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集海棠的一个男女主约酒长谈，我估计很多看过的人都会印象深刻……

因为这一场戏的前情铺垫是：男女主感情刚刚萌芽，还处在互相试探对方的暧昧阶段，但男主就已被授命要为了成全他哥哥（男二）向女主骗婚，女主为了成全她闺蜜（女二）打算同意男主的求婚，并反向骗婚……

对，就是这么狗血*圣母*杰克*玛丽苏的情境，但是这个情境要演绎的好，我觉得挺难的！毕竟需要至少演绎出：爱难舍，愧难当，脸上欢喜，内心绝望的这4种情绪……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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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惊悚片，大部分观众的脑海里出现的都是尸体遍地，血肉横飞的恐怖影像，亦或是残酷无情的变态杀手和潜伏在暗夜或浓雾之中的吃人怪物。

但无论是以上哪一种，主人公大多是聪明、机智的男性形象。即使有女性角色，也仅是负责提供香艳桥段的花瓶。当然也会有一些机敏的女性角色（通常也带有一定性暗示），但最终解决问题的仍是男性，这似乎是惊悚片的潜规则。

而且，女性通常会被认为是胆小的、脆弱的。她们看见恐怖桥段只会哭泣、尖叫、然后害怕地瑟缩进同行男性的怀抱之中。于是，大家默认惊悚片的受众只有男性。

但《soho区惊魂夜》是个另类，因为该片很明显地将受众群体设置为女性。

我相信大多数男性观众兴冲冲地打开该片，结果发现他们期待的元素一概没有，却有一个普通的白人乡村小妞和一个他们绝不喜欢的黑人男性谈恋爱的桥段。然后他们怒骂：西方没救了，到哪都搞zzzq。

所以我想讨论的第一点即是片中男性角色设置的作用。

只梳理剧情的话，便发现整部剧中的男性角色其实不少。皮条客、嫖客、警察、出租车司机、夜店搭讪男、纯情黑人小哥……虽然数量不少，但除过黑人小哥以外，片中的绝大多数男性都是用下半身思考的动物。以至于最后导演干脆隐去了他们的面容，让他们变成了一群无脸怪物。

起初，我认为这是对于社会中无处不在的男性凝视的一种具象化表现。但代入到片中女主角艾莉的视角就不难发现，这其实也代表了女性对于男性的恐惧。

片中开头有几段剧情说明了艾莉对于男性的恐惧。比如一开始艾莉乘坐出租车来到soho区。出租车司机认为艾莉是模特，言语轻佻地调戏她，这使得艾莉立刻神经紧绷了起来，最终她宁愿下车走去宿舍。还有陌生男人一直跟着并呼唤艾莉，吓得艾莉差点出车祸。这些细节其实只有女性才能感受到其中的恐惧。

尽管这些男性可能并无恶意，但他们的行为带给艾莉的恐惧却是实打实的。恰好艾莉的母亲因为精神疾病自杀身亡，于是他们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艾莉遗传了她妈妈的精神病，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一点。恰如当前的现状，女性对于男性的恐惧只会被认为是她们无理由的矫情和神经质。之后艾莉报警时，男警察的态度也表现了这样的偏见。

那么，在一众无脸怪之中，黑人小哥约翰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如果是在传统的惊悚片中，约翰无疑会成为拯救女主角的英雄，然后收获爱情，成为人生赢家。然而在《soho区惊魂夜》里，我们看到约翰全程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甚至在艾莉遭遇最惊恐的一夜时落荒而逃。他能做的只有对艾莉进行安慰、鼓励、陪伴。

最终艾莉走出困境是依靠自己，顺带也解救了约翰。这无疑是对传统惊悚片中男主角形象的一次解构。男性不再是英雄，甚至还要依赖女性搭救。当然对于女性自身也是一种暗示：依赖男性获得救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接下来得依靠你自己才能逃出生天。

而为什么这一角色由黑人扮演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导演故意为之，既然这一角色与传统男主角的形象大相径庭，不如干脆连种族也换掉吧。如此一来，讽刺意味更足。不愧是擅长英式幽默的埃德加·赖特。

而我想讨论的第二点是片中的女性角色。

该片很明显有两个女主角，艾莉和桑迪。尽管她们生活的年代不同，但她们又极其相似。她们同样都是怀揣着梦想来到伦敦讨生活的漂亮姑娘，活泼、开朗、自信，同样地，她们都希望获得别人的关注。

