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影评的初衷是想回复一下别人的讨论帖，当时就想吐槽个两句的，没想到写着写着就刹不住了。（没办法，想要吐槽该剧，一句两句是说不清楚的）现在回头看看，对于这种神剧，看过了扔下一句我操也差不多了，我居然还有心情长篇大论，真tm二得让人心疼。-------平时不看电视的我昨儿特意开了电视，看了这剧的首播。我也不明白我靠什么坚持看下来了1集多。。。一开场，皇帝夜宴，那脑

夸张手法充满戏剧性从小孩的视角来看待另一个小孩，用第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二孩来了后家里的变化顶摄拍摄哥哥一个人睡觉，孤单又可怜在寻找证据的过程中，节奏变快，音乐变得欢快父母眼中的世界与孩子眼中的世界进行对比，孩子眼中是天大的事情，而在父母眼中却只是在玩耍婴儿把手搭在小孩手上时明明很开心却装作不在乎的样子自己想象的世界原本有一家三口，后面变成只有自己一人，再后来变成与婴儿一起，表示他已经把他当做

知道是治愈，结果也治愈了，不过跟想象的治愈内容差挺大的，感觉还能再悟悟时就没了。一等醒来周围都是油菜花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啊??，但是后来为什么要安排一个打架剧情啊，最后虽说是退学了，但不知道有没有和家长和解或者什么的。

李乙在那样的家庭长大，最后终于有女主理解，治愈了，但是最后一集才引出来他自己的成长的事，不知

桑迪身居豪宅，生活窘迫，近在眼前的泳池，从不逾越，和跳进泳池的艺人们比，死板的好笑，但是我更愿意说桑迪有契约精神，值得信赖；

桑迪能力低下，也自知能力低下，仍永往直前，做觉得该做的事，说觉得该说的话，受该受的嘲笑，桑迪就是自找没趣的名词解释，自取其辱的现实写照，但是我更愿意说桑迪对事业对自己的艺人有使命感，使命感是桑迪的厚脸皮，是桑迪的勇气之源，是桑迪的疗伤药；

《武林外传》的故事背景在什么时代，网上争论不断，其中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一说最为我所认同。不管怎么说，其发生在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当无疑问。七侠镇的具体位置无考，但十有八九是位于中国北方山麓地带的一个市镇，很有可能位于关中地区或河南西部。《武林外传》以同福客栈为中心，详细地勾勒了晚明一个北方小镇的社会与生活图景。

《武林外传》的故事背景在什么时代，网上争论不断，其中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到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一说最为我所认同。不管怎么说，其发生在晚明万历年间（1573-1620）当无疑问。七侠镇的具体位置无考，但十有八九是位于中国北方山麓地带的一个市镇，很有可能位于关中地区或河南西部。《武林外传》以同福客栈为中心，详细地勾勒了晚明一个北方小镇的社会与生活图景。

一、同福客栈：日常的空间

同福客栈是故事的发生空间。晚明是人口流动加快、交通业快速发展的时期，旧有的驿站和铺舍系统无法应付市场需求，民间客栈成为旅宿的承担者。白展堂曾说过一句话：此店是方圆五十里以内最大的客栈。从白展堂牛车堵官道拉客来看，七侠镇并不在关道上，但客源尚可，足见两点：其一是七侠镇具备一定商业贸易规模，其二是晚明人口流动程度相当剧烈。

然而同福客栈并未超出一般路边旅舍的规模，店内的规制有着详细地记录。该店高两层，二楼为客房，一楼为餐厅及其他用房。除去一张为店员使用的长条老榆木桌子外，同福客栈可以用于接待客人的饭桌总共只有七张，而除掌柜有椅外，并未见其他高级坐具，顾客皆用条凳。悬挂在墙上的菜单则显示了该店有能力提供的饮食：油焖大虾、酸辣豆花、砂锅排骨、鱼香茄子，全部都是食材易得的家常料理。晚明奢侈之风日行，但我们没有见到该店可以提供当时流行的奢华菜肴，足见类似的风气在席卷至北方乡间时要大打折扣，而该店也不出晚明一般旅店情况。

明代家居布置大受奢侈之风影响，即使是穷乡僻壤七侠镇的老旧客栈同福客栈也莫能免俗，花里胡哨的假古董花瓶不仅在大堂内随处可见，在每个客房和佟掌柜的卧房里也有分布，这与店员们所住屋子的寒酸形成了鲜明对比。

