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简直是影响家庭和谐气氛的神剧，爸妈看的津津有味，我被雷到通体焦黑！男主长得那么一般，家庭条件那么一般，是靠什么先吸引剧团台柱子和他一起修车喝风，又是靠什么吸引厂长闺女倒贴当后妈？我小小的脑袋大大的疑惑，这是什么男频爽文剧本？男主靠着圣父般的慈爱，像养儿子一样对待他大哥，接着又替他大哥养亲儿子……恶心吧啦的剧情，不忍直视

8.6/10I was surprised I would rate this movie this high, but I must admit that I got plenty of fun on the journey with a romance writer and a charming-looking model. I realized again why the expectation you put on a movie is essential when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usual shit with only few jokes touching me, look what I obtained? Distinctive characters, scenes that not just being funny through lines, and surprisingly real emotions? Honestly, I haven't watched an American comedy movie of this high level for a long time.Daniel Radcliffe is a good actor who is worth not only be known as "Harry Potter" anymore. Brad Pitt is as amazing and cool as I thought he would be.

上影节没去，一直比较期待。在First做开幕片看了，观感挺不错的，不沉闷不做作。叙事很有设计，前半段的“筹备”与后半段的“文本”互为对照，形成了更复杂迷人的叙事结构。

最为惊喜的是影片营造了某种身体的在场和触觉的感知，小罗看完很赞叹，他说影片使他通感到强烈的触感知觉，比如挨打时鼻子流出血和手指上爬行的蚂蚁。作为视听艺术的电影，能唤醒观众对触觉或者嗅觉的感知其实是一件很高级的事。而我却更加鲜明地体验到“身体”的在场，西方哲学传统中，在身体与意识的二元对立里，身体总是被轻视和忽略的一方。这其实存在巨大的误解和偏颇。而在观影过程中，我产生了强烈的系统训练身体的原始冲动。自律和流汗真的能带来更加纯粹的快乐，而随之产生的形体美和健康体魄似乎都已经是副产品了。

“身体不是思想的监狱，思想却是身体的监狱”很值得琢磨，导演说是福柯的身体理论著作中的原话。

映后导演谈到了关于元电影（关于电影的电影）的问题，她坦然自己并不关心电影，而是更关心自己。但作为职业电影人，在创作中刻意忽略和规避电影的存在其实是某种虚伪。所以她不避讳谈电影，但更加还是作为自我表达的手段。元电影是形式，自我表达才是内核。

Q＆A导演承认自己最喜欢的导演是洪尚秀，这也解释了电影形式上的某种相似性，但不论从内核和叙事甚至性别视角，陈翠梅都具有了自己的风格。

“年轻人把剑看作一切，宫本武藏却把一切看作剑。”

《茶金》的真人藍本，原來是廖運潘回憶錄《茶金歲月：北埔姜阿新洋樓的故事》。他寫作才華驚人，精細具體呈現民間適應政府掠奪的策略。廖運潘是桃園觀音雜貨店之子。因為日治臺灣總督府打壓中醫，中藥店牌照不准傳世，他阿公過世便斷絕；他父親只好把雜貨店生意擴張到石油、南北貨、棺材，甚至賣豬肉。是說，這已經不是雜貨店，是百貨商城了吧？十年間，就把家產由十三甲地增為三十甲。廖運潘讀台大經濟系，寄居母親好友阿姨家。阿姨說，她的女婿是北埔富商姜阿新，良田百餘甲，千甲林場與製材所，開了茶廠、糖廠，有新竹客運六分之一股份，想招他入贅繼承事業。

廖運潘見過待嫁美少女姜麗芝，但連話也沒說過半句，而且入贅置姜家養子於何地呢？他推說大學畢業再說，只想去美國闖天下。可是高三的姜麗芝不問兩個舅舅，卻問他，《罪與罰》是不是托爾斯泰寫的？廖運潘受寵若驚，照實說不知道。內心捶胸頓足，不顧課業繁重，以後一年半讀完圖書館日本托爾斯泰全集、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大仲馬全集、雨果全集。

因為麗芝彈鋼琴、愛古典音樂，他又苦讀貝多芬、莫札特、舒伯特等傳記，每季去中山堂聽省交公演活受罪，忍耐到中場休息就逃跑，但仍不斷到親友家借聽唱片學習。固定算準麗芝上學時間趕到台北車站，在雨季大排長龍中，等著好幾班車過去，只為三次能有一次遇到麗芝。完全是個深情的韓劇歐巴。

