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写实的，具有现实意义法制教育纪录片，也是第一步展现城管执法与在大城市艰难生活的弱势群体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拍摄好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站在水果小贩或者是执法者的视角去看问题，而是站在了第三视角，以一个公正客观又有怜悯同情的双重视角去看待的。相信每一位看过纪录片的人都会有所反思。首先站在城市规范治理的角度看，为了市容市貌，让整个城市变得更加和谐有序，他们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城市管理的法制法规去对小商贩的不合理行为做出约束，这是他们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工作。肯定了他们工作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我想谈的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应该如何处理好与商贩的关系，这个可能是每个城管人最应该注重的问题。法制虽然是坚硬的，但是执法的对象确是活生生的人，就像执法人员在纪录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讲究策略，要处理好问题。简单的暴力执法同样也能快准狠的解决，但是这样的执法会让群众信服嘛，造成的社会舆论会怎么评价城管群体呢？法律还具备公信力吗？破解这些问题，我们就不能一刀切，以解决好问题为导向，而不是生搬法律法规，仅仅以处理问题为目标。

...待续

纪录片《城市梦》个人分析1、拍摄对象选择：小贩和城管的对抗阵营。首先这部片子看上去不那么像纪录片的很大原因在于民间性。但也是这个性质，这个片子在观看完毕后并不会给我太大的真实感，我主观有余且客观不足的认为这部电影的选角是一大缺陷。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记录的方式是对人物进行机位跟拍，也就是说镜头成为了工具。而恰好两位人物分属的阵营又是极其具有“镜头感”的。所以，这部看似真实的纪录片其实有没有那么真实。导演陈为军的拍摄是必须要在武汉当局的批转下完成创作，所以，肯定会避开对城管形象的负面描绘。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就说这个电影是为城管洗白，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官方介入。任何部门想要维护自己的形象，必不可少的是维护自己在镜头前的形象。所以，我在观看的时候明显感到城管的处理方式并不果断，甚至在法律范围内的忍让，整个安置活动持续了一个月之多，可见效率的低下。不得不怀疑是镜头的作用。当然，最明显的还是王爹爹的表演，说实话王爹爹很清楚镜头的作用，他面对城管犯浑打岔是因为他很清楚镜头对公职人员的“威慑作用”。包括故意提起调侃的局长守黑钱云云，可以明显的感到目的性。一定程度上并没有真实记录。我很喜欢的导演、作家是枝裕和在《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中写道：“电视并非完完全全地再现剧本的内容，而是在不断到来的“现在”，所有人通过自己的参与呈现出来的即兴演奏会。而现在我个人对什么是真正的纪录片也陷入了迷茫。我总结出来两个对立面：正面：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演员，所以主角在面对镜头时并不是最自然的表现，会缺乏真实性。反面：偷拍（不让被摄主体知道自己被拍）是无法让对方完成自我表现的。虽然是最真实的体现，但是“偷拍的影像根本称不上纪录，我不想这样拍”（是枝裕和认为）所以，原本在两个观点内我是站是枝裕和的观点的，认为“正面”应该算是对当下的捕捉，是真实的记录。但在看完城市梦和一些视频后我会发现，当人带着目的性去表演时，即使是对当下的捕捉那也是虚假的呀。为什么王爹爹敢在镜头前撒野，为什么只有“反面”的偷拍才能揭示黑暗，315晚会的曝光几乎全是暗访。这样以来正反面都被推翻，我陷入了迷茫。对纪录片的认知开始模糊起来，当然，在查阅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这个问题其实早有了解决，根据正反面不同的特性，出现了纪录片的两种形式：观察式纪录片（正面）和反射式纪录片（反面）。但是我个人认为这之所以出现这两种形式是因为纪录片从业者也没有弄清楚何为纪录片。在此，我提出一个我个人对纪录片的浅薄认知：“记录有用的东西，只要正义的不管是真实还是虚假，它在推动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需求，它就是值得我们留下的；可能会丧失真实性，但就如历史一样，只会有胜利者书写。我们能做的是发挥我们的作用，用自己的行业为万世开太平。”而此外所谓的正反面也没有讨论的必要，就变成了为我们达到纪录片目的服务的形式。至此，完成了我对纪录片的解答。2、主线结构设计：我个人认为这部影片的主线结构是有两个的：①剪辑方式和结构上：并列式结构。