至万历三十六年，店内员工的详细情况如下，店中除掌柜及其小姑子莫小贝外，还有雇员四人，以及长住于此的本镇捕快一人。

掌柜佟湘玉，女，27岁，陕西汉中人。晚明女性突破传统，走向社会，在七侠镇这样文教不兴的穷乡僻壤，女性为生计开店也并非离奇。佟湘玉的出身非同小可，是汉中佟家的大小姐，汉中佟家是以经营镖局为主的土豪之家，号称“汉中首富”。明末豪商资产以百万计，北方商人所不免有差距，但佟湘玉气言“回家拿三万两银子对着砸”，可见其家财有几十万两银子应无问题。但因为出嫁后守寡，父亲不理解不支持，只得自己在外经营谋生。然而佟湘玉颇得理财之道，从万历三十七年情况来看，其拥有的资产已有数千两（即使有包大仁的三千两馈赠），对于一个乡间客栈而言，很是不易。

账房吕轻侯，25岁，本地人，生员，同福客栈所在地皮的拥有者，也是前客栈掌柜。吕轻侯出身名门，祖上官居知府，颇有产业，然而后世科考不顺，家道中落。他自己颇通经籍文法，拥有不少藏书，喜爱作诗，但是屡试不第，经济来源客栈也经营不下去，被迫盘给了佟湘玉。明代社会对科举狂热，应试门槛相比唐宋又降低不少，故而民间应试者多，而大量科举头衔拥有者与少量官位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到晚明，特别是处于缙绅底层的生员群体，处境艰难。有余裕的生员开始经商；或自污与胥吏沆瀣一气，奸弄乡里；更有困难者投身秘密会社。吕轻侯穷困潦倒，以普通雇员身份勉强维持生计，当是明末大量下层生员悲惨处境的一个缩影。

跑堂白展堂，25岁，辽东都司人。真实身份是江洋大盗，自小即脱离户口控制，四处游荡作案，可谓是彻头彻尾的不稳定因素。后被尊为“盗圣”，为朝廷追索多年，隐匿于同福客栈。晚明的强盗恶霸分为多种：明有逸夫、喇唬、打手，暗有小偷、大盗。这样一个不法者的身份虽为客栈其他雇员所知，却未引起恐慌，原因是白展堂为盗时只取钱财而不沾血债，在同福客栈做工时也未重新犯案。

厨子李大嘴，27岁，籍贯不明，应是本府人。他是七侠镇的前任捕头，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同福客栈开张后，辞去捕头职务，改任厨子。李大嘴长期作为自由劳动力在各处饭店工作，后回归故里，赖其姑父是本县知县，得到了一个捕头的位置，但皂隶地位低下，与厨师互相身份转换并非稀奇。

杂役郭芙蓉，22岁，女，福建人，应寄籍北直隶顺天府。她是朝中高官的千金，私自离家闯荡，砸烂了同福客栈，经计算，共需要赔付同福客栈48两白银。此事并未报官而私了，郭芙蓉为赔偿债务，只得在此做工。但事实上其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强，就在万历三十六年，掌柜曾允其数月探亲假归家。

剧中清楚地显示，店内伙计是作为自由身份被雇佣，并不受明代法律的雇工人对待，也不构成和雇主的等级关系。通过李大嘴被雇佣的情况，更可以看出此时即使是七侠镇这样偏僻的小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自由劳动力市场。

同福客栈的经营规模不大，盈利能力较低，其日收入不超过六钱银子，店中雇员工资则为每月二钱。万历年间物价，北方一石大米约为六至七钱，一斤猪肉约为25文，一只鸡约为20文，其收入相当微薄。然而同福客栈包食宿全包，意外开支全包，店员开销不大，佟掌柜本人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故尚能维持生活。

另附同福客栈经营时的部分物价情况：

一双男鞋：50文；

一罐私盐：2钱；

一大包书：1两；

一坛烧刀子：2两；

一条宠物狗的赔偿价格：2两；

一坛女儿红：7两；

一张假董其昌画：20两；

鸡王争霸赛奖金：30两；

扬州歌妓扈十娘出场费：50两。

店内生活朴素单调，店内伙计每日忙于服务，但同福客栈打烊时间较早，堂食应不提供晚餐，客房则由跑堂、杂役兼职服务。每日最大的娱乐乃是掌柜伙计聚在一起晚餐时的闲聊，晚上由店员自己支配的时间较多，但除吕轻侯喜欢读书吟诗外，其他均以吃零食、聊天为主。此应能反映其时一般小城镇、乡村地区雇佣劳动力的娱乐情况，如若所在地区没有集会等群体娱乐，则他们的生活一般无甚色彩，店内很难满足一般的娱乐需求。

