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喜剧的核心是一系列的巧合，而悲剧的核心则是无法避免的命运；

2、好的喜剧用巧合指向命运，好的悲剧展示命运中的巧合。

罗念生先生一再说，不要被“悲剧”、“喜剧”的字面所蔽，而对于“Tragedy”与“Comedy”的更好翻译应是：“肃剧”与“谐剧”——区分两者的是其调性而不是主旨，前者严肃庄重，后者诙谐嬉笑，但它们都关心人与他的命运——好的悲剧从不哭哭啼啼，它振奋，好的喜剧也并非嘻嘻哈哈，它辛辣。

因此，在政治（城邦）生活中，最好的喜剧或悲剧还要通过人与他的命运折射出所在的政制与文化并对其进行批判，只有这样人与他的命运才能从背景中得到理解；否则，没了背景，人的遭遇就会变得空洞，结论就只剩下抽象的恶与善或者偶然的恶人坏事与善人好事之间的较量。

《命运理发师》基本上做到了最好的那一种：觉得它逗笑，但它显然不同于“疯狂的馒头”，觉得它沉重，但它绝非“芳华”。故事中的一系列巧合有它不能改变的硬东西，看似人的选择困境，实则是社会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的困境，在这种困境下，贱民或者高等人都活得不像人样，故事最终停留在两种力量的对冲处，看起来故事没有讲完，但这恰恰是一个负责任的现实结局，它暗示了方向，鼓舞了电影院中能被鼓舞的人，把接下来的可能延伸进印度人的生活。

曾听一位来北京读大学的印度博士生说：我有一百个理由赞叹中国，但我还是觉得印度好，因为在印度人们能理性地对话——即便是大声争执。

而这种争执恰恰是“现实”的基本含意。人，只有当他能够参与到某种具有现实意义的“争执”中，他才能体会到自身作为一个家庭成员、一位村民或者是学生、社区民、市民……及至一个公民的实存，人的政治天性才能得到满足，才能从根本上觉得自己不是无所事事的——故事的动力也必须来自这种意义上的行动者，故事必须从这种意义上的现实土壤中汲取养分，这样故事才具有自身的目的，否则故事就仅仅只有推理意义上的合理性，但它价值信念是空洞的、无效的。

当我们向着一个故事、一部电影发出“为什么”的提问，我们不仅仅是在问故事到底如何成立，我们还必须问：这个故事之所以令它这样发生，到底目的何在？

热衷于解谜的评论并不会带来真正理解，热衷于解谜的理性是狭隘的生存观念的展现。

最后，关于本片：

凡是仅仅以利益、好处驱动你的，必将威胁你、哄骗你，终将践踏你、屠戮你。而彼此以利互驱的人际与社会是真正可悲的，因为其中所取得物质进步与繁荣将只意味着某种筹码的增加——我们尽量壮大自己，以忍受彼此做在对方身上的一切不好的，只因为我们要赢得那场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比赛？

已经很少见到上了学的孩子眼中还有光了，是不是因为可上（消费）之“学”太多了？

匮乏，有时候，是珍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