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很多评论，说的都有理有据，但归根结底，还是重了一些。

倘若没有原著，没有经典珠玉在前，那么作为一部古装武侠剧，这部剧到底能得多少分？主流网大水准总是有的吧。如果真除了画质一无是处，那就没有这么多槽点，大大方方做个高清复刻TVB版就是了呗。作为一个看过除连载版外所有版本原著小说和大部分版本影视剧的金迷来说，这版本比较尊重原著了，而且也很用心，可以看出并不是敷衍了事仓促而成。剧情首先并没有什么硬伤和逻辑问题，人物也没有特别不和的。选角，造型，演技上有瑕疵我承认，但远远没有到不可救药的地步。2017版的射雕英雄传是我近几年看过的金庸剧翻拍的丰碑，这部的话除去段誉选角的失败（其实后面找补过来了），若干造型雷人之外，也没有什么不能存活的地方吧。至于平行叙事，天龙八部本就是三个男主，原著从段誉入手，引出乔峰和虚竹，再穿针引线，将三线故事交织起来。我就觉得这版虚竹的人设比原著还要丰满，弥补了虚竹作为天龙男主之一在整体故事中占比不足的缺憾。虚竹不爱学武，想一辈子当和尚是因为没有接触花花世界，当他接触以后也就改了初衷了，不断破戒，天龙八部要表现无常，人心就更不会保持不变了。剧情一直铺垫的虚竹尘缘未了的解释和他的大智若愚塑造对这个人物形象是有好处的。天龙八部描写的是无常，但是内核写得是人的痴心和执着，包括主角和反派都是一样的，段誉对王的痴，乔峰对身份和真相的痴，慕容复对光复的痴，乃至于虚竹对少林寺的痴。

金庸先生认为是这些痴让段誉打破石像，让阿朱惨死，让慕容复发疯，让虚竹被迫破戒，从而导致无常。从表现天龙八部内核来看，这部剧至少应该是合格的。虚竹一个出家人在玄悲死的时候眼圈红透，一直失态，段誉看见王语嫣马上下跪，慕容复想起童年屈身颤抖，都是在说这些人的痴心和执着。我不是很理解看了一两集就能打一星，吐槽一顿的人是因为什么。当年李敖说金庸小说是臭鸡蛋，记者问李敖，你看过金庸小说吗？李敖说，我一本没看过，臭鸡蛋闻着就臭，为什么要吃呢？我感觉有些黑真的都挺李敖的。

对于一个作品吐槽，挑毛病其实是无可厚非的。我小时候看汤镇业版本的时候也曾觉得萧峰演的太老气，布景太简陋，看黄曰华版本的时候也曾觉得李若彤从小龙女的角色中没有出来，觉得鸠摩智耳垂太假，觉得段延庆怎么可以开口说话，看胡军版本的时候也曾觉得凌波微步变成了画圆规，萧峰披头散发土里土气，虚竹眯着眼睛特别猥琐，看钟汉良版本的时候也曾觉得韩国段誉走错片场，但是这些只是主观吐槽，影视剧评分还是应该有些客观标准的。任何事物包括艺术作品都是有两面性的，有缺点的同时就有优点，有阳光的地方就有阴影。

有些人总说资本啦，圈钱啦。其实金庸当初刚写书剑的时候，不也是为了明报卖的更好一点吗？怎么内心就不能阳光点呢？主创要是单纯为了圈钱，小鲜肉流量明星堆起来，现代剧接各种软文广告不就完了。学电影批评的时候，导师曾说，同一部电影，要看三遍再开始批评，第一遍先做到看电影的时候看的都是优点，来弥补自身不足，第二遍要做到看的都是缺点，警示自己不犯错误，为下一步创作提供建议，第三遍做到看到的又都是优点，提升自己的艺术包容度。这样的电影批评才是专业的。我想，名画的泉和小便池的泉终究是都有自己的玩味，广阔的看，也不至于成为慕容复。

这版天龙八部最大的问题是啥？是太尊重原著，可以说太依赖原著。

武侠小说的表现方式和影视剧的表现方式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武侠小说是写给成人看的，影视剧的受众更加广阔一些，如果影视剧过分尊重原著，或者在原著上进行二度创作（就像段誉尿裤子），对于受众来说其实是很难被接受的。新版的天龙八部能够看出，基本就是按照原著写的剧本，这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但是绝对不能说是毁原著、侮辱金庸，这些话我觉得说得太重了。

大部分人觉得新天龙不好（我可没说黑天龙哈，黑的话就没什么可以探讨的了），主要集中在了演员演技、人物形象造型这些方面。对于演员演技和形象造型，各花入各眼，我也觉得段誉的刘海和耳钉很是费解，王语嫣确实有点风尘气，萧峰确实霸气不够，但是这并不是硬伤。

对于认为天龙天雷滚滚的，主要是段誉的几个情节，我们一一来说。

一、段誉下跪

原著关于段誉下跪：他一见到那位小姐，耳中“嗡”的一声响，但觉眼前昏昏沉沉，双膝一软，不由自主跪倒在地，若不强自撑住，几乎便要磕下头去，口中却终于叫了出来：“神仙姊姊，我……我想你好苦！弟子段誉拜见师父。”

