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试着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角度来解释“真狮”版《狮子王》对观众引起的不悦，以及观众对其“面瘫”的批判和对“表情”的呼唤。

《狮子王》的故事，是一个“生命政治”的神话。“生命政治”是福轲后期主要关注的领域。他从社会医疗活动中发现了与“规训权力”并行的“生命权力”——“规训权力”旨在创造出一种有用的个体身体，而“生命权力”关注的则是“总体上人口的治理”，“它关注的是繁殖、出生率和死亡率、健康水平和寿命变化。”另一方面，“生命权力”与“君主权力”不同，“君主权力”的核心是“让人死”，它拥有无限的致死权力；而“生命权力”的核心则是“使人活”，18世纪中期以来的社会核心目的正是人口的安全。这在辛巴（及木法沙）与刀疤的争斗中可以看出，这个故事正是一出“让人死－使人活”之间的治理术争夺，不论是观众作为现代社会公民，还是迪士尼作为普世价值的附和／生产者都理所应当地认同于辛巴所代表的“生命政治”的治理术，而如同“牲人” （homo sacer）在“生命政治”中的征兆性存在，“真实动物”也成为了整个神话的崩溃点。

“牲人”是“生命政治”的征兆，是从内部否定普遍性的例外点。“生命权力”的根本目的在于“使人活”，却在最终导向了“死亡权力”，如死刑的存在，死刑并非为了报复其罪行，而是为了保卫社会的安全；战争的目的不是屠杀他人，而是保卫自身。这种“死亡权力”最终的典范就是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阿甘本描摹了集中营的诞生：为保卫雅利安人血统的纯洁性，犹太人需要被屠杀。犹太人生来拥有德国公民的权利，接下来希特勒通过禁令将其降为次等公民；纽伦堡法案将其降为居民；直到水晶之夜后，后连人权也剥夺，犹太人成为了“赤裸生命”，成为了“牲人”。“牲人”来自古罗马时期，这是一种被剥夺全部政治生命，甚至连献祭也不被允许的人，阿甘本认为人拥有两种生命，“赤裸生命”（bare life）、“意义生命”（zoē），“牲人”便是被剥离“意义生命”的动物，是整个“生命政治”的至高例外。在《狮子王》中，观众可以辨识出“牲人”的存在，辛巴被蓬蓬和丁满带到森林，肉食者们遵守了“生命政治”式的协议，而为了生命的延续总要有生物被吃——那就是虫子。虫子便是《狮子王》的“牲人”，它们无法言说，非“动物”，被剥夺了“意义生命”可以被随意屠杀。而问题在于，观众从历时性的符号系统带来的经验表明，“虫子是动物”，它却被“至高决断”排除在外，这一刻被观众通过两重符号系统间的差异捕获，成为对“真实”不安的典范。

那么，我们依然需要解释的问题是观众对“真实动物”的不悦。《狮子王》的动画版与“真狮版”故事几乎完全相同，区别几乎完全在于话语——由于关注点的集中以及为了方便讨论，我更多关注在它“真实动物”的能指上。从“真实动物”的能指上我们至少可以连接到三个文本系统内：现实的动物：animal、动画版的动物：animoyen（animal＋citoyen）“真狮版”的动物：anim。无论哪一版《狮子王》的动物，都是以“赤裸生命”和“意义生命”共在为前提的，区别只是其能指层面。动画版的动物能指我称其为animoyen，“即是动物又是公民”，是一个非分离的共在状态。而“真狮版”我们姑且称为anim，以其能指相似性与animal相连，以蓬蓬为例，anim的蓬蓬是一个可以和辛巴“哈库拉玛塔塔”的快乐野猪，而animal的蓬蓬则是一个必然被辛巴捕食的动物。蓬蓬无法被捕食是在于“意义生命”的在场，而悖论的是，anim作为遮盖在原本animoyen所指上的能指，不断隐喻着animal，animal是动物，是“赤裸生命”，它不断提示着“意义生命”的不在场，而使“意义生命”无法被anim所表征。这正是真正不悦的来源——“意义生命”的无法被表征与“赤裸生命”的随时在场，这不断提示着观众：我们必须面对“生命政治”建筑在“赤裸生命”之上，而“意义生命”面临着被剥离的处境。

最终，观众将不悦命名为“面瘫”而呼唤表情的回归。我也终于能回到熟悉的领域来解释这一切，这是一出上演了几千年的精神分析戏剧，是对阉割事件的又一次重演。小男孩将penis误认为philus的能指，而在目睹母亲没有penis时，便将这一事件与母亲philus匮乏相联系回溯性地命名为阉割，惧怕发生在自己身上。为应对阉割焦虑，他需要寻找到一个象征物，从而否认阉割，这是恋物癖的结构。观众对表情的呼唤享有恋物癖的结构。anim所提示的“意义生命”的缺场引起了观众“意义生命”被阉割的焦虑，他们回溯性地认为原因在于anim对oyen的缺失，而事实上这只是能指的更换引起的外延表意。观众为了否认这一事件，终于将oyen通过相关性转喻为“人的表情”，而我们都知道，animoyen是一个“既是又是”的能指， anim下也有着完好的“意义生命”，表情只是一个否认这一回溯性事件的幻象。

参考资料：

［1］ 汪民安. 从国家理性到生命政治:福轲论治理术[J]. 文化研究,2014(1):100-118.

［2］ 吴冠军. 生命政治:在福轲与阿甘本之间[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1):93-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