或许会有人不同意这一点，认为艾莉一点也不活泼、开朗，也没有什么自信。但有几点细节需要注意。艾莉初到伦敦时穿着的是自己制作的衣服，即使听见室友背地说她土气，她也没有因此去买别人认为好的衣服。她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喜好，从不管他人的言语，我行我素，这当然是一种自信。而且她初来和每个人交往，虽然生涩，但总是露出俏皮的表情，这也表明了她天生活泼开朗。更别提开头艾莉穿着报纸做的衣服唱歌跳舞的片段，简直就是为了说明她古灵精怪的性格。

而另一位主角桑迪，虽然导演着墨不多，但仅是刚出场的一段舞池戏就将桑迪宛如精灵的性格刻画地淋漓尽致。她的自信与张扬将一袭轻薄的粉色纱裙摇摆地又优雅又灵动。只这几分钟不到，桑迪就吸引住了在场诸多男性的目光。同时桑迪曼妙的身姿也让艾莉一下子就记在了心里。结局里艾莉的第一场秀的灵感就明显来自于此。（这个角色需要有一眼就能抓住人的本领，真的太适合像小鹿一样的安雅演了。）

随着剧情发展，我们和艾莉一起期待着桑迪的首秀，但我们看到的却是穿着迎合男性趣味的服装的桑迪在舞台上做着诱惑性动作。艾莉回头看去，周围全是衣冠楚楚的男人。舞台上的女人们是商品，台下的男人们看着她们露出毫不掩饰的狂热眼神。他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言谈之下却是色情交易。

全片我第二喜欢的片段就是不同的男性将酒杯推向桑迪，却问出同样的问题：“你叫什么名字？”而无论桑迪回答什么，他们都只会回答：“哦，听起来真可爱。”可爱的是名字吗？当然不是。在这些无脸怪物眼里，只要女人足够美丽，她叫桑迪或者亚历山大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脱了衣服都一样是吧？

这一段的结尾是桑迪遇见了一位男警察，虽然他言语中在劝桑迪从良，但真正打破玻璃拥抱桑迪的却是艾莉。而从之后变老的男警察与艾莉的交谈中不难得知，他当年也未能解救出桑迪，甚至他极有可能也成了桑迪的客人。

后来桑迪想要逃离，也许是受了男警察的鼓动，这一点片中没有明说。但我倾向于是桑迪自身的觉醒。一个资深的妓女想要从良怎么可能是因为一个警察说了几句话呢？或许，导演是有意忽略这一点，为了表明这个原因根本不重要。

全片我第三喜欢的片段，就是艾莉从图书馆的窗户看见桑迪，然后追上去，却不断受到无脸怪物的阻挠，而在她终于抓住桑迪的时候，桑迪却说：“leave me alone”。正如现实之中，我们想要帮助受伤害的女性摆脱困境时，她们却将我们拒之门外。

而若说全片我最喜欢的片段，无疑是结局里，无数无脸怪物从墙中、从地板下冒出来抓住艾莉。一开始他们还表现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向她求助，要她报警，却在十几秒之后，突然变脸，开始要求艾莉杀了桑迪。此时艾莉坚定地“不”真是一下子震撼到了我。对啊，都2021年了，谁还要为了你们姐妹相残？更何况，他们死得并不冤枉。

最终真实的桑迪死于烈火，而她的魂魄却永远活在了镜子里。也许这一幕，导演想表达的是，艾莉虽然没有真的遭遇桑迪的经历，但桑迪的故事仍会影响着艾莉。恰如历史长河之中，无数女性的人生仍在提醒着现在的女性，她们曾经遭遇过什么。

而转念一想，我又不禁感到一阵悲凉。当国外拍出《soho区惊魂夜》这种作品的时候，我们的国产影视剧还在大搞雌竞，称呼女性的友谊为塑料姐妹情。如此看来，某些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确实需要一场烈火烧一烧了。

电影里破旧的旅馆房间里，老板娘深深地上下打量了一番站在眼前的男主说，是从外地来的吧，丹尼尔说，是的，从南边过来的。

酒吧出来的空旷道路上，黑夜之中只有一两声更显出夜的安静的远处的狗吠。男主和酒吧认识的当地女人从路灯下走过，男主说，他的家在Curitiba。

赤道之下的烈日当空，萨拉坐在高高的香蕉堆上望着同是无尽烈日下的街道，问同伴，还是在自言自语，离开Bahia，离开Pernambuco之外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

