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起照顾观众不同口味而选片多样化的全景单元，柏林电影节的“论坛”单元可谓剑走偏峰。这个单元侧重新导演作品，而且对实验题材与千奇百怪的类型片来者不拒，往往有不少令人避之不及的超级闷片，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之作，绝对要看观众的心情和运气了。这部入选去年论坛单元的奥地利影片《死者的孩子》算是一个实验怪胎，是两位美国导演改编了一部他们没真正看过的奥地利小说，仅仅根据小说梗概而编写出来的剧本。采用超8毫米胶片拍摄而成，粗糙模糊的画面像是上世纪的家庭录像带。人物对白一律用字幕卡呈现，却不是传统的默片，因为除去人物对白外，影片保留了很多“声音”，比如在餐厅吃饭时的餐具响声、汽车行驶的声响等，而全程的配乐保持着一种活跃灵动的欢快感。

影片情节完全让人摸不着头脑，先是从奥地利小镇餐厅里游客们聚餐拉开序幕：一对彼此厌恶的母女、一对形影不离的情侣，还有餐厅的老板和女侍应等人，之后这些游客乘车前往游览途中遭遇车祸。当观众以为要转向悲剧之时，没想到这仅仅是故事的开始……剧本先后抛出近年常见的欧洲难民和新纳粹话题不久，迅雷不及掩耳地跨越到丧尸类型片。死去的纳粹分子冲破电影院银幕夺路而出的一幕令人捧腹，之后在餐厅民众用活鱼互相攻击拍打的场面将这种狂欢感推向高潮。

除此之外，贯穿始终全片是母女关系的对峙：一个四处行走的车祸遇难者及其分身上演一幕令人难忘的“史上最慢追逐戏”！自杀倾向的护林人和寻找食物的叙利亚诗人也不断增添古怪的笑点，所有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情节逐渐暴露出荒诞喜剧的黑色底蕴。导演似乎根本未能掌握好喜剧与讽刺两者的平衡，有时坠入失控的无厘头闹剧，有时又挑起指向不明的讽刺矛头，最终沦为一部类型实验大杂烩的午夜场电影。

当我们提到太空电影时，首先想到的标签，往往是科幻故事、英雄主义和探索精神，但很少真正地关注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但这种情况，自奥斯卡级别的《地心引力》之后开始逐渐改观，《火星救援》就在重视人文关怀的同时还对技术本身保持了很高的关注，《隐藏人物》更是直接把镜头对准了默默无闻的少数族裔科技工作者们。

而奥斯卡影帝西恩·潘在今年带来的剧集《火星先驱》，与达米恩·查泽雷和瑞恩·高斯林的新片《登月第一人》，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类似的纪实风格，将历史性大事件的核心主角，从《世界末日》式的缺陷英雄形象重新降格为人，同时又不像《星际穿越》一样煽情过度，而是事无巨细地展示剧中角色如何在生活中的不同身份之间取舍和做出牺牲。两台反高潮的太空戏剧，都不约而同地把真正的航天内容，放在了故事的最后，而几乎将故事的全部重心，都放在了家庭和个人抉择上——当个人命运与人类命运相互交叉时，任何选择都不是轻而易举的。

与达米恩·查泽雷的前作《爆裂鼓手》类似，《登月第一人》偏向自然主义的表演和叙事风格，不仅为故事和人物本身提升了可信度，更为观众带来了自恰的叙事空间，降低了观察角度——甚至能得到近似第一人称的体验——从而大幅提升了代入感。这与好莱坞之前，对太空电影奇观化和娱乐化的表现，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与《火星先驱》类似，《登月第一人》有一种植根于60年代的，脱离意识形态之争，没有被稀奇古怪的政治诉求所污染的黄金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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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欢乐些，第二部泪点多些

我喜欢白一飞跟金燕这对，太欢乐了，三观很正，智商在线

段雪薇就是个意外，那个第八次樱花盛开归来的红衣女子终为爱黑化成了黑衣女子。

赵错，男主角，城主之子。

这些孩子都太早熟了，才十岁就记得要一直在一起，在生死之间还记得要回去找三七。我十岁惦记着那些点心辣条都比男人多吧，压根没有感情那事。

几个小时候的小演员们都不错，萌萌的，演技也不出戏。

三七聪慧，坚定的女主角

有一定演出经验但不出名的演员，感觉上面很多场景导演只给出了一个场景，演员即兴发挥的，但是整部戏感觉还不错。

看完这部剧，其实我挺希望给白谷逸一个好结局的。他的人生真的有太多东西要他承担得了，再加上一个是女主另一个是抚养自己长大的师傅还有一个……女二来捣乱，是个人都会崩的。他虽然是爱女主的但他的人生已经有太多东西了已经多到容不下这份爱了……他是爱但他放不下自己的门派，最后导致这份爱变了样，夹杂了许多不一样的东西。

