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都有无数有种的人选择北漂，张元却告诉人们：无论多有种的年轻人，在那片北京森林，心中的火种也终将熄灭。有种不仅指北漂的勇气、年轻人面对困难时的价值观，也暗指张元自己对待电影的一如既往的偏执态度。

这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人人都渴望打拼出自己的一番事业，无数心有火种的年轻人来到北京，他们要发光发热，可是时代从来不仁慈，它没有公平。没有根基的年轻人想要在这偌大城市站稳脚跟无异于登天，他们在接受生活潮水一波波冲击的同时还要承受时代下的暴风骤雨。越来越残酷的压力让即使有种的人们也看不到希望。渐渐使他们忘了自己是谁，终于在无情冰冷的现实坚冰面前，火种灭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被害者被伤害后，反而对加害者产生了感情，选择了原谅。灭了火种的斯德哥尔摩的病人们，终于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实给予他们的所有无情与伤痛，带着这些创口，换了一种姿态，重新融入了时代。

三宝是个有血性的人，能因为别人的无理取闹而大打出手，可年轻人的爱情在物质现实面前是那么脆弱不堪，女友跟了有钱人后，这个对待感情极重的男人好像就渐渐屈服了，在冰冷的现实面前他也逐渐变得冰冷，不再面对丑恶而仗义执言，不再见证潜规则而怒火中烧。最后他原谅了那个抢走他女友又抛弃他女友的男人，他更像是原谅了这个不给“无根”的人活路的时代。最讽刺的莫过于这个男人最终终于“有种”，只是这个“有种”却是为了心中仅存的对爱情的向往，原谅了时代对他所有不公，认下了这个不是自己的孩子。王铭和三宝其实是一类人，他们的成长轨迹相似，遭遇的悲哀也相似，他的存在其实是对主人公三宝的悲哀的一种补充与强调，三宝不愿说出来的对生活的控诉通过这个原本理性、精心打点生活的男人之口说出。没有办法摆脱这些一层又一层的枷锁，王铭最后在那个冷冬率先脱掉衣服，走向了冰凉的大海。他代表了那些在这个城市里战战兢兢生存的人们，可无论多么小心翼翼，也总会猝不及防被暗流冲倒。柚子与小诗付出了全部心血的艺术梦想在行业潜规则前仍然是那么不堪一击，他们代表了在这个饿死诗人的时代里，无数撞的头破血流的有梦青年，终于身上没有了钱，心里也没有了诗。

影片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的喜怒悲欢也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百般姿态。被心爱的男人当成交易筹码的苏莫，最后带上挣回的破碎的自尊选择了离开；桃子选择了直面自己一直逃避的家庭；方老板选择了守护那个来之不易的家。每个人在最后都习惯了时代强加给他们的枷锁与生活轨迹，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生存了下去。

《有种》是张元没有过多炫技的一部电影，他就想用最朴实的方式来表现北漂族最真实、最质朴的情感。因此他选择了大量使用固定镜头进行摆拍。固定镜头能给人稳定、均衡、厚重感。使人感受到这座坚实的时代堡垒带来的厚重压力以及人物始终被限制在镜头中某一位置的不自由感。为了突显人物与时代的关系，导演又运用了大量远景，突显了人物的孤独感—在时代面前，所有人都没种。这部影片其实有些像是张元自己对时代的控诉，因此他选择用三宝的独白贯穿全片，是一种典型的作者电影。独白不仅抒发三宝的情绪，也表明了作者的态度。吉他带给人的是一种自由洒脱的感觉，而本片中屡次出现的几段重复的民谣吉他solo怎么听都有些悲凉。这座城市不属于北漂，导演极力想给他们信念与希望，尽管徒劳。

在现实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张元，将视野扩展到北漂一族，通过他们与时代的抗争和妥协反应了时代的本质。封闭性与开放性结合也是本片的一大特色，尽管情节有头有尾，但有了“种”之后的三宝会选择如何继续生活仍然不得而知。这或许是柔和下来的张元力图留给北漂青年们的一些希望罢。

这部电影更像是一个有种的男人的成长史，成长的终点，也和普罗大众一样终于成为了一名斯德哥尔摩病人，每一个斯德哥尔摩病人都曾被时代伤害的体无完肤，这世上有多少条路就有多少走投无路。走投无路的他们最后终于深爱着这个世界，他们的世界观也趋于主流：内心的成长决定幸福的指数，即使脚下支离破碎、满目疮痍。

