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的领悟到，所有的电视剧啊，包括现在的想你霓裳这部电视剧，我看了之后就感悟到，人生的高门或许中低门户，在这个编剧笔下真的淋漓尽致，变成了真的存在那些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子会打动，真是透彻人世间的距离，在编辑笔下，这些有门户的人不管经历了多少多少颠覆人生的凄惨过程之后，波动的人生又都会好转，跌跌撞撞又回到了原位，又比原来的位置升值了百倍，还有一方放头改面的命运，这真是上天的恩赐啊！可惜我们台下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他们笔中的人物的运气为什么会那么好，都是编剧们你们的笔下功夫，你们想像创造出来什么，就有什么，而且大多数电视连续剧都是大同小义，真可惜，我真的很渴望能做一回剧中的人物，在现实的生活中真的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做一件小事都难，又何况一件大事？能回转命运的是天说了算，而不是一个小鬼能说了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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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眼的你啊#

剧其实还可以，只是没什么流量。从镜头画面和台词都看得出来，导演和编剧都是用了心思的。演员们的演技也非常不错，刘以豪的实力还是有的，可怎么就是接不到好的资源啊。好喜欢看殷桃和任重飙戏，看着好好玩。这部剧看下来就是平平淡淡的，有些情节拉得很长，比如说女二那个职场霸凌就贯穿了整部剧，挺没意思的，拖得太长也就缺乏了冲击力，所以不爆也是有原因的。但是值得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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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和人哪个更重要？假面舞会后的第二天，出晨功的只有七一一个人。孙老师忍气到上课，设定的海滩场景练习，学生们也并没有全情投入。有直接睡着的，有见到鲨鱼过来躲也不躲的。到海滩嘛，第一件事当然是脱衣服。修文不好意思脱，孙老师说：“大家帮帮他。”这句话很耳熟，方岩第一节课迟到，对“我是一个垃圾”的台词表演阳奉阴违后，孙老师也让大家帮帮他，对他说最恶毒的话。表演是将自己的外在和内在裸露呈现给观众，放大或缩小自我、超我的某一面，第一步就是越过自尊心的边界。但“大家帮帮他”这样的话语，尤其是从老师口中说出，又明明是不愿意被帮助的事，就很容易形成一种众人霸凌的氛围。这种事方岩遇上，自然是八风不动，甚至反客为主；修文遇上，如果没人帮他，就很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心理阴影。总之，以个人观点而论，方岩没上晨功、私自成立社团影响学习的错，不能掩盖他在课堂上对这件事喊停、为修文说话的正确。但我又好像并不是想要指责孙老师，因为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对学生还是会尽可能地保护和宽容。方岩这样爽快的脾性言行，在社会上早就不知会深深得罪多少人，没有转圜余地。想想俊在六年的从艺生涯里磨出了多么温和的性子。孙老师，已经算是宽宏大量了。说到晨功，说起戏比天大的规矩，想起传统戏班子里师傅教徒弟，早晨起来开嗓练气练筋骨练功夫，文有文，武有武。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不可有一日荒废。想必南艺的晨功也是沿袭祖辈经验而来。过去天地君亲师，一日缺课，打骂事小，说不定逐出师门。这种东方式的严苛，让技艺成为肌肉记忆；这种口传心授的直观体悟，让表演成为入神坐照。西方的戏剧学、美学理论，七一借的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看的那部《飞跃疯人院》，中西合璧，古今通识，南艺（中传）是想要培养出最顶级的人才呢。话说，“哥儿几个”、“什么玩意儿”，“你根本就不配做演员”，重心放在句尾而且上提，明显就是一股京片子大碗茶味儿嘛。俊一个成都娃儿，台词做到这样很不错哦。解放天性的纵情奔跑认错就得认个大的，方岩带头在操场上半裸奔跑，袜子都脱了。旁边看着的同学笑着鼓着掌，一个个加入了进去，修文也是。自己脱，和被别人脱，是完全不一样的，是不是？青春的潮水般地欢笑，让人忍不住想要加入。在南艺这样一个学生们个个卧虎藏龙、眼高于顶、最讲个性的地方，2018届竟然被方言鼓捣出一个集体的雏形、班魂的先声来。一起去做一件事，天塌下来也不怕。俊喜欢呆在剧组，会不会也是喜欢这种感觉呢？好了，先说到这里，还没看剧的同学快去看吧，诚心推荐。PS，跳古典舞的唐老师好美，压过一众跳现代舞的新生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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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http://artforum.com.cn/column/9400从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大酒楼》到最近第六部的《痴》，邱炯炯的创作主题与美学已清晰地积累并发展成为一套极为独特的方法论。自始至终他致力于为“小人物”（邱炯炯语）做影音肖像，而他所定格的小人物，往往是无法进入历史的，或者被放逐在历史之外的主体。这是一个颇为七零后的生命样式，邱炯炯既不像成长在极左年代的前辈胡杰那样有着把握历史总体性的企图，也不像成长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后辈（譬如毕赣）那样着迷于消散历史实体的形式实验。90年代之后的社会被愈加单一的秩序支配，在历史感的消失成为普遍经验的当下，邱炯炯追随着一个个口述者，在天马行空的音画搬演与重构中试图接近参与历史的可能性，接近那些主体与其行动尚未失去关联的时刻。对这些时刻的执着让邱炯炯跳脱出一般意义上传记型纪录片的时间维度，正如《痴》片一开头便宣告了主人公张先痴人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张先痴，男，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一九八零年八月收到平反通知书被无罪释放。”