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小霸。平王东迁仰赖于秦、郑、晋等诸侯或部族的勤王之功。而此后秦因国偏处西隅不能对王室施加重大之影响，晋国因曲沃代翼而产生的长时间内乱亦不能制之，只有郑国在武公、庄公两代君主努力之下战略权势大涨，且其距离洛邑王城最近，并为周王之卿相久矣，故而在春秋初期，郑国对周王室之影响是最大的。无论是“周郑交质”还是“王畿刈麦”后竟“射王中肩”，在这一场又一场与周王室的政治与军事交锋中，郑国在实际上从未落于下风。且联合诸侯北伐戎狄，声望与日俱增，号称“春秋小霸”。终庄公一代，郑国锋芒无与可比。周王室经此打击已无力再与诸侯争夺权势，甘居于数十里王城之内徒修礼作乐为乐而已。郑庄公文治武功，郑国借勤王之威强国之力，屡次与周王相争，可谓三百年来头一遭（如果不算上昭王伐楚的那一次——那一次楚国只是作为蛮夷之一而成为被征伐的对象）。他的对外战略隐晦不明，模棱两可，且每次都师出有名而不落人口实，可谓有勇有谋之人,这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在自身实力强大到不需要制定明确战略即可达到自身的战略利益，也是历史上之罕见一例了。如果说“周郑交质”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打击王室之举，那么“刈王畿麦”就是以经济手段达到威胁周王室的现实目的，而“射王中肩”的一幕已明确压制住王室战略权势，使之成为王室永远的痛，无复有东山再起之心。战略目标若隐若现而不明言，一系列战术操作步步为营无懈可击，使王室甘拜下风而诸侯如影归附，最终达到发展和巩固自身地盘和增强自身战略权势的战略目的。其谋略和影响，后世有几人可以超越！而郑国在庄公死后不久就趋于衰落，其原因莫不在于庄公把郑国的力量过度使用而使之入不敷出。再加上土地狭小、纵深局促，实属强敌环顾的四战之地，且没有物质和人力的持续支撑，争霸事业当然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也验证了中国世袭制王朝政治的弊病——人亡政息的道理。但不得不承认，游离于诸侯（且之后都是具有绝对争霸实力的诸侯）之间的郑国继续存国三百余载，也是难能可贵了。春秋第一霸——齐国。桓公小白上台之前，齐国内乱，造成国政崩颓民生凋敝，贤才良将枯竭。作为地方千里的春秋大国——齐国竟然不如西边王畿旁的小小郑国，令诸侯心生疏离蔑视之心，齐国大国地位危在旦夕。所谓“时势造英雄”，就在这种万般绝境之下，齐桓公知人善任，大胆启用自己的政治敌人和身为市井之徒的平民管仲，进行财政和军事改革。数年之内，社会安定，国富兵强。为践行周公太公之业，他适时的打起了“尊王攘夷”的旗号，并以数次会盟的形式逐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霸主地位——其间，不可避免的以军事威胁军事对峙乃至军事进攻等军事权势的使用为手段。他因此开创了以会盟为建立和确定霸主地位的先河，使后来效法者影从。我们需要对几次重要的会盟作出评介才能对齐国外交战略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北杏会盟。周王室在百般内外交困之下，东方大国齐国主动伸出橄榄枝，提出“尊王攘夷”的无比正确而又合时宜的政治口号。周王室便投桃报李，以代王室册封宋国新君而会盟诸侯。这次会盟虽然加盟者少且是小国，观望者尤多,但却是齐国以盟主身份召集的第一次会盟，不可谓不重要——虽然是“小霸”，但循序渐进，以探内外舆论，也是第一次确立大国诸侯霸主地位的必要准备。这样既保住了苟延残喘的周王室的颜面，又切实树立了自己新兴霸主的地位，两全其美，各取所需，是新旧实力合作妥协的一次经典案例。鄄地会盟。北杏之盟后，齐国借口灭了近邻蕞尔小国遂国，再接连击败“小霸”余威犹在的郑国和拥有崇高宗室地位的鲁国，诸侯莫敢不服，皆来归附。这就有了正式确立齐国霸主地位的第二次会盟——鄄地会盟。