二、七侠镇：生活的缩影

在明代的城镇体系中，七侠镇的服务级别位于低端，比之大镇相差甚远，这很可能与其远离官道——交通要道有重要关系。七侠镇附近，该县最大的商业城镇应该是十八里铺；而左家庄的服务等级至少不低于七侠镇，应该是一个介于七侠镇与十八里铺之间的镇；然而七侠镇却是本县县治所在。商业功能取代政治功能成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宋代以后中国城市的一大变化，到明代后期商业空前繁盛，这一现象尤为显著，特别在南方，涌现出一批大型商业城镇，而府县治所所在地反倒失色。而在商业较为落后的北方，本县也出现了类似情况，行政中心和商业中心截然分开，足见该县工商业有其独特之长，而十八里铺在本府甚至本省内的商业城镇中更非同小可。

作为县治所在，七侠镇拥有城墙，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如万历三十六年开始，县衙门规定泔水车不得进入城内。可以想见城池很小，只有东西南北灯市街灯几条街道，建筑以两层木房与砖瓦房为主。

七侠镇可以承担生活必需品和其他一般性商品的交易职能。本镇有丰富的菜市场，粮米、食盐、一般衣物、日用品等均可在本镇购买得到。同时，本镇还有医馆、当铺、书店等服务等级更高的商铺、设施。从同福客栈平日的客人观察，本镇商业即使不算发达，但也有相当规模，商人人数不少，而服饰丝绸制衣服比较普遍。但同时，拥有这样资产的商人却多只能至同福客栈这一普通水平的酒楼消费，也可见七侠镇在餐饮服务业上并不发达。

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本镇的服务水平仍然极为有限。当佟湘玉、郭芙蓉等人想要购买胭脂等消费品时，雇佣过年的杂技表演人和年货时，则不得不赴十八里铺，通过店员们的描述也可得知，十八里铺远比七侠镇繁华。而当一对远道而来的夫妻（韩娟夫妇）想要购买新潮的衣服时，也需要到左家庄的大集去，却未见七侠镇有类似规模的集市，可见其商业水平在本县内还要屈居于几个大市镇之后。

对于必要的出行来说，短途以内（比如到十八里铺），步行是主要途径。但从店内多次试图长途旅行的情况来看，雇车在此时的民间交通业中已经非常普遍，成为当时人们长途旅行的首要考虑方式，足见雇车业的发达。七侠镇的雇车多以马车为主，但此时北方同时流行牛车。而莫小贝想要去华山论剑时被建议骑驴，晚明的驴、牛是民间主要的骑乘工具，马则很难为一般人负担起。

明代出版业发达，出版市场广阔，特别是面向中下层市民的通俗书籍成为市场主流。七侠镇西街的书店不仅可以买到四书五经等传统经籍，还能买到《胭脂宝典》、《贤内助指南》、《心灵老鸭汤》等面向普通市民乃至女性的，生活性、导向性明显的通俗读物，显示出通俗书籍在晚明书籍市场上的强势。白展堂创作、署名展红绫的《缉盗指南》，海内有志捕快者人手一本，可见实用导向性书籍的火热。而书籍市场不仅在出版上，在创作上也形成了高度商业化的特征。吕轻侯闲时创作小说，因为可读性强，很容易就找到了书商洽谈出版事宜，并且书商会针对其单纯的娱乐性特点，根据读者的流行口味而要求作者做出相关修改，可见书籍市场从创作、出版、反馈到再创作，已经形成了严密体系。

对于节日习俗，剧中只能见到春节的盛况。在补过春节时，郭芙蓉于客栈大门上贴桃符，互相贺节，此乃延续至今的礼仪。除此之外，还有专门服务于春节的娱乐，踩高跷、舞龙舞狮等百戏杂技，种类繁多。一个客栈居然能负担得起如此铺张的庆贺方式，这正体现出晚明社会的铺张风气，节日庆祝规模自宋代以来一直在高速扩大中，晚明的节日又以奢靡机巧为特点，同福客栈诸人也想寄托新年来表达对新一年和平生活的向往。其实，彼时杂技已经相当普及，不必限于节日期间，胸口碎大石、石锁等技艺早已为人见怪不怪。

