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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年前，金马奖刚公布入围名单，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一个勺子》这个片名。然而，网上却几乎搜不到它的蛛丝马迹。它像个谜一样。一年过去，又一届金马都要颁奖了，这部《一个勺子》终于要上映了——依然带着谜团，比如王学兵。我对陈建斌的大致印象，一半是《人山人海》的民工，还有《甄嬛传》的雍正。演员转型当导演，观众并不陌生，徐峥赵薇邓超陈思成……赢得吆喝，也赚了彩头。但陈建斌执导的《一个勺子》好像不太一样，它没有让我联想起那些快销一时的商业片，而是跳到了黑色荒诞，带有粗砺感，氛围凋敝的独立电影画面，比如同在去年金马的《锤子镰刀都休息》。《一个勺子》讲方言，并且方言没有被用来进行抽剥调侃。它还保留了西北当地的生活方式，加上人物衣着服饰，路边的炒货店和临时搭建的舞台，电影并不避讳那些穷山恶水，黄土狂沙。这种艺术追求和处理手法，也令《一个勺子》呈现了当下中国电影最最缺乏的真实和质感。也有些人说，影片令他们想到了第五代和上世纪90年代的电影。但我更想说，电影并不存在“适应于哪个时代”的说法。只要有闪光亮处，它可以逾越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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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追剧了，十八集加起来的时长差不多就一部电影那么长，节奏紧凑，对于平时连综艺都看不下去的我来说这个时长真是爱了！主cp和副cp都很甜很喜欢，男女主双重身份这个设定有很大的反差萌，说实话我就是被第一集转场名场面吸引的，后面的很多名场面也是氛围感拉满。大结局后还是意犹未尽啊，期待第二季，一定要原班人马啊！

这剧跟《为了N》就是完完全全一样的套路——

都是以“死亡”作为开场，而与这起“死亡事件”相关联的不同个人，则又各自因的为某些共同利益关系而组成一个联盟团体，决心将事件的真相保持成一个即使拖进坟墓也不会曝光于世的“秘密”。

港真，凑佳苗的故事的确时常喷你一脸狗血，人物关系设定上也常有套路之嫌，但原著文字可以通过扑朔迷离的写作架构来呈现悬疑效果，放到影像上，一部长达十集的日剧，很有可能就会因为结尾太过于“鸡毛蒜皮”而显得前面费尽心思的铺垫做作不堪。

于是乎作为编剧的凑佳苗，擅长制造各种适合全民讨论的“话题”——

《为了N》里讲的是女主人公如何卯足了劲摆脱原生家庭所带来的苦命人生；《白雪公主杀人事件》讲的是网络暴力与全民参与案情；《告白》里讲的是畸形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畸形学生......

而到了《反转》，凑佳苗少有的男性视角作品，讲的是日本社会同辈男青年之间的生存困境。

“张一山这演的是巩汉林吧？感觉下句宫廷玉液酒就要出来了。”

“金庸老先生才走两年……”

“看了5分钟，只有一句话，这叫什么玩意。”

新《鹿鼎记》悄然开播，却赢得巨大反响。在豆瓣上，网友留下3.4万条短评，绝大多数与前引3条内容近似。最惨时，该剧评分下探到2.5分，后略反弹，也只有2.7分。

有网友刻薄地说：怪不得上线前没怎么宣传，看来投资方也知道它不行。有影评人将此概括为《新〈鹿鼎记〉，烂得通红》，意思是：该剧之差，已达“带火话题”的水准。

“一边倒”的评价背后，应注意两点：

首先，大多数网友是根据前两几集得出的观感，随着角色逐渐就位，新《鹿鼎记》还是有可看性的。

其次，大陆先后拍过三版《鹿鼎记》，都不算太成功，这说明，业内对《鹿鼎记》的理解上，存有集体偏差，新《鹿鼎记》的缺陷并非个案。不突破此瓶颈，下一版《鹿鼎记》仍难成功，片面指责新《鹿鼎记》，意义有限。

