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阿三版本的这部印度版战狼:《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太雷了，天雷滚滚，阿三意淫过火了，把巴基斯坦塑造成智障一般的对手，把印度士兵塑造成开挂无所不能的神兵，只能说这一切都是拜英帝国主义所赐，当年的印巴分治政策让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冲突不断，平民死伤不断，印度和巴基斯坦战火不断，真的是万恶的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留下的恶果，受苦受难的永远是平民老百姓，现在的西方国家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尽力让印巴平衡，才不管他们的死活！一个国家只有自己强大了才有话语权，才能在国际社会上占有一席之地！想想两德问题，朝韩问题，印巴冲突，俄乌冲突，中台对立，中东战乱等等都是和当年的二战有着直接关系，而这些问题中只有两德问题得到了完美解决，在这点上真的很佩服德国人，德意志日耳曼民族太可怕了，韬光养晦，与时俱进，让人觉得瘆得慌！《乌里：外科手术式打击》是一部印度动作电影，于2019年1月11日上映。由首演Aditya Dhar编剧并由 Ronnie Screwvala在他的旗帜RSVP电影下制作。主演维基·卡肖尔，帕里什·罗尔，莫特·雷纳和雅美高塔姆，这部电影是根据2016年印度陆军对巴基斯坦的外科手术式打击作为报复乌里攻击的真实事件改编。

