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客厅听到老人在放这个电视剧，光是听听就受不了了，三观不正啊，蒋雯丽演的女主太苦情了吧，为了老公牺牲到什么程度，编剧是直男癌吧？还有，周围的男配和路人智商为0吗？货被扣了，跟道上的老大吃饭，前一秒还混混样，后一秒拿酒瓶玻璃要割动脉威胁，老大就转脸变好了，还很义气什么以后有事找他，神马逻辑？！感觉编剧就是在闭门造车，一点也不现实。

(原文刊发于《俄罗斯文艺》2017年第4期，作者张猛)

俄罗斯电影导演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Кирилл Серебрянников, 1969- ）首先是一名舞台剧导演，“果戈理-中心”的艺术总监。这些身份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他的电影作品剥离了具体的现实时空，获得了强烈的舞台效果。无论是2012年的电影《背叛》（Измена）还是2006年的《扮演受害者》（Изображая жертву），这种“抽离感”都非常明显。而2016年的影片《门徒》（Ученик）中的舞台剧痕迹则更加明显。这部电影改编自德国剧作家马里乌斯·冯·迈恩堡的剧本《受难者》，在拍摄成电影之前，谢列布连尼科夫已经多次把该剧作搬上“果戈理-中心”的舞台。影片最大的特色也恰恰不是电影镜头构成的故事本身，而是几乎可以凸出于屏幕之外的人物台词，是男主人公背诵《何西阿书》、《希伯来书》、《哥林多前书》时不容分辩的语气，以及他“引用”的典籍出处在银幕上浮现时的肃穆感。上述做法使影片的情节进展退到了次要位置，教室、办公室、游泳馆等场景的意义逐渐为舞台剧的语言效果、对话特征所取代。

事实上，这部电影的剧情展开的确较少依赖拍摄技法，电影语言的丰富性几乎没有被反映出来，很多镜头是从男主角背后跟拍，拍摄方式偏向于纪实片的手法。电影的整个剧情较为简单：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生活的少年韦尼阿明有一天接触了《圣经》，其中的经文使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狂热，以至于他到处使用圣经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评判他人：他认为男女生在游泳池暴露身体，尤其是女生穿着比基尼泳装，是“对神的玷污”，因此他多次逃课，并穿着衣服跳入水中以示抗议；在生物课上，他反对女教师使用胡萝卜和安全套讲授生理卫生知识，认为这是在诱导男女产生“淫邪”之心，当众脱光自己的衣服；他给班级里跛足的同学格利沙 “治疗”身体上的缺陷，并授意他谋害“犹太人”生物老师，在格利沙拒绝之后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信徒”……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丧失理性的做法饱受折磨，尤其是生物老师叶莲娜·利沃夫娜，为了帮助这个孩子从狂热中走出来，她自己本人陷入了对《圣经》的研究之中，而最终她却因为“作风问题”被校长开除……整部电影浸润在冷色调之中，尤其是接近尾声时，出离愤怒的叶莲娜·利沃夫娜将自己的鞋子钉在了教室的地板上以宣示“主权”，这一画面令人十分震惊，其实这也符合基里尔·谢列布连尼科夫一贯的风格：在影片《背叛》中，他就曾将长镜头和令人窒息的“沉默”画面运用到了极致，遭遇爱人出轨的两个人愤怒与绝望的心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

相比《背叛》，影片《门徒》更多地聚焦于主人公本人内在的心理冲突。一个具有青春逆反心理的少年凭借《圣经》典籍实现对“自我”的塑造，化身为坚定的信徒甚至是“上帝”本人，对世界作出“审判”，进行“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博弈，这更像是一个现代寓言故事。对于韦尼阿明的定位，远远不能够用“刻板”或者“狂热”这样的词汇，剧评人安德烈·阿尔汗格尔斯基甚至认为，“如果说用理想主义标准对待生活，尤任（韦尼阿明的姓）恰恰比大部分人更加真诚，更加坦率。他有坚定的原则、信仰、观念、热情、为理想牺牲的准备。但荒诞性恰恰在于，尤任用‘崇高原则’评判一切，而我们并非生活在崇高的世界，而只是在一个普通的世界里生活。”[1]将一个具有“弥赛亚”意识（确切地说，这是一种伪“弥赛亚”意识）的少年放置于普遍信仰崩塌的现代社会，其中的荒诞意味不言而喻。韦尼阿明既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同时在社会中，他又是一个中学生、一个离异家庭中的独子，很多时候，审判他人、驱使他人服从自己的欲望又使他具有了“上帝”的视角。我们试着借助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探讨，借助对韦尼阿明“身份认同”的分析，从主人公身份扮演的角度剖析文本，考察韦尼阿明作为“信徒”、“基督”和“问题少年”时的不同表现，以挖掘电影文本的深层主题。