《鹿鼎记》的根本在解构主义

拍好《鹿鼎记》，前提是读懂《鹿鼎记》。《鹿鼎记》是一本“反武侠”小说，基本理念来自解构主义。

传统武侠小说坚持正邪不两立，主人公必须“又红又专”——既是道德典范，又是功夫高手。驱动他们行动的动力是匡扶正义，但正义与日常生活关联较少，所以传统武侠多聚焦在争夺武林盟主、获得秘笈、报仇、维护和平等狭窄的题材上，形成了非黑即白的叙事传统，它很难更准确表达出世界原本的灰度——即使在正派中，权力分配、权威塑造等也未必公正，这可能也是制造出邪派的一个原因。

在传统武侠小说中，江湖秩序意味着对个体的异化，它只接纳一种人，即绝对愚蠢、绝对忠诚的单向人，太聪明、太多元、太喜欢反省的人，反而被认为是危险的。

金庸一直试图突破这种藩篱，在他笔下，许多大侠亦正亦邪，包括上黄蓉、赵敏、任盈盈等，她们狡黠、顽皮、狠辣……与传统意义上的侠客不太相同，有“反英雄”倾向。这种倾向发展到极致，便是韦小宝。

韦小宝的一切都与“侠”相反，他胆小、武功差、浑身市井气，出身也不高贵，此外他满口谎言，而且好色。可偏偏是这么一个毫无人格魅力的角色，却取得了惊人的个人成功，而以严肃著称的名门正派、宫廷内部、官场等，却犹如儿戏，所谓规矩、道义、体面等，完全被解构。

金庸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个解构的价值，可能他也担心自己在走向“油滑”，此后再没写出新的长篇小说。

全球化下，人们才接受了韦小宝

《鹿鼎记》刚问世时，遭遇了较多批评，金庸在后记中提醒读者：“韦小宝重视义气，那是好的品质，至于其余的各种行为，千万不要照学。”

其实，只在自己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韦小宝才会讲“义气”，且讲完后又会附加许多自吹自擂，并要求对方回报。这能称为“义气”吗？只能说，金庸既喜欢韦小宝，又不知道如何让他看上去“有价值”，只好用“义气”来搪塞。

1977年，香港佳艺电视台拍摄了第一版《鹿鼎记》电视剧，共60集，为避免观众反感，只好让女演员扮韦小宝，遗憾的是，该剧最终未能播出。

20世纪80年代，《鹿鼎记》突然受到欢迎。作家亦舒写道：“（韦小宝是）男人中的男人，嫁给韦公是幸福的，是以他有七个老婆，她们都得到实际的爱护，精神与生活上的照顾。”

从“小痞子”，到“男人中的男人”，因为在体现变迁下，读者们从《鹿鼎记》中，读出自我身世之感：韦小宝能力不大，也不算努力，只靠运气和小聪明，便既得皇帝信任，又在江湖扬名立万，高官、财富、功绩、美色等，一个不落。

上世纪80年代是全球化的萌芽时代，受此冲击，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此前，普通人还能靠个性、才华，给自己争取一点空间，可随着资本全球流动，普通人日渐被套牢，再难挣脱资本的束缚。

曾几何时，职业被视为一辈子的事，年轻人被教导，只需钻研业务，地位与待遇自然会越来越好。可在今天，大量职业在消失，已没人能告诉你：明天会不会失业；该怎么做，才能保证未来。连大企业也不再制定五年规划之类，因为它们离倒闭可能也只差一年。

从没有哪一代人，能像当代人那样，充满不确定感。萧峰已无法给他们以代入感，他们能看到的最遥远的彼岸，就是韦小宝。所以才有“做人最好是萧峰，出来混还得韦小宝”之说。

没有“痞”，就没有韦小宝

遗憾的是，大陆先后拍了三版《鹿鼎记》，却始终没有get到解构主义这个点，只是把它当成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构成了创作上最大的困境。

