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主要拍摄对象之外，影片中多处出现了生活在艳粉街小孩日常生活玩乐的场 景。相较于自我意识已经十分成熟的十七八岁的少年以及成年人，面对镜头总不免会有 一些故作姿态或者表演自己的嫌疑在，而小孩在镜头面前则显得更为接近最为自然的生活状态。在艳粉街实行强硬性拆迁工作前后，导演选取了两三段十分有代表性的小孩形象，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艳粉街的风俗人情，以及在被迫拆迁远离故土时，当地居民内 心无所适从的迷茫状态。

首先是影片 30:30-36:25 这三分钟，导演的镜头先是跟随两个小孩，抱着几个易拉罐和收废品的人讨价还价，两个小孩有着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成熟老练，两人像是在唱二人转似的一唱一和，和收废品的人讨价还价。而这样的场景在成人世界里也是一样，影片开场不久就出现当地居民在雪地中翻找废铁售卖，获得一点点生活费的场景;在影片 后半段也有表现，王震的父亲卖废铁时与小贩为了四毛钱斤斤计较。

两个小孩卖易拉罐之后，紧接了一段两拨小孩互相对骂的场景。言语污秽辛辣，阵势惊人，不禁让人觉得可笑、可怕，又有些可悲。他们从小生长在这片土地上，周围大人们的生活状态对他们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影片中那群吊儿郎当十七八岁的少年应该也过着这样的童年，父辈们大多都下岗待业在家，过着拮据迷茫得过且过的日子，从 而让他们形成了斤斤计较的生活习惯和习性，而这种习性又如同血缘传承一般一代代传 承了下去。而拆迁搬家，艳粉街的地理概念便不复存在，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切段了这种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性(无论这种生活习性好坏与否)，艳粉街居民失去的不仅仅是世世 代代生活家园，更是一种精神家园被侵占、被强制拆迁后内心一种无可适从的状态。

十七八岁的年纪，本该是心怀梦想努力奋斗的年纪，电影中有一个片段，是波波和小白脸在家，小白脸告诉波波高中毕业了，波波问他高中文凭有什么用，会修车吗?之后波波说你“连理想都没有了”，小白脸露出害羞的笑，问“啥理想啊”。(1:42:00-) 在那个时代的艳粉街，谈理想成了一种羞于启口的事，这不得不说是那个时代加在这些小人物身上的时代悲剧。

到了影片后半段，仅剩的几户钉子户被强制停水停电，只能点着蜡烛用融化的雪水做饭洗碗。而此时出场的小孩们一洗之前的精明油腻的形象，恢复到最为纯真、不知人间疾苦的状态。先是一个小孩对着一只蜡烛点火吹灭，再点着吹灭(2:15:50-)，一方面是一种童趣的体现，但放在这种断电断水的环境中，微弱的烛火像是这些依然坚守在 “家园”里的居民心目中最后的希望，随时都可能熄灭。影片的最后，几个小孩在满目 疮痍的废墟上架起火堆烤红薯(2:46:00-)，看上去无忧无虑，并不知道他们其实正在自己故乡的余烬上玩乐。这最后一场看似欢乐的场面，与艳粉街的命运形成强烈的对照， 给观众带来的观感余韵也就显得格外悠长。

另外，上文所提到的各种火也是本片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影片一开始波波追求女生时曾提到在学校烧铅笔吓女生，这里的火是童年的回忆;后来拆迁政策下发，居民们开始在自己门口燃烧起带不走的生活杂物，这里的火是即将化为灰烬的生活记忆;再后来 钉子户断电断水，小卖部点亮煤油灯，成了留守在这里人凝聚成一团的最后的求生欲; 搬家之前迁坟，在坟前烧纸求已逝之人显灵，这里的火是一种传统的象征;王震一家人 围着一只微弱的蜡烛吃饭，是他们生命中仅剩的希望......