这次会盟之后，齐国继续攘夷战略方针——北逐山戎和狄人，并迁徙卫国君民入新城居住等等，齐国的大国威势日升，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葵丘会盟。齐桓公末期，周王室内乱，齐国扶立新君，进行生前最后一次会盟——葵丘会盟。这次，他以一个老成霸主的身份教育诸侯，要讲信修睦，救危扶困，礼尚往来，和谐相处。这是齐桓霸业的光辉顶点，也是齐国霸业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笔者需要在介绍一件影响后世大国争霸外交的案例以资品鉴。鄄地会盟之后，齐国霸主地位业已确立。而远在南方仍被视为蛮夷之地的楚国竟然擅自称王并不向周王朝纳贡，以“尊王攘夷”为政治理念的齐桓公自是不能忍受。他帅诸侯之师以伐楚，而以楚国答应进贡包茅了结。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楚国实力的逐渐强大以至于守成霸主都顾忌三分（关于楚国的对外战略，笔者会在下面作详细论述）。而已到壮士暮年的齐桓公，以保存自身实力和静观时势以待变计（何况当时的楚国只是诸侯眼中的蛮夷，并不在中原王朝的正常交往对象之内，所以齐国也并不在意与它讲和），选择适可而止，又可见其老成持重之对外战略，让人心生敬佩。这也揭开了以后数百年齐楚争霸的历史面纱，大国争霸才刚刚开始，大国外交才渐入佳境。齐桓公，以内政的修平和强大的实力以建立自己的霸主地位为始终目标，以天下渴盼和敬服的“尊王攘夷”为旗号，以军事征伐戎狄和不服从的小国为手段，以扶危救困的仁义之举和道德威信建立自己的强大道德威势，以会盟为确立和巩固其霸主地位的最终标志，使得整个对外战略进行得稳步又坚定，如入化境。以至于称霸近四十年内无人敢与之争锋，霸主地位牢固如常，可见其对外战略经营之精之深之神。但人亡政息的政治铁律又一次发生在了齐国公室，桓公本人不得善终，齐国又经历了长时期内乱，眼见得西方晋国和秦国和南方楚国不断坐大而无能为力。自此，笔者论述春秋时期大国外交战略时就很少述及齐国（这里是姜氏齐国，下一次就是战国时期的田氏齐国），即便提及，也被视为晋楚争霸间拉拢和打击的次要对象或对手而已。“仁义”霸主—宋襄公。宋襄公借齐桓公之死而齐国内乱之迎立齐国新君之功，数次与周边小国会盟，俨然又一新兴之霸主。宋襄想当然得以为，此时秦国远隔，晋国公室内乱，且齐国新君是他所扶立，更当唯他马首是瞻，而南方楚国再强大也只是蛮夷，在政治地位上又如何比得上他的殷商之后的身份，只得听他号令。就在自己所揣测判定的国际政治环境之下，宋襄公头脑发热地以为，只要诚心诚意以仁义为准则，广招诸侯以图会盟而继齐桓公之后再次称霸已经是水到渠成之事。出乎意料的是，与齐国争霸数十年的楚国值此天赐良机，先是羞辱和囚禁襄公，而后一举击败幻想凭以弹丸之地而称霸的战略意图。笔者为何不以一国之名而以它的君主之名作为这个小标题？原因正在于此。宋国霸主地位时间上过于促短，力量上过于弱小（从它联合的国家就可以看出），手段上过于单一，仅凭借国君一人“仁义”之举（尤其是不趁楚军在半渡河时和渡河上岸而阵列未整齐时发动攻击这件事上，还有对齐国的战略支持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达到争霸的目的，无视现实的强大权势之制约,虽想象中的前景美好，只是海市蜃楼。仁义理念是笔者评价宋襄公外交战略的唯一标尺——虽然历史证明他的战略是失败的。宋襄公作为身担百姓与社稷宗庙安危之重任的一国之君主，他定然是目光短浅甚至是昏庸无能的。他的战略眼光可谓敏锐，他的战略嗅觉可谓灵敏，但对自身战略地位和战略利益没有经过充分评估（在宰相兼兄长的目夷劝阻之下亦顽固如此）就贸然发动政治乃至军事攻势，后果也是可预知的了。但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仁义君子”的担当，他不乘对手半渡而击，作为君子，他是合格的甚至是杰出的。