马拉德是一个生活在贫民窟的boy，穆斯林，正就读大四。他有一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穆斯林姑娘，两个人从十几岁就开始约会，一直偷偷摸摸谈到了大学。按理说，这俩人一毕业就应该结婚的，可是姑娘家可不是什么贫民窟，人家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医生，自己开诊所的那种。穆斯林严禁婚前亲密行为，再加上两家的背景实在是悬殊，因此从小马拉德就有一种自卑的心理。他怯懦，内敛，即使遇到不喜欢的，也不敢拒绝。还没毕业，他的工作甚至是未来的人生都已经被父亲安排妥当了。

3星，片子朴实真实，代入感比较好，缺点就是节奏太慢，刻意煽情。其实这些年的移民片子已经超多了，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 过的好有归属感，过不好别说归属感了连安全感都没有。 移民发达国家实现所谓的梦想， 说白了都想过好日子，直接吃现成的 资源，梦想就是一步登天。 头些年流行移民成功人士的片子，这几年反过来了，失败的多，苦中作乐的多。 说白了移民成功人士还是少数，失败移民经历， 更容易激发共情和同感。

看完了第八集，只想说真是越来越爱《黑袍纠察队》了，除了毫不留情的嘲讽现实外，该剧的逻辑脉络可以做到几乎完美，在前几集埋下的暗流终于在本集汇聚成河。

在开始正文前，我想先道个歉，由于太希望反派能够削减一点人口，我曾错误地认为玄色已在上一集死于杏仁过敏，然而这一集却告知我们他只是陷入昏迷，性命并无大碍，看来毕竟是超级七的成员，就算死也要死地轰轰烈烈吧。

书接前文，剧接前集。由于听证会的杀戮现场在全美被直播了出来，再加上沃特的有意识引导，一波操作下来顺利引起了民众恐慌，舆情由“反对沃特擅自进行超级人类改造实验”变成了“快点给我们注射五号化合物”，羊群效应真是异常好使，宛若当年的911拯救了小布什的总统生涯。

此刻，因为国防部已打算购入大量五号化合物来生产超级士兵，移民局那边也有相同打算，所以马洛里队长和参议院正在争取国务卿来说服总统撤销这份计划。但国务卿毕竟是一名成熟的政客，目前形式他只会选择站在民意这一边。马洛里队长何许人也，眼见对方心意已决，自然要拿出杀手锏，可她话还没说完，就被国务卿打断了：“你如果打算通过丑闻来要挟我那你就赶紧公布出来吧，此时此刻人民只会相信我不顾自己的仕途也要给他们带来安全感。”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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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同洪尚秀之前的许多电影那样，我们很难轻易地断言这是一部关于什么主题的影片。例如，我们并未得到充足的提示来供我们解释诗人的死亡，甚至无法确信是自然死亡还是自杀(两者间存在着巨大差别)。影片倒数第二个特写画面，摄影机对准诗人的脸，他双目紧闭，镜头逐渐推近，像是要进入他的意识深处，而死亡在此处则像是入睡那般沉静。我们意识到在影片中出现的诸多关于“入睡”的镜头，通常是作为在不同人物及空间调度的过程中被安置。人物由于沉睡而错失时机进而错过对方，这尤其投射在诗人与儿子们的关系中，暗示着一种断裂。关键在于，它指向了什么问题？我们在此缺乏的是导演对死亡(这影片中唯一可称为事件)的观念。 导演仅仅将死亡展现出来，却没有给出充足的理由让我们对其进行心理或现实层面的解释。

2.

但是，在这种观念的丧失下，我们同时获得的是一种感受。不是关于死亡的感受，而是关于“不再”活着这一状态的感受。前者关乎于一种事实，后者关乎于对一种事实的转折与丧失。影片中那个没有露面的旅店老板曾因对诗人的尊敬而心动，但从某一时刻起，心却不再跳动。从诗人的口中我们可以推断出旅店老板心意转变的可能性原因，但那种程度的猜测并不构成令人信服的因果关联。换句话说，我们得出的仅仅是心不再跳动了这一事实，如同诗人的死亡，意味着对拥有状态的丧失，一个突如其来的转折，尽管这暗示了某种意义上的断裂，但我们对其中原因并不知晓。另一处关于这点的说明源自诗人自己的表述。他声称自己近来经常做噩梦，并伴随着强烈的死亡预感，尽管没有任何可见的关于健康危机的征兆。对照影片的结尾，死亡仅能被看作是对诗人这段表述的证实，而这段表述是作为诗人死亡的证据而存在。也就是说，在整部影片中，我们无法推断出事件的事实，我们得到的是事件的形式(桑塔格) ——一个无需推断的、自足的证明，以及关于这证明的感受。后者，意味着直至影片结束，基于我们见证了诗人从预感到应证这一过程不容置疑的确立，并且没有给出任何的说明及立场。

3.