可以不喜段誉下跪的情节，可以说这个情节不够唯美，不符合心目中段誉翩翩公子的形象，但是绝不能说是在毁原著、侮辱金庸，因为这就是原著描写的。

二、段誉袭胸

原著关于段誉袭胸：钟灵于男女之事似懂非懂，听了他的话，脸上微微一红，道：“我不跟你说了，总之是你自己不好，谁叫你伸手推我这里……这里……”段誉登时省悟，便觉不好意思，要说甚么话解释，又觉不便措辞。

同样，可以不喜段誉袭胸的情节，可以说这个情节不够唯美，不符合心目中段誉翩翩公子的形象，但是绝不能说是在毁原著、侮辱金庸，因为这也是原著描写的。

三、段誉尿裤子

这个原著真没有，不管是三联版、花城版、朗声版、新修版都是没有的（连载版我没看过，也找不到资源，不好评说，哪位仁兄有连载版的资源希望能发我一份）。

我认为段誉尿裤子的情节是演员对于段誉这个角色的二次创作（我可没说创作的好，我觉得创作的很可笑，很不恰当，但也是创作）。

诚然，当我看了段誉尿裤子的情节，第一反应是莞尔一笑，而不是嗤之以鼻。

因为熟悉金庸的人都知道，金庸描写女人的美，基本都是通过侧面描写。

《碧血剑》中对陈圆圆的描写是这样的：忽然间坐在下首的一名小将口中发出呵呵低声，爬在地下，便去抱陈圆圆的腿。陈圆圆一声尖叫，避了开去。那边一名将军叫道：“好热，好热！”嗤的一声，撕开了自己衣衫。又有一名将官叫道：“美人儿，你喝了我手里这杯酒，我就死也甘心！”举着酒杯，凑到陈圆圆唇边。一时人心浮动，满殿身经百战的悍将都为陈圆圆的美色所迷。

《书剑恩仇录》中对香香公主的描写是这样的：清军官兵数万对眼光凝望着那少女出神，每个人的心忽然都剧烈跳动起来，不论军官兵士，都沉醉在这绝世丽容的光照之下。两军数万人马箭拔弩张，本来血战一触即发，突然之间，便似中邪昏迷一般，人人都呆住了。只听得当啷一声，一名清兵手中长矛掉在地下，接着，无数长矛都掉下地来，弓箭手的弓矢也收了回来。那亲兵吃了一惊，一个踉跄，险些跌倒。

香香公主把信放在他手里，温颜微笑。那亲兵漠然相视。香香公主向兆惠一指，轻轻推他一下。那亲兵这才把信放到兆惠案上。兆惠见他如此神魂颠倒，立时大怒，喝道：“拉出去砍了！”几名军士拥上来，把那亲兵拉到帐外，接着一颗血肉模糊的首级托在盘中，献了上来。

兆惠喝道：“首级示众！”士兵正要拿下，香香公主见他如此残暴，想到那亲兵为自己而死，很是伤心。从军士手上接过盘子，望着亲兵的头，眼泪一滴一滴地落下。帐下诸将见到她的容光，本已心神俱醉，这时都愿为她粉身碎骨，心想：“只要我的首级能给她一哭，虽死何憾？”兆惠见诸将神情浮动，便即大声斥骂。众兵将俯首不语，大帐中只听到香香公主轻轻啜泣之声。兆惠素性残忍鸷刻，但被她一哭，心肠竟也软了，对左右道：“把这人好好葬了。

那斩杀亲兵的军士见她愈哭愈哀，不禁心碎，叫道：“我杀错了，你别哭啦！”拔出佩刀在颈上一勒，倒地而死。

《越女剑》中对于西施的描写是这样的：她凝视着西施的容光，阿青【西施的情敌，为杀西施干翻了一千名甲士、一千名剑士】脸上的杀气渐渐消失，变成了失望和沮丧，再变成了惊奇、羡慕，变成了崇敬，喃喃的说：“天……天下竟有这……这样的美女！范蠡，她……她比你说的还……还要美！”纤腰扭处，一声清啸，已然破窗而出。

金庸对美女的描写就是这样的，如果将原著的情节放到影视剧里，其实非常雷、非常狗血、非常不知所云。但是看书的时候，我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只觉得描写的太棒了，一个人的美丽可以让起义军不服从指令，可以让剑拔弩张的军人偃旗息鼓，可以让情敌从恨、到羡到敬。哪怕一个眼神就可以让犯错的人自杀谢罪。

在段誉的心目中，王语嫣就是香香公主、就是陈圆圆、就是西施。初识王语嫣，忘记了三急，跪尿片刻，又能怎样呢？我反而觉得扮演段誉的这个小鲜肉够有胆识的，可以说加的这个戏不符合影视剧的审美，对于侧面描写王语嫣的美有点糜烂，但要说毁原著、侮辱金庸我觉得未免有点过了。

讲个玩笑话。“鱼儿看见西施忘记了游泳”+“大雁看见昭君忘了飞” =“沉鱼落雁”；“月亮看见貂蝉关门不出”+“花朵看见杨玉环羞愧而谢”=“闭月羞花” ；那么“段誉看见王语嫣立马下跪”+“段誉看见王语嫣忘了憋尿”为什么不能=“跪下尿裤”呢？不只不雅、而且很俗，但想来那个值得让你“跪下尿裤”的美人儿也应该是极好的呀。

关于评分：如果不喜欢，打个两星我是能理解的，但是看了两集就直接打一星我真是不理解。我看逐梦演艺圈的时候，是生生看完了以后才打的一星。就算认为这版本是洗脚水，那如果是翔的话又怎么打星呢？（我觉得我真是又当又立又中二，毕竟我看好多电影不喜欢也是打了一星，不过这两年好一些，基本没打过一星了）