执着的“信徒”与作为工具的《圣经》

在改编为电影之前，该剧作的俄文译名为《(М)ученик》，这恰恰是“мученик”（“受难者、殉道者”）与“ученик”（“弟子；学生”）两个词的组合。前一个词更多具有宗教意义，而后一个则与韦尼阿明的社会地位相吻合。事实上，如图1所示，仔细揣摩影片中的人物关系，可以发现其中的“门徒”具有多重意蕴：首先，信奉《圣经》的韦尼阿明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与耶稣的关系是复杂的，其中既有顺向的师承，也有两者身份的部分重合；其次，韦尼阿明将自己装扮为“先知”，使得格利沙成为他的“门徒”，自然，最终格利沙没有按照他的指令谋杀叶莲娜·利沃夫娜，可以算作他对这位先知的“背叛”；最后，叶莲娜·利沃夫娜及其她所代表的“科学”也代表着一种“师承关系”，韦尼阿明与格利沙分别成为她的“门徒”，只不过韦尼阿明是作为“叛道者”出现。《圣经》中对于“门徒”的描述有很多，譬如《路加福音》中有这样的句子，“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33）表面上看，韦尼阿明的确可以算作一个虔诚的信徒，他熟读《圣经》甚至可以背诵其中的文字，为了维护宗教的神圣，他以各种形式与自己的母亲、学校里的老师同学甚至与当地的神父发生冲突，在影片后半部分他还亲手制作了十字架，扛在自己背上，这些表现都可以看做他捍卫信仰的决心。但与此同时，这样一个“信徒”在“传道”时表现出的执着和冷漠态度又令人十分抵触，《圣经》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信众的指路明灯，而更像是他表达个人意见的工具。宗教典籍的神圣意义在他强烈的权力欲望作用下被消解掉了，剩下的只是一些内容空洞的教条。

在影片中，韦尼阿明经常依赖基督教典籍中的句子，为自己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开脱。他没有向母亲打招呼，领自己的朋友格利沙到家中吃饭。母亲责备他“先斩后奏”，晚饭她只准备了两条鱼，一点土豆，他却脱口而出：“上帝拿两条鱼喂了五千人呢！”接着他引用《马太福音》中的话，“上帝说，爱自己的父母多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母亲只是淡淡地说：“我用不着你爱我多过爱上帝，我只希望你能够尊重我就行了……我强烈请求你下一次带朋友回家时，提前告诉我。”韦尼阿明并不在乎母亲的反应，他继续引经据典，并要求格利沙饭前向上帝祷告。而格利沙无法做到忽视眼前的生活，他草草感谢了主，紧接着便感谢韦尼阿明的母亲提供饭菜。当宗教的信条和具体的生活场景发生了抵牾时，韦尼阿明其实是无力的，他无法找到应对的策略。他再清楚不过，眼前的饭菜是母亲打三份工挣的，这种落差让他十分懊恼，最终悻悻离席。韦尼阿明归根结底是一个信仰上的教条主义者，事实上，正如休斯顿·史密斯对这个问题进行的解释所述，“有限数量的斗篷和大衣如何分配给数不清的有需要的人呢？……耶稣并没有提供一定的规则来避免困难的选择。他所争辩的是对伦理问题所应该采取的立场。”[2](353)而这种深度的思考，已经远远超出了“拿来主义者”韦尼阿明的能力，或许也不是他真正的兴趣所在。