除此以外，主要娱乐活动还有戏曲与说书。白展堂曾在同福客栈开展说书活动，因讲《三国》、《水浒》等早为人听烂而要求退钱，足见其时说书之普及繁盛。说书要配惊堂木，且故事要越新奇越好，不仅三国水浒隋唐演义等，如“三言二拍”等当代传奇故事亦为人所喜。戏曲在明代极为兴盛，观念的改变、官位的稀缺、文化水平的提高，让士大夫参与到曲艺事业中，不断提升着戏曲水平，更引领着社会对曲艺追逐的风气。对于七侠镇这么一个小镇来说，镇上的怡红酒楼不惜出50两银子的高价请来扈十娘坐台，可见戏曲之爱席卷全国无遗。伴随着戏曲，俗乐在音乐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婚丧之礼，俗乐也占据主流，七侠镇捕头燕小六在入行前就是在乡下为人送亲治丧的唢呐手。

赌博，这一违法的行径在娱乐中占有一席之地。明朝建立之初例行禁赌，乃至施以砍手之刑，但晚明法网废弛，赌博风行大江南北，无人不卷入其中，连万历皇帝都乐此不疲，因此也发展出了规模宏大的赌博形式。白展堂与李大嘴母子豪赌时，出现的赌博方式有双陆、马吊牌（即麻将）、骰宝，白展堂提到的还有叶子、牌九等等。像白展堂输断指轩辕这样倾家荡产的不在少数，九千岁魏忠贤年轻时就是一位热心的赌博爱好者，把自己女儿都输出去了

随着知识水平的提高和市民阶层的活跃，文字游戏在晚明成了雅俗共享的娱乐，江湖中人爱酒，喝酒则不可没有行酒令。其实行酒令已是较为风雅之事，民间则多以投壶、掷骰决定，或者投壶等游戏与行酒令相结合。行酒令是文字游戏，非常看重一个人腹中的学识，学艺不精的吕秀才本想凭诗词杀杀韩娟的威风，结果一到俗体的“脑筋急转弯”就被杀的片甲不留。

作为人流混杂的服务行当，客栈是这一时期民间礼仪的集中体现地。抱拳拱手是最常见的敬礼方式，这在客栈诸人和一些大侠见面时最为常见。弯腰鞠躬则更进一步，这种今日的礼节依然风行于晚明，面对贵客扈十娘，全店员工点头哈腰。而士林尚称“老”的风气影响到民间，以称“老”为荣，如老邢、老钱、老岳等，皆为富商、官差、大侠等。

既然人流混杂，泥沙俱下，一些各行业的“坏人”也常常出现在客栈中。这其中最常见的江湖骗子，比如促成小郭秀才的那个算命的白眉、教李大嘴“降龙十巴掌”的洪神棍和骗韩娟有“大神通”的马卓子。随着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游民”现象在晚明非常突出，这些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浮浪者们只能靠坑蒙拐骗谋生，为了应对层出不穷的骗局，晚明甚至出现了一部防骗指南叫《杜骗新书》。即使如此，千奇百怪的骗术还是令人很难辨别，往往就会深受其害。

与言语行骗同时勃兴的还有商品的假冒伪劣，这在晚明亦是在整个社会上无孔不入。奸商们可以对任何器物进行造假，鱼目混珠，从日用品到古籍古董，无所不包，比如和祝无双相亲的那个专门仿制国外奢侈品的辛普森，就是典型范例。同福客栈里大大小小的古董花瓶，尽数假冒，而客栈诸人见到一般官差的牌子都要让白展堂详加判断真伪，可见此时假冒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让人时刻小心提防。

剧中出现的还有职业打手——“打行”的“青手”，因为吕轻侯随手一指而意图痛打燕小六的江小道就是其中人。打行就是职业打手组织，其中的青手拿人钱财替人消灾，顾客让打谁就打谁，一般是报仇。打行起源于江南，明末风行于全国，他们之中规矩繁多，体系森严，有一套完善的打人规则，打手中则游手好闲的恶少居多，像江小道这样为埋葬师傅而甘当打手的单干户则很少。

以同福客栈为中心的七侠镇，是晚明小城镇生活的一个缩影，即使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镇，其社会风气也不免受都市风尚所影响，骄奢靡靡之风盛行，消费主义大行其道，商业繁荣，所谓的“晚明大变局”，对于本应纯朴的七侠镇来说，有着一样的效力。

三、权力场域：挣扎与失控

晚明是中央权威趋向失坠，社会秩序松弛失序，走向土崩鱼烂的时代。而在地方社会，松动的国家权力正在越来越失去对地方的掌控，权力的空白处逐渐增多，原有的行政体系已经不堪其用。