黄日华版本刚出来的时候，很多媒体的评价是这样的：乔峰居然戴帽子，虚竹居然演乔峰；李若彤完全就是小龙女，一点没从角色中出来；阿朱太丑，阿紫太丑。

胡军版本刚出来的时候，抨击的就更厉害了，张纪中基本上就拍一部被骂一部。

现在的版本，还是一样的骂，你品，你细品。

我看了某位大神发起的投票，在很多角色上面，这版天龙和03版是平分秋色的；在所有角色上，这版天龙是超越13版的（97版是经典，完全没有可比性，毕竟我也是看着TVB长大的）。我觉得这部怎么也得5、6分才对吧？纵使不及格，也不至于是零分。

金庸的武侠是上个世纪的产物，到这个世纪其实已经很难延续了。有时候金庸剧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传承，就值得被感动和宽容。如果有人拍个金庸群侠传，再难看我也会追、会看。因为他存在了，他在流量时代有一丝丝的波澜，在零零后们追捧漫威、DC的超级英雄宇宙的时代，他能存在，就很好了。

还是对金庸剧宽容一点吧，当那些想重温金庸老爷子江湖的主创们（也可以说是为了赚钱，为了炒IP）被骂的连碰都不碰金庸改编的时候，当零零后距离我们儿时的武侠世界越来越远的时候，当想吐槽金庸剧魔改都没有吐槽对象的时候，对于像我这样的金庸迷来说，武侠，就真的要死了。

不明白为什么评分不算高，但我觉得这部剧真的很良心了，虽然主要演员都很年轻，但是演的不尴尬，属于看着会上瘾的剧

喜欢郭阳这个角色，他的外冷内热，他的勇敢担当以及正义都体现出来（也喜欢杨仕泽这名演员??）

虽然剧里有爱情，但是并不过分，不会影响展示兄弟情，这比现在那些一集都离不开男女爱情的电视剧好太多了，特别是那些打着悬疑、警匪旗号的肥皂剧

我们不能要求电视剧完全陈述事实，而事实也并不一定能如我们所见，所以在看的时候，请不要站在警察专业角度来评论这个剧，作为一个旁观者，表示这个剧从头至尾的逻辑已经算顺了，一些细节也没必要较真

电视中的黑暗终究是在剧中，而生活中的黑暗我们大部分人是看不见的，你之所以能向阳成长，是因为有人将黑暗挡在了他们背后，是有人为我们保驾护航

写的前后没什么逻辑，都是看完后的一些随想。另，这部剧值得一看

恶霸女被强奸后，剧情说她有悔过想改正，但是一直看不出来。她和她那个一直不悔改的狗腿在一起，丝毫看不出什什么悔过自新。找一号女主的合作，也是作死的做法，对待二号女主，更是没有丝毫悔意。剧情很多处有bug。如，多处该报警的没有报，女一他爹接到女二电话说他女儿危险，明明距离很远，却不报警自个去救；最后一集，俩警察放任肖骁和女二自个定位去追踪恶霸女，自己一边去吃早餐。俩警明知犯罪地点，搬救兵时舍近求远不找临近派出所而是找远处刑警队。

7.7分

珠玉在前，还没出1080p就迫不及待的看了。看这不合格的评分已经做好了狗尾续貂的准备，没想到正片质量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尽管完全不同于前作的风格，仍不落下乘。

优缺点都十分明显。先说缺点：时隔这么久，女主复原的孩童模样明显没有前作自然；剧情逻辑存在很大问题，例如女主逃出精神病院的方式就毫无技术含量，看守跟没长脑子一样被诱惑，整个看守体系恍若无物/女主装孩子的功力明显下降，到新家里显得特别蠢。。/女主和妈妈杀了警察，居然没人发现吗？以及画面质地太差，五毛钱特效，氛围感几乎没有。剧作十分考验功力，最大的扣“冻龄女孩”已经揭开，几乎没给续作留下伏笔的前提下，选择了放弃一部分逻辑上的缜密，把所有的亮点放在反转上，不得不说这一招来得十分高明。观影过程十分过瘾，剧情一波三折，十分流畅。换了导演，从正统的恐怖片变成了惊悚片，甚至还有那么点喜剧感觉，嘴炮占据大量篇幅，杀人全是清一色的砸到爆血，整部电影的艺术高度因此下降了不少，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爆米花商业惊悚爽片。黑吃黑，全员恶人的反转十分自然，往前想则许多奇怪的举止都有了解释，人物动机得到自洽。通过一惊一乍完成的转场递进效果可谓不错。整部电影中规中矩，没有了第一部的惊艳，还是能够勉强合格。而作为个人喜好的加成，我可以给到四星。

只要你不报着极高的期待而来，看了就不会后悔。

——————

9月10日

更分三星 细想后觉得逻辑问题无法忽略

刚发现3年前看完第三季忘记改标记了，，，3年后看第四季，麦瑟尔夫人的生活却回到了第一季的起点，，，或者说，还更惨了一点，简直是在呼应我的现实生活。3年了，疫情还没结束，或者说这几天感觉有点回到原点的感觉，简直心情低谷。