既然韦尼阿明勇敢地跳出来做基督教的卫道士，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站立在“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对立面，向学校的现代教育发难。生物课兼心理教师叶莲娜·利沃夫娜是现代科学与思想观念的代表，课堂上她的授课方式以及教学方法都显示出她思想先进的一面，而海滩上她与体育老师赤身裸体晒日光浴，也从侧面反映出她的前卫。但韦尼阿明的叛逆程度超出了她的想象，从她一开始笑着与韦尼阿明开玩笑，到后来她努力站在韦尼阿明的立场感动他，最终到她绝望而愤怒地将鞋子钉在地板上以宣示主权，她的信心一点点被击垮。在生理课上，不赞同“进化论”的韦尼阿明穿上猩猩的衣服装扮猴子，当老师示范避免怀孕的安全措施时，他又赤裸全身以示抗议。这些画面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袭击的伊斯兰教极端恐怖分子，他们甘愿为某种神圣的使命而殉道，恰似韦尼阿明摆脱了青春期的羞涩心理，作出一些极端的过激行为以“警醒世人”。

宗教与科学之间的争端由来已久，尤其是在“进化论”方面，韦尼阿明所说的“上帝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万物，第七天休息”与叶莲娜·利沃夫娜坚持的“大爆炸”与“物种进化论”，正是这一争端针锋相对的具体示例。著名的分析哲学家彼得·凡·英瓦根在论及达尔文的“进化论”时，建议用“弱的达尔文主义”将之取代，即将表述“对这一切多样性、复杂性、明显的目的论特征之唯一的解释是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发生”替换为“在对这一切多样性、复杂性、明显的目的论的解释中，随机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发生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它也许是全部的解释，也许不是。”[3](77-78)不难看出，英瓦根的这一做法使得原本“唯一正确的”“进化论”论证更加严密，而与之相反，韦尼阿明所代表的教条主义者因为坚持只有“创世纪”是终极真理，在叶莲娜·利沃夫娜的质问下就显得有些站不住脚。当老师反驳了校长的观点，同时反问韦尼阿明：“尤任，如果你是对的，那么我问你，上帝在造人之前干嘛了，睡觉了吗？那又是谁创造了上帝，圣经上有没有写？”穿着大猩猩服装的韦尼阿明抓耳挠腮，上蹿下跳，却根本无言以对。

从生活阅历上来看，“为神着魔”的少年韦尼阿明会令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罪与罚》中的人物拉斯科尔尼科夫，那个贫困的大学生沉迷于尼采的“权力意志”说，成为这种思想的忠实信徒，并且在践行理论的驱动下杀害放高利贷的老太婆。拉斯科尔尼科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基创作谱系中最重要的“地下人”形象的代表。他生活在废弃的阁楼顶上，“来自社会底层，拥有理智却没有权力，拥有欲望但缺乏实现欲望的途经。”[4](190)尼采的论述为他贫困的生活仿佛打开了一扇天窗，让他看到突破阶层固化现实的一条途径。因此，“杀人”成为拉斯科尔尼科夫“殉道”的关键步骤，而对于同样杀了人的韦尼阿明来说，却远远不是这样。韦尼阿明认为生物老师是他信仰的阻挠者，他希望借格利沙之手，“做一点什么事情”，让叶莲娜·利沃夫娜“无法张口说出话来”。他之所以提出杀人，动机极其粗暴、教条化：“她恨我们，因为她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他的理解中，就是耶稣门徒中的背叛者，理应被驱逐；并且，他仅凭生物老师的父称是“利沃夫娜”，就断定她是个犹太人。当格利沙没有执行他的计划时，他大骂格利沙是“叛徒”，一怒之下用石头砸死了格利沙。作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时，韦尼阿明并没有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忏悔意识，他忘掉了《圣经》“十诫”中的第六条：不可杀人。同样，在他诬陷叶莲娜·利沃夫娜对他进行性骚扰时，让人不禁想到他授意格利沙杀人时所引用的《提多书》：“他们歪曲真理，为了得到钱财，将不该引导的引导人。”可见撒谎骗人的并不是叶莲娜·利沃夫娜，而是他自己，从而大大增强了韦尼阿明言行不一的讽刺性。拉斯科尔尼科夫杀人的目的完全不是为了“利己”，他“在否定善的道路上迷误了，但他是为了善而否定善。”[5](4)而韦尼阿明的动机远远没有那么纯粹。他使用《圣经》作为工具，打着“摒除异端”的旗号，其实是出于个人私心的报复。有评论者认为，在被校长口头开除后，“老师拒绝离开——她用钉子将运动鞋钉在地板上，仿佛是以这种姿势，回应那个反感她的学生钉在学校墙上的、两米长的十字架。至此一切才得以揭晓，剧本的题目《殉道者》仅仅是在指她。”[6]相比之下，韦尼阿明作为一个狂热的信徒，不过是熟读《圣经》文本的教条主义者。

