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低潮、电影的价值被片面地以票房衡量、电影行业急功近利之风盛行的今日，回顾一下逐渐被评论界和观众遗忘的“新时期电影”似乎很有必要。

而杨延晋的两部电影《苦恼人的笑》（1979）和《小街》（1981）在气氛沉闷的当时如两朵清新奇葩。可能今日看来部分手法有些稚嫩甚至天真，但内蕴一种思考和探索的理想，对周遭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对电影史和电影语言。杨延晋无疑了解（不知是否深谙，至少懂得皮毛）蒙太奇手法和精神分析理论，爱森斯坦和弗洛伊德对他来说应不是陌生名字。

在思维和创作被隔绝和钳制数十年，电影语言贫乏、概念呆板的1980年代初，《小街》纯熟运用旁白叙述、声音闪回、音乐节奏、套层结构、主观视角、摄影机运动、多重和开放式结尾显然具有革命意义。《小街》无疑已“丢掉了戏剧的拐棍”（1980年代“电影语言现代化”论争中重要观点），在用电影思维来思考问题，尤其因为，导演、摄影机的银幕介入和打破叙事幻觉的自反性的加强。它的叙事，不以戏剧冲突为推动力，而是因悲欣交集的情绪而缓缓流动，淡然而饱满，有欢快和惨烈的两级，曾被视为“散文电影”或“诗电影”（当然，这种命名本身即是以文学思考方式来界定电影）。

对于“文革”遗下的身体“创伤”(trauma)，对俞来说是“头发”，对夏来说是“眼睛”（巧合西方“情节剧”论述中悲剧部分以“目盲”为特征）。而个体的身体创伤又与一代人的精神创伤密不可分。而文化研究者又可从中发掘出性别、易装等元素。动物园中暴力殴打一段今日看来几乎有实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