他为后世立下了仁人君子的典范，以至于素为蛮夷的楚国后来竟有攻宋而不灭宋、伐郑而不亡郑的仁义之举，不能说丝毫未受其之影响也。乱世之中，国且如此，更何况现代这和平世界乎！今人可做之事尤多哩。“文明”和“仁义”兼具的霸主—晋国。相对于桓公小白执政的坎坷艰辛，晋文公重耳的上台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对于小白直率大度的人生态度，重耳在备尝人生困苦之后更多了很多稳重忍耐的品性。晋文公父亲献公宠幸骊姬致使朝纲毁坏（假途灭虢再灭虞的辉煌权势已成往日云烟），社稷倾颓，内乱频仍，国政日衰。在齐秦两大边缘帝国和中间“小霸”—郑国和宋国政治挤压之下，大国地位也是危弱累卵，朝不保夕。在弟弟惠公和侄儿怀公两代人的执政之后仍不顾老迈之躯，登极君王之位，可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之豪情与政治信念。在讲到晋国时，我们需要更加着重强调春秋时期仁义尚存的时代政治背景。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大国以争霸为最高目标，以仁义为对外口号，以军事威胁和政治会盟为对外战略手段的一体两翼的外交战略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我们仍需要沿着这一逻辑对以下四位霸主的更替作出相应论述和分析。文公时期（虽在位时间骤短但也达到了）霸主地位的实现和巩固是经过一系列的军事和政治努力谋划的结果。文公上台之初发展农桑，奖励工商，整军修武，上下一心，国家实力迅速壮大。文公在外交战略上，随即遵循齐国桓公政治遗嘱，继续以“尊王攘夷”为旗号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合法性）”，在晋国的强大军事权势和政治外交权势之下，各小国影从，诸大国忌惮，周王室愈发仰赖。而后在城濮之战中一举击败早已是大国的楚国，争霸之业顺利完成，也奠定了以后晋国百年霸业之基础。迎入襄王。受到齐桓公鼎力相助而得了王位的周襄王又遭逢王室内乱，这再次给了初登君位的晋文公一个展示实力和树立声望的绝好时机。晋文公效法齐桓公果断发兵而先于秦国迎襄王入王城。周王感恩戴德——也许是出于同宗血脉的考虑，既赏赐晋国以宝贵的土地，又给予政治上的支持。晋国“合”天子以令诸侯，荣耀等身，莫敢不服，其战略权势大大增强。讨卫伐曹。文公重耳在上台之前经历了十九年流亡生涯，其间遭卫、曹等诸侯侮辱，也受齐、楚诸君之厚待。不论从前者还是后者来看，重耳声望在外日久，威信日隆，也是日后登上君位的重要特质。重耳甫一上台，就谋划讨卫伐曹，杀鸡儆猴以儆效尤，卫、曹亲附，从而树立自己大国威信与地位。这就彻底报了文公受辱的一箭之仇，且初步达到了称霸的第一步目标。师出有名，一箭双雕，进退有据，这是外交战略家本身固然要有的素质。城濮之战。这场战争的爆发是争夺霸权的必然结果。晋国在建立与齐秦两国的联盟之后免去了外部之忧，可以专心对楚。晋文公欲退还留，欲罢还休，模棱两可，致使与楚国的战争终究不可避免。战争以晋国的胜利而结束。其间，闻名于史的“退避三舍”这个典故，让笔者刻骨铭心。晋文公以激将之法主动挑起战争，又以回报楚王厚待之情的“仁义”之德名留青史，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又握有战场主动权，战争的走向已然注定。这一战，是中原国家第一次（齐桓公的“责楚”之战并不能称之为战争只能称之为成功的政治谋略）打败南方的蛮族强邻——楚国，恢复了中原正统的信心和威望，实在是输不起的一场翻身仗。践土之盟。城濮之战后，晋国挟着胜利之荣光，一跃而成为中原霸主，王室宠渥优厚，诸侯莫不视之为霸主。晋文公以经典的会盟形式确立和巩固了自身的霸主地位。从此之后，晋国以霸主之姿历经襄公时期与秦国的“崤之战”，景公时与齐国的“鞌之战”，厉公时与楚国的“鄢陵之战”等数次胜利，晋国竟维持百年霸业，殊为可叹！