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人讲“施比受有福”,还是作为大学生去参加志愿者活动的时候。那次是一位城管大叔带队去一个算不上太偏僻的山区,给当地一群中小学生上课。其实在广州周边要找到特别贫困的地区去扶贫或支教并不容易,受到活动的时长以及高校的组织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限制,也不可能去到太偏远的地方,所以大部分的活动都只能是去和留守青少年做做游戏,或科普一些卫生知识、外语知识等等。
城管大叔一直利用业余时间陪伴这群学生,已经坚持了好几年。他发现这样的支教活动其实有利也有弊。有时候大学生们给这些中小学生带了太多礼物,让他们开始攀比,变得不容易满足,总想要更多精美的小玩意。而且大学生们换了一拨又一拨,他们好不容易跟一拨大学生建立了信任,随即又换人,会有被抛弃的失落感。这让他开始反思,这样的活动是否为大学生创造献爱心的意义感超过了大学生实际为孩子们贡献的价值。
后来我去读mba,也继续组织了一些扶贫活动。商学院的同学们不但热心肠,而且还能调动到公司的资源,反而是寻找扶贫的对象变得愈发困难。并不是说找不到需要帮扶的对象,而是既要让资助者有参与感,又要有足够的人力去监督款项的去向,这样的项目并不多。当找到了满足这些条件的完美扶贫项目,资助者和组织方就难免想方设法地在这个机会中满足自己的一些需要,比如学校和企业对外宣传的需要、村干部汇报的需要、学生们做善事的需要,等等。这样各取所需的结果,就是慈善活动容易变得形式化。活动的真实效果到底如何,谁会真正地关心? 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捐钱捐物并不能真正改变贫穷的状况,但是这也不妨碍活动一直办下去。
可能“施比受有福”这句话的初衷,只是想告诉人们给予能使人幸福,应该尽己所能多多给予。却没有想到当人们为了让自己幸福而做出一些以给予为名的行为时,会产生一些问题。当然,不管初衷和实际效果如何,我还是觉得一个大家愿意给予的社会总比一个人人冷漠的社会要好。只是我们应该常常反思,自己是真的在给予,还是披着给予的外衣在利己。
第二单元的故事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很少人愿意触碰的话题,我很欣赏这种犀利的港剧风格。可惜结局有点过于隐晦,让人感觉不大痛快。可能导演想制造一种表面温暖励志但细思恐极的效果,但是又不敢过于直白地挑战大家心目中“施=善”的观念,只能不痛不痒地点到即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