第三集，苏茜的室友意外去世，她清理遗物才发现合租多年的室友获得过战斗勋章——战斗勋章啊，他当年得多英勇才得到了那枚勋章，可是他日夜努力工作，有时却连房租都付不起！……追悼会只来了四个人，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没有人记得他，也没有人悼念……这，就是许许多多小人物的命运，他们拼尽全力，甚至拼过命，最后，仿佛从来没有来过……

孩子马上四岁了，冲他看得认真就说明这部电影至少在我们眼里是成功的。名字也取得挺好，哈哈，o妹儿～有剧情有笑点有反转，o妹儿和他哥感情挺好，应该让独生子很羡慕吧，虽然有人惹祸、但是兄妹一起承担，身边总有熟悉的人一起玩闹。小事拌嘴，大事不含糊，像极了我们中国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反正我们大人看着也没想象中无聊～不错！值得纪念

对大k真的是又爱又恨，有时候又很同情他；以叔心太软了，狼女就是仗着以叔喜欢他肆无忌惮的搞事情。你两好好搞事业，离开女人远点就不会被拖累了。二刷到第三季结果人人下架了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金云范=金大中 （1997年当选韩国总统 韩国首任在野党总统）

金英浩=金泳三 （1992年当选韩国总统 韩国首任文人总统）

李汉生=李哲承（和金泳三多次争夺担任在野党新民党总裁，是面对朴正熙政府的妥协派）

金大中、金泳三、金钟泌 并称三金 是韩国从朴正熙时代到90年代，在野民主的代表人士。

总统=朴正熙，1961年5月16日发动政变，1962年兼任代总统，并以民主共和党候选人的身份连任5届总统，前后执政长达18年，是大韩民国建国以来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任内培植特务机构中央情报部（1979年 被中央情报部部长金载圭枪杀 《南山的部长们》），取消总统连任限制，经济上创造汉江奇迹，韩国的人均GDP从1960年的82美元增长到1980年的1592美元。

故事发生在朴正熙统治时期。金大中1954年朝鲜战争结束后进入政界，经历四次议员选举均落败（其中一次由于执政党的阻碍，金大中没能进行候选人登记，电影内有提及）。直到1962年他在通过补选当选议员。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第一场选举：1967年国会议员改选，此时的金大中已经是在野统一党新民党的发言人（电影有展示席位，不在最高权力层）。金大中再次在木浦参选（隶属于全罗南道），并胜选。选举过程中正值朴正熙三选改宪，金大中的政见和执政党激烈交锋。

第二场选举：1970年1月，金大中宣布出战新民党总统候选人指名投票选举，与金泳三，李哲承竞争 ，出乎意料地扭转战局反败为胜（电影主要描述这个过程），当选总统候选人。

另外，在金大中当选后，金泳三开始支持金大中竞选总统，受到党内好评。

第三场选举：1971年4月，选举结果出炉，最终是金大中以90万余票的微小差距落选。当时有的评论认为，“如果有公正的选举机构监督，正确计算选票，金大中肯定当选总统“。

PS，韩国西南两个省，全罗南道、全罗北道，统一被称为湖南，唐代的百济地区。东南两个省，庆尚南道、庆尚北道被称为岭南，唐代的新罗地区。金大中是湖南人、朴正熙是岭南人。在朴正熙当政期间，岭南经济快速发展，湖南相对落后，岭南人口更多（昌大的策略是给金大中打上地域保护主义的标签，无论是岭南的既得利益者，和其他地区人民都不希望看到一个只对湖南地区更加关心的总统）。历史上最中新罗灭了百济和北部的高丽句，统一了朝鲜半岛。（这就是李书记的梗）

其他：金大中选举失败后，多次遭遇朴正熙暗杀，先是车祸导致跛脚，后来险被碎尸沉海。朴正熙的继任者军人警卫出身的全斗焕（电影里末尾提意见的秃头军官 彼时毫无发言权）军事法庭以“阴谋内乱罪”判处死刑，后来遭美国干预缓行，流亡美国。

餐桌见面的前一场选举：1987年，执政党卢泰愚面对金大钟、金泳三，金大钟不愿意实行单一化，导致选票被分，在野党落败。金大中本人后来也表示：“当时我应该放弃竞选。

餐桌见面的下一场选举：卢泰愚政府朝小野大，拉拢金泳三加入执政党。1992年，执政党候选人金泳三PK金大钟。金泳三胜利。金大钟宣布退出政坛。

最后一场选举：在野党失去牵制力，1995年金大中重返政坛，1997年74岁的金大中和金钟泌实现单一化，联合成为首位在野党总统。新政府将是以发展民主和经济为目标的“国民政府”。

除了历史大戏，电影最简单的故事才是隐喻：民众面对哪怕一点点权力都是无力的，被邻居偷了鸡蛋只能诉苦。政治家在政纲的表述里，总是哪怕被伤害，还能真诚以待，唤醒对手的醒悟和民众的善意。只有影子们立场鲜明，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不在聚光灯下，但眼里有欲望，心里有底线。不过影子知道的，政治家们早就知道，他们只是在需要的时候让影子出来办事。影子是人，也是他们自己的B面，是举正义大旗者，抽离出的权力与阴暗。

那么，也许更好理解，为什么被枪指头也不犹豫的昌大换了阵营，却不为一官半职。只是历史都不会明白，谁引爆了炸弹？

被怪谈两个字吸引进来看，开头小故事挺吸引人的，以为整部剧会有刽子手行规、鬼怪故事，结果什么都没有。

除了男主和反派姐姐两个正常点，其他人都被恶意放大了，师妹像个疯子；两个徒弟除了拉开序幕也没啥子用；九妹没存在感，最后还强行配对；县令色厉内荏也很过头。把我看愣了。