在笔者看来，晋国在文公带领之下之所以迅速取得霸主地位，不外乎以下几点原因：自身实力与外部环境占了较大作用。其实晋国在文公以前实力已渐趋强大，只不过在常年战事和内乱之下使得国力巨耗。但因为其较广大的国土和地形环境，其得以恢复的内在潜力犹在。另外，它周边都是些蕞尔小国，齐楚远隔，与秦国的“秦晋之好”总体维持（穆公任好的妻子便是晋献公之女，重耳和夷吾的妹妹）联盟关系。这说明晋国只要不主动发动战争，一般情况下，可以忽视或无视外部的威胁。这也是晋国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之所在（周公所封唐虞之地予自家人，可见其远见之不一般）。对外战略之正确性与优越的政治历史条件。可以这样说，文公霸业是齐桓公霸业的“2.0版”。他手下狐偃、赵衰、郤榖、先轸、栾枝等人（他们后人的功业和成就证明他们后来受封为三军卿士大夫是名副其实的）皆是政治外交与军事方面的贤才良将，比桓公单依靠管仲成就霸业的艰苦条件优越百倍。在这帮人才的辅佐之下，即使是庸君，也能稳固晋国江山，何况是一代君主晋文公呢？他们主张继续打起“尊王攘夷”之旗号，以适当借口讨伐曾受辱的卫曹等国以威服较弱小之诸侯，再以王室名义联合诸侯共抗南方蛮夷之国——楚国，楚国在中原国家的团结一致面前败下阵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后，晋文公的霸业在审判卫侯屠戮公室和联秦伐郑之后达到顶峰（后来经历了“范、中行之乱”和“三分智氏”的政治动荡，直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后，三晋大地的绝对霸主地位才土崩瓦解），其气焰和声望使得后来霸者除秦国外亦只得望其项背而无人可及。最后，南方楚国的一再坐大让中原诸侯如坐针毡。可以这样说，楚国的强大太不合时宜，因为北方的晋国刚迎立了圣哲明王式的新君和众多的贤才良将。真是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感！笔者也只能慨叹，楚国企图争霸的条件当在晋国失势之时，或者说，楚国也只有在实现“中原化”而融入中原政治体系之后，方不致于因为自身稍稍强大就要受到中原诸侯讨伐的地步——起码，不是所有诸侯一齐讨伐（因为，它不像后来的秦国那样可以独当一面，而只得顺应时势）。楚国的外交工作仍须文化的熏陶和时间的淬炼，而晋国正给它上演了一出外交教育大戏。晋国——这个称霸数代的诸侯，虽然随着战国的到来而消逝于历史的烟尘之中，但在三晋大地上所演绎的战争与和平，权谋与策略依旧异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为后世外交战略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案例和可资借鉴的外交思想成果。大业晚成的霸业和大器晚成的霸主——秦国秦穆公。所以说秦穆公的“大器晚成”，是因为他在位时间与齐桓公相仿，而双方也有良将贤才辅助，结果却是迥然各异：前者惨淡经营大半生才得霸主之位。后者只三五年甚至是一上台就初步确立其霸主之地位。天壤之别，不免让人唏嘘。我们就带着这一“差异”，对秦穆公的对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作出解读。“秦晋之好”。自从平王东迁洛邑之时，秦国就贡献极大。但因为自身偏居西隅远离中原，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羸弱，又无出类拔萃之人才相辅助，故而无法施展其争霸抱负。到了秦穆公时，秦人终究按捺不住，决意东出以逐鹿中原，而与晋国结盟无疑是其对外战略目标之首要条件。晋献公就把女儿——也就是后来晋惠公、晋文公之姊许配与他，姻亲关系也成了维系“秦晋之好”的天然政治纽带。两国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由此开启。两立晋公。