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半段，为张静初的装天真犯了几口恶心。哦天，实在是太令人恶心了，那一笑一颦（请原谅我用褒义词）、发痴式的念白、假装小孩一样的笨手笨脚地夸张奔跑。。。。天真啊，是多么难能可贵，导演却允许她这样玷污。

后半段，为故事的了无生趣犯了几次困顿。哦天，实在是太无趣了，那些密密麻麻的信和日记和一场小小的冲突，就交待了两个人的一生的走向。没有更多可信的、可感的纽带。我是该怀疑自己太不容易被打动了吗？

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要这样潦草地说故事，为什么我们的怀旧只能这样敷衍于形式主义。

《芳香之旅》本可以是很有趣的，《美人草》里面尚且有莫扎特和毛主席，《向日葵》里至少有个鲜明的76年地震背景，《青红》对流氓罪的处置让人触目惊心，但这个the road实在是只有一辆空架子的向阳号，让人觉得可惜。我记得当年看《巫山云雨》得到了非常真切的感受，关于年代（非文革，而是长江三江工程期间，但那里保留着非常朴素的生活场景）、关于平凡处境中的人之情爱乃至争取。

第六代导演诸如贾樟柯在《小武》里表达的愤懑其实也有一番傲气。《盲井》则有一种扎实的面对残酷的态度。而到了最近这几年，似乎这些态度、勇气、乃至愤懑都不存在了。这比什么都令人失望。我们不能因为美丽的油菜花田、古董玩具一般的胖胖公车被拍得很好看，就原谅了这种态度上的懒惰。

最后，张静初茫然地开着刷上“废”字的向阳号，被围在同样茫然的人群里，我感到，被刷上废字的，岂止一辆车一对婚姻一场刚点燃就熄火的恋爱呢。我这不是在赞，而是在憾。不错的海报图景，仅此而已，缺失整部电影来看，也成立这张海报。

植物人已经出现在多少文艺作品中了？所以，亲爱的编剧们，让一个主角成为植物人难道这样不可避免吗？因为被多次滥用（懒用），而变成最难用的情节。这让我想到当年和几个小说作者聊天，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不能再把主人公写成自杀或是车祸了，太不高级了。

我们的大部分壮年导演都容易落入对文革青春的怀旧陷阱。但在我看来，出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外，别的都很失败。失败在于，电影对背景的滥用已经彻头彻尾成了懒惰的借口。曾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无异于一次全体性的行为艺术，毛主席形象的种种衍伸符号都累加着这种模式化。所以，哦天啊，拿来一用，就成了三十年后的中国电影之模式化。而且，若以前是政治性的，今天的这种行为趋势只能是蹩脚的商业性（不蹩脚的商业性，我宁可更期待一些）。

今天的《生活周刊》上有一篇影评文章，题目是《别没完没了的怀旧》，说的几个电影大致我们都可以想得到。大抵也就是无极不是怀旧的了。我在这些个镜头里面，看得到时代对个人命运的痛拧，也就是说，看得到结论，但我看不到某一个个体的魅力，甚至某一个演员的魅力。（梁朝伟的演技好，并不是因为他会抽烟，对吧？同样，不说话不代表你就有演技上的进步了。）

再来说沉默和隐忍。太多这些怀旧的电影都用同样的结尾来抒情，抒发一种无可奈何、充满感伤的爱情思乡病。但这些人为了爱情做了什么，我们并没有看到。时光荏苒，没错，荏苒，但在一个短至90分钟的电影里，你让每一个人以日记、以沉默、以逃避、以装傻来对付时光荏苒，这显然是给自己找麻烦：要知道，拍挣扎是容易的，拍忍耐是难的。冯小刚说他拍夜宴，就是想说：拍庄严肃穆的大片比拍喜剧片难多了去了。正因为我们有了对隐忍的宽容，我们才越来越无法表达挣扎。表达力量。

今天陪德国人拍片时，遇到一个重大的难题，我们的拍摄对象太过无趣，以至于没有任何内容可以拍。导演很无奈地说，拍纪录片，你无法去谋划。但事实上，潜台词是这样的：因为纪录片的观众还是希望看到有趣、不同、刺激、有启发性的内容，所以你以不谋划的诚实作业态度就无法完成这次的任务。

是悖论式的纪录。

可我感到无趣的是，影像美术可以很棒的电影，被给予谋划的特权，演绎的特权，甚至拥有对那个时代远观和创作的自由特权，却终于还是落到了同样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