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老妈看了会，实在看不下去跑了出来。顺治是清朝首个入关的皇帝，而且死的也早，23就挂掉了。先不说宫里那些直接对喷的皇后妃子。就说顺治下江南微服私访就够让我喷出一口老血。

清军入关前几十年一直都处于战乱中，一直到乾隆皇帝时期都在担心汉人太多怕清军守不住江山，一直都有退回关外的计划。顺治时期江南一直在南明控制范围。郑成功收台湾的时候已经是乾隆朝，而收台湾的很大原因也是陆地上不好混退守海外的意思。顺治只要脑子不傻，满朝文武不想换皇帝，根本不可能让他下江南。

在一个妓女董小宛去衙门告状就更扯淡了。

皇上从里到外一身黄色衣服去微服私访，当别人都是傻子吗？

剧里官员智商如同弱智，还有强行装逼打脸的情节，看的我都想哭。要是放2、30年前或许还能看一下。放现在实在接受不了。

算了，编剧自己都不要脑子，我也懒得多说了。

原载http://artforum.com.cn/column/9400从第一部纪录片作品《大酒楼》到最近第六部的《痴》，邱炯炯的创作主题与美学已清晰地积累并发展成为一套极为独特的方法论。自始至终他致力于为“小人物”（邱炯炯语）做影音肖像，而他所定格的小人物，往往是无法进入历史的，或者被放逐在历史之外的主体。这是一个颇为七零后的生命样式，邱炯炯既不像成长在极左年代的前辈胡杰那样有着把握历史总体性的企图，也不像成长在市场经济时代的后辈（譬如毕赣）那样着迷于消散历史实体的形式实验。90年代之后的社会被愈加单一的秩序支配，在历史感的消失成为普遍经验的当下，邱炯炯追随着一个个口述者，在天马行空的音画搬演与重构中试图接近参与历史的可能性，接近那些主体与其行动尚未失去关联的时刻。对这些时刻的执着让邱炯炯跳脱出一般意义上传记型纪录片的时间维度，正如《痴》片一开头便宣告了主人公张先痴人生中最具决定意义的事件：“张先痴，男，一九五七年八月被划为右派……一九八零年八月收到平反通知书被无罪释放。”——尽管《痴》片主要着墨的是张先痴在23岁被划为右派之前的成长故事（bildungsroman），入狱身着蓝色劳改服、由张新伟扮演的青年张先痴形象非但不是叙事的终篇，反而成为了一个自由穿梭在时空中的，德里达意义上的“幽灵”。这个幽灵不断地出现，扛着工具，拖着步子，干扰着影片的线性叙事，频繁地与幼年和少年时期的张先痴擦身而过，在好几个“伟大领袖”附近现身。小人物试图参与历史的行动注定无效，而这个徘徊着的幽灵一次次将“然而行动无效”转化成“即使行动无效”，张先痴也在曲折前进的编年史里迸发巨大的能量 ：他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罢课，与他眼中腐败的国民党将官父亲断绝关系，成为解放军一员，他追求爱情，他写作。采访镜头里年逾八十的张先痴本人在回顾前半生时依然饱含生命能量与意志， “痴”在这里既是表像又是隐喻。影片交织着多重的叙事时间性，有老人充满感染力的现场口述，有邱炯炯本人和其他表演者演绎的取材自老人自传文本的旁白或独白，有毛笔字字幕交待的大写的历史背景，这些复杂的叙述机制让影片得以在主观视角和全知视角之间灵活切换，提供了一种关于个体和历史的辩证法：人物既囿于历史事件的冲击，又有反身评述历史的能力。我在过去的论文中曾提出，邱炯炯或许是第一个直接回应证言（testimony）与历史性（historicity）之间关系的中国独立电影导演［1］。在他的纪录片《彩排记》中，曾经的川剧演员“花脸爷爷” 在一段长达三分半钟的片段里用方言回忆过去，他的口述如此不清以至于只有零星几个词语能进入字幕，他的口述状态而非内容进入了特写镜头。到片段尾声，戏曲画外音响起，老爷爷声音被完全隐去，此举更加凸显了他在口述时面部表情的艰难与痛苦。在《痴》中，张先痴初次从大字报上得知父亲被处决时没有伤心，因为他相信“父亲是阶级敌人”。但有一次，张先痴在医学院解剖室见到堆叠的尸体，从同学处得知其中多数是被枪毙而无人收尸的人：“那些赤身裸体的尸体里面，当然也看不清楚，因为他们重着摞着，我想万一有一个是我爸，怎么办呢？我在停尸房里面想到我父亲如今竟然死得这样惨，死了还要被划开看，所以我就突然哭起来了。也是因为这福尔马林的刺激，所以我的哭也很容易被遮盖住，一般你也看不出来我是在哭。那个时候，如果是因为阶级敌人死了而哭，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我擦擦眼泪，就跟同学说，狗日的福尔马林这种药水，太整人了，眼睛简直受不了。”大字报一段有邱炯炯用普通话念的独白，配以搬演展示情节。而解剖室一段口述，我们只能听到张先痴的四川话，画面则是超过两分钟的黑屏。这个片段再次挑战了我们在遭遇历史见证者之前对他们所持的观念。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一位历史见证者能否简单地被看成编年史的一个标示（index）。它拷问了影像记录口述史这一形式本身，以及给历史赋予可靠知识的可能性。 阿甘本指出，证言本身是一种关系，处于言语（speech）的可能性和言语的确实发生之间，证言的存在必须与言语的不可能性建立关系［2］。也就是说，它只能以偶然性（contingency）存在，它必须包含不存在的可能。邱炯炯风格化地强调了见证者言语的偶然性，展现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历史性，它不仅仅试图修复被主流历史编纂排除的内容，还拒绝主流历史编纂本身的形式和依据。在邱炯炯看来，“福尔马林药水掩饰哭泣”一段口述，是不可承受、不可再现、不可想象的内容。对这一内容的视觉表现必然让影像远离记录片的展览性（exhibitionality）反思空间而重回暴露性（exhibitionism）的滥觞。与这段口述的处理方式相对应，他的搬演，或称情景再现（reenactment）场景完全拒绝了自然光、外景、全景镜头和同期声等纪录片本体化了的形式，进一步与记录片的证据式展示方法对立起来。一般来说头部特写采访（talking heads）片段常切入各类视觉档案（俗称B-roll）以支撑被访者的口述内容，最早记录片里搬演的发明（《细细的蓝线》）起到的也是B-roll的作用。而在《痴》的摄影棚世界里，戏剧形式凸显的是对戏剧性的克制，往往画外音描述着事件对人的冲击，搬演场景里却鲜有事件或行动的发生，主演们多在徘徊踱步，或等待，陷入沉思，或从事着吃饭，晾衣服，浇花等日常活动。它们展现的不是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王兵的《和凤鸣》那样对现实时间的记录，而是带有人物情感重量的主观时间。如果说《和凤鸣》以极简的长镜头观念性地连接起了历史人物和绵延的现在时态，那么在《痴》的搬演中，过去和将来皆不可望不可及，历史人物似乎被永远地悬置在阴暗而大雾弥漫的“另册”历史梦魇之中。《痴》不仅揭示了书面语和口语作为证言的差异，也揭示了记录片的展览性与暴露性的差异——区分这一点是如今评断纪录片形式化有效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理解《痴》片虚构部分的前提。影片中形式最为复杂的搬演场景创造了全新的影像形式，也呈现了独立纪录片在面对当下时的可能与困境。我无意在本文对《痴》的形式探索作出周到的评论，但希望《痴》的文本及其现象能带领我们重新审视影像形式与历史经验的关系，并思考在中国独立电影遭遇重重危机的当下，我们还能够如何进入历史，如何表达历史感觉，以及怎样看待纪录片的可能性与限度。［1］ 江萌，“从哀歌到狂想曲：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历史想象”，《中国独立影像》第12期，北京：栗宪庭电影基金。［2］ 吉奥乔·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第145页。（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City: Zone Books, 2002.