献公之后晋国内乱，而一山之隔的秦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缘便利和姻亲关系，先扶立夷吾登位——是为晋惠公。惠公恩将仇报，不但不割让许诺之地，竟联合诸侯攻打秦国。战败之后，质子于秦。其子后来即位——是为怀公。怀公更其不仁，穆公忍无可忍率甲兵扶立重耳为晋国国君，是为晋文公。首先，无论扶立结果如何，扶立之国君亲附秦国与否，秦国在声望上已如日中天，缺少的就是战略进取的时机。其次，穆公把本是怀公之妻的女儿在怀公不辞而别之后，也为将来复仇怀公，就以把女儿再次许配给重耳为条件助他登上君位。此一举动可看出穆公城府之深和独到战略眼光：一来可与怀公一刀两断是为复仇，二来可窥文公是君子是小人是大器还只是迂腐书生，最重要的是仍可以姻亲关系维持与晋国友好进而控制晋国对外战略——至少使其不与秦国进行战略对抗——虽然后来证明穆公如意算盘迭次落空，但也不能否认穆公本人的独到战略眼光（此一战略手段屡次应用于后来王朝对外战略之中，如汉朝与匈奴和亲政策，隋朝和初唐时与突厥和亲政策和中唐时与吐蕃的和亲，清朝时与蒙古诸部如科尔沁部的和亲政策等等，皆有成效）。崤之战的惨败。晋文公死后，穆公以为眼下再无力量可阻挡秦国出关以称霸中原的战略意图的实现，便积极准备和实施最后的最积极的战略进取步骤。然而，崤之战的惨败一方面说明秦国的人才匮乏和准备仍有不足，一方面也说明晋国在文公死后并未出现明显颓势，秦国果然是判断错了国际情势。虽然后来终于在第三次拖得晋国疲惫不堪——晋军因畏惧秦军威势而坚守不出，终于使得秦国扬眉吐气，一雪前耻。但与晋国和楚国的在综合战略权势上的弱势的现实，决定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秦国东出战略必受挫而无疑——除非晋楚两国频发天灾人祸，给予秦可乘之机，但作为久经历练的战略家，岂会为了缥缈的历史偶然性而进犯其近在眼前的现实必然性？战略冒进并不适宜于当时的战略形势。称霸西戎。崤之战的惨败，使秦穆公知道，眼下即使取得中原霸主之位，也会树敌无数而霸主之位定不能长保，不如转向他方以待机变。这就有了离间由余“称霸西戎”的佳话。可以说，这一战役是秦国对外战略的转折点。秦穆公死后，“人亡政息”之悲剧又不厌其烦的上演，在晋国百年霸业的辉煌之下，代代秦国国君只能仰视而难有进取之心（有人说秦穆公之死还用众多良才名士做“人殉”，可见其文明的落后性，也可窥探穆公之后秦国迅速衰落之原因。这属于政治学者研究范畴，笔者不必多言，只作为对外交战略研究之补充）。从此，秦国在战略上不再有大的威胁，它立足关中，既可以保自己安全无虞，也可下窥周室东望中原，随时应变。笔者以为，“称霸西戎”是穆公时期秦国外交战略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比两立晋君的赫赫威名更加具有现实战略意义。秦国转变对外战略重点和方向，无疑为后人作下了垂范，警诫后人在羽翼未丰之前而再越战略冒进之雷池半步。由此可见，“秦晋之好”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保持两国长期和平之手段——两国即使是兵戎相见也未至于灭族亡国之地步。这是两大强国直接面对而又无力彻底征服对方时的唯一明智之选，这是战略家才有的眼光。因为，地理上，秦国处崤函之西，同样也处东方诸侯与周王室之西，因天然之屏障而无东顾之忧。如此，战时可保苟安御敌于崤函之外，平时遭控扼于崤函以西难积东进之势，尤其是当晋献公施假途灭虢再灭虞国之计，从战略上更堵死了秦国东出之路，从而决定其对外战略之转变，形成和实施。因此，战略上受到东边强晋之阻挠，不得已而“向西看”。借势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既为周王室把好西边门户，又为将来俟机东出夯实国家力量之根基埋下了伏笔。也正因为此，五霸之中，就个人而言，笔者敬慕秦穆公最甚。秦自东周开国以来，常随并为大国的晋、齐乃至春秋出初“小霸”的郑国而起舞，国家内部整体的内心焦躁与自认为是蛮夷之邦的自卑之心溢于言表。