太参观景珍屋子时讪讪地对众人说：“我们不必同情她，她在这儿挺好的。”

1983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名叫菲利浦·霍维茨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向正在此处讲学的福柯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家有一种身份吗？或者说，艺术家是不是人的一种没有权力的‘类型’，而这类人最近50年来由于电视之类技术媒介的操纵，又变得比以往更加无权了？艺术家能够超越‘结构’吗？或者这类人注定要被商品化、傀儡化？”显然这个问题击中了福柯，也因此霍维茨得到了令众人艳羡的与福柯喝咖啡的机会。一周后，福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自由是可以找到的，但总离不开一定的背景。权力可以启动无休无止的斗争，那是无可避免的。但你总可以自由地认识属于你玩的游戏。”[4]作为尼采的后裔，福柯将具有生产性的权力将权力描述成了一个克莱因瓶式的存在，以至于对它说“no”也不过是另一种说“yes”。但他指明了自由的方向：参与到权力和结构中，与它展开游戏。异托邦的抵抗逻辑正在于此，从而与18世纪式的暴烈革命划清了界线。《时光》中，景珍显然很清楚自己的最大优势在于语言，同时语言上的狂欢和戏谑在社会结构为其确立的“失智老人”这一位置上不会带来任何惩罚。因此，她可以嘲弄、戏耍所有人，他人却根本无计可施。某种意义上来说，景珍是整部影片中唯一的“坏人”。通过语言上的使坏，她在安全线内最大程度地颠覆了全部的陈规，从而让人不得不对“失智老人”这一具有“污名”嫌疑的命名重新进行思考。

景珍当然不是艺术家，但她确乎践行着一种后现代意义上的存在诗学。从她荒诞、欢乐的语言游戏中我们看到一颗浪漫、有趣到骨子里的灵魂。

引用：

[1] 杨力州、孙红云：以真诚高举边缘人的历史——杨力州导演采访［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5（6）：44-55.

[2] 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 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8-27.

[3]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参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47-58.

[4]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M］. 高毅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77.

离家出走的四个少年通过倒卖偷来的东西“养家糊口”。当他们靠偷东西过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的时候，为了在这个没有大人能保护他们的残酷社会中生存下去，四个年轻人不惜做出更危险的行动、犯更大的罪行。 一天，他们偷了一个男人的车，而这个男人是经营一间非法KTV的老板。 四个年轻人被抓住后，其中的一个女孩被逼迫到KTV工作，直到还清钱才放她走。 更糟的是，四个年轻人中有两个人选择放弃。 那一刻起，拯救女孩成了男主角一个人的战斗......