车站里，萨拉吻别男主，登上了一路向南开往里约的长途大巴。

我想我也许是想念巴西了吧。

禁不住想起在贝罗时长住的那间公寓就在一条很长很长的名叫Rua da Bahia的街上，那间办公室在市中心，一条很小很小的叫Pernambuco的小街转角的地方。我坐着长途的夜行大巴，睁开眼来的时候已经是里约清晨六点人声鼎沸的车站，我一个人提着只有一个洗漱包的行李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往哪个方向迈，耳边仿佛还是我在一天前给贝罗的我的巴西朋友发下的豪言，就一个周末我一个一句葡语不会的老外只身一人也一定要去里约看一眼伊巴内玛海滩和基督像到底长什么样。无独有偶的是，15年最后一次去巴西，我给他说，再让我一个人出去走走吧。他问我，你要去哪里，我说，我想去南边的Curitiba。他和我公司里所有的巴西人一样露出毫无头绪的疑惑的表情，为什么。我说，不为什么，巴西太大，我在翻一本杂志的时候看到这个城市，那一瞬间我觉得，就是这了吧。

就这样Curitiba成了我在巴西造访过的最后一个城市，这个在巴西南部富庶的隐隐约约有一种中产阶级度假之地气定神闲气质的城市冥冥之中，和那条叫Bahia和Permanbuco的街道一样，天南地北我们竟也曾短暂相遇。

电影里男主来自一个巴西南部富裕城市的体面家庭，而萨拉来自的巴西北方，炎热干旱依靠传统农业的社会里大部分人口依然还在困境中挣扎。一南一北，城市和农村，现代和传统，宗教与自由，家庭与自我。不知道导演要传达的这些关于巴西现实社会的信息会不会因为稍显含蓄而对完全不太了解南美和巴西的人来说在这样一部电影里被爱情的主题给弱化到难以捕捉。

这些年我越来越喜欢看南美电影，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我觉得在某些层面是因为在他们的电影里，脱离了盎撒文化影响下的电影里仿佛有一种似成相识的对于苦痛的体悟，个人与社会的挣扎，淡淡的哀伤，每个人又都顽强地向上向外野蛮生长，那种人性里的真，那是成熟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下人们不再具有的表情，不再善于表达的情感和情绪。

我想我是真的热爱巴西，以至于我需要在一片私人荒漠里留下这一篇夹带过多私货的影评。

《七月的舞步》故事框架不错，人物设置也有想法，主角是一对母女，因为一次意外互换身体（为了剧情调整的结果安排了非常戏剧性的一幕），体验彼此的人生，女儿顾悠悠变成了精打细算，严厉管束的CEO全职妈妈，只是没有薪水。母亲吕小梅变成了风情俏楚的老师，汪洋恣意的说话方式 。母亲我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为你规划未来，一路保护你，训练你。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小天地里做“混混小流氓”?是的，如果我不变成你，怎么知道你也有憋屈，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忍耐，退让，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所谓父母、母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她今生的缘分在不断地目送她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后边的一端，看着她在前边的转弯点消失，然后告诉自己不要追。剧中的每个角色从渗透到灼热内心的每个角落都是明媚鲜活的，活生生的就是现实中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年轻就该拼搏！父母为了我们放弃了自己想走的路更是伟大！

作者：Amy Taubin (Film Comment)

译者：csh

译文首发于《虹膜》

法布里斯·阿拉贡是让-吕克·戈达尔的《影像之书》的摄影师、联合剪辑师与联合制片人。自《电影史》至今的拼贴电影之中，《影像之书》可以说是戈达尔最为抽象也最为私人化的作品了。戈达尔在制作《影像之书》时，采用了与此前的拼贴电影一样的模拟录影设备。他会将自己剪辑好的影像，转交给阿拉贡，并由他进行数码重制。在这一过程中，他会给阿拉贡提供指导，告诉他如何保留模拟影像的那些质感与特征，但同时又要添加数码媒介中蕴含的独特元素。正像阿拉贡指出的那样，戈达尔的手抖得太厉害了，没办法点击电脑程序中的那些按钮。不过，阿拉贡做出的决定，都需要经过戈达尔的同意。而他并不是总会同意的。

因为戈达尔已经不再旅行了，所以是阿拉贡把这部影片带到了2018年秋季的纽约电影节。他拒绝代表戈达尔发言，不过他倒是很乐意聊一聊他们过去十六年来的工作。在电影节上，他也有任务在身，他得保证他们精心制作的环绕立体声效果，能够在每一个展映地点得到体现。即使每个观众听到的声音效果，取决于他们坐的位置。「如果你坐在中间，两侧都传来声音的话，」他解释道，「那就像是立体声中的让-吕克在直接对着你的大脑宣讲一样。」不过，他也很喜欢坐在影院后排的那种效果，那样银幕就会变得很小，而声音却无处不在。

但更好的情况是，在某些展映地点，观众们可以在影片放映的过程中，在设置好的场景中自由地走动——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身处装置艺术之中了。阿拉贡表示，戈达尔也在探索虚拟现实（VR）技术，不过至今为止，他们还没有看过任何有趣的VR作品。根据他的猜测，戈达尔可能会利用虚拟现实来定义真正的现实，就像他利用3D技术来定义2D那样。