在《饥饿游戏》完结之后，几乎跻身于好莱坞大制片厂的顶峰/狮门再没祭出拿得出手的（系列）大片——半红不紫的《分歧者》《惊天魔盗团》，灾难性的《超凡战队》《神战：权力之眼》——直到石头缝里蹦出了一个约翰·威克。

被戏称为《还我狗命》的《疾速追杀》系列，激活了观众对21世纪初，由《黑客帝国》和基努·里维斯带来的美好回忆。观赏性极佳的高水准动作设计，富有魅力的独特世界观，中低水准制作成本，风格化的摄影，以及为基努·里维斯量身定做的人物角色，也令人不禁想起了上世纪8090年代，CG和快速剪辑还没有被用到吐的时光。

就像《疯狂麦克斯》引发了废土流电影的潮流一样，《疾速追杀》也点燃了业界的热情，连导演大卫·雷奇自己，也不会放过在《极寒之城》中复制成功的大好机会。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疾速追杀》的续集作品，不仅罕见地达到了前作立下的高标准，还变本加厉地拓展了其独特的电影宇宙。

走到第3章的约翰·威克依然没有停下他速度，副标题“备战”更是早早剧透了开发更多续集的野心。顺承《疾速追杀2》结尾开启的“无限战争”，《疾速追杀3》在依然高质高效的动作编排之外也不断推陈出新，让电影的故事越来越远离现实世界的约束。而诸如此类的种种尝试，也正是让这一系列独树一帜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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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日常对话》聚焦于母亲作为传统家庭中的弱势者（女性）与社会中性少数群体（LGBT）的双重身份。这是一次少数群体的发言，也是一次对少数群体的身份询唤：导演通过对母亲同性恋身份的认同，正视造成母女之间隔阂的原因，以及将在成长过程中所遭受的伤害与痛苦开诚布公，母女二人最终达成了和解。

而在这场私人和解的背后，同样蕴藏着深刻的公共性。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其著作《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中阐述了生活政治的概念。他认为，生活政治相对于解放政治更具有私人性。不同于解放政治的宏观叙事，生活政治把关注点放至身份认同、自我、性/别等议题上，通过对个人问题的追寻，思考体系、制度、权力等宏观政治中存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生活政治具有私人意味，而解放政治因批判对象和叙事方式的不同，具有“他者”的属性。

20世纪60年代以来纪录片呈私人化趋势，折射出一种“他者”政治到“我者”政治的转变。以“他者”政治为创作动机的纪录片，主题一般为反思、对抗限制人类自由和公平的社会制度，在这些纪录片中，创作者以一种肩负道义和道德使命的姿态在影片中传递政治诉求，其地位常常处在被摄者之上。而“我者”政治诉求下的纪录片，不需要“他者”施以帮助，它的表达者即是发声群体本身，其创作诉求实质是生活政治。“我者”政治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生存情况，较之“他者”政治而言更为私人，在主题选择上往往规避宏大叙事，而转向个人的身份认同、如何取得安全感等议题。私纪录片的出现，指向“我者”的政治关照方式，也为我们打开一扇重新审视个体生存方式的窗口。

《日常对话》在私元素方面的呈现真诚且生动，在话语层面便已展现出强烈的私人意味。碎片化的影像、私人化内容、私人化表述，不仅在创作层面满足了作者的倾诉欲与展现欲，同时也极大程度地满足了受众的窥视欲。这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观众对于“同性恋”、“性侵”等主题的心理距离。而它的形式，与立场、姿态、视角、诉求也息息相关。福柯认为，政治宏观层面上的理性原则（自由、民主）的确立，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全面的合理化。由此出发，他批评大叙事在实践中的危害，指出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障碍。

福柯对权力的宏观叙事视角的解构告诉我们，在权力问题上，比起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对权力合法性的计较，更重要的问题是洞悉权力的多元异质性及其微观结构。多元性决定了人类不平等的非单一根源，人类的不公正另有其不同的权力来源与形式。在反抗权力的斗争中，没有“大拒绝”（Great refusal）的焦点或“一招制胜”的法宝，有的只是抗拒的多元性和针对性。

在影片从未被细致处理、意料之外的转折与沉默中，不时迸发出言语之外的“真实”，也反映出部分来自于父亲，却不仅限于父亲的父权压迫。被采访时，普通人面对镜头时的不安、局促、躲避和紧张，被导演一一记录下来，观众能看见当导演的舅舅、姨妈被问及是否知道母亲是同性恋时的反应：或假装镇定、或顾左右而言他。当母亲最初被问及她的困境，影片中似乎没有一个人能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分析、拆解困境，牵涉其中的个体处于一种异常且不可破的尴尬、失语状态中，这使得母亲与导演的困境失去了被言说的可能。