廖運潘畢業考上臺灣銀行左營分行，本來不必入贅，而他個性剛毅木訥也不適合，但為了娶麗芝只好入贅。可是這家長輩擁有絕對的權威，岳父少時到東京讀大學，放假回臺灣，離別時祖母抱著他大哭，於是他就輟學不回去念了。這時麗芝生下長女，岳母、外婆因為抱嬰不想放手，也直接要他辭職回北埔繼承家業。廖運潘原本立志要當上臺銀總經理，看岳父寫信來催，也只好辭職回岳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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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父誇耀自家永光茶臺灣第一，臺灣茶七成是低級貨，所以外商買臺灣茶就得買永光茶摻入來提高等級。戰前日本三井農林株式會社包下永光全部產量，戰後是英國怡和洋行現金預購，可見永光有多威。但岳父卻不讓女婿上班，只帶他每天日夜巡視糖廠。兩個巨漢走在街上引人注目，誰也不知道是因為岳父怕鬼，夜間要他作伴壯膽。

等怡和洋行訂單只要岳父一半產量，女婿才發現，其實怡和洋行視永光為可有可無。臺灣茶在戰前內銷日本，戰後日本政策保護本國茶業自給自足，限制進口。因為戰後歐洲恢復消費茶葉，但印度等地受戰爭破壞，來不及供應，臺灣趁虛而入。北非戰前向中國買綠茶，戰後因為中美冷戰，抵制中國，所以轉向台灣採購。「茶金」代表臺灣茶暢銷如黃金的短暫榮景。

但一九五○年印度茶業恢復後，大吉嶺紅茶產量大、品質高，臺灣品質、價格競爭不過印度，國際地位很快就被遠遠超越。為此岳家已秘密負債兩百五十萬，等於現今二十億，已經無力償還。公司庫存大量赤糖，看似盆滿缽滿；結果是替蔗農代工寄放，六成都是蔗農的財產。外人以為嫁入豪門麻雀變鳳凰，誰知女婿從此扛起千斤重擔。

岳父年輕時養賽馬就玩掉三萬圓，廖家父親財產六萬圓，已經是觀音上位人家。臺灣有外匯管制，攔截廠商出口所得貨款；岳父的適應就是低報貨款，然後去日本旅遊一個月，用於家族私人消費，花光買家三井在日本交付的差額一百萬圓，行前就興致勃勃計畫買名犬玩賞。讀者為之愕然，覺得公私不分，像是黨庫通國庫的微型翻版。

茶業一年工作七個月，小廠可以放無薪假，永光茶廠、運輸、管理卻要全年發薪。台北分公司編制九人全是親友，沒任何業績，還有廚房廚師煮飯，每逢岳父來台北，就千客萬來蹭免費飯。女婿知道其實公司是搞不起這些排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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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運潘以父親失去中藥店時雜貨店連石油、棺材、豬肉也要賣的意志，身為學習王苦讀經典小說、音樂家傳記與唱片的洪荒之力，靠著苦讀資料、問人就能學會技術知識，不斷開發異業。應用閒置的人力設備，利用烘茶機器烘蔬菜乾，盛產蒜頭就研發蒜粉外銷，賣茶粉給人煉咖啡因，將茶梗分裝小包內銷等。但都難敵惡性競爭。

因為日治時期限制茶廠執照，戰後日本也依產量限制設廠數量。但在臺灣，戰後國民政府濫發執照，結果榮景時茶園沒增加、一百家茶廠變成三百家，紅茶偷加黃土加米漿以增加重量，或自家人不領薪賠錢做工，或高價收茶葉被迫賤賣，各種殺雞取卵，劣幣驅逐良幣，茶廠十之八九都在掙扎度日。不管廖運潘如何創新產品，再賺錢都只有一年，就會被海量對手削價競爭淹沒。

他也面對管理人的怠惰、員工的偷竊。岳父視林場為金礦，但竹南木行主持人在任多年都沒去過林班現場，伐木包給原住民，以鋸多少樹計算工資。結果工人輕鬆站著鋸，留下值錢的根株。太遠的不鋸，滾下山谷的不撿。別人出錢包下殘株，光是鋸殘株、砍偏僻樹木、撿回滾落山谷的原木，以其收入就買下岳父四分之一經營權。岳父賣掉四分之三股分，換人經營，三年內盈餘馬上超過六百萬。

組織全聽董事長的個人意志領導，榮景時是老闆英明，衰退時老闆凡事不置可否，群龍無首。茶農賣茶葉原料，左派岳父要公司抬價收購，但右派女婿堅持降價收購，保住公司。《茶金》讚美岳父對茶農的仁慈，而這種仁慈在公司治理上，卻是高層拒絕授權經理人管理，對員工生計不負責任。農產出口，應該是美金一元換台幣四十元，銀行匯率卻是台幣十五．五元，糖稅更課到十五％。政府對永光等製造商重稅盤剝，永光要生存，就將成本轉嫁給茶農。農會「肥料換穀」賤價購米，配給軍人、公務員，代價都是農民承受。