伪“基督”、 “神迹”与极权主义

作为现实生活中的“异端”，韦尼阿明对于周围人的反应不是没有察觉的。在学校里制造了沸沸扬扬的闹剧之后，一天夜里他醒来发现客厅里缚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形象——也可能十字架上的是他的父亲——他迷茫地坐在十字架旁边，向“耶稣”问询：“我的父亲，能不能赐予我力量？此刻我非常需要。因为，我奉你的名，给人带去痛苦。他们会感觉恐惧，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妈妈会哭泣……”这是整部电影中韦尼阿明唯一一一次对个人行为的检视。在其他所有的场景中他总是盛气凌人、据理力争，作为至高权威的代表“布道”。当他在历史课上宣读论文，向台下的同学和老师引据《马太福音》的论点时，他倚靠在黑板上，用粉笔在自己的头顶画了一个圆圈，而这正是“神”的象征。这个中学生已经把自己等同于“基督”，至少他认为自己是基督在人间的合法代表，有权对世人进行审判。这是他作为“神”的权力，也是义务。

韦尼阿明毫不怀疑自己的宗教权威，所以在格利沙请求做他的“门徒”时，他带着虚荣心接纳了后者，并许诺可以治好韦尼阿明的腿，“我说让你的腿变好，它就应该变好。”他让格利沙躺下，抚摸着他的病腿（在这之前他弄错了哪条腿需要治疗），煞有介事地进行祷告——应当指出，他请求“神迹”的仪式充满了暴力，像巫师一样大声喊叫。“神迹”是宗教信仰具有超能力的重要体现，旧约中的“赏善罚恶”、新约中耶稣为信众治病或解除危难，都可以作为耶稣基督施行“神迹”的体现。许多学者都曾对“神迹”的权威性提出过怀疑，譬如斯宾诺莎就认为，神迹在本质上并没有与自然的运作相违逆，因此人们不能通过它达到认识上帝的目的。[7](92-93)然而毫无疑问，让信众亲眼看到神迹，必然会促进宗教的传播，深化信众对上帝的认知。也有学者认为，“在基督教神迹与基督教的扩张之间存在着某种互动的关系：基督教借助神迹而得以传播，神迹则因基督教的扩散而对社会产生日渐重要的影响。”[8](91)韦尼阿明歇斯底里的仪式没能够让格利沙的腿变得正常，这势必削弱了他本人的权威。虽然格利沙依然崇拜韦尼阿明，但他向韦尼阿明投射的更多的是对他本人的爱慕。韦尼阿明自然可以为自己辩解，认为“神迹”之所以没有出现，是由于格利沙不够虔诚。然而他的神情中明显表现出失落和沮丧：他大概没有料到，自己的信仰没有给他增加更多权威，反倒使他名誉扫地。

不过韦尼阿明的斗志并没有被这些挫折打击，他在对待周围人的时候依然保持激进的态度。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感兴趣的是基督教中描述“暴力”的成分，那些关于“惩罚”的经文与他内心的“恐怖主义”欲望恰好暗合。在神父建议他成为一名教士时，两个人因为基督教信徒的信仰是否足够“彻底”而发生了争执。韦尼阿明号称愿意为信仰而死，并谴责神父贪生怕死，认为正是他们这样的人败坏了东正教的声誉。其中他援引的《马太福音》中的经文，“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根据《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马太福音》中的解释，“动刀兵在这里并不是指军事冲突”，而是为了建立与基督教神的关系，“波及最亲密的家庭关系的尖锐的社会分裂。”其中的“刀”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中也改用“分争”来代替[9](160)。而韦尼阿明从字面意思去理解经文，自认为可以凭借这一条向神父叫嚣。这种对《圣经》的曲解、滥用在影片中比比皆是，如俄罗斯《生意人报》上的评论所言，韦尼阿明的行为表明他更像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恐怖主义者”，恐吓周围的人“完全按照圣经上的字面意思行事”[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并没有完全像自己同“天父”忏悔的那样以“仁爱”对人，而是借助宗教的名义包装自己的权力欲望，他遵从的不是“信望爱”，而是某种观念上的“极权主义”。