结尾还想升华一下和联系片头，说陈紫函饰演的妇人克死丈夫生下的双胞胎也是怪胎，被村里头的人不能容忍，生长环境不好。但也太少了，感觉就是编剧突然想起来了一样。

开头的小故事确实能吸引眼球，武打场面也还行（近年来看的PPT打斗场景太多），剧情实在不行，从灵异鬼怪变成了宗教阴谋，太坑了，实在太坑了。

张导，老当益壮，人成功不是没有理由的，越出名的人越勤奋，佩服！

第一集里面几个镜头让人感动：

1. 张艺谋导演不断在各个项目之间切换，最多的时候有8个项目。

2. 在摄影棚里面，导演有一个动作是离开椅子，迈着大步走向了一个工作人员，要是没有十足的热爱，那能在古稀之年还能保持激情得做事情呢？ - 我不是在拍电影，就是在拍电影的路上。

3. 张导亲自和张译对戏，在箱子里面迅速转头跑，精力过人，背后还是热爱。

第二集里面，主要在张译、范伟老师和张导之间展开。

张译和范伟都是大咖演员了，怀着谦卑的心态拍电影，这是一部致敬电影和胶片的电影，是出于对导演的尊重，更是希望自己能向电影致敬。张译的独白里面提到担心导演在镜头前觉得自己不行，有着这样的心态和努力劲儿，不成功也难。

里面还有一个镜头是拍开场白的时候，张艺谋真是充满画面感的导演，立马想到由烈日下暴走改成了在风沙中暴走，张译真是敬业。

第三季里面，主要是提携新人了，张艺谋大牌导演，给演员说戏平易近人，教会演员的实在是太多了。剧组里面也是老演员带新演员，张译亲自给女主角演示如何摔倒。记得在《归来》的纪录片里面，就有巩俐教剧中的女儿如何表演的镜头，这是一种传承。

致敬张艺谋导演 - 关于热爱，不是一秒钟，而是一辈子。

clit2014, jan 2, 晚交了20天，我再也不想上gender studies了我要吐了，写这篇paper不知道经历了多少mental breakdown

Women’s Experience Matters: Re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through Claire’s Camera

As Laura Mulvey points out in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 traditional narrative cinema largely relies upon the practice of a gendered “gaze”, specifically, male’s unconscious objectification of female as erotic spectacle from which visual pleasure is derived. Her account draws attention to the prevailing feminist-unfriendly phenomena in contemporary cinema, one that resides in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privileging man’s experience while making woman the passive object deprived of autonomy. Many feminist filmmakers and theorists including Mulvey herself urge a radical strategy that dismantles patriarchal practice and frees woman from the state of being suppressed by the male-centered cinematic language.To conceptualize a mode of cinema that speakswoman’s language, or authentic feminist cinema, this essay interrogates the validity of Mulvey’s destruction approach in pursuing a feminist aesthetic. By making reference to Hong Sang-soo’s film, Claire’s Camera, I argue that feminist cinema needs to be redefined by neither the immediate rejection of gender hierarchy nor the postmodern notion of fluidity, but by perspectives that transcend the gendered metanarrative of subject vs. object, and that primarily represent and serve woman’s experience on both sides of the Camera.

Earlier waves of feminism strived to call attention to, if not, eliminate the unbalanced power relation between men and women in the society, namely the dichotomy between domination and submission,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 and self and other (Lauretis 115). Feminists such as Mary Wollstonecraft and Simone de Beauvoir radically interrogated women’s rights in the political arena as well as women’s relative position to men in the society at large. However, the approaches of the earlier waves cannot prove themselves sufficient in pursuit of a female autonomy, owing to the fact that they are constantly caught in the power-oriented metalanguage which inherently privileges one over another. While it is argued that the objectification of the “second sex” is oppressive in nature, for example, the assertion already marks the subject-object dynamics between men and women by default. It fails to propose non-power based gender narratives, while obliquely acknowledging that the language spoken in this context is inevitably characterized by phallocentric symbols, ones that prioritize self over other, subject over object, male over female. In thisregard, rather than rendering a perspective that exposes and dismantles patriarchy, the outcome of earlier feminist approaches inclines towards “replicating male ideology” (Mackinnon 59), reifying the omnipresence of the patriarchal language and reproducing the effects of patriarchy.

A similar notion applies to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In terms of visual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idealists encourage women to present their bodily spectacles, inviting interpretations free of erotic objectification. Despite the favorable receptions from the sex-positive side of the discourse, it is indiscernible as to whether these attempts truly free women from the dome of sex-negativism or reinforce the effect of the patriarchal language even more. This polarized debate, I believe,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discourse is held captive by the language of patriarchy too powerful for one to extricate from, and that any rebellious gesture would appear to be an insufficient, passive rejection of the predominant ideology.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Lauretis notes that Mulvey’s and other avant-garde filmmakers’ conceptualization of women’s cinema often associates with the prefix of “de-” with regards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very thing to be represented, …the deaestheticization of the female body, the desexualization of violence, the deoedipalization of narrative, and so forth” (175). The “de-” act does not necessarily configure a new set of attributes for feminist representation, but merely displays a negative reaction to a preexisting entity. It is important to be skeptical of its effectiveness in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as it implies certain extent of negotiation instead of spot-on confrontation with the previous value. A destructive feminist cinema can never provide a distinctive set of aesthetic attributes without having to seek to problematize and obscure the reality of a patriarchal cinema. In that regard, it is passive, dependent and depressed. More importantly, the question – how the destruction of visual and narrative pleasure immediately benefits women within the narrative and directly addresses female spectators – remains unanswered.