怡和洋行的交易條件太差，岳父無法屈尊接受。於是派女婿到怡和洋行乞恩般簽下訂單，終於張羅到五萬元預付款，只因若不還債就無法開工。不夠還積欠薪資，只能分期付款。這時岳父居然吩咐匯出鉅款，資助朋友競選省議員。

女婿爭論之後仍然服從，把錢匯出，認定岳父「在如此逆境中為保住無謂的虛榮而不惜糟蹋寶貴的資金，害得無米之炊的出納先生焦頭爛額」。我沒有作者心胸光明磊落，既然中小企業普遍無法從銀行取得貸款，只能用高利息向私人借貸，全書就是賺錢連利息都來不及還，好公司被債壓垮的遺恨紀錄；那麼中小企業主當然會透過地方派系去爭奪政府工程、採購標案、新竹客運等特許事業，尤其是掌握農會金庫、批准信用合作社貸款的主導權。

上有黨國暴力，下有地方派系分贓。如果你是顏清標，那借錢就不用還。我願相信岳父姜阿新得到特權沒使用，公司倒閉證明他清白。但他會追逐權力，是因為上層頭人普遍這樣做，而他們沒有姜阿新手腳乾淨。《茶金》視呆帳為劫富濟貧的英雄壯舉，對此我悲觀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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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運潘精采的茶業冒險史，描繪出暴政下階級相殘的食物鏈，造成腐敗投機、惡性競爭的文化。政策、法規與制度長期的破壞，不是招商免稅、低租金、低廉水電就能恢復。而需要如小說《茶金》這樣野心宏偉的溝通，向大眾揭露歷史沉痾，討論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企業治理，實現轉型正義。

《茶金歲月》呈現臺灣企業奠基於原本的社會、家庭型態，大不同於西方。鄉人嘲笑岳父企業利潤微薄，不賺錢就賺個玩。女婿說岳父是為了救失業，亦即實為社會企業。岳父經營家族企業公私不分，既是繼承家族長輩權威，也因為志在救濟鄉里、贍養親友。所以不接受任何人監督制衡，別人只能尊重，使他的成長就到為安慰祖母而輟學東京為止。

國際貿易競爭，高度依賴資訊、研究，但連學習王廖運潘也是到日本出差參觀靜岡三井的茶園、試驗所，才解答為何日本茶單位面積產量超過臺灣四倍以上。因為臺灣平地、有水源一定種稻，陡坡才種茶，不重肥效管理、水土保持，所以瘦小難以茂盛。日本茶園在平原、緩坡，專業茶農耕耘施肥，剪枝除草，所以發育成枝粗稍旺的蓊鬱大茶叢。茶廠產能既符合茶園產量，沒有惡性搶購原料，也沒有偷工減料。臺灣農商達不到的天花板，是日本農商的起跑點。

臺灣政府、企業對國際商戰的研究意識低落，受到政策鎖國等極大限制。一張台日來回頭等機票七千八是公務員一年多薪水、普通票也要五千元以上時，就過濾了極少數的人才有出國進修學習的機會。但有錢出國的人，可能志在觀光購物。而在國際貿易市場，哪個國家能學，就決定了誰能贏。

女婿決心扶翼岳父的鴻鵠之志，但成為公司唯一敢於阻擋岳父暴走的異議者。因為他人品高潔，相信水鳥起飛不攪濁溪水，企業也要對員工負責，倒閉也要對債主負責。破產一貧如洗後，女婿請債主朋友來登記債權，這位朋友不但拋棄債權，反而給他五千，囑咐願意再幫他，此事說明了雙方的品格。他且關心每位舊員工的去處，對後來遭逢厄運者時時自咎。他們之間的信賴，今人恐怕無以想像。寫到破產多年後，猝發的岳母喪禮，逢銀行不營業，女婿不知道去哪籌錢。幸好岳父早有準備，給女婿兩萬元發落。女婿在舊職員人群中看到鍾秀枝，就把兩萬元交給他保管支付。

書裡好像沒寫到鍾秀枝很多事跡，我也不知道為何女婿這麼信得過鍾秀枝。但我想女婿不是知道這個人會不會辦事，而是知道這個人的全部。所以他信賴這個人。這種信賴關係，是多年信用互相累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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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產後，廖運潘離開岳家到台北上班，要妻子結束賣瓦斯、新娘化妝、縫製電視蓋布代工，帶六個孩子北上團聚。結束了祖母叫岳父從東京大學回家、岳父叫女婿從左營辭職回北埔的歷史循環，逆向展開小家庭獨立的一頁。當中五個孩子，成家後也分別旅居世界各地。