2008年，德国上映了一部探讨极权主义的电影《浪潮》，发生背景也是在中学校园里：中学老师文格尔在给学生讲授“独裁统治”的课程时，为了增强教育效果，想出了“独裁”的实验。他们建立了一个叫做“浪潮”的组织，在为期一个周的实验中，学生们必须对他言听计从，而他自己则处于独一无二的领导地位。这些学生一开始抱着玩乐的心态，后来竟然迷恋上了该团体，被纳粹的“集体”、“纪律性”等信念彻底洗脑。《信徒》影片中的韦尼阿明自认为得到了“圣谕”，可以像内心构想的决绝的“上帝”那样，审判他的“子民”，讨伐“背叛者”。影片中他所引用的经文，相当一部分都与“杀戮”、“惩罚”有关。譬如，他告诉母亲，游泳课亵渎了《圣经》，没有听从主的旨意时，竟然引用《约翰福音》，宣称“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约翰福音》12：48）格利沙受到同学欺负，韦尼阿明断定这些人一定要遭报应，“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路加福音》3:9）原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被他极端绝对化，就连对养育他的母亲，他也毫无体恤之情，认为母亲与父亲的离异是由于母亲在身体上的背叛，上帝必会审判她，“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13:41）在韦尼阿明的内心，燃烧着熊熊的“复仇”的火焰，他渴望能像“上帝”一样，对周围的人实施审判和惩罚。

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分析了人渴望制造暴动的心理：“恐怖主义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它变成了一种哲学，表达失落、厌恶、盲目仇恨，这是一种政治的表现。暴民所需要的也就是走向历史，哪怕付出的代价是毁灭。”[11](11)在历史课上，老师打断韦尼阿明的话开始讲“斯大林的独裁政策”，实际上这是对韦尼阿明“权力欲望”的一种平行叙事。韦尼阿明披上了宗教的外衣，但传达的思想与斯大林所代表的“独裁政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基督教教义上倡导的“爱你们的仇敌”（《马太福音》5：44）不同，他尤其喜欢将“异端”区分出来并予以贬低、排斥甚至打压。对于自己的朋友格利沙，他称呼其为“残疾”，并认定是他的父母做坏事遭了报应，才导致他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叶莲娜·利沃夫娜更是被他称为“犹太人”，并成为他想要除掉的对象。为了彰显自己作为“领导者”的地位，他收格利沙为门徒；而当格利沙没能按照他的指示迫害叶莲娜·利沃夫娜时，他大骂他为“犹大”，并拿出《圣经》，让格利沙朗读其中的片段，趁机举起石头，砸向了自己“门徒”的后脑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段经文确实是关于“流血”的：“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希伯来书》9：22）至此，韦尼阿明和今天伊斯兰世界的“恐怖分子”已经没有多少区别。

“问题少年”和他身后的社会

作为“信徒”和伪“基督”的韦尼阿明之所以会在“布道”活动中屡遭挫折，很大原因是他与背后世界在观念上的冲突。宗教的神圣性在技术文明日新月异的映衬下，有些相形见绌；当地的神父所理解的基督教的意义更多表现在“心理疏导”层面，信众来到他的面前忏悔，与主对话，以实现心灵的净化；韦尼阿明的母亲、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并没有十分严肃地将韦尼阿明的警告记在心上，就像学校的保安和行政人员面对韦尼阿明钉在墙上的十字架，虽然他们面对十字架在胸口画了十字，但他们的茫然情绪表明，所有人内心未必真正肃然起敬，不过是履行一种仪式罢了。