TakingClaire’s Cameraas an example, the film destructs the notion of a gendered visual pleasure by presenting the camera as a reinvented gazing apparatus, one that differs from the gendered gaze, and instead brings novel perception into being. Normally, when characters are being photographed, mainstream filmmakers tend to introduce a viewpoint in alignment with the photographer’s position, enabling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that is, the shot usually shifts to a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so that spectators identify with the photographer gazing at the object who is in front of the camera. Claire’s Camera, however, abandons this first-person perspective while generating new meanings of the gaze. Claire ambiguously explains to So and Yanghye the abstract idea that taking photographs of people changes the photographer’s perception of the photographed object, and that the object is not the same person before their photograph was taken. The spectacle, although objectifiable in nature, is not so passive as being the object constructed upon, but rather constructs new signification upon the subject. The notion of the gaze is therefore re-presented with alternative insights.

That being said, as I argued earlier, the destructive approach is not so sufficient an attempt at defining feminist cinema, because the way it functions nevertheless indulges feminist ideology in the role of passivity, deprived of autonomy and always a discourse dependent on and relative to the prepotency of patriarchy. In the conversation scene between So and Manhee, So, who is almost the age of Manhee’s father, criticizes her for wearing revealing shorts and heavy makeup. In a typically phallocentric manner, he insists that she has insulted her beautiful face and soul by self-sexualizing and turning into men’s erotic object.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receding scenes have no intention to eroticize the female body or sexualize her acts such that the visual pleasure is deliberately unfulfilled and almost completely excluded from the diegesis, So inevitably finds Manhee’s physical features provocative and without a second thought, naturally assumes that her bodily spectacle primarily serves man’s interest. This scene demonstrates that regardless of feminists’ radical destruction of visual pleasure, practitioners of patriarchal beliefs will not be affected at all; if any, the femininity enunciation only intensifies the social effects of patriarchy.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embodies the self-reflexive style of Hong Sang-soo’s filmmaking, in a sense that it fosters debates withi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upon which it is constructed, and constantly counters itself in search of a deeper meaning, contemplating questions such as do we believe in what we practice, whether it is patriarchy or its opposite? And is anti-patriarchy feminism determined enough to prove itself a destructive force against patriarchy rather than a sub-deviant of a predominant ideology? The scene proves the drawback of a destructive strategy, that the way it operates nonetheless subscribes to a patriarchal manner, and that in order to escape the secondary position with respect to the phallocentric subject, more needs to be done other than problematizing the subject.

To sup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of destruction, postmodern feminists such as Judith Butler proposes theoretical alternative to approach the discourse. Butler argues that gender is performative and fluid instead of a set of essential attributes.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indeed precludes the social effects of essentialism by introducing the idea of an identity continuum into gender politics, in ways that empower the socially perceived non-normative. On top of that, Butler believes that the categorization of sex “maintain[s] reproductive sexuality as a compulsory order”, and that the category of woman is an exclusive and oppressive “material violence” (17). Acknowledging the harms that essentialist perception of gender and sexuality entails, Butler bluntly negates the very categorization of woman. This radical negation, however, evades the reality that our whole understanding of the human race is based on gender categories, despite the corresponding inequalities generated from the instinctual categorization. In fact, it is when women as a collective community have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female gender is socially suppressed, that they start to strive for equality through the apparatus of feminism. Butler’s rejection of the gender categorization withdraws the sense of collectivism in the feminist community, which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unity” for the marginalized (Digeser 668). Moreover, it deprives the feminist cinema of the necessity of delineating an authentic female representation, because within the notion of performativity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ixed set of female representations but only distinctive individuals that conform to gender fluidity. Since identifying with a certain form of representation means to live up to a socially perceived norm from which one deviates, a performative cinema does not encourage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The failed identification will not only drastically shift the spectator’s self-understanding but also cause more identity crises. Therefore, performativity is too ideal a theoretical concept to have actual real-life applications.

Whether it is her body or her social function, woman has become the commodity of patriarchy. As Lauretis puts it, “she is the economic machine that reproduces the human species, and she is the Mother, an equivalent more universal than money, the most abstract measure ever invented by patriarchal ideology” (158). Woman’s experience has been portrayed in the cinematic realm nothing more than being the (m)other and the provocative body. Historical debates have proved that articulating the problematic tendencies within gender differences only results in skepticism rather than new solutions. Thus, in order to negotiate a feminist cinema, filmmakers need to abandon the patriarchal meta-language completely, and reconstruct new texts that represent and treasure woman’s experience more than just being the other, that “[address] its spectator as a woman, regardless of the gender of the viewers” (Lauretis 161).