8??点8??，全片大概分成四个部分：游荡的青年，搬迁中的街道，钉子户的生存，及废墟中的艳粉街；大卖彩票是个极好的开场，浓缩当时社会生活状况（下岗的职工群，浓厚的东北口音，拾荒者和世纪初的音乐穿着审美等）；第一部分有一定的故事线（终日闲晃无所事事，泡妞，大牌麻将，脏话），第二部分切入和进行的节奏并不缓慢，相比之下还是比较快的，开会动员，接政策，讨论拆迁赔偿，涉及到不少老而将无养，中年而无助的百态）片中仅有的两三处访谈视角使用也在此；进第三部分，本以为人们聚集的小卖部当是全街最宽绰处，还是和几家断水断电人家一道艰难求生；废墟残塬被大雪覆盖，沉睡地下的??迟迟未出，烤番薯的孩子尚不觉人世苦辣，电话铃响，回眸的人瞬间如《四百击》的安托万，安托万那茫然的眼神也许并不是见到大海的喜悦，更是一种无可逃脱的，山那边还是山，海没有尽头的惊愕。

王兵努力在做着忠实的纪录者，并不是纪录片/艺术片便要无叙事，无时序而不知所云，艺术家永远需要现实的关怀

每个城市的1路车，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意义。沈阳曾经的1路汽车（现在的201路），从艳粉街开往光明街街，全程都在铁西区内。从南部的生活区，由南至北，开往北部的工业区，那是当年铁西工人们通勤的大线。

一

艳粉街在老一代沈阳人中是家喻户晓的名字。有关沈阳城市棚户区的故事，大都来自于此。其中双雪涛的《平原上的摩西》，艳粉街就是故事的核心地点。

在铁西区北部大工厂里的职工，很多住在艳粉街。

艳粉街拆迁之时，很多居民也都刚刚下岗不久。工作刚刚没了，又要面对一大笔拆迁的支出，许多人都有一种被逼上梁山的窘迫感。

片中的几个年轻人，按照年龄计算，大概生在1982年左右，他们的父辈正是大批下岗的生力军。他们原本的打算，可能就是“接班”父母的工作，到厂子工作。但是还没等到自己能接班的年纪，父母们的铁饭碗也丢了。

没接受过正经的教育，还要跟父辈竞争找工作，却缺少了父辈吃苦耐劳的精神。80后的沈阳人，生活的也并不如意。

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没有好好读书，也是片中那几个人的状态吧。

二

拆迁对于居住在棚户区的居民来说，是件更改命运的大事。那时候房地产还没有飞起，人们关心的也就是自己居住的那点诉求。

有些人一家三代几口人蜗居在十几平米的棚户内，渴望拆迁能够分到一个三居室。有些人无法支付回迁的费用，宁愿给个小点的房子，只要不要让他们额外付费。有些人通过离婚、迁户等方式，获得更多的回迁指标。有些人要疏通关系走后门，获得更大的房子。还有些嗅觉灵敏的人，通过收购等方式，获取大量的回迁房产。

诉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就只能当个钉子户，忍受断水断电的原始生活。

搬迁也是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先搬走的人可以优先选择更好的楼层，选择当钉子户的就只能捡剩下的回迁房。于是很多人嘴上说要等等，以便让邻居们都晚些，结果一天之内就拆完搬走。还有些想做钉子户的，努力的劝大家跟他一起等待。

人性的那点弱点，在利益面前一览无余。

三

艳粉街拆迁之后，原址回迁，小区叫做“艳粉新村”，如今也开始显现出老旧的残败之感。

2014年，有媒体曾经试图找到当年影片中“垮掉的一代”，但最终无果。

纵然城市面貌发生了改变，居住在艳粉新村的人们，或许一辈子都走不出这横竖两条街。也许，他们的孩子或孩子的孩子可以，也仅仅是也许而已。

这不是艾敬《艳粉街的故事》里的艳粉街，这是面临拆迁前的艳粉街里的众生相。时代的巨轮碾过，谁也无法阻挡。即使无奈成为钉子户，也未必能争取更多。下岗工人的孩子学历低，找不到好工作，每天在街上闲逛，泡妞，打扑克，看似穷极无聊，确也百无聊赖。夜晚一个人听寂寞情歌的男孩，停电时反复吹灭蜡烛的孩子，迁坟时念念有词的大姐，被当众念出情书的小哥，一片废墟中挑出能卖点钱的大哥，风暴过后，艳粉屯已经不再。只有那些曾经的街坊亲情还留在当事人脑海，供人回忆。