网上一直流传着一个“中国大陆十大禁片”的帖子，每部片子被禁的理由都写得有鼻子有眼，有些理由大抵是站得住脚的，有些则不然，比如说《活着》是“诋毁社会主义法制，诋毁政党执政能力”，这不是瞎掰么？都什么年代了，封杀一部电影还犯得着如此上纲上线？我向来很不喜欢网上一些写手自己罗列个十大八大十六大，然后冠上个很惊世骇俗的标题，好像这X大如何如何权威，不过是唬人罢了。最近一直在对比着认真观摩陈、张两位大导演的早期作品，比如看一部《黄土地》，就接一部《红高粱》。这不，看了《活着》，顺带着拿出《霸王别姬》来复习了一遍，本来是想把《蓝风筝》也一起复习下的，实在是当初看《蓝风筝》留下来的那股喘不过气来的压抑感一阵阵袭来，不忍再看。看完《活着》，我就冒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禁它？这样的疑问在初次看另两部作品的时候，不曾有过。关于它为什么被禁，原因众说纷纭，在没有内部人士站出来解密之前，我们也只能猜测。而我比较倾向于这么一种说法，即片方的不积极报审所致。也就是说，由于本片的投资主要来自海外，片方并没有打算靠大陆市场来收回投资，更何况当时大陆对海外投资的票房收入卡得很死，所以就干脆来个鱼死网破，讨个被禁的响头来刺激海外市场，同时还对影片的评奖起到某种作用。导演和投资方，一个得名，一个得利，如此岂不两全？这么一说，似乎颇有点“小人之心”的味道，但分析一下，却不无道理。就在前一年，张大导演的同学陈大导演可是在国外摘回了分量极重的一片金叶子啊！而《活着》与《霸王别姬》，相似之处还真不少：比如都是导演首部以海外投资为主的大制作，演员都有巩俐和葛优，配乐和指挥也是一班人马，都用了一种传统艺术作为载体，都有一个人给打成了反革命，故事的时代背景也是几多重合……张同学拍这片子的动机和意图里，多多少少有一些竞争的成分，哪怕没人跟他竞争，他也得跟自己较劲啊，出道都十年了，是该有部代表作了！我没看过据说比电影好得多的原著，就单说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我没觉得它把“活着”的含义给说透了，虽然台词中不止一次地道出了什么是“活着”。这片子我看得还比较轻松，特别是二喜那段，挺乐呵的，有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感觉，结尾那个长镜头更是温情得不得了。按说本片最抓人的地方应该是两个孩子的死，但至少我没有被打动，两个孩子的死都非常戏剧化，戏剧化的处理是应该的，只是我觉得导演没处理好。第一个孩子死在头上的时候，突然春生出现了，悲转为了愤而后是怒；第二个孩子死在头上的时候，一个王教授在那里好不麻烦，让人不知是该喜还是悲，只能感慨起“乐极生悲”来。而这两个孩子的死，都是直接死于突发事件，间接死于时代环境。也就是说，本片的悲剧首先是个人悲剧，其次才是社会悲剧。这是与《霸》和《蓝》最大的不同，前者突出的是社会悲剧，后两者则是个人与社会并重。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在意识形态上它并没有达到被禁的底线，更不用说逾越了。当年反思文革的《芙蓉镇》，同样是在讲一个“活下去”的故事，不就顺顺当当地公映了么？《活着》和拿刚捧回小金人的《窃听风暴》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片中没有反面角色（《窃》顶多就那个国安局高官算反派），本来我是很惯性思维的，先后估计了好几个人会成为“坏人”（就像《霸王别姬》里的小四）：将来长大的有庆、当上干部的春生、和和气气的镇长或者精明能干的二喜。结果都没有，相反这些人还都是“好人”。另外，它讲了集体食堂，但没说食堂的不合理；它讲了土法炼钢，但没说那钢不能用（就像《窃》没有把东德说得一无是处）。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去直接揭露什么人性的恶和制度的恶，从这一点上，也遭不来封杀之祸。我也绝不是说反思历史就一定要着力刻画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我倒觉得《活着》这种淡化意识形态的方式挺好，只是导演没有做到位。《窃》也同样淡化了意识形态，做得就样样到位。换句话说，把它虚构成某个别的国家或者移植到某个专制国家，这个故事也同样可以发生；完全撇开意识形态，就把它看成是一个人追求自由和心灵救赎的故事，其水准也不打折扣。理性的德国人甚至还在最后借那位曾经的部长的口来发问，现在的联邦德国就是我们想要的自由国家吗？在批判专制的同时还不忘质疑现状。而从整体上，《活着》要是完全撇开意识形态，这故事基本上就很弱了；可要是说它如何如何地批判了大跃进和文革呢？力度显然又不如《霸》和《蓝》。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被夹在了中间。最主要的问题，我觉得是导演对本片节奏把握和戏剧张力失衡，各个时期的时间分配和故事衔接不是很好，有些情节跳跃比较突兀，有些又显得拖沓。而且片子花了那么多篇幅讲春生欠一条人命，结果却不了了之，对春生的后来一点交待都没有。还有片尾突然提到镇长被打倒，也没了下文。这两个安排最让我不满意，人家王教授好歹最后还提到了他不再吃馒头的情况呢。虽然很多人都认为《活着》称得上是张导的代表作，我也觉得它还不错。但看了这么多他的作品之后，我还是不得不说，我觉得张导的代表作是《英雄》。真的，不是讽刺。撇去为秦始皇翻案这条黑线，我可是对它色彩的运用喜欢得不得了。说到底，张导就是个摄影，大摄影，中国头号摄影。这点我绝对服！试问《活着》代表了他的什么？风格？手法？思想？态度？我都没有看出来。三大导演在同一时期完成了反映同一时代的三部力作，遭到封杀的《活》、《霸》、《蓝》也正好成了他们的分水岭，打那以后，张艺谋堕落了；陈凯歌入魔了；田壮壮沉默了。【补记】

其实当初写作本文，初衷是对网络上以讹传讹“被禁原因”、追捧甚至神话禁片的做法的一种回应。本文的主体内容更多是对电影本身的一些评论而不是要纠结于“《活着》到底为什么没能活？”两年前张艺谋做客《非常道》时首次谈到本片被禁，他只说了一句“我个人在制度面前是渺小的，自己也觉得无能为力。”而一年前余华发过一条微博说：“还记得当时张艺谋时常说原作里的什么细节要改动，审查才能通过。”虽然这些话语依然提供不了对于本片被禁更多的说明，但至少可以表明导演本人当时报审的态度是积极的（制片方的态度则不得而知）。被禁也许与当时一批电影被禁的大氛围不无干系。——2012年1月22日除夕夜

近来读到宅少2020年发表的《国产片删改往事》一文，从中发现早在2010年，《南方周末》专访电影局前副局长柳城，已经讲明了《活着》被禁的原因：“张艺谋的《活着》剧本是没问题的，也通过了审查，最终被禁是没有经过许可拿出去参赛了。”宅少则进一步说道：“公映意见一直没下来。张不想跟官方起冲突，觉得不参赛就不参赛吧，也不差这一部。结果‘猪队友’台湾制片方把拷贝送到戛纳去了。”这倒是跟我当初说的“片方的不积极报审所致”对上了，此案结。——2022年6月18日