七侠镇贵为县太爷驻地，日常与市井平民打交道的却是七侠镇的捕头和捕快。两年间的捕头，先为邢育森，后为燕小六，其实剧中的“捕头”，更接近与明朝地方的“巡检”，才具有如此势力和地位；捕快则只有一员，前为燕小六，后为祝无双。燕小六本为民间艺人，祝无双则曾是同福客栈杂役，捕快虽然带刀巡视威风凛凛，但视为皂隶，社会地位低下，与这样“下贱”的职业人互相转换，本属正常。七侠镇捕头的主要职责虽然为维护社会治安，但同样身兼行政、稽查职能，小到管理泔水车，大到传达上意，同时还负责在官府和商户间传递信息，可以说实际上是七侠镇的“镇长”。然而，即使是捕快，其权威本身有限，同福客栈的掌柜和店员可以经常戏弄捕头，恶语相向，而捕头实际则无法拿其如何，王命在最基本的场域中对商户造不成威胁。而江洋大盗白展堂躲藏在客栈中，还日日与捕快打交道，却未被发现，足见户口登记在晚明的城镇内已经呈崩溃态势。而在同福客栈面临多次困局时，寻求官府帮助也从来不是其选择，而是倾向于自己解决或求助于“江湖”，商户对政府的信任力与日俱减，官府也无力真正渗透、控制底层社会的实情，政府对地方秩序的维系能力已呈瓦解之势，这就是七侠镇的公权力实态。

与之相反，秘密社会，即“江湖”的权力则在七侠镇的权力场域中声势浩大。客栈作为地方社会中接触外来人口最多的场域，在人流与消息流的传播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金银二老”、“平谷一点红”、到公孙乌龙，黑道游侠频频出现于同福客栈，他们历来逍遥过市，杀人无数却能逍遥法外，官府则根本捕获不得。江湖对七侠镇的作用力远比官府要大，秘密社会的风吹草动可以让同福客栈风声鹤唳，这份威慑力远非官府可以做到。而秘密结社四处泛滥，乞丐组成的丐帮甚至有腐蚀公差邢育森的能力，帮内森严秩序的威胁下，邢育森面对乞丐的强横不敢说一个字。堂堂官差被如此威胁，是因为邢育森明白，在七侠镇的地头上，大明朝的权威已经不能与丐帮的江湖权威相抗衡了。

权力的失控还表现在山贼、土匪的肆虐。七侠镇濒临山区，邻近的翠微山就有匪患，邢育森力推“防盗八法”时，特别留意横冲直撞破门而入的土匪。七侠镇附近的土匪舞刀弄枪，装备齐全，甚至还有匪首借招工渗透入同福客栈，准备里应外合一举荡平同福客栈。有赖同福客栈有多位武林高手，而一般商户所遭受匪患的威胁可想而知。明代对匪徒的控制，主要依赖于巡检的缉捕和保甲的控制，但从剧中明显看出，保甲在七侠镇已经完全崩溃，没有任何信息显示七侠镇居民和流动人口被保甲所约束，县衙对人员流动根本无法控制。而县巡检捕快的缉捕更显得苍白无力，捕头捕快仅有两员，面对成规模的山贼，只能是送死。这清晰地显示出晚明地方政府面对社会匪患的力量薄弱和无能为力，而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就是遍及全国的民变的滥觞了。

七侠镇的权力场域中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大明王朝权力的失序在挣扎之中更甚一步，地方施政的松弛使得民间逐渐游离于控制之外，秘密社会则取而代之，占据了权力场域的主体。

四、尾声：走向毁灭

故事发生的尾声，距离大明王朝灭亡还有35年时间，纵按其中年纪最大的佟湘玉来说，当时也不过62岁，客栈中的每一个人，还有七侠镇的很多街坊邻居，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大明朝走向毁灭。

太平盛世之下，危机已经若隐若现。就像邢育森描述自己从京城一路归来的艰难，关东饥荒肆虐、四处饿死人，不久之后，这样的惨状将会笼罩大半个中国，从西北到东南，同样也包括七侠镇这样苍白无力的小镇。就如那场让姬无命借机逃狱的大地震：

（万历三十六年）秋七月丁酉，京师地震。——《明史·神宗纪》

这个灿烂的时代也正在社会底层的大震荡中慢慢碎裂。很有可能，七侠镇将会与同福客栈一道，毁灭于明末那场浩浩荡荡的农民战争，而客栈中的欢笑，也只能是黑暗前最后残留的光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