在普通人的认知中，韦尼阿明不过是一个“问题少年”：他父母离异，处于青春期，在学校里特立独行，甚至因此得到女孩子的青睐。然而忽略他“惊世骇俗”的言行，如果我们追踪韦尼阿明的日常生活，将能够发现在今日俄罗斯（抑或是今日世界）青少年教育、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许多问题：母亲一开始怀疑韦尼阿明“吸毒”，可见这在中学生中并不算十分罕见；韦尼阿明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单亲家庭的种种问题；同班同学特卡秋娃主动引诱韦尼阿明与他发生性关系，这恰恰反映出青春期的普遍问题，也证明了叶莲娜·利沃夫娜开设生理卫生课的必要性；叶莲娜·利沃夫娜与学生家长之间的冲突、与校方领导之间的冲突，暴露出校方与家长之间的矛盾、学校管理层知识结构的窘状、教育“去行政化”的艰难……正因为影片反映出的诸多社会问题，俄罗斯《新报》记者叶莲娜·季亚科娃撰文称，“从马里乌斯·冯·迈恩堡的剧本中产生了非常俄罗斯的、非常现代的、在诊断上一针见血的历史。”[12]

首先，在单亲家庭成长的韦尼阿明对于缺场的“父亲”保持着持续的想象。在男孩子的青春期，“父亲”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譬如开场母亲和他谈青春期男孩的生理常识，让韦尼阿明十分窘迫，设若这时与他沟通的是父亲，效果可能会好很多。从母子对话中可以得知，韦尼阿明的父母离婚与父亲的家庭暴力、母亲的出轨有关系，但韦尼阿明并不认同母亲的说法，他始终在维护父亲的权威，并认为母亲犯了“奸淫罪”，上帝会审判她。“笃信宗教”是在精神层面寻找“父亲”的过程，宗教心理学上提出一种“上帝是父亲形象的投射理论”，这种理论是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进，认为“上帝的形象类似于父母的形象。”[13](267)韦尼阿明半夜醒来，看到客厅里的十字架和绑缚在上面的“基督”形象，很可能来自于他的父亲，而他发出的哀求，也不仅是对天国的“父”，还折射出他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父亲庇护的茫然心境。“寻找父亲”是人类心理结构层面亘古常新的话题，鲁伊基·肇嘉把这种寻找与子辈渴望成长的欲望联系在了一起：“他在寻找他的父亲，就像他曾经从外部了解过他一样。他想结识在他内心中生活的‘父亲’：他想成为一个成年人。”[14](360)另一个将“天国的父”与“生身父亲”糅合的情节出现在影片接近末尾的地方：母亲发现韦尼阿明在用木板制作十字架，走上前询问他，同时回忆了当年韦尼阿明的父亲为儿子死去的家兔做十字架的往事。韦尼阿明告诉母亲，“我要去找我的父亲了，他召我去”，母亲立刻陷入了绝望之中，她劝说儿子“他玩你两下，就把你扔了，你得不到他的半点眷顾”。表面上看母子俩谈的是两个对象，然而实际上这两个“父亲”却在很多方面出现了重合。整个场景选用与地面垂直的俯视角拍摄，这种用来表现“巨大空间”和“宏大场面”的拍摄方式，使得观众仿佛作为“上帝”来观看韦尼阿明制作十字架的场景，画面中的两个人都成了无足轻重的点，只有平放的十字架位于冷峻色调画面的正中，似乎在对心理上疏远的一对母子进行审判，给人一种压抑、低沉的观感[15](66)。