因此，它是形式，而非观点。观点往往被引向对现实的批判，而洪尚秀影片中的视角往往却在批判与接受之间摇摆，因此观点是模糊的。那些被错误地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背景，其实是由形式的元素所构成。一个道具、一段对白、一个场景、一段关系、甚至一个行为、一个手势 —— 由拍摄过程中产生(甚至偶然产生)的碎片经由导演刻意或随机的一系列设计被呈现出重复、对称、倒置、镶嵌、省略等关系，使得电影具有了形式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一系列看似具备客观与现实性的拍摄并没有引向真正的现实性，因为这里的现实元素并不具备实质性内容：我们看到的事件是结构化下的精心设计，而不是事件事实的因果关系，因此它是一种展示，而非推理。

4.

“当我有一个想法时，它必须以一种忠实于我感知生活方式的形式出现。”(洪尚秀)。这里强调的是一种强调意外和直觉的拍摄方法，它表明了对现实强烈的开放性态度，是电影制作人与刻板印象作斗争的手段。因此，想法不同于观念，后者，容易陷入某种陈词滥调，它导致影片成为对陈词滥调或思想反射的形象之重建(Romain Lefebvre)。影片结尾，镜头逐渐推进诗人的面部，紧接着是画面的淡出，同时与影片最后一个镜头重叠 —— 两个相互握着手的女人，在床上闭眼抽泣着。也许她们是为各自的痛苦而悲伤，也许是做了伤心的梦，甚至可以解读为：随着被推近的镜头我们逐渐进入诗人的内心世界，那里两个天使因悲悯众生而落泪。但没有证据表明她们因诗人之死而哭泣。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蒙太奇理论最基础且直接的运用：通过对两个非连续性镜头的并置，情感被激发出来。我们无须将情绪置入叙事，情绪独立且并行于形式，因此它是一种感受，而非观念。

5.

洪尚秀通过影片传达出一种疑惑的态度：一方面，影片中充斥着不同的文本，它们相互关联；而另一方面，我们从中却难以找到可称之为思想的东西。《江边旅馆》中，男性世界与女性世界仅存在着表象的联系，不如说，是分离的。相对于诗人表现出的对女人的兴趣，两个儿子则对她们漠不关心，彷佛她们并不存在一样。他们被女性观察并评论著，但本身却对此一无所知。正如金敏喜对其女伴质问道：“要到签名又怎么样呢？” ，我们也可以问：“从车中拿到了手套又能怎样呢？” 这种无效性暴露出两性间的沟通困境。餐厅的那场戏中，诗人在披露出与前妻以及情人的过往关系后，进行了一段颇具说服力的辩白，但随即插入进的两位女性的对话，则如同古希腊戏剧中的歌队那样，诉说着男人的失败。“我们都太自以为中心了。” 在对男性话语进行解构的同时，女性也是无力的，这里并不存在拯救与和解，宽恕被看作是一种无奈，一种接受。一切都将以其原本的样貌被呈现，如同被决定好的那样，没有人能够作出改变。因此，关乎于行动的思考是无效的，它只能在一种反复的过程中确认自身，因此，我们又被迫回归到了影片的形式层面，一种夹杂了重复性的自足与循环：行为的意义仅仅在于确认自身，而其中缺乏任何可以引发行动的被称为思想性的东西。

6.

影片中景秀被拿手套一事的反应没有任何暗示，这意味着导演对此处的设计仅仅是形式的，而并非实质的。表层的联系是无效的，它仅作为形式元素而存在，并不能更深一步揭示人物的内在关系，更确切地说，这种关联的实质正是没有关联。从这个角度出发，得以解释洪尚秀影片中某些存在的元素为何没有被发展为强有力的暗示，最终却变成省略 —— 这里，并非是无意义，而是意义的缺席占据了结构中的位置。它们的区别在于，对无意义的感知一定是徒劳的且荒谬的，它是一种虚假，我们难以从不存在当中获得感受，因为这种感受包含着欺骗和虚妄。而意义的缺席则在于它印证了其反面。在《江边旅馆》中，死亡是无意义，因为它无法唤起我们的感受。唤起我们情感的是缺席，它体现为一种离开，意味着断裂。它意味着对曾经的存在之物在当下永久的丧失以及我们对其无可奈何的接受。

7.