昨天被韩博士组织，去看了《京城81号》，虽然韩博士等一众女生纷纷表示，因其恐怖，只看了约1/3。但是不得不说本片绝对不是恐怖片!除了刻意的阴暗色调、一惊一乍的音效和为数不多的几个向《午夜凶铃》《咒怨》《闪灵》等电影致敬的桥段外。本片完全可以被称为一部琼瑶剧。还真没有白瞎林心如这位本色演员。我觉得，要是把本片中的吴镇宇，李菁等演员对位换成“尔康”、吴奇隆等人，再把剧中吴镇宇的原配夫人换成人见人爱的雪姨，本片的接受度肯定会再上升两个档次。戏说到此为止，以下是相当“严肃”（骗鬼）的部分，请严肃认真人士绕道走（狗头）。抛开表面的花边情节，本片其实有着非凡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我认识的很片面，这里只举一个小例子。首先我们应该全面解读三少爷这个人物。故事中，吴镇宇告诉林心如，三少爷（叫什么来着，景齐？似乎串大宅门里了）去搬行李的路上被抓了壮丁。这点就非常奇怪，虽然万恶的旧社会确实有抓壮丁，但是在大北京城里，北洋大总统和溥仪小天子双重脚下，当街抓富家望族公子做壮丁的事情实在太骇人听闻。即使是半路被抓了去当丘八，大哥如何能就知道呢？即便说，有路人甲乙丙丁看到三弟被抓，又来告知大哥，因此才知道三弟被抓了壮丁。大哥家大业大，怎么会不疏通营救呢？所以说这件事，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唯一的可能是，吴镇宇这个时候骗了林心如。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如果说三少爷不是无奈被抓走，而是真的负心而去的话。大哥为什么不告诉林心如？如此一来，吴镇宇不是更有机会和林心如举案齐眉了么？除非，吴镇宇在掩护三弟。故事交代，这段情节发生在民国11年，也就是1922年。1922年发生了什么，大家可以参考下面这段信息，鉴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我只把链接发出来，大家可以自己去看：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4/4415944.html。总之当时，孙蒋正在重组国民党，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正在积极筹备第一次国共合作。考虑到三少爷是一名“留法青年”（可以参考《我的法兰西岁月》），三少爷在历史中的角色应该不难想象。这段时间，大哥一直对外谎称三弟去了法国，这对于处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大家族来说，确实是一个不错的掩护。这样一来，另一个疑惑也就顺理成章的解开了。我在看本片的时候就一直疑惑：相关单位不是不允许电影中出现“怪力乱神”吗？为什么蝶玉（总算想起名字了）的鬼魂可以在头七夜，堂而皇之地把一大家人干死？现在明白了，其实本片用很隐晦的手法讲了另外一个故事。1927年，蒋开始清党，就是拿篦子篦，到了1929年，也该篦到三少爷头上了。事机败露了，三少爷生死未卜，那张阵亡通知书可能是大少爷编出来安慰蝶玉的，更可能是国民党清洗的一种手段，敲山震虎，看看家族的反应，是一个人的错误还是一家人都牵涉其中。若止于一人，大可借阵亡的名义让人消失，还可以顺势抚慰一下名门望族。若是全家人一下乱了，就是不打自招了。这一段其实电影交代的很缜密，电影中霍家人死，除了忠心的仆人，根叔的父亲是被外戚二叔用斧头砍死的，其他人都是自杀。自杀人中，吴镇宇的发妻是在愧疚中割腕死的，她的弟弟，二叔是投水而死的，其余人死的都很奇怪，自缢而死，却挂在这么老高的天花板上，足有二层楼高，怎么够得着？显然不可能是被蝶玉的亡魂拱上去的。只能是被害后吊起来示众。而二叔则很可能就是家族中的告密者，他里家族亲缘最远，最想把自己撇清，最可能出卖家族。而忠心仆人则因为发现他的行径而被害了。发妻邓丽群其实没怎么害蝶玉林心如，为什么愧疚自杀？因为她的弟弟做了家族叛徒，害死了家中这么多人。一下子事情都解释通了。到这里，我们才明白这部电影的深度和厚度，电影讲了一个宗族祠堂下的旧知识分子（吴镇宇）在革命的新青年弟弟（三少爷）的引导下，反省自身，抛弃旧宗族礼法，走上毁家纾难的革命道路的故事。如果只看到电影中的琼瑶情节，我们真是没有看懂这部良心之作。许子东教授曾经总结过（我自然不会看论文，完全是从三人行中偷来的二手东西），旧革命文学中有三对矛盾，就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民族主义斗士的矛盾，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宗庙祠堂与新兴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我们狗尾续貂，不妨说当代《小时代》之流的文艺中也有三对矛盾，就是屌丝和高富帅追求白富美的矛盾，发妻第三者争夺成功男人的矛盾，名人大V与网民大众间的矛盾。这部影片串联了两个时代的矛盾，以新时代的矛盾为皮，以旧时代的大义为骨。林心如在片中扮演的不仅仅是一个从良女，而是一个符号。她在旧时代中没有自觉，与时代大流格格不入，心底却存着简单的浪漫，满足于殷实的市井生活。但她引动了新旧思潮的碰撞，无意间成为了时代的交点，整个家族为她而生为她而亡。她在新时代中也一样，既无为自己的命运抗争的勇气（不像邓丽群），也没有游走于时代浪尖上的智巧（不像琉璃，玲珑剔透）。她对生命中的危机全然不觉，只是笨拙的保护着自己的一份，唯寄希望于强者“成全”她的小幸。这个符号代表着“人民”。原本影评到这里已经结束了，只是还有两个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第一，吴镇宇带着小女儿，为避祸远走他乡，这好理解，但是为什么会跑去到台湾呢？1929年不是日据时期吗，投靠了日本？第二，根叔当年13岁，“当代”是80岁。这么算来，故事发生在96年，香港尚未回归，台海更是3通都没有，林心如是如何能嫁到大陆来？历经动荡颠簸，大陆甚至还为她保留了祖宅？实在百思不得其解。只能猜测，电影的主创，把真相埋藏更深的时代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