——尽管《痴》片主要着墨的是张先痴在23岁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成长故事（bildungsroman），入狱身着蓝色劳改服、由张新伟扮演的青年张先痴形象非但不是叙事的终篇，反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穿梭在时空中的，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这个幽灵不断地出现，扛着工具，拖着步子，干扰着影片的线性叙事，频繁地与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张先痴擦身而过，在好几个“伟大领袖”附近现身。小人物试图参与历史的行动注定无效，而这个徘徊着的幽灵一次次将“然而行动无效”转化成“即使行动无效”，张先痴也在曲折前进的编年史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他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罢课，与他眼中腐败的国民党将官父亲断绝关系，成为解放军一员，他追求爱情，他写作。采访镜头里年逾八十的张先痴本人在回顾前半生时依然饱含生命能量与意志， “痴”在这里既是表像又是隐喻。影片交织着多重的叙事时间性，有老人充满感染力的现场口述，有邱炯炯本人和其他表演者演绎的取材自老人自传文本的旁白或独白，有毛笔字字幕交待的大写的历史背景，这些复杂的叙述机制让影片得以在主观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灵活切换，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和历史的辩证法：人物既囿于历史事件的冲击，又有反身评述历史的能力。我在过去的论文中曾提出，邱炯炯或许是第一个直接回应证言（testimon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关系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1］。在他的纪录片《彩排记》中，曾经的川剧演员“花脸爷爷” 在一段长达三分半钟的片段里用方言回忆过去，他的口述如此不清以至于只有零星几个词语能进入字幕，他的口述状态而非内容进入了特写镜头。到片段尾声，戏曲画外音响起，老爷爷声音被完全隐去，此举更加凸显了他在口述时面部表情的艰难与痛苦。在《痴》中，张先痴初次从大字报上得知父亲被处决时没有伤心，因为他相信“父亲是阶级敌人”。但有一次，张先痴在医学院解剖室见到堆叠的尸体，从同学处得知其中多数是被枪毙而无人收尸的人：“那些赤身裸体的尸体里面，当然也看不清楚，因为他们重着摞着，我想万一有一个是我爸，怎么办呢？我在停尸房里面想到我父亲如今竟然死得这样惨，死了还要被划开看，所以我就突然哭起来了。也是因为这福尔马林的刺激，所以我的哭也很容易被遮盖住，一般你也看不出来我是在哭。那个时候，如果是因为阶级敌人死了而哭，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擦擦眼泪，就跟同学说，狗日的福尔马林这种药水，太整人了，眼睛简直受不了。”大字报一段有邱炯炯用普通话念的独白，配以搬演展示情节。而解剖室一段口述，我们只能听到张先痴的四川话，画面则是超过两分钟的黑屏。这个片段再次挑战了我们在遭遇历史见证者之前对他们所持的观念。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位历史见证者能否简单地被看成编年史的一个标示（index）。它拷问了影像记录口述史这一形式本身，以及给历史赋予可靠知识的可能性。 阿甘本指出，证言本身是一种关系，处于言语（speech）的可能性和言语的确实发生之间，证言的存在必须与言语的不可能性建立关系［2］。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它必须包含不存在的可能。邱炯炯风格化地强调了见证者言语的偶然性，展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历史性，它不仅仅试图修复被主流历史编纂排除的内容，还拒绝主流历史编纂本身的形式和依据。在邱炯炯看来，“福尔马林药水掩饰哭泣”一段口述，是不可承受、不可再现、不可想象的内容。对这一内容的视觉表现必然让影像远离记录片的展览性（exhibitionality）反思空间而重回暴露性（exhibitionism）的滥觞。与这段口述的处理方式相对应，他的搬演，或称情景再现（reenactment）场景完全拒绝了自然光、外景、全景镜头和同期声等纪录片本体化了的形式，进一步与记录片的证据式展示方法对立起来。一般来说头部特写采访（talking heads）片段常切入各类视觉档案（俗称B-roll）以支撑被访者的口述内容，最早记录片里搬演的发明（《细细的蓝线》）起到的也是B-roll的作用。而在《痴》的摄影棚世界里，戏剧形式凸显的是对戏剧性的克制，往往画外音描述着事件对人的冲击，搬演场景里却鲜有事件或行动的发生，主演们多在徘徊踱步，或等待，陷入沉思，或从事着吃饭，晾衣服，浇花等日常活动。它们展现的不是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王兵的《和凤鸣》那样对现实时间的记录，而是带有人物情感重量的主观时间。如果说《和凤鸣》以极简的长镜头观念性地连接起了历史人物和绵延的现在时态，那么在《痴》的搬演中，过去和将来皆不可望不可及，历史人物似乎被永远地悬置在阴暗而大雾弥漫的“另册”历史梦魇之中。《痴》不仅揭示了书面语和口语作为证言的差异，也揭示了记录片的展览性与暴露性的差异——区分这一点是如今评断纪录片形式化有效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理解《痴》片虚构部分的前提。影片中形式最为复杂的搬演场景创造了全新的影像形式，也呈现了独立纪录片在面对当下时的可能与困境。我无意在本文对《痴》的形式探索作出周到的评论，但希望《痴》的文本及其现象能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影像形式与历史经验的关系，并思考在中国独立电影遭遇重重危机的当下，我们还能够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表达历史感觉，以及怎样看待纪录片的可能性与限度。［1］ 江萌，“从哀歌到狂想曲：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想象”，《中国独立影像》第12期，北京：栗宪庭电影基金。［2］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第145页。（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City: Zone Book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