【仅纪录一些想法】

看之前就总想到《河畔》。暴力，死亡，肉体，青春。影像的风格天差地别，激起的情绪也完全位于对立面。河畔是阴冷，潮湿，封闭的窒息。吉娃娃是炫目，眩晕，放纵后的一无所获。霓虹光，电子乐，MV式的剪辑和运镜方式，视觉快餐消费成功刺激感官。吉娃娃和那场六百万的旅行，正如miki所形容，是一场青春自杀式袭击。冲进你生命里，打乱一切自制力，打破叛逆的禁锢，去疯狂，去挥霍，去享受一切刺激。

最想提的一点是二宫健如何用叙事和剪辑共同创造出一种新的时间影像（当然，只是自己感觉，欢迎大家讨论）。二宫健选择的是再普通不过的闪回叙事，把吉娃娃被肢解抛尸大海的新闻放在开头，紧接着通过miki的回忆回到第一次在酒吧看到吉娃娃。但由于影像表达，从吉娃娃第一次在酒吧出场到其去世中间的时间仿佛被压缩。抢包的狂奔配合音乐、剪辑、表演里留下一抹过于鲜活的亮黄色。这样的生命力与死亡两者紧密的捆绑起来，符合高潮时戛然而止的戏剧性。以至于之后影片的主体部分用鱼眼镜头和XXX如是说串联起的闪回叙事难以轻易进入两者中间。吉娃娃和众人的疏远、自身的堕落这段时间更像是番外故事，与本体无关。二宫健利用酒吧相似的环境，吉娃娃无懈可击的笑容，miki单调隐忍的脸，让这些闪回停在了某一点。就像是播放卡带想要倒带重放，却始终卡在同一处。电影里有意无意出现的时钟意象也让一切处于一种动荡的静止。聚在一起讨论赃款钟表的运动和每个人的脸交替剪辑，派对中圆形的大床。最灿烂的时刻被定格在此。看似快速的剪辑在整体的叙事架构下变得缓慢，趋于停止。正因如此，miki想要知道的吉娃娃为何被杀的真相在谈话中越离越远，每个人在回忆中反省的是自身。吉娃娃的人物形象在这种“罗生门”式的追溯之中并未丰满起来，而是成为碎片围绕在聚光四周。

此外，除了表面上担任“采访者”的miki，电影存在另一叙述者构成了双重“纪实”—-拿着摄影机的永井。这一角色因为我自己的偏爱也不自觉给予了很多关注。在电影中拿摄影机的人本身就具有多重的符号性。如片中直接说到的通过镜头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孩，利用摄影机释放欲望与情感。是放大之后的时常被沿用的母题。也不用说片中的DV插入丰富了影像的表达形式，也再次为永井塑形。二宫健还赋予其标志性的帽子。塑造一个成功的形象在视觉上为其设计一个标志性物件，无疑是简单又有效的方式。比如永井的帽子成为他形象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部分一旦缺席就会自然引起观众的主义。在电影中他只摘下过两次，都为拯救“溺水”的吉娃娃。泳池里的身体救援和鼓起勇气试图从坂田手中拯救吉娃娃而抛出稚嫩的橄榄枝。

另一点就是新型社交型友谊。吉娃娃说的话可能是最直接的表达：“大家度过那么多快乐的时光，所以以后一定也会一直在一起。一旦开始这么想了，就预示着不会见面了”。一起疯狂过的朋友理应更加珍惜，而现实却是自此之后渐行渐远。甚至没有什么现实因素的阻拦，当代人的友情就是这样随机又短暂。吉娃娃短暂地出现在这些朋友的家里，又无声无息地离去，也没人想去挽留或者寻找。就是不在乎才能玩得开。一切似乎都无关紧要，无关痛痒。认识的人去世也好，大爆炸也好。没有真实地刺痛自己，就只是存在于屏幕那头一则新闻而已。最后在海边，每个人对着镜头自我介绍，只有和吉娃娃相处时间最短的小熊直接表达了悼念。

我们都会希望生命中出现吉娃娃那样的人，我们也不会忘记那段彩色的时光，但也就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