曾经与prof.Paola探讨过王兵镜头下的subjectivity。相比于他第二部长片和凤鸣里若影若现的subjectivity，铁西区则完完全全以observational mode为主真实记录了世纪相交之处的彷徨。如果说第一部工厂营造了世纪末的颓废和后工业时代老一辈下岗工人的局促和不安，艳粉街则对准了年轻人的迷惘与肆意。法语和英语对于艳粉街的翻译是vestige，但终归是少了些烟火气息。开头的彩旗与喧闹的彩票活动荒诞一般地给这个灰暗的世界抹上一层拙劣的颜色。年轻人三三五五聚在一起对着女孩贫嘴，或是骂骂咧咧地爆上几句他妈的。响亮的笑声和荤段子本身就透露着一种无奈与不知所措。“他妈的”在铁西区是一句象征性的口号，甚至孩童也会狡猾而粗笑着说上一句你麻痹。长达九个小时的纪录片看得确实容易让人发闷，但铁西区的伟大之处便是将observational documentary发挥到了一个极致。有趣的是，艳粉街的镜头下，色彩的出现变得更加频繁，这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的真实记录似乎都与年轻人繁复的生活形成一种艺术性的矛盾与平衡。Nichols在intro to docs里写着所有的解读都基于截然不同的个体生命经验。这种隐去摄像机存在的意图，相对于雎安奇更为直接侵略性的镜头，是否本身就影射了摄影者自身的subjectivity？

多么三俗的名字，多么沉潜的内涵。

有的人苦逼，在家做作业，考研一旦超越她复习的底线，她就算彻底白交了钱。学弄子，一旦碰到难写的题怎么写？

我就拿艳粉街做个示范吧。

想到了捷克的鳄鱼街，想到了马丁史柯西斯的穷街陋巷。想到了80年代的华尔街电影。讲的都是一个——人发生了什么？

而这里讲的沈阳的彩票贩子怎么弄舌？讲老百姓在街上怎么样杀时间？讲我们的日常与四季。讲我们的生命如何做作业。

在一个废旧的工业城市里将迎来一次凤凰涅槃，中国的经济虽然没有从东三省里走出，却在肥沃的黑土上曝出了一个个地王价格。这就是艳粉街在世纪之交的变化，从本质上说他和二战后的华尔街也没什么区别，和我们说的捷克破败的鳄鱼街也没什么区别。

他们是辉煌的谢幕，他们是牺牲的哥哥和姐姐。

1.骂架的两伙小孩，笑死我了。

2.知道要拆迁后人们的反应，有一种不知道未来怎样的迷茫感。

3.最后剩下的几户人家里有一对老夫妻，说家里两个儿子都20多了，新分的房子没法住。

4.一个老头对导演说家里三个儿子都下岗，后面听不太清楚，好像是不知道日子将来怎么过的意思吧。

5.两个小青年玩哑铃。

6.街上卖彩票的，主持人说的话太逗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哈哈哈哈

7.出殡的灵车。

8.断水断电之后人们用雪水做饭，小心翼翼地点灯，小孩吹着灯玩。

能想起来的就这些，还有很多，慢慢回忆。

几个小屁孩隔街吵架：

你要他妈的，你要他妈的碰我一根汗毛我整死你！操你妈的，有能耐你别跑！小B崽子！操你妈的，吃你妈鸡巴呀？那小B崽子，你记着你骂我啊，你记着啊。你妈大骚耙。操你妈梅花烙。傻B崽子过来！你妈大鸡巴骚耙！过来，大裤衩!