诗人作为父亲，也是语言的使用者，而语言创造秩序。父亲身为命名者，通过命名这一象征的手段，将意义赋予儿子们。儿子则是被压抑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竝秀在面对旅店服务员索要签名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焦躁与不耐烦。某种程度上，这种抗拒同时暗示了他的厌女症倾向 —— 从那一段在餐厅的对话文本中，我们意识到了一种源于俄狄浦斯情结的挫败(当他哥哥提到他的恋母时，他愤怒的否认证实了这一点)，它导致的是对女性的不信任与自身身份的迷失。这一切都源自于父亲早年的抛弃，意味着拒绝对其进行阉割，从而使他无法进入成人的世界。“你是你母亲的儿子”——诗人的这句话通过对其与母亲关系的肯定，进而从父亲的关系中否定了他。竝秀对父亲的呼唤与寻找揭露了他无法进入阉割焦虑的境遇，正如片中女伴所声称的那样，他无法找到定位。我们无法将儿子们看作为被阉割物的形象而出现，因此他们的角色与片中的女性缺乏关联。而诗人则是菲勒斯(象征阴茎)，只有他被允许与女性产生交集。

8.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父亲象征力量的能指就是“父亲之名”。其中“父亲”是作为对母亲与孩子之间自然的紧密联系或乱伦倾向的一种制约力量而存在的。即使生理意义上的父亲真的去世了，他在家庭关系与社会关系中的作用依然能由替代父亲作用的能指来担当。这个能指体现了父亲的象征力量，它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名称、一个形象。因此，影片中作为另一个重要文本的那首诗，其中所描述的组织可看作是父权的象征。诗中雪的意象暗示着死亡 (雪與美、壯麗等詞語在影片文本中多次結合，而其本身的白色又有純潔之意。“讓我們乾淨地死吧。”—— 這是源自《劇場前》的台詞)；诗人曾两次关注于需要被浇水的植物，则将一种死亡的危机与植物的不可移动性置入诗歌当中 —— 无法动弹的人们，在黑暗中长大的男孩。男孩无法离开那个地方，他只能停留在那里。这仿佛披露了诗人内心当中的矛盾意识：一方面他声称自己不能因为愧疚就与某人生活在一起，另一方面，也许他的确为他曾经所做之事感到愧疚。一个抛妻弃子的人却被情人所抛弃。一个离开的人，同时也是被留下的人，无论如何选择，终将还是要“独自一人身处于那无望与孤寂之处”。

9.

可这就是影片想要表述的观点吗？不是的。女人的那句“我们都太自以为中心了”，无时无刻不再提醒我们，让我们意识到陷入伤感情绪的危机。正如我们无法否认某些情感的真实性一样，源自他者视角的评论，也让任何一种单一的情绪难以衍生观念。这里透露出语言与影像的辩证关系。诗人的离去代表着语言/权力的丧失，与此对应的是纯然的影像——女人沉默的哭泣。影像(而不是思想)在语言缺失时达到情绪的峰值。

10.

影片中有三次声音与画面分离的段落。前两次发生在诗人与儿子们的对话过程中，呈现的是诗人独自在室外行走或停留的影像。第三次则是在诗人念诗过程中出现的影像，对应于诗歌的内容，是一名男孩以及夜色下虚焦的加油站。我们从对话中获取信息，我们从影像上获得感知。联系前两个段落，第三处的男孩可以看作是诗人情感的投射。有趣的是，虽然影像从诗歌内容那里获得确认，但念诗这一行为隶属于诗人与女人的现实空间，因此，作为声音出现的诗歌，在影片中难以获得其形式的自足性。反倒是那段影像，仿佛一个刺点(罗兰.巴特)，从叙事的平面中突破出来。我们不知道为何是这座加油站，我们不知道为何是这个男孩 —— 画面中空间与人物都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这种具体，使得影像在影片的整体形式中散发出一种神秘色彩，在保留了诗歌中暧昧性的同时并形成了独立于诗歌的空间。它抛出了一个难以解答又无需解答的问题，如同《夜晚独自在海边》中的黑衣人，如同《草叶集》中那个反复上下楼梯的女人。它意味着一种形式上(而非实质上)的敞开。

11.