也就是我们在写作中所说的多主线剧情，即在同一时间，平行时空发生的事情对比。这种方式的用途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出现在《两杆大烟枪》《疯狂的石头》等黑色幽默电影里面的。作用很明显，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认识事件的发展过程，以此来制造影视效果。相同的还有《怦然心动》此类文艺片。这种设计可以让观众全方位的了解人物，增加立体感。包括塑造张力。张力的来源就是读者和观众对角色的多方面认知，王爹爹一家可怜又可恨，城管正义又缺乏人情。这样的观感往往是在多方位的立体塑造下完成的。②（个人观点）内容上：对照式。对照式的基本结构是提出中心论点，然后进行对照验证，以一方的行为衬托另一方的行为，从而验证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根据影片的题目“城市梦”，和对内容的大概概括来分析，还是分为两对立面：（1）以王爹爹一家的“城市梦”为中心，他们想在武汉扎根，让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更好的日子。那么城管的这些行为就成为了对照，来反映王爹爹一家在城市扎根的艰难和小人物在城市发展面前的渺小，在生活面前的无奈。(2) 以城管的“城市梦”为中心，武汉这座城市的现代化发展梦想，要求他们进行清扫王爹爹的地摊。这些小摊的反抗又成为了他们城市梦的对抗。正是两部分主人公的城市梦不同，所以他们的矛盾才更有张力，才让人难以做出选择，生存和发展。所以，从结构上看，我对这部电影是肯定的，不管是一词多义的影片名，还是两条主线的角色身份对立，塑造的还是较为成功。三、故事张力故事是围绕王爹爹和城管队的矛盾展开。首先在代表势力上王爹爹所代表的底层生活人民和城管代表的底层管理人员具有相统一性。双方的矛盾之所以尖锐，也在于两者都具有被动，正如城管队长所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城管队长受命于城市发展，而王爹爹则受命于生活，所以一开始的立场鲜明便决定了故事的走向。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会剔除掉不利于城市发展的因素，也为王爹爹这场闹剧的后续奠定了结局。其中王爹爹之所以处于弱势，一方面它代表生活最底层的人民，另一方面他所斗争的是其实是阶级的对立，这也是故事具有张力的地方。所以这场闹剧的其实是另一个问题的体现：“阶级发展的对立”即乡村的人来到城市想追求更好的生活，却受限于知识水平等因素只能以自己的方式“赖”在城市，而这又是不被城市允许的，他们该如何生存？这种阶级对立的问题中在很多影视中都有体现，包括《雪国列车》《寄生虫》《灵笼》，但无一例外的都是无法解决，因为其发展的必要性要求剔除糟粕和落后，所以从本质上讲，王爹爹只能是牺牲的一部分。但是在人道和情感上来说，人们也希望给弱势群体以帮助。这些问题只能交给时间去验证，所以双方都进行了让步，王爹爹依然以他的方式在城镇生存，但这并不是长久的。在影片的最后，我们可以看出王爹爹的孙女最后只上了一所中专，那么他的子孙会不会再重复这样的现实，游离在乡村和城镇之间，我们不得而知。3、画面拍摄：以纪实的方式服务于人物的塑造，画面的拍摄是没有加任何的演示。完全服务于角色。比如：比如城管在让人暗中调查水果店的营销额的时候，对暗访人员采用的是窥视镜头。而在一些争吵和打斗过程中使用摇晃，以增加体感和氛围感。打破了纪录片的一些方式，并没有特别注重画面的稳定和美感，但是却把画面语言讲到了极致。剧情的走向很少的解说的采访提问，让观众更有沉浸感。在纪录片的基础上，它的画面增加了一个功能，就是在记录的同时达到了自我的讲解叙述。4、主题内容：记录上算是很大程度的真实，但是浮于表面。其实从一开始王爹爹一家争取的生存权，又得到吗？影片中没有体现，结果看似皆大欢喜。但其实经不起推敲，生存权不是来源于摊位，而是来源于收入。对王爹爹的这一代来说，收入来源自于摊位，但并不是说换一个摊位，他的收入还是能足够家人生存的；而对于下一代来说文化才是生存权，我那天就如此聪明，为何在晚年却靠摆地摊生存？在影片的引导中，我们发现他们最引以为傲的是孙女的成绩，俺在最后她的孙女却只上了一个中专。陈为军导演记录了人民生活与城市发展的碰撞。但是他的意义落在了哪里呢？我看到了社会的痛，却没有看到可以疗愈的药。作为观众，刚看完时我很感慨，震惊这部影片带给我的冲击。但现在想想，却像是画了个大饼，我描绘了一个真正的悲剧。如果说这是一部小说、戏剧那我觉得毫无问题，只需要带给人艺术和思考就行。但是作为一部社会题材的纪录片，它是要传递一份价值和意义的。我看到了导演想描绘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对抗，但是之后呢？所以，《城市梦》并不是一部正能量的影片，它所承载着社会问题和黑暗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当然，瑕不掩瑜，我依然认为这部纪录片是一部好的纪录片，以它独特的方式，展现我们社会的问题，真实的去反应了因为社会发展带来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反思。