超出语言学范畴的、更加广泛地指称意识形态的话语，是人们决定自己怎么说、说什么的潜在机制。话语强调法则和规范，这些法则和规范支配着人们的特定实践，也构成了一般文化实践的基础，生产出了有关真理的知识，而这中间体现了权力机制的运行。话语能够对话语中的主体及其陈述活动实施支配，而这种支配包含三个方面：①话语赋予陈述的权利，也就是“谁有权利说话”，②话语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应当说什么”，③话语把主体建构成能言说的主体，主体性是由话语所建构的，“我是谁”的问题要由话语回答。简而言之，话语生产了立场，并且邀请人进入这些立场，关于主体的一切，其实都是在话语机制中形成的。

而话语生产出来的客体，就是知识，而现实就是由知识构成的。这并不是说现实就在话语之中，而是说，我们只能通过知识来建构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世界不是产生于话语，但世界观是。话语机制将我们确认为常识的真理生产出来，主体在对知识的学习中，明确了何为真何为假，什么可以被接受，什么则不行，这其实就是在被话语机制所规制。

这因此引出了权力，这种权力是一种泛化的权力，对人主体性的规范被福柯理解为流淌在整个话语机制中的权力，简而言之，个体被整体的文化体制所规制，这就是福柯的权力。而权力是生产性的，是在整个话语机制的运转中体现出来的，也是充分融入我们日常中的。福柯告诉我们知识与规范的真理性起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们是“被建构”出来，而非具有绝对的确定性，它们不同于康德说的那种道德律令。

在规范化的言说之外，是一些模糊而未被归类的例外，它们或许潜在地占有与明面上的话语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排除在“日常对话”之外。在《日常对话》中，导演通过对母亲的女友们的采访，从侧面得到了未曾在女儿面前展示过的，拥有同性恋身份的母亲的另一个形象：细心、多情、温柔、在女友面前说出不曾生育、女儿是领养来的谎言，以此与过去不幸的婚姻划清界限，获取心理层面的补足和身份认同。这样的母亲形象显然有悖于传统意义上对于“母亲”这一角色的定义。在传统价值体系中，“母亲”这一词应该是慈爱、圣洁的,而正是由于阿女的“不同”，不仅让导演感到意外，同时也冲击了观众的认知。个性化的行为与概念化的定义发生碰撞，才得以使“私”的程度变得更加深刻，人物得以鲜活饱满，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一个符号存在于影片中。

《日常对话》通过导演自述加之采访片段，从侧面拼凑出了母亲阿女的一生。从儿时回忆到第一段婚姻，遭遇家暴、携女出逃，再到一段段丰富的同性情感经历，影像内容总带着一种口述历史的意味。为普通人“写史”，是相当具有私人性质的行为，选用普通人或边缘人士来作为主角，本身带有一种“去中心化”的实践性格。

朋友推荐下来看的这部小短剧，15分钟的时长真的太合适了，简短精悍，有点类似于情景剧，每一集都会让你窥探到一点生活的成长的小意义。小文是个普通又不普通的上海女生，漂亮时髦，对这个城市充满热爱。却租住在简陋的阁楼里，半夜居委会大叔会来敲门，拖欠电费、房租，和每一个外地打拼的打工人一样心酸，自认为连谈恋爱都没有资格，只能和有好感的男孩子做#好朋友# 当第一集的最后，小文对着手机听着母亲的叮咛嘱咐并和她语音对话的时候，我意识到她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又有了别的人陪伴，后妈对小文的防备、冷嘲热讽、爸爸并非不知道，却只换来一句：我不能走出来了是吗？ 这样的亲爸这样的后妈，小文哪里还有家。有妈妈才有家，想到这句话，泪流满面。

上海的大街小巷、上海的吴侬软语让人觉得真实和市井气，剧里出现的武康路，马上诺都是自己常去的，就感觉小文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擦身而过。小红、小美、小丽，最后都成为了一个小文。

喜欢姐姐苏西，自律、强迫症、美丽、高级白领，她和小文比起来更像是上海本地女生那样光芒耀眼。她外表冷漠、内心怯懦而又温暖。原生家庭给她的爱情观牢牢的束缚了一道枷锁，她非常的孤独和寂寞，男朋友劈腿她无能为力，装聋作哑，只能用金钱来掌控自己的爱情，当发现用金钱都掌控不了的时候，在黑暗的屋子里痛哭像极了在爱情中头破血流的我们。想要抱抱她，想要给她十分的爱。

目前看到第十集，后面还有很多故事，不知道会如何发展，但是还是希望不管是八九点的她还是下午一点的她都能找到适合自己最美好的风景和生活。

千般不如意才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