Similarly, what needs to be done in feminist cinema is more than just interrogating the gender difference between woman and man, but interpreting such difference in unconventional ways that liberate women from being compared to men and invite them to possibilities of having narratives dedicated to themselves. One of the ways, Lauretis suggests, is to regard woman as the site of differences (168). This signifies that the cinema needs to stop generalizing woman’s role based on her universal functions; rather, it needs to articulate her unique features, what makes her herself but not other women, from the way she looks to the trivial details of her daily life. In Claire’s Camera, the function of the camera conveniently transcends the diegetic space. In the narrative, it demarcatesthe “site of differences”, that is, how someone changes right after their photograph is taken, as well as how Manhee is presented differently each of the three times being photographed. The camera also magnifies her experience as a woman for spectator’s identification, mundane as it could be. In the last scene, the camera smoothly tracks Manhee organizing her belongings, packing box after box, casually talking to a colleague passing by, and so forth. Long takes like this fulfill what Lauretis would call “the ‘pre-aesthetic’ [that] isaestheticrather than aestheticized” in feminist cinema (159). Without commodifying or fetishizing woman and her acts, the film authentically represents a woman’s vision, her perception, her routines, and all the insignificant daily events which female spectators can immediately relate to. When a film no longer solely portrays woman as the “economic machine” that labors, entices men, and commits to social roles, it has confidently overwritten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 with a female language. It fully addresses its spectator as a woman, appreciating and celebrating the female sex, not for what she does as a woman but for what she experiences.

In conclusion, the essay first challenges the destructive approach in feminist cinema regarding its sufficiency in pursuit of woman’s autonomy and its indestructible destiny to fall back into patriarchy. The essay then argues that the rejection of gender categorization in performativity theory frustrates the mission of defining a female representation. Hong Sang-soo’s self-reflexive film, Claire’s Camera, offers an apparatus to delve into the drawbacks of destructive feminist cinema and simultaneously renders a new feminist code, abandoning the patriarchal metanarrative and constructing a new narrative that truly prioritizes woman’s experience.

Works Cited

Butler, Judith. “Contingent Foundations: Feminist and the Questions of ‘Postmodernism.’”Feminists Theorize the Political,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and Joan W. Scott, Routledge, 1992, pp. 3–21.

Digeser, Peter. “Performativity Trouble: Postmodern Feminism and Essential Subjec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47, no. 3, 1994, pp. 655-673.

Lauretis, Teresa de. “Aesthetic and Feminist Theory: Rethinking Women's Cinema.”New German Critique, no. 34, 1985, pp. 154–175.

Lauretis, Teresa de. “Eccentric Subjects: Feminist Theory and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Feminist Studies, vol. 16, no. 1, 1990, pp. 115–150.

Mackinnon, Catherine A. “Desire and Power.”Feminism Unmodified: Discourses on Life and La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46–62.

Mulvey, Laura. “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The Norton Anthology and Theory and Criticism, edited by Vincent B Leitch, W. W. Norton, 2001, pp. 2181–2192.

第十二季2022.12.26就播出啦！豆瓣还显示没播出，12.26播的圣诞特辑，2023.1.6播的第一集。

圣诞特辑，Parker警督千里迢迢的让老妈从英国带来了brussel sprouts抱子甘蓝，圣诞大餐吃的是火鸡配烤甘蓝，而岛上的人传统是吃龙虾。新的约会对象也是英国人，叫苏菲，也不喜欢吃海鲜，点了龙虾都厌恶的扔了，真是和Parker警督配一脸。一月6号播出的一集是天文学家谋杀案，很熟悉的套路，Parker和苏菲共度良宵，怕不是Parker有了爱情要离开天堂岛了吧，苏菲只在岛上呆十天？前面的两个警督都是为了爱情离开天堂岛的

第一集才上映，影评四五星就像不要钱一样，感情这么多都是上海卫视内部员工啊，大开眼界。只看了一集，管中窥豹，小中见大，两星绝对良心价！这里不谈演技，就剧本和质量说一说，不吐不快！

第一集一开头就是一个已经被玩烂的梗，一点惊喜都没有，那句站住出现的时间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之后的台词中规中矩。引出公司之后画面一转，钟姓企业家出境，然后一个客串演员开始播报。第一个亮点出现了，一段不算长的连续台词，竟然转换了三四次配音风格，这真的只是一个客串或者群演？我觉得有理由相信这个女的不一般，这么烂都不换，简直呵呵。接着镜头转回母女继续对话，引出了女主，并抛出了消失了的言论，然后画面一转女主华丽出现，蒋欣又胖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接下来的车戏。

一男的接上女主之后，开车行驶在路上，这时候我觉得不瞎的应该都看出来了吧！这是赤裸裸的抠图，一点都不走心！掠过后面的剧情，进入法庭现场。第一眼，还可以，第二眼，我勒个大槽，这是什么鬼！能不能走点心！能不能走点心！能不能走点心！不求你真实还原，但形似要求合理吧！首先场地就扎心，简直了！逗我们玩吗？这能是法庭？国徽何在？忍住继续往下看，两个女人在法庭上互喷撕逼！简直看的N脸懵逼！你这是侮辱所有人的智商啊！先不说要你律师何用，法官呢？公然咆哮公堂尽然没有反应？开什么玩笑！

作为一个以律师为主线的都市剧扎心到这个程度，两星真的是良心价了！还有之后那封信等等其他小细节，无一不透露出这部剧的质量之低，简直让人目不忍视！侮辱眼球！一封通篇废话的信都能被哈弗毕业的律师引为重要凭据，甚至围绕这封信的内容展开整部剧，编剧你真的该有个脑子了！

总结，两星良心价，再高就是吹！欢迎不评论，不欢迎撕逼！

《刺》是继《隐秘的角落》后又一部良心剧，剧情聚焦“校园欺凌”，从“警察调查一起失踪案”出发，将校园，职场和现在三条线交织在一起讲述。三条线的衔接清晰不混乱，镜头和场景的转换很巧妙，演员的演技很到位，让人很有带入感。其中不乏让人惊喜的老演员的加入和我喜欢的“小爱”。