在象征意义上，诗人作为影片中唯一的父亲，联系着女性与儿子这两个世界，他是作为中介的存在。当诗人不再开口，这两个世界便永远地失去了关联；他的缺失，在影片最终的两个镜头间形成中转：位于画面中央的是他的面部特写，两个儿子位居两边；下一镜头中，两个女人之间的，是相握的手，它象征着连结。因为父亲拒绝对儿子进行阉割 (见段落7)，因此他的离去，使得片中的其它男性终将是儿子，他们幼稚，无法成人。而女人只能通过同性进行自我确认，她们永远地丧失了男性。

12.

因此我们便能够理解相当一部分的两性困境，这在洪尚秀以往影片中十分常见。类似于竝秀的角色们往往都具备电影导演的身份，这使得影片有着强烈的自反性。人们从《江边旅馆》中发掘出以往洪式影片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元素，例如父亲作为主要角色的出现，例如对死亡的直接展现 (抛开其处女作《猪堕井的那天》不谈)。本质上，这些元素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让我们得以解释那些男性之所以是其所是的原因。诗人死亡的全部意义在于，当他不再说话，伴随父权话语的丧失的，是男性与女性世界的断裂；在象征层面上，则意味着拥有导演身份的年轻男子永远丧失了替代其父亲掌握权力的机会。因此他们莽撞、神经质、对女性追逐的同时却又难以得到，这导致了他们对女性产生了既厌恶又尊敬的混合情绪；他们总是个别的、少数的，经常与环境和周围人群格格不入，显得不解风情。《江边旅馆》让我们意识到，在洪尚秀先前的影片中，父亲往往通过一个不可见的、缺席的形象占据着位置 (例如在 《剧场前》第一段中，男主角父亲的缺失) ，而并非不存在。

13.

至此，我们意识到影片的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均围绕缺失这一概念。对影片的形式而言，意义的缺失可以被看作是某种经过设计的想法，通过省略和留白等极简处理，进而摆脱陈词滥调与观念僵死的投射，使得电影在形式上获得敞开。对影片的意义而言，它并不竭力于思想的投射，透过对于影片症候式的分析，我们得到了关于“缺失”的意义。

14.

第三个维度则要更为浅显一些。关于这部“江边旅馆”，为何不能被看作是关乎乡愁主题的政治隐喻？汉江(韩国境内)与图们江(朝鲜境内)的对比勾勒出两块不同的政治地域空间；景秀的名字暗含首尔之意，竝秀的名中则有着与兄弟肩并肩之意思；旅店内枕套上印有的Hotel Heimat(德文，意为故乡）可看作为双关语，影射到诗人所说的上天以及人间两个意识的关系。因此，诗人的离开与停留便具有了一种政治维度的映射，它反映出一种事实，那就是无论选择离开还是被抛弃，分裂这一事实作为现实已无法避免。诗人在拒绝乡愁的同时依然渴望回归，这种矛盾的态度与朝鲜半岛政治层面的分裂和对其进行统一的愿景形成呼应。这种回归的愿景并非基于从属关系，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看作是简单的乡愁。上天在影片中作为一个超我的存在而出现，影射到政治上，困境则表明了一种超越国家层面之回归的匮乏：分裂就意味着缺失。

15.

从第三个维度中我们可以推导出影片的深层意义，也就是将男女两性间的断裂与朝鲜半岛政治上的分裂进行类比，而父亲的离去则暗指了某种超越政治层面的统一之根基的缺失。它可能意味着民族 —— 朝鲜族受外来文化影响较大，其民族性往往体现在针对外来族群的斗争中，内部却缺乏更为深刻的文化认同；它可能意味着信仰 —— 南北政府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它可能意味着历史 —— 呼应片中父亲离去的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期间并不共享同一历史。洪尚秀的影片关注于日常，但并非不具备政治性。《江边旅馆》中的政治性隐喻并非以话题的方式被揭露，而是在一种看似若无其事的态度中，被政治性自身的缺席而暴露出来。

16.

对于洪尚秀影片讨论的困境在於它們太過輕易地被看作是导演对自身处境真实的反馈，而这又让人们难以排除对其道德层面的批判。但这一切都是不那么重要的，电影之所以被看作是艺术，意味着首先，它是作为一门形式被接受的。洪尚秀影片内所反射的现实是其获取形式与灵感的来源与方式，而并非目的。这体现了一种颇具作者风格的拍摄方法，但同时，这种过于直接的自身影射，也指明了一种境遇，也许如同片中金敏喜所说的那样，暗示着某种难以回避的自以为中心的状态。

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二日 於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