穆公亦是如此，大半人生人云亦云，常随各霸主会盟而征战四方，后随着自身实力渐长，无视强国四起，竟决意东出，致国家损失巨大。烈士暮年，竟果断转变国家对外战略。向西征服诸戎部落，为秦国西境和洛邑之安宁立下卓越功勋。其继承齐桓、晋文之“尊王攘夷”之仁义举动，使得穆公及秦国霸业如有天助——同时免去了所有战略竞争对手的正面威胁，“遂霸西戎”，得到周王室及诸侯的一致认可，春秋五霸之一的位置已牢牢坐稳。三百年后，秦国基业尚存，为商鞅变法后东出战略埋下了重大伏笔。文明的先声——楚庄王的一鸣惊人。前年播放的《楚国八百年》那档纪录片式的节目让笔者至今印象深刻。先观楚国历史：作为一个自祖先立国时即与中原政治文化圈格格不入的部族，又因为地理上山河阻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除却自然条件的限制，来自外部的威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楚部族在数代雄心勃勃的首领领导下，在春秋初期既已崭露大国之头角。吞灭不服从或在战略意义上重大的临近小邦以置郡县（行政体制之郡县制的先河）。楚国在楚武王熊通时，得到了拥有丰富铜资源的随国，继而伐灭南方诸夷，建立了强大的战略纵深地区和资源储备基地，其经济和军事权势大大增强（还赠大量铜予郑国使之可造乐器，这些铜足可造大量兵器）。楚庄王之前，楚国不是没有争霸的机会，而是机会太多，却次次没有把握住——比如在位时间近半个世纪的楚成王雄心勃勃，但先是遭到齐桓公“责楚之盟”，齐桓公死后急于争霸的成王又遇到旷世英主晋文公重耳，重耳以“退避三舍”的报恩之举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作为中原大国的礼仪气度和战略眼光，使得楚国争霸之路次次受挫。这也让似乎存有暴发户心理的楚国明白，霸主之位在于德行、在于仁义、还在于尊王攘夷，不是单凭军事力量之强大和资源之丰富就可以坐得霸主之位，更不要说霸主之位的长久与否了。于是楚国继续修炼内功，一边继续往东、往南发展，为再图霸中原埋下伏笔（这与秦国“西霸诸戎”的战略不谋而合，也与边缘大国的发展战略逻辑一致。）这就到了庄王时代。“一鸣惊人”。庄王登位之初，受内部力量掣肘，真正施政之期无从谈起。而终于在灭庸之战中树立强大政治威望，一扫往日之屈辱（这一点本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却无关于宏旨，不便展开）。总之，也许这不意味着庄王有系统的对外战略的最终确立，但对外战争的胜利，无疑对庄王理性思考国际政治局势有着巨大的警示作用。他一举平定若敖氏之乱，是独立操纵对外战略和实现楚国霸主地位的必经之路，虽然艰险重重，但对于有雄心壮志的霸主而言，在自身实力壮大之时，这个问题处理得越早就越好，国家元气损失的越小就越好。庄王一举平定若敖氏之乱，其意义正在于此。总之，在成王之后，庄王再次坚定迈出了争霸之路上的第一步，也说明了楚国权势的强盛和仍处在上升期的蓬勃进取心。与晋国围绕缓冲地带的霸权争夺。前文已经讲到，此时的大国之中，秦国专心西向，齐国在内乱之后仍须元气恢复，南方吴国和越国也只是初步兴起，远不足以与大国争锋。此时，大国争霸的主角当在晋楚双方之间激烈展开。夹在晋国和楚国之间的国家有郑、宋、曹、卫、陈（陈国后被楚国灭国置县以为反攻之一战略基地）诸国。在双方轮番争斗于这缓冲地带的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在于“邲之战”。此一战，楚国挟伐陆浑之戎而陈兵王都问九鼎之余威，倾举国之力一雪前次与晋争郑之失利的耻辱，大败晋军。这一豪赌最终成功，楚国霸主地位也已最终确定，此后诸侯间“朝晋暮楚”更为国际政治之常态。而战争只能说明霸主实力上的合格、霸主地位之巩固和持久在于“德行”这一亘古不变之政治真理。而在围宋之战中，楚国不以杀人灭国以置郡县的先例而置之，竟在宋国几乎注定败亡之时，竟因宋人华元的挟持而撤兵而去。