虽然是“校园欺凌”剧，但其中的悬疑的营造无疑是很成功的，看到第10集了，我还不禁在想第一集最开头抛出的那个问题：韩晓婷到底去哪了？无论是“青春校园”还是“职场”还是“悬疑”，这部剧都很到位很成功。

剧名《刺》也相当棒。校园欺凌就是一根刺，长在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的心头，即使拔去也会留下伤痕累累。被欺凌的人，曾经被刺得遍体鳞伤，但到头来却只有刺才会给他们安全感，自己浑身树起刺，才能对抗外界的恶，保护好自己。欺凌人的人，曾经发生的过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是扎在心头的刺，他们终将一直承担这样隐隐的痛，就像剧中的“张蓓蕾”一直受到小混混的要挟，就像他们再次遇到“韩晓婷”而无法忘记过去自己的罪恶。但恶人，终究是恶人，我们不需要替他们开脱，他们终将吞下自己的恶果。

对于剧情的最终走向，我是很期待的，因为片头也好，剧中心理医生养的仙人掌开出小花也好，无疑在暗示我们，再长满刺的植物，终有一天会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说到这里，似乎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校园欺凌加悬疑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为什么说它好，为什么我希望大家都去看？因为它还讲到了“旁观者”。整部剧的主人公，除了欺凌的受害者“韩晓婷”，还有她原来最好的朋友“刘涛”。“韩晓婷”一直是一位勇敢者，她因为帮助“刘涛”挺身而出而备受欺凌，而她最好的朋友“刘涛”，在好友备受欺凌的时候，却一再选择了沉默，她的懦弱，沉默甚至后面的合作，让她成为了欺凌者的帮凶。受欺凌不要紧，我们可以斗智斗勇，可以奋起反抗，但最好朋友面对欺凌的沉默，妥协和顺从，甚至冷眼旁观到合作，才是最令人心痛的那一根刺。而这根刺同样深深地扎在“旁观者”的心上。她的胆小和懦弱，以及她事事旁观的态度，让她从校园到职场，都不会顺风顺水，懦弱的人继续懦弱，欺凌继续存在。

这部剧还有一个必须推荐的理由是，它让我们思考和直面这样一个社会问题：面对欺凌，到底是奋起反抗，还是选择忍受？奋起反抗，欺凌者只会更加猖狂，而选择忍受，欺凌者也未必会心存善良。但无论如何，两个人的反抗总好过一个人的孤立无援。而且如果教师足够公允，管理足够到位，法制足够完善，我们就不必再思考这样的问题，也无须再惧怕校园里的欺凌者。

面对校园欺凌，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我很少写评论，这次一定要来写，因为我看到这部剧的热度实在是太低，远远低于一些轻松搞笑的恋爱网剧。原因我也大致在评论和弹幕里了解到，无非是太沉重了，话题太敏感了，看不懂，三条线交叉到现在人还没找到太烦了，不愿意看这么沉重又费脑子的剧，看得人压抑……想看什么看什么，这是每个人的自由。但我真的希望，这样的好剧本，好题材，好故事，好讲述，好演技，不要被埋没。而我也衷心希望更多的人来看一看，才会带来更多的对于“校园欺凌”的正视和思考，才会让“校园欺凌”越来越少，让我们的校园更加纯粹，让“校园”真正成为孩子们好好学习，健康成长的“乐园”。

有很多人，他们曾经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校园欺凌”，但他们大多选择了沉默，带着这份伤痛和心中的刺继续活下去。少部分选择了反抗，或收获了平静，或成为了施暴者的一员，用自己曾经遭受过的刺，继续刺向他人。

无论是哪种，心中的刺都永远无法拔出，伤害一直存在，且不断扩大，甚至影响到对孩子的教育……这真的是可怕的事。

这部剧还带给我其他一些思考：“欺凌”的范围如何界定？就像剧中那个欺软怕硬，带有色眼镜的老班主任说的：“欺凌这个词太大。”很多人恐怕都是这么想的，包括被欺凌孩子的家长，他们没有第一时间重视欺凌，觉得不严重，“闹着玩”，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这样的态度，无疑让欺凌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也是欺凌者的帮凶。

“校园欺凌”有家庭教育，有学校管理，有社会认知，有法律空白等等各方面的原因。我真心希望所有人都来看一看这部剧，职场中的你，身为父母的你，作为学生的你……而作为一名老师，这部剧更让我敲响了警钟。

“校园欺凌”，很敏感，很压抑的词汇，但它应该受到重视，重视才能迎来解决。

面对“校园欺凌”，我们真的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这部剧，无疑是我们开始正视和反思的最好开端，为何不抽空来看一看呢？不要让好剧，因为它的沉重和压抑，就埋没。生活需要阳光，但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也应该走进去看一看。

抛开一切专业性或是理性因素，从我看完电影后的直观感性感受来讲，这是一部好电影。作为天团系列的第二部作品，我看到了佳佳在呈现作品上的诚意和进步，这部电影可能有瑕疵、有不足，但在我心里是一个能够感动我的好故事，能够让我印象深刻的好故事。足矣。作为佳佳多年的老粉，我也看到了他不断打磨作品和呈现好作品的诚意。希望天团系列能继续下去，也希望佳佳作为导演能呈现更多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