有很多我喜欢的镜头和情节，也有我很爱的人物，然而尤其是中间部分，内容撑不起那么慢的节奏，镜头语言的效率很低，看似轻盈的故事、举重若轻，但表现起来却落于刻意和用力，好像一个导游，需要不停地冲我喊着：这里这里，来跟上！

片头很喜欢；打了20多米深却没打到水的挖井人一离开，爷爷就一锹一锹地把土填回去，一种敝帚自珍的、贴近生存真实的感觉，冲淡了原子化的现代生活过久了产生的异化感与没有原由的焦虑；爷爷听了打井人的建议，卖掉了羊，留下了一撮羊毛，然后骑上白马去给被拉走的一车羊远远送行：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贴近土地地生活，会直面生存的残酷，也会真的懂得万物有灵，而非“小布尔乔亚式的伪善”。

爷爷，镇子，诊疗所，影片的前三分之一好多次让我想到了我的姥姥姥爷，而他们正在类似的村子里面对新冠病毒的威胁。额头，鼻尖，心口，历史的哀伤在以现在时的方式延续，丰茂的水草没有停止过在任何一片草原或是乡村或是城市里消逝。从这个角度讲，电影不必只是召唤对草原的共情，蓦然回首发现家的远去，似乎可以成为一个母题。

两个演员之间的张力不足以支撑缓慢的沙漠行路，不够复杂，好在过程中可以看骆驼，好喜欢骆驼啊，一举一动都那么优雅！

去敦煌那年，自然也安排了张掖一站，但直奔市中心与景点实在是错过太多，等于没有去过那片土地啊…如果再去，或许寻常的野地荒漠，像兄弟俩一样在其间走一走、望一望，也许能从时间慢下来的流逝感中得到更多感悟。

P.S.如果老喇嘛没有把自己的骆驼让给弟弟，他会跟其他徒弟们一起去城镇么？还是希望他能活着…??