他筆下生動，栩栩如生。兒子顯文五歲，女兒三歲，妻子在舅舅開的小學福利社上班，兒子就站在櫃台內看學生買零食，也會賣冰棒一枝兩角。作者的母親從觀音來探望媳婦，聽到孫兒女齊聲叫阿婆，廖母就哭了。「我下班時，顯文問我阿婆為什麼哭，我答不出來。」

女兒廖惠慶寫道，北埔洋樓被拍賣，她鬱鬱寡歡，覺得前途未知，只要假期便回北埔住在橫屋老家臥薪嘗膽，想考便宜的公立學校。一次遇到一群台大學生在北埔洋樓外張望，她告訴一位和善的大哥哥「這是我的老家，但因為已經成為銀行資產，所以無法進去」。「他的臉上出現了替我悲傷的表情」。

廖運潘只要寫到與兒女相處，從出生到養育，無不使人動容。他說二十八歲赴日時，在淺草看電影。看到女主角帶兩個幼兒雪中逃難，幼兒剛好和他的兩個女兒同年紀，他立刻淚如泉湧，逃離戲院。第二次赴日一個月，「我心窩裡時時在想家人，恨不得第二天就飛回家」。離開北埔後，一家在台北廈門街租房，省下六個孩子車票錢，也分租給三妹一家人減輕房租重擔，克勤克儉，針頭削鐵。他回憶麵攤米粉湯一碗五角，無味無香，但六個孩子正是很會吃飯的年紀，最愛這味。還有騎樓下的水餃攤，二十元一百個，他捨不得吃。看六個孩子瞬間把堆積如山的餃子納入肚中一臉滿足，父親就心曠神怡。

如果臺灣能從困境中有所突破，能擺脫過去政府不把人當人看、所以政商強豪權貴也毫不在意踐踏弱勢的局面，使政府、企業負起責任，我認為支持像廖運潘這樣的人實踐信念的力量，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依戀與羈絆。小說《茶金》創造一個英俊憂鬱浪子與千金的羅曼史來吸引觀眾的目光，在沉痛歷史傷口敷上個人英雄發揮過人才能一一解鎖難關的歡樂，來安慰讀者。《茶金歲月》則更為挫敗與深沉，因此也更為堅定、溫暖，其力量在讀者心中久久不散。

青春短暂，而其混乱的美丽是许多电影试图挽留的元素。导演李启源的新作《乱青春》呈现的是三个花样少女之间既混沌又清澈的情欲，她们在喜欢的边界穿梭、踟蹰、游荡，就像电影开场，Angel在趋于凋零的向日葵花田逡寻着什么，而迷蒙的光在天际吞吐闪烁。

台湾历年来有为数不少的电影皆以女性情愫为题，揣摩同性间游移的关切与依恋，从早期的《国中女生》、《我的美丽与哀愁》、《美丽在唱歌》，一直到近年来的《蓝色大门》、《爱丽丝的镜子》、《刺青》、《漂浪青春》、《渺渺》、《花吃了那女孩》等。近期即将上映的《乱青春》同样探测处于青春期的女孩们彼此对待的方式与纳藏的心结，片中凸显了时间、记忆与爱的流动感。在时光的复沓里，有愈来愈多的回想从四方浮游而至、愈来愈多致密的心思被拆解。最终，这些歧异的视角将如何缝合起来？

《乱青春》舍弃传统的线性叙事，打造了风格强烈的电影语言，繁复地交互编织记忆与现实。时间不再固着于过去、现在这种既存的界定方式，导演大量采用「预示」的手法，使得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过去与现在穿插、并置再现，模糊了时间的绝对性，也使得记忆渗透入日常生活中，成为一种潜伏的陪伴关系，继续与当下互动。记忆因此苏活，在心之舞台上反覆搬演，在每一次的排演中，都可能添增、删减局部细节，也可能恣意窜改其中的情节。

本片采用多线并行的时空架构，多次前后采取不同的叙事观点，重现同一起事件。它慢慢地点缀、填充、修饰那个时空脉络，邀请剧中角色和观众共同进入，根据当下情境改写成属于自己的脚本。你就不再只是被动的讯息接收者，而能够潜入那些细细碎碎的缝隙里，或许，在某个边缘地带遇见自己。