这虽不符合楚国和楚人的风格，但却符合中原国家传统的“存宗庙社稷”之大道，楚国舍一终将成为傀儡之小国而成就霸主之德行，可以说是楚国对外战略的大大改进。渐渐消失的霸权。但楚国政治文明的远未成熟，注定其仍要在争霸之路上尝尽惨痛的教训——楚共王时期的政治倾轧致使申公巫臣出东南为吴国效力（这也是晋国联吴抗楚的战略谋划之举，虽晋未必料得有伍子胥攻入郢都的历史结局，但这一战略之影响亦不可谓不深远），楚灵王章华台上好细腰，大大损耗楚之国力和元气（这是楚国失去霸主之位的预兆，在晋国三军六卿之辅佐下，蒸蒸日上的权势更与其形成鲜明对比），更到了楚平王时娶儿媳为己有酿制楚宫廷之大变——伍子胥被逃出昭关为父报仇，准备十年攻入郢都。楚国虽地盘最广，兼国最多，力量也相对强盛，但在中原礼乐文化之熏陶下，不复当年进取之英姿，从此只有附和霸主之虚名而无争霸之雄心。后人恭维的一句“朝秦暮楚”也只是秦国时的一个外交谋略和障眼法而已——秦国需要则用之而与楚联合以破合纵，不需要则弃之而吞灭其土地乃至其国。楚国霸权的衰落令人不胜唏嘘！“人亡政息”的王朝统治铁律和外交战略思想的根基未深，使得其外交战略之制定、实行和延续亦随之而兴，随之而灭。楚国渐渐消失于战略对抗和斗争的惨烈舞台之上，但楚国文化异于中原文化的特质使其以另一种方式永留青史，这也是可以让后人感到慰藉的罢。如今，中华文化得遇数百载难逢的机会，正待全面走向世界。不仅要把楚辞的温婉的江南文化传布世人，更要以外交的先行者的态度和责任，以荆楚大地博大、开放、包容的胸襟展示中华文明的特质，为中华走向世界贡献自己的力量。吴越短暂争霸。根据《战国策》记载，吴越虽为夏周之遗民，但偏处东南一隅，为蛮夷久矣。后来国力日盛，争霸之心自然有之，且最终相继称霸。在笔者看来，它们的称霸本身就是战国时代的开始而非春秋时代的延续，姑且就把这一段时期两国外交战略成败简述一番，已达承上启下之效果。对吴越外交战略的解读其实相对容易很多。吴国历史久远，相传为周文王姬昌之兄太伯之后。但亦与楚一样，处蛮荒之地久远，生活习性与风俗习惯迥异于中原，尚武之心浓烈。越国虽传说为大禹的后裔，但其“披发文身”与自然搏斗而求生存的漫长历史，与吴人几乎同样的民族性和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得双方的对外战略自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充满血腥。吴国以兼为伍子胥报仇和实现吴国霸权的外交战略实施得很顺利。吴国成功之处在于，处于晋楚争霸之后方，积累了大量战略和战争经验。如此明确的对外战略，在伍子胥和孙武等贤相良将的辅弼之下，再加上如此利好的战略环境——北有晋国之战略奥援（有无皆可，因为晋国也有自己的后顾之忧），，西面楚国国势日趋衰弱，以其常年累积之雄厚国力，使得吴国只要得到良好时机，完全有一举而战胜楚国并成为霸主的可能性。吴国一步步实践着自己所及定制战略意图：通过柏举之战以灭楚，夫椒之战以臣越，艾陵之战以破齐，还有黄池会盟以与晋平。吴国对外战略之成功可以载于史册了。它也是晋国远交近攻政策的成功，也是战国时纵横外交政策之鼻祖，于后世之用大矣。越国之成功首先在于内政的修平和稳固，人民的归附和复仇之心，也要归功于十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和范蠡、文种的外部苟且和内部治理。乘宗主国吴国君臣离心，伍子胥新亡和北上会盟时之内部力量空虚，一举臣服后者并稍后攻灭之。越国对外战略之成功莫不再于战略信心和战略忍耐。在双方实力悬殊且无外援的情况下，一时之苟且是实现战略目标的第一步。无此则无国，无此则无下问，更不用奢谈战略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了。需要指出的是，它也是以彻彻底底的灭国而非降国以为与国为目的（吴国为越国所灭，越国后又为楚国所灭）争霸战略，在它们的眼中，也只是一种灭亡它国的手段，并不像春秋五霸一样——连蛮夷的楚国也懂得存续宋国宗庙社稷的道理而不再以灭国为目标，它们的外交战略开始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和中原诸侯间国际关系对立起来。