王震的“处女作”（情书）：

“开始我没有就此放手，我以为可以用我的真心来打动你，可是这一切全是在浪费时间，既影响了你的学习，也耽误了我的工作，所以现在想开了，既然你不答应我，我也不再打扰你了，这个你可以放心。我现在依然喜欢你，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我的感觉就告诉我，我喜欢你。我独自去你学校好几次都没有叫你，我觉得看你一眼就是最大的满足和快乐，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也可能是单相思吧……关心自己的人，关心你给我带来……考验我一下吧，也许你也这么认为，我也无能为力了，但是你还把我当作你的朋友吗？如果你……我非常感谢你，如果我们真的是一般朋友，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有什么不开心，不能向别人倾吐的事，可以给我打传呼，我愿意作你的忠实听众。你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人，那你错了，也许你还是不太了解我，也许不用了解我，那是你的事了，请你收到信后，给我一个完美的答复。就写到这吧，你小弟知道我的传呼，请尽快给我。”

王震他奶谈家庭和生活：

要没病，他妈要没病可好了！这有病可好！不吃了。给人家孩子攒点钱，买点东西啥的，那么大了。那要说有对象也快。这你说穷嗖嗖的也没有对象，搁啥给人家啊？哎呀，我孙子都苦难啊，我老可怜他。这赶上动这个迁，跟逼命似的。

朱斌他爸（钉子户）谈拆迁：

不给我房子那是不好使。像以前你可能都听说了，东北一只虎，那是我。我对他们不是那什么太怕他们。你敢来，我就敢放倒你们。还不管你来多少人！这都是让给吓跑的，砸窗户砸门的，你看我这窗户啥的都让给卸下去了，你看看，这一推都能开，谁敢进？我要是不给你放那嘎拉算你能耐！完了我宁可打官司，谁抓我都行。我就不能让，不能放过你们，我就这么干了。你看朱斌他们，他们那，他们就废了。就你所认识的那些人儿，这些人全废了，啥也不是。社会它经顾不了，反呢，还反不了，就搁中间儿这胡闹呢。

铁西在沈阳的西南，艳粉在铁西的西南。这里曾经是为皇家种植胭脂的地方，由此得名，在日伪时期是城外设的砖窑，解放后村子划归沈阳市区。它的名字始终是这个区一系列工业化的街道名保工、重工、启工中的异数，恰因为它处在城市边缘，几百米外就是铁路。在双雪涛的小说中，离艳粉没多远就有煤山、矿场、高粱地。

现在艳粉街已经变了样。像整个铁西一样，厂房推倒，平房推倒，艳粉新建起商业区和叫“春江花月”“水调歌城”这样的名字的花园小区，万科楼盘旁边还有几栋老旧住宅楼，墙体密嵌米粒大小的灰色晶石，是八十年代的印记。

王兵纪录片《铁西区》的第二部分就名为“艳粉街”，记录下1999年棚户区拆迁期间居民的漫漫等待。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街上闲逛，那是属于东北的浪漫，在历史钦定的未来长期空洞中挖出的一个调情的小洞。年轻人摆脱学校管束，享受青春，并不知道未来不给予他们位置或方向。歌手艾敬也在这里长大，她这样唱七八十年代的艳粉街，“我的童年家住在艳粉街，那里发生的故事很多，我没有漂亮的儿童车，我的游戏是跳方格。”