自认为从未离开青春期的李启源对「青春」这个题材敏感，2005年拍摄完成的《巧克力重击》描述的是一群着迷于街舞和嘻哈音乐的青少年，彼此较劲，蓬勃地舞弄着青春的斗志。李启源同时也对大人与青少年之间表达爱的方式感兴趣，《巧克力重击》的主角巧克力和他的父亲从一开始生硬的对峙，直到慢慢体解对方的处境，从而开启沟通的可能；在《乱青春》当中，Angel和阿咪皆身处于一个崩解的家庭里，和父亲之间隔着一条无形的沟渠。从《巧克力重击》、《乱青春》、《烟》（《台北异想》短片之一），乃至下一部作品《沉默的爱》，反覆演绎的，无非是那种语言到达不了的爱。在李启源的观察中，东方社会的男性普遍无法舒坦而自信地表露自身的关爱，父亲这个角色尤其如此。所以Angel和阿咪的父亲最后都黯然地哭了，似乎唯有这般，才能寻获一丝救赎。

本期【放映头条】专访导演李启源，听他阐述如何透过影像语言表现流动的时间、记忆与爱，以及剖析其作品中一再上演的亲子关系，并分享跨国制作团队的合作经验。

导演认为女性的感情跌宕而有层次，而《乱青春》揭露的正是高校女孩美丽而混沌的私密情感。近几年，台湾陆续有几部电影亦处理了女性情爱的游移与暧昧，如《蓝色大门》、《漂浪青春》、《花吃了那女孩》，就主题而言，《乱青春》如何与其他类似题材的影片进行区隔？

我的电影有毒。（哈）在电影里演出的三个女孩，她们的家人看过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敢跟自己的女儿讲话。电影里的情绪太真实了，他们以为自己的女儿就像那个样子。不过话说回来，为什么她们不是那个样子？如果碰到那种情境，她们为什么不会是那个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又为什么不会是那个样子？故事是虚构的，但情境是真实的。故事里的人物，带我们经验他们所经验的，所以我们是Angel，我们是情绪障碍的父亲，我们是夏日的暴雨，我们是枯萎的向日葵。《乱青春》是女性情感的纪录片。

您说「这是一部关于时间、记忆与爱的电影」，在影片中，我们看到这三者似乎都是流动不拘、可以（自由）移转，甚至跳跃的，请问这是否反映您对时间、记忆与爱的观感？

时间不断流逝，记忆不断被修改，爱与不爱似乎也不是那么绝对。当我们说「过去」如何如何，哪里来的「过去」啊？不过是现在的我们，对发生过的事，又重新诠释一遍罢了。一切都是现在进行式，一切都是你现在这个人的进行式。早上妳被同事的咖啡洒到衣服，于是妳对他昨晚陪妳加班，不再感激了。夜深人静，妳听到萧邦，妳想念初恋的情人，其实当时妳也不见得那么爱他。记忆多么的不可靠，而电影呢，电影就像这么样的一个东西。电影是记忆，电影是梦，电影是现在进行式的艺术，在电影院里你没有办法倒带，你只能出去小便。

《乱青春》打破观众习以为常的线性叙事，采用多线并行的时空架构，并大量使用「预示」的手法，导致过去式变成现在进行式，请问为何会采取这样的叙事策略？

所谓「预示」，就是先让观众看到事件的结果，然后再一次次的回到事件的开始。随着故事中三位女孩关系的改变，她们对事件的看法不再相同了，我们对事件的解释也改变了。宇宙间的人事，没有一样是单纯的因果关系，加加减减，离随机也不远了。观众藉由不断参与、渗透（我多么喜欢「渗透」这两个字）演员的故事，而主动的建构了自己的生命经验。在东京影展，有位中年女子，电影散场后，红着眼眶，拉我的手说，我拍出了她的青春。我想并不是因为她与剧情有相同的故事，而是她的青春经验，经过与演员相互冲击，而有了回声。更有趣的是剧中三个演员，拍摄完成一年半后的现在，当记者问到她们角色的个性时，她们的说法和一年前拍幕后记实时，又不一样了。很明显的她们以现在的经验在投射那个她们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无所谓对不对或好不好，因为随着《乱青春》的拍摄结束，三位女孩也脱离了青春期。她们再也回不去那个状态了，只有她们青春的影像，会在电影里留下来。

在写作剧本的时候，是否已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抑或是初步拟定一个比较开放性的剧本，再视演员的情绪、现场的氛围加以发挥？