这是一个新的外交战略时代的开始。就好像伍子胥以家仇而灭人一国并鞭打君尸之举一样在时人眼中视为悖逆，越国不为感激存宗庙之恩而只有复国复仇的灭吴战争也让诸侯胆寒，吴越之争，已非以单纯的争霸战争可以理解的。这是战国时代围绕“存国与灭国”的典型特征，也是春秋于战国时代鲜明的外交战略界限。就这样，吴越两国以英雄和破坏者的双重角色纵横于中原国家外交战略舞台——以后的诸侯亦如是效仿起来，为外交战略之演变注入了新鲜血液，推动国家向统一的历史方向上迈进，也为后来中华民族外交战略内涵的丰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结笔者以为，春秋时期是孔子宣扬的“仁义”理念尚存的时代，而“尊王攘夷”的政治口号与绝大多数诸侯的实际行动也是佐证。故而单就争霸过程而言，笔者以为，晋文公时期争霸的过程是春秋时期诸侯争霸事业的顶峰，也是发挥“尊王攘夷”之口号的道德感召力的顶峰，更是古典时期外交文明发展的顶峰。此后，虽有宋襄公霸主地位的昙花一现，秦穆公霸主地位的大器晚成和楚庄王一鸣惊人的争霸的强大爆发力，也只是晋文争霸之路后面的影子而已。而此一时期，诸侯——无论是齐、晋、秦、楚诸大国还是郑、宋、曹、卫、鲁等小国，它们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强不能犯弱，小不能欺大；仁义战胜不义是必然的道理，不义所掠夺的必然要丧失；互帮互助，尊王攘夷，不仅是口号，也是当时中华地域内复杂形势下之必然要求。如若以上规则受到违犯，则诸侯必讨伐之。得胜者以会盟形式确立讨伐之成果，并以此号令诸侯维护政治公义，保障诸侯间和平与稳定。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确立或巩固霸主地位与权势的过程，二者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这就为诸侯制定对外战略提供了一把现实的可造作性强的标尺。春秋时期，外交战略制定和施行的过程，大抵如此。笔者需要指出而在以后的部分会更加着重指出的是，此时的中华地域内夷狄势力的繁衍与及其权势的壮大已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如果说幽王灭国和平王东迁是申侯联合犬戎造成的，那么到了东周时期，无论是北方山戎还是陇山西戎或是南方夷越，亦或是夹杂在诸侯国山林草莽之间的蛮夷部族，它们对中原诸侯的侵犯日甚一日，对中原国家的威胁已经到了必须大规模讨伐的地步。这才有了齐桓公联合诸侯北伐山戎和秦穆公征伐西戎的战略性之举。到了战国末期，义渠、匈奴等部族对中原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威胁又更其严重。这才有了秦始皇帝命蒙恬帅大军北逐匈奴修建万里长城的壮观史迹。虽然中原国家行政管辖范围内的地区诸蛮夷已渐渐被中原文化所同化，而加入了中华民族之民族序列，但处于中华地域内部边缘尤其是来自北方和西方的蛮族以有别于中原地区农耕方式的游牧形式不断发展和壮大着。中华民族从此面临着不断同化少数蛮族和实现国家再统一的历史和政治的双重重任，这深刻影响了中国历代王朝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也大大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外交战略文化，使之大大迥异于西方世界。这也是唯有以“仁义”理念贯彻始终方可收到历史之回馈的必由之路。笔者仍将在后文对这一理念深作阐述，并使之更加现代化、世界化，以适应外交战略发展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