民谣的悠扬曲调和聚焦于女孩身体与长发的MV掩盖了艳粉街的历史。艳粉是城市最落魄的角落，只有大路是柏油的，平房前都是土路，两边是垃圾和雪堆，雪融后一片黏脚的泥泞。

沈阳像大部分中国城市一样总在重建中。不同的是，它的重建以否定自身的方式完成。工业区全面转型为住宅商业区，原本得名于“沈水之阳”的城市把重心向沈水以南，如今的浑河南岸迁移。大型公共建筑频繁爆破。1988年建起的五里河体育场长期是辽足主场，2001年时国足在此出线世界杯，体育场获得了全国性的名声，又很快被炸掉，2007年，浑河南岸建起了“五里河奥体中心”，媒体报道把其造型形容为水晶皇冠。爆破是一种象征性动作，炸掉一个个来自“近历史”的标签，到河的另一边去立起一座空城，仿佛可以新生，推掉那些来自于社会主义阶段的重工业和破产负担，推掉政府的腐败标签，推掉污染、历史、旧人口。

“北国情调”有时纯净美丽、有童话性，有时寒冷逼人，诉说几乎暴虐的身体经验，但都是清澈的，仿佛宁愿待在冰雪中也要拒绝腐化，无论腐化人的力量是暧昧情绪、算计、还是消费主义。北方以北的人没有那么关心微细的权术与控制，一张饭桌上各怀鬼胎的暧昧那种世情。哪有一顿饭吃那么仔细的，不如打一架，不如想想关于树的事，比摆弄身边那几个活人有意思。门外冻土，自然严酷，自然比生活大，生活也没那么密密匝匝，而市民社会里那种琢磨人简直是变态的乐趣。又亲近又疏远的距离感，是拥挤的消费性市民城市里的关系，是远于北方的。

在东北，有一类人很拼命地要与低俗相区分，努力走去更高更清澈的地方。这几乎是种地域性、文化性的特异追求，少数人硬要与周围的暴力、粗粝、和非理性相区分，培养自己的敏感，几乎以此为自我认同的部分。就仿佛因为见过泥泞也见过寒冷，自己心里想靠近一些理性而诗意的、清澈而思辨的东西，像在马蹄踩踏之前。煤灰搅拌之前的雪。这类人中的一些渐渐由于命运或者选择远离东北，但一辈子硬要执拗地不俗气。

王小妮、迟子建这些东北作家，不像池莉、方方、王安忆关心市井和市民生活，她们偏要写一些纯美严肃的东西，笔下没有那种很世俗的扎了根的长久平安，以算计和拌嘴作平安和繁荣杠杆的市民日常生活。整个东北，想不出一个写市民社会、家长里短、算计的作家，和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完全不一样，总是有点像萧红，有点悲悯，有古怪的宗教感，没烟火气息——也都不打扮，和张爱玲完全两路人。

冬天在这里成为一种概念，是定义了这个地方性质的季节。春天是冬天之后道路泥泞的日子，夏天是与冬天相对的日子，秋天是迅疾的前奏，暖气上水，心里石头落地，冬天来了。

在地流亡感”正是典型于东北国企改革过程与城市空间变迁历史的情绪。历史被否定，身份认同的核心被抽走，居民成为历史的侨民。可惜如今，大众文化对东北的叙述也往往回避其工业历史，反而强调它作为移民社会的性质和底层人口“闯关东”的历史，就仿佛这里的人口是简单的为生存而来的自主经济人。人存在的正当性、自身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被抽薄成像是风吹来种子，偶然降临在一块地方。

当国家主张直线前进的历史观，2016年比1996年更接近历史发展的顶点（表述为更接近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城市的社会主义工业历史成为错误和合理遗迹。非常恰切地，纪录片《铁西区》第二部分《艳粉街》的英文翻译是残余，Remnants。被抽空后，人成为历史的遗留物，镜头前尚不知自己被甩在后面的年轻人在街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打情骂俏。现实中似乎一切都变了，又似乎一切都“差不多，只是差了一些”。人们以不得已挤出的勇气，和“生活总不会就此结束”的笃信继续过日子，生活总不会就此结束吧孩子还小，国家总不会就此不管吧毕竟它不是骗子。

国家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等待上一代人，等待被定义为冗余又缺乏消费能力的人老死，下一代人成长起来承载新的结构、经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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