不只有完整的故事和情节，连对话我都不许她们更动一个字。但她们要如何彼此互动，要如何讲话，我并不加入太多意见。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开放性的剧本」？演员拍戏时的个人情绪，对我没有多大意义，我也不感兴趣，但我必须引导她们进入情境，等她们进去后，她们会以最自然的方式说话，走路，哭泣或搞笑，这才是我要的。有时这样的过程很累人，如果环境的气氛对，当然对我的「催眠」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拍电影之前，您就已投入写作，请问您如何将文字转换成影像？这两种创作媒材的感染力以及说故事的能力又有何不同？

影像是很暧昧的东西，往往要靠音乐来定性，否则会像没有锚的船一样漂走。俄国的爱森斯坦早在1920年就发现这个事实，所以创造了蒙太奇。一个面无表情的男人的脸，紧接着一张小婴儿的脸，让观众觉得他是慈祥的；如果接的是飘扬的红旗，观众会觉得他是革命青年。这些虽然是剪接的伎俩，但恰好也说明了影像飘忽不定的个性。我不会作曲，否则我会先写音乐，然后将旋律转换成影像，这比文字转换成影像，要直接了当得多。说来有趣，我从来也没有将文字转换成影像过，刚好相反，当我脑中闪过什么意象时，我企图用文字捕捉下来。我没办法用脑中的意象去感染人家，得到拍片所需要的资金，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把文字写得像我脑中的画面。不过即使如此，经过文字转化的过程，影像的意义又开始质变了，两者互相辩证，没完没了。

文学和音乐一样，是门能自给自足的艺术，但电影不是。电影很难单靠影像支撑，就算是默片，还是得加字卡，配音乐。如果一部电影能将影像和文学、音乐调配得当，它的感染力是很惊人的。如果电影做不到这一点，那我宁可选择文字创作，虽然这是个充满偏见的媒材，而且对所谓「忠实传达」这回事，我也充满疑问。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后来却开始质疑文字是否能够精准传达讯息与情绪，为何会有这样的转折？

文字本身并不如我们所想的，是个透明的工具，它隐含了许多种族和性别歧视。看看中文如何书写少数民族：匈奴、羌、狄、羯......，动物性十足，不是吗？而当中原的政权需要与少数民族结盟时，那种带有野兽意味的书写，就改变了。西方也好不到哪里去，历史（history），竟然完全是男人的（his）故事（story）。我想从直立猿人到现在，人性基本上没什么改变，改变的只是我们对自己的看法，而文字的演化恰好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像这样一种工具，我常好奇，在传达日常生活讯息和情绪时，自动过滤了什么？瞒混了什么？又自动衍生了什么、栽赃了什么？这样的情况，应用到戏剧效果，我发觉当演员的肢体和他的语言之间，发生歧异时，正是戏剧张力最强的时候。试着想想这个画面--当一个女人看着男人的眼睛说我恨你，可是她真正的意思是我爱你，是不是远比她直接说我爱你，强悍得多？也许我该去问问小四的学生，这该算是映衬句呢，还是目的句？

您曾提及，拍片时会希望语言尽量精炼，转而透过演员的肢体表演去呈现内心的情感，但在《乱青春》片末，阿咪却是透过一段赤裸的口白来表彰其情欲，为什么这个桥段会选择这样的呈现方式？

阿咪借了小步的雨伞、笔记、IPod、面膜、靴子、维他命B......最后连男朋友都借走了。阿咪真的爱小步的男友吗？并不！她把小步的男朋友当成像雨伞、笔记、 IPod那样「小步的东西」来喜欢。她描述和小步男朋友做爱的细节，不是恨，而是出于对小步的爱。唯有那么长时间的，在罪恶感折磨下，难以启齿的坦白，才有办法让小步体验到她对她的爱。而小步最后吻了她，因为她不忍阿咪不断的重复脏话自责。这种爱多么曲折，当年Angel选择向她告白的方式，她拒绝，这次小步领悟到了那种痛。在这里我选择让阿咪独白，就像听广播剧的说书，它所营造的想像，远比实际的画面来得凶猛。这里的一长段独白，我不让演员更动任何字，因为我把它当音乐用。我写的时候有一定的节奏，有点像听Rap，没有人真正在乎内容，重点在语音带来的节奏感。

本片延揽姚安琪、李律、廖千慧三位年轻演员，她们各自吸引您的特质为何？就表演训练而言，您个人比较注重的是什么？在拍摄现场，您似乎偏好即兴表演，这部分是如何与演员进行沟通、磨合？

安琪是个奇怪的女孩，我从她十七岁时就认识她了。她告诉我很多奇怪的故事，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她自己编织出来的。她有小女孩的稚气和天真，另一面却又比我成熟得厉害。她老是嚷肚子饿，连续几天只吃苹果裹腹，我们每次出去吃饭，她就吃炸鸡，不论西式中式日式，她就点炸鸡。我喝啤酒，她啃炸鸡，然后一边告诉我乱七八糟的事。她说她是害羞内向的人，我觉得她是疯子。她是那种导演不要求，她就会随便乱演一气，但碰到了她的导演，她可以给出非常纯粹的东西。她是天生的演员。