记者：你可以描述一下，在制作《影像之书》的过程中，你是如何与戈达尔一起工作的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让-吕克会自己剪辑他用录像机拍好的影像，然后我再用电脑把所有的东西都重新做一遍。在制作《再见语言》的时候（包括3D部分），我使用了Final Cut软件；然后我用DaVinci软件重新制作了3D的部分。而制作这部电影的时候，我还是用的DaVinci。这样比较便宜。

记者：影像之书的剪辑似乎与戈达尔此前的拼贴电影有些不同，即使他使用了一些之前用过的影像素材。很多时候，与其说是通过剪辑点将不同的影像连接在一起，不如说是将它们略带生硬地嵌合在一起。我想，这也是不同画面之间那一瞬间的黑幕所呈现的效果。是因为戈达尔下载这些影像时，使用了较为原始的模拟技术，所以达成了这种效果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不同镜头之间的黑幕，是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不过每一次都是有意为之的。或者说，有时候可能是出了一个错误，不过是他决定要保留它的。例如使用了《荒漠怪客》中的三个镜头的那个段落就是如此。

记者：关于戈达尔转交给你的那些素材，你能聊点什么吗？

法布里斯·阿拉贡：在后期制作的环节中，人们好像总得调整画面中的光与色，好让一切都看起来显得自然而平滑，你应该知道这一点吧？但让-吕克想要的是截然相反的东西。他想要看到某种断裂。首先是彩色画面，接着会出现黑白画面，或是不同亮度的色彩。或者说，在这部影片里，在某个段落开始之后，你可能会看到画幅的变化。这是因为当他把自己那台电视机上的影像，转录到他那老旧的模拟录影机器上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调整。那台机器实在是太老旧了，以至于当我们需要修理它的时候，甚至没法找到必要的零件。而电视机需要时间去辨认、调整DVD影像或是蓝光影像的格式，它们可能是1:1.33的画幅，也可能是1:1.85的画幅。而其中一台电视机的处理速度要比其他电视机更慢。他想要保留这所有的东西。我是可以把它们修正的，不过他并不想让我这么做。看吧，这就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影像。（阿拉贡在他的电脑上展示这个段落。）他在这上面覆盖了一层色彩——红的，白的，蓝的——他用的是一台老旧的模拟录影设备。这就是为什么上面有一些模糊的痕迹。当我试图在数码重制的过程中还原它们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做不到。还有那些影像的抖动——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可能是在电缆线上玩了什么名堂吧。手工制品。他想要看到这些东西。这是他那台年迈的机器送给他的礼物。

在制作每一部电影的时候，他都会为我做一本书以供参考：首先是分章节列出整部电影的大纲，每个章节都会有一些文字或图像。那有点像我们和安娜-玛丽·米埃维尔一同出版的那本书。我们在拍摄《电影社会主义》和《再见语言》的时候也有这么一本书。然后，他会从他剪辑出来的每一个段落里取出一帧放进书里。他会给它们编号，然后写下这些段落的格式，以及声音的起止点、音乐的起止点，他会写下所有东西。不过那本书我用得不是很多，因为我直接把他的拍的段落拷贝到DaVinci软件里就行了。有时候，我会找到比他所用的拷贝更好的影像资源，我就会用它们代替原有的段落。

不过，有时候，当我试图做出一些优化的时候，我就犯了错误。有一个杜甫仁科电影中的段落非常打动我。它穿插在《影像之书》中那个名为「中央地带」的章节之中，那个段落的旁白是关于时间以及「时间的缺席」的。我找到了这部电影的一个新的拷贝，我自以为那是「更好的」资源，无论是他的脸啦，她的眼睛啦，还是当他把手放在她的胸前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得更清楚。这所有一切都非常打动我。但让-吕克说，「你一点都不了解我。你这就是一般人做修复的方式。他们单纯就是把肉毒杆菌打到电影里。」所以，是的，看到人们的脸很重要，但看到那些雪花——影像中存在的所有缺陷——也同样重要。我们也应该听到声音里存在的噪音。让-吕克用一台老旧的麦克风录下了他的旁白，我们把所有的杂音都保留了下来。它们就是时间的痕迹。

记者：在影片里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场景，是戈达尔在画着什么？

法布里斯·阿拉贡：是的，是在阿拉伯的那个场景里。他拍下了自己作画的样子。他使用了他那台iPhone里的摄像机，然后我把他拍好的视频放到电脑上；我调整了视频中的色彩——降低了亮度，调高了饱和度。要把他工作室里的电视上播放的那些东西，转换成电影完成品中的样子，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虽然是我的手放在工具上，但却是他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手是我的，但手势却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