这部片子从故事上来看，悲剧的内核与喜剧的形式交织混杂，剧中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强烈的立场和追求，尊严，财富，未来，信仰，最后都归于欲望。三个故事，三种人生，三种困局，却统一呈现了一种应激状态，反映出社会底层小人物，在面对逆境时的无奈，人性的失格，欲望，恐惧，迷茫的，背后是对随波逐流式人生的无奈，直到最后人物目标失焦，疯狂暴走。去除庸俗堆砌笑点，段子推进剧情的套路，几组人物的巧合遭遇，反映出一众小人物的生存现状，设定和人物刻画可谓精彩。

如果把导演遮住我实在不敢相信这是张浩的作品，用了盖伊·里奇式多线叙事，在同一背景时间下，从三个视角揭露事件的发生，如此精巧的调度和用心的细节设计，外加独特东北喜剧元素，和特有的镜头语言运用，我凌乱了，这还是土味搞笑一哥二龙湖浩哥的电影？

说起这乡村爱情啊，就有话说了，刚开始都是一帮青年人，各个青春活力，恋爱结婚生娃，都是些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出现的问题，太深入生活了，年轻人的创业过程，父辈的邻里关系为人处世，演绎的就是咱老百姓的生活。还就是我看的时候一个人，到现在我经过了谈恋爱，结婚、生小孩，小孩上幼儿园，上小学……这乡村爱情会不会一直演到我做奶奶啊??

我个人还挺喜欢动画塑造的邱神纪的。这不是出于一些评论说的动画对邱神纪的洗白和行为的“合理化”。而与之相反，我认为动画塑造的邱神纪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化的角色，而是一个有缺点的却更加真实的人。动画里丘神纪对李宝宠爱，拯救屠刀下的朗百灵，又或许对皇权的死忠的下藏着的保护随自己出生入死的将士和保护守本分过好自己生活的大唐子民的朴素愿望，展现的是丘神纪这个角色温暖和有爱的一面。而他内心中的温暖和爱，却常常受到冷峻的现实的抨击。童年时的丘神纪在父亲的绝对强势面前只能在其走后抱着爱犬的尸体痛哭，青年时宠爱李包和决定帮助李包救济灾民的丘护卫迎来的是集体贪污的郡王府官员导向的李包差点死去和灾民流离失所的结局，刚从军时的丘将军不愿滥杀俘虏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近乎全军将士惨烈阵亡的梦魇。当他手上的兵权越来越大，他或许会认为自己有更多的力量去抗争和改变。而从他和徐尚书对峙中，可以看出的是他对于朝廷官员不关心百姓生活战乱四起的现状力不从心的疲惫，又或者在怎么也无法改变的现实中，他也开始迷失自己。他快忘了初衷，他挥动武器的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而长久的挥动武器让他变得残暴和冷酷。这有一些屠龙的少年最后成魔的味道。不过在最后他也没有完全忘记原来的自己，却也不是原来的自己了。大理寺日志第二季的ed从初见时感觉一般，随着剧情却慢慢变得越来越有味道了起来。那句“前尘往事，散落一身秋”，在最后几集我每次听到都感到一些怅然和警醒——怀着远大理想出发的我们，最后都会走到哪里去呢？

说实话，以前追过散人的逆袭录播，还挺有回忆光环的，对遇龙这部剧有期待。但等我看到剧了之后，一下子就让我明白我期待的是什么了……

是逆袭里那个演技派可攻略对象+努力精进演技的女主角+足够的投资+大造型师可攻略对象拍成的剧

等于

一部有演技+经费用得到位+服化道用心（不用华丽啊什么的，用心就可以了）的电视剧

其实谁不知道，能做到这样及格线标准的电视剧，在如今每年成批播出的大陆电视剧里却占得很少。

因为带着逆袭的视角看，自己已经脑补了一部电视剧，产生的落差就更大了。

1.合理怀疑编剧没把这部剧当个什么正经剧，不然不会写出正常人都觉得逻辑不自洽的情节。

2.男主角或许就没想认认真真地演这部剧，烂剧里因为演技出彩的不是没有，你当磨练一下演技也行啊，结果……怎么剧版设定龙王成盲人了吗?表演油得能让我恨不得拿我家电视去干洗。

3.还想看的，听我一句劝，快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