千慧长得像邻家的可爱小妹，让人不会防备。但是她的心思细腻到连她自己都会抓狂。有时我开个玩笑，她可以难过好几天，然后跑来跟我讲，然后又被我骂一遍，她的专长仿佛就是跟自己过不去。这种性格与长相冲突的质地，令我在角色的塑造上，有个很好的著力点。

李律呢，她很另类。所有我们在八岁前应该都会的玩意，她一个也不会，比如说骑脚踏车、弹铜板、游泳等。事实上直到拍《乱青春》，她才踏出过台北市，之前她最远的地方只到过台北县。但如果你以为她是那种乖乖淑女，你就错了，她不高兴时会骂人家「靠杯」。拍戏时，我和摄影师都被她的脚踏车撞过。拍落海的一场戏，还得我亲自下海拉着她游，我问她为什么不能自己游？她说她怕鱼。

说是训练表演，其实就是陪她们扮家家酒（虽然我不能在研究所的开课名称上填「扮家家酒」）。每周八个钟头，大家在里头玩，玩久了，就有感情，玩high 了，戏自然就来了。不会玩的演员，通常很无趣，也没有想像力。有些科班出身的更糟，连走路都不会了。小孩玩家家酒，不需要沟通、磨合，没那么严肃，你只要捡根树枝给他们就好了。在他们手里，树枝是宝剑，是锅铲，是预防针，是鸡腿。我的工作在告诉他们，今天我们要玩什么，把他们带到那个情境去，然后让他们放心，我不会落跑，就这样而已。我的戏都是这样拍的。

Angel和阿咪都身处于一个崩解的家庭中，她们的父亲一个永远沉默不语、一个则是搞不清楚女儿的喜好，为何会设定这样的家庭背景？而Angel和阿咪的父亲最后都不由自主地落泪了，您想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亲子关系？

三个女演员，有两个来自单亲家庭。我的周遭也有许多破碎的家庭，而且我现在想想，破碎的家庭可能还多过正常的家庭。这些破碎的家庭大部分是男人搞砸的吧。我对男人一点同情都没有，因为我是男人，我晓得那是怎么一回事。鹿特丹影展有观众问我，为什么电影里没有母亲？我说有啊，三个女孩就是母亲，不管她们几岁，她们都是这个荒凉星球上唯一的安慰。男人就不用谈了，他们不管几岁都是小孩。有些小孩自闭，有些小孩自私，说着好像在讲我自己一样。其实也没错，如果我有小孩，我也可能是那个样子的糟糕父亲。东方的父亲，不会跟小孩讲话，更不会说我爱你。男人的情绪到了十六岁以后都瘫痪了，但不是没有爱，在最后的一点泪光中，我们看到了救赎。

片中的场景不少皆带有凋敝、毁弃的气味，像是腐朽的公寓、干枯的游泳池、秘密洞穴里的浴缸、莲花池旁的废车场，请问当初为何会设定这些场景？是否企图与青春以及角色心境进行对照？

美学上，我不喜欢那种太不食人间烟火的景物。那种风景卡片式的美景，永远也不会出现在我的电影中。我不是说我非拍废墟或垃圾堆不可，而是场景必须有种意思出来才好。比如说一位住在白河的朋友，带我看遍白河的莲花，我告诉他太漂亮了，我不能用。然后就在马路旁，我看见了废车场。更妙的是，一堆废铁后面，又有个莲花池。我看着看着意思就出来了--青春既美又丑，既温柔又粗糙，既抒情又暴力。光拍这个，想想就很过瘾。电影开场的向日葵花田也是，我们等到繁花开尽后，某种腐败的味道来了，才去拍。青春只是漫漫人生中的一个特例，它不是个正常的状态。它是万物必然走向衰败、凋蔽过程中的一个反动，因此我找的场景，多少带有冲突性。场景这东西很微妙，有时它的故事性更甚过演员，我可以接受一个不是那么灵光的演员，但我没办法忍受一个没有感觉的场景。

这部片的摄影师李奥纳多?瑞特?亨瑞奇（Leonard Retel Helmrich）透过「单摄电影技法」（Singleshot cinema）开创出相当诗意而瑰丽的影像风格，请导演谈谈合作源起，以及拍摄过程中如何与摄影师沟通。