对比香港推出的三版《鹿鼎记》：

1984年版由梁朝伟主演，他刻意强化了韦小宝爱打小算盘的一面，前半部演绎到位，只是梁朝伟的形象太英俊，使角色的正面感略强。

1998年版由陈小春主演，增加了更多心理戏，使观众更能理解韦小宝的行为逻辑，从而产生亲近感，该版在人性深度的把握上，独树一帜。

2000年版由张卫健主演，这是对原著改动最大的一版，突出了韦小宝的侠义精神和绝世武功，虽有些离谱，但改编者紧紧把握住解构的主脉——在畸形的权力场，韦小宝与康熙这对少年玩伴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

这三版《鹿鼎记》都紧紧把握着韦小宝的“痞”做文章。这种“痞”和传统的“痞”不同。韦小宝不反抗秩序，也没有暴力倾向，他在被动地顺应着，并呈现出底层小人物的生存智慧与生存哲学：卑微、挣扎、自恋、自怜……韦小宝因此拥有强大的共情能力，那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而是切切实实的温暖。

韦小宝为漂泊的现代人，提供了白日梦的可能，以及人性犹在的证明，从而保留了抵抗被异化、被改造的一丝希望。

再看大陆拍的三版《鹿鼎记》，黄晓明、韩栋、张一山在演绎韦小宝时，都努力呈现他的善良、天真、温情的一面，“痞”只是可有可无的包装。而没有了“痞”，韦小宝便不再是韦小宝。这种赝品的韦小宝，不论表演上多么用力，也难得到观众认同，更无法使他们得到安慰。

不能一提创新，就只有形式创新

客观地看，新《鹿鼎记》还是比较用心的：画面精致；角色塑造可能有些夸张，但演员很努力；服化道上也比较用心。只是后来者总会承担更大压力，《鹿鼎记》原著偏重娱乐性，而娱乐功能的达成，只能靠感官刺激，这只能一次性成功。毕竟，感官刺激会越来越麻木，第一口辣椒总是最辣的，此后的几口就很难达到同等效果。

对于《鹿鼎记》的人物与情节，许多观众比电视剧主创人员还熟，他们不愿看熟悉的东西，又不能接受偏离他们印象太多的东西。如果新《鹿鼎记》早于其他版本，可能观众们反而会觉得，韦小宝的面部表情原本就是这么丰富，张一山的演绎很准确。

后来者不论怎样创新，都会激怒一大批“忠粉”。可新《鹿鼎记》的评分如此低，说明出它的创新方向有误。

不知为何，如今一提影视创新，就是在画面、表演、镜头、道具、故事等方面创新，而不是原著理解、表现主题、人物演绎等方面的创新。“形式大于内容”似乎已与“专业化”画上等号，可这种形式上的新，无非新瓶装旧酒。

这种“为创新而创新”的偏执，使新《鹿鼎记》在表达上充满矛盾，以叙事速度为例：

一方面，节奏过快。就像网友批评的那样：“5分钟韦小宝进京城了，15分钟海公公就瞎了，25分钟韦小宝康熙就认识了……照这个速度10集就可以大结局了。”这个快可能是压力的结果，但快得没道理，即属硬伤。

另一方面，又离奇地拖沓。韦小宝在康熙的书房找《四十二章经》，巧遇公主并发生打斗，该桥段竟长达2分半；为填满节奏过快留下的空白，新《鹿鼎记》加入大量毫无趣味的新梗，仅韦小宝掰手指数“四十二章经”是五个字的滥细节，竟出现了好几次。

类似的拧巴，随手还能举出许多。

新《鹿鼎记》的导演马进说：“我们这一版《鹿鼎记》的受众是谁？我坦白地说，是00后和10后。”可在未作充分市场调研的前提下，导演如何知道“00后和10后”喜欢什么？这种话术貌似严谨，却只起到掩盖不严谨的作用。既没迎合市场，又降低了艺术品质。

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懂“什么是创新”。创新不是“老故事+新笑话”，也不是“拿着肉麻当有趣”，更不是“一肤浅就说只给年轻人看”……个人倒觉得：不具备从原著中读出新意的能力，最好不翻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