其次，影片多次涉及青春期的“身体敏感”问题。镜头十分敏锐地捕捉到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身体状态，特卡秋娃穿比基尼站在韦尼阿明面前，处于青春期的他在生理上根本无法阻挡这种诱惑，在泳池旁边读《圣经》时，他忍不住偷偷瞟从身边经过的女生的身体。但他所信奉的宗教“禁欲主义”又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他努力抗拒特卡秋娃的身体，同时也对格利沙展现在自己面前的身体十分鄙薄。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考察宗教的“禁欲”时，从“欲望”与“罪恶”的关系入手，肯定了“禁欲”的积极意义。他认为，“禁欲生活与对罪的意识以及同恶的斗争相关。罪产生痛苦。通过禁欲生活的方法人给自己制造自愿的痛苦，以便找到摆脱从外部打击人的，不自愿的痛苦的途径。人们企图通过禁欲生活克服恶。整个精神生活都与恶和痛苦问题相关。”[16](104)然而，韦尼阿明的“反抗”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意义：他面临的是青春期每个人需要面临的正常生理蜕变，并不是《圣经》中讲到的种种与肉体欲望相关的败德行为。况且，他生活的时代的影像，也让原本看似崇高的行为削弱了震撼效果：体育课上男女生在做运动，露出青春活泼的身体。随即镜头转到海边，叶莲娜·利沃夫娜和男朋友在石头上晒日光浴，一对赤身裸体的男女从他们身后走过。镜头缓缓移动，将石头上站立或平躺的各种裸体呈现在银幕上，同时传出韦尼阿明读《马太福音》（6:25-34）的声音：“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么？身体不胜于衣裳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按照《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马太福音》的讲解，这里强调的是“处于第一位的不是衣食住行，而是对神的信仰”[9](115)，告诫世人不应该把对物质生活的忧虑看做最重要的。但导演对这段经文的再现似乎并非如此：此处身体和感官上的享受超越了一切，人们赤身裸体躺在太阳底下，不是在感念上帝，而是在享受自然生命的愉悦。

最后，以校长为代表的学校行政管理层的言行，也暴露出许多基础教育方面的弊病，反映了俄罗斯社会普遍存在的某些问题。譬如面对生理卫生课上韦尼阿明的捣乱，校长的回应折射出管理层的蛮横和无知。她以专横的态度评价叶莲娜·利沃夫娜的授课，在“蝙蝠是鸟类还是哺乳动物”这样的常识性问题上犯下可笑的错误。在学校召开的座谈会上，校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领导才能，她坐在与普京照片正对的地方发号施令，似乎是导演刻意的安排。影片中还插入了一段校长办公室里“女人们的恸哭”：办公桌上摆放着红酒、柠檬、巧克力，校长与教导主任喝着酒，听一个行政人员唱伤心情歌，几个女人都泪流满面。这种场面完全打破了观众对“办公室”的期待视野，学校的领导人完全与家庭主妇没有任何差别。导演有意制造了这种“身份错乱”、“场景错乱”的效果，譬如校长和教导主任在学生离开后，用叶莲娜·利沃夫娜带来的胡萝卜与安全套互相调侃；影片接近末尾时，校长等人在会议上公然嘲笑叶莲娜·利沃夫娜是“犹太人”。这些场景背后都隐含了许多与国家、社会相关的问题，因篇幅和本文论述主题的限制，不一一赘述。

结语

不同于一般成长题材的电影，《门徒》展现出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少年非常极端的生活状态：他成长于父亲缺场的家庭，借助对基督教的信仰为自己建立起极权主义帝国，对家人和同学、朋友、教师施行“审判”的权力。他标榜自己是纯正的宗教信徒，熟读甚至背诵《圣经》中的经文，并在日常生活中援引它们，其实不过是把《圣经》作为工具，以佐证和强化自己作为“审判者”的合法地位；韦尼阿明坚信只有自己信奉的才是唯一的“神”，而他作为基督在人间的代言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基督”，同样可以施行“神迹”，拯救世人。然而，他所宣扬的是 “流血”和“杀戮”的拯救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更像一个裁决别人的极权主义暴君；尽管在精神层面，韦尼阿明将自己摆在了类似于“基督”的位置，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不过是一个处在叛逆期的单身家庭的男孩，他对异性身体的排斥、对老师和母亲的反抗心理也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同时，从他与家庭和学校的“抗争”，也暴露出俄罗斯现实社会的一些弊病。

据《门徒》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介绍，这部电影的投资不足100万欧元，然而2016年影片在1500部世界电影中脱颖而出，获得戛纳电影节展映的机会，并夺得“一种关注”单元弗朗索瓦·加莱奖，这不能不归功于影片本身的独特魅力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具有多重身份的韦尼阿明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影片导演所表现出的“一种关注”，既是对青少年成长的关注，更是对当下这个普遍信仰缺失、宗教信条歧义丛生、因观念不合而引发战争的社会病态的“一种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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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Дьякова Е. Крест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сборки[N], Новая газета,23 иння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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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刘金河：选准摄像机的拍摄角度[J]//电影评介，200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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