《乱青春》写完时，我开始伤脑筋摄影师的问题。时间、记忆与爱是流动的，因此我必须创造一种流动的视觉语言，来呼应我的主题。由于摄影机必须不停的移动，因此摄影师手持功力必须非常厉害，而且他还必须能配合我的要求，不能干扰到演员的情绪。最重要的，必须快，因为我只有拍摄18天的预算。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美国的朋友，搞纪录片的，说有一位荷兰的纪录片导演，要来台湾参加纪录片双年展，并寄给我一片Leonard拍的《月亮的形状》（Shape of the Moon）。一看大乐，因为他不仅拍出故事，还拍出了诗。等他来台湾后，我们花了一整天聊，他给我看他发明的「单拍仪」，我说你来当我的摄影师，我们让大家见识一下，这玩意用在剧情片的威力，说不定你可以在台湾设厂量产。他被我说动了，五个月后，在完全不知道剧本的情况下，与我一起拍摄了《乱青春》。

Leonard Retel Helmrich过去的拍摄经验都是以纪录片为主，这回是他初次为剧情片掌镜，这样的背景在拍摄《乱青春》时会擦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因为他拍了二十几年纪录片，到过许多国家，大部分时间他根本不懂当地语言，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唯一能依靠的，就是直觉。而我片子正是这么一种拍法，虽然我写下每场的情境，但我不知道演员会出来什么东西。因此他的纪录片背景，在我们拍摄时便很管用。当年轻演员的灵光乍现，他一个单拍，就抓到了我剪接时所需要的各种镜位。特别是碰到怪异天气时，我更可以大胆和演员一起玩，完全不必担心镜头，结尾时两个女孩在海边跳舞，和在废车场打架的戏，就是这样无预警的下起大雷雨，而我们在大雨中完成拍摄，一个镜头单拍完成。我特别记得有两场戏，冰淇淋店和安琪家，拍着拍着我发觉摄影师在哭，我担心手持摄影机晃动太厉害，还特别过去拍拍他的背。他告诉我虽然不知道演员在说什么，但是情绪的感染力还是很强。我们就是在这样的工作气氛下，如期完成我们所有的拍摄工作。离台前，他说我们再来合作一部吧。这是我听过的最棒的赞美。

《巧克力重击》和《乱青春》这两部片皆有跨国合作的工作团队，《巧克力重击》的幕后班底包括摄影师Lawrence Schweich、艾美奖音效剪接奖得主Michael Lyle，《乱青春》除了摄影师Leonard Retel Helmrich外，亦邀请相当活跃的日本电子音乐大师半野喜弘（Yoshihiro Hanno）负责电影配乐，能否请您谈谈为何偏好跨国合作，并分享跨国合作的经验？

台湾电影的专业人才，就那么几位，做来做去，就是这么几位。久而久之，东西都很雷同，风格也相去不远。混血是为了变异啊。

跨国人才的合作，说起来容易，协调起来是一门很大的功夫。幸好我有一位了不起的制片，她让所有事情如期发生。我每次在拍片现场，喊第一声Action，都会怀疑这到底是不是真的。电影是一个团队的产物，团队的工作气氛很重要，有时甚至很私密，有点像秘教的氛围。不管是演员、美术、摄影、收音，都会不吝惜的给出最好的东西来。这时候我的眼睛里只有集体的目标，没有国籍、肤色和语言的差别，我什至忘了有外国人这回事。直到现在妳提出这个问题，我才突然惊觉，我的收音师Mark是美国人，摄影师Leonard是荷兰人，一个掌管现场声音，一个掌管现场视觉，竟然都不懂中文，不知道演员在说些什么，然而《乱青春》就这么言之成理的拍出来了。

导演曾提过对改编诗很感兴趣，因为诗的语言暧昧、歧异，血缘与电影较近，《暴暴鼓》这部作品就是与诗人夏宇合作的电影，请问这部片目前的执行进度如何？另外，也请谈谈您的下一部作品《沉默的爱》。

《暴暴鼓》目前是个灾难，因为我们两个人写出了完全不同的脚本，除了人物的名字，没有一样东西相同，连当初讲好的情节，也离题了。

我倒是比较想谈《沉默的爱》。在这部片子里，我不想让演员讲话。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很嘈杂的环境里，从电视到立法院，每个人都声嘶力竭在吼，但谁也听不见谁。我希望观众进到电影院来，起码可以享受九十分钟的宁静，在静默中体验爱。

最后，请导演给《放映周报》的读者一个非看不可的理由。

没什么电影是非看不可的。不过假如像许多看过的人说，看完《乱青春》后，人变得不一样了，而且感觉回不去原来的自己。我想那倒也是很异类的经验，不是吗？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该有一次这样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