咒骂，追打，扇耳光，脱光衣服躺马路，这是王天成处理问题的方式。向所有观众展示了底层人民为了生活进行的顽强斗争。很多人说这种斗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下一代的城市梦--让自己的孙女成为城里人。这种方式真的能实现城市梦吗？还是自己的孙女会踏寻自己曾经的脚步，再次成为这个城市的底层漂泊者？ 电影结尾的一段字幕“孙女考入中专”仿佛告诉了我们后者的可能性更大。

难道命运有枷锁，会把同一个屋檐下的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荣格说过：潜意识指引着你的人生，而你称其为命运，当潜意识被呈现，命运即被改写。如何影响下一代的潜意识，从而真正意义上改变下一代命运？我认为是教育。而片中王天成一家却完全忽略教育，不论是王天成还是王天成的儿子都肆无忌惮的向下一代的潜意识植入自我的偏见。

在女儿出境不多的片段中有两段我映像深刻，一段是关于戴红花，王天成儿子认为本地小孩带红花，外地的没有。而女儿却补充到是按学习成绩来的。另一段是关于买手机，打趣自己的女儿，问到是应该给你买个好的还是差的？结果好的差的现在都不买，留女儿一个人在床上委屈。生活已经够残忍，这种戏谑和嘲笑可能已经无数次发生在女儿校园生活的环境中，回到家还要再次发生在自己父亲身上，这种童年的经历和感受毫无疑问将写入女儿的潜意识，支配她的命运。

教育从来只有两种形式--言传和身教。对于像王天成这样的底层者来说身教是不可能了，因为为了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以牺牲自我品格的方式去斗争，这是底层家庭孩子潜意识中不可摆脱的负面形象和劣势命运。所以言传这一部分成为了决定性的教育方式，比如买手机这事，可以买好的也可以买差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教育孩子对于手机的认知，买好的让孩子明白在贫困家庭这意味着爱，买差的让孩子明白周遭的物质决定不了年轻人的品质，起决定作用的是思维和对世界的认知，让孩子在物质贫瘠的年代成为一个头脑健硕的人。

倘若缺乏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懂得什么是爱，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去认清世界以及自我的本质和真相。那么孩子就无法从过往的生命中获得力量，自然就逃不脱这把命运的枷锁。

那时城市梦终将是个梦。

记录片名《城市梦》，城市何以成为一个梦想？简单来说，因为有农村的存在，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在城市的对比下，农村落后、贫瘠、卑贱，于是进入城市成为一个梦想。以前是“学而优则仕”，现在是“学而优则进城”，“仕”和进城都是上升通道，以前的读书人和农民的划分逐渐演变为城里人和农村人的划分，“城市”对于农村社会来说象征着更高的等级、先进、优越。在城乡逐渐分化定型的过程中，摆脱农民身份、成为城里人也逐渐成为农村人的梦想。

为什么我称“王爹爹”为人民斗士？王爹爹那样一个老头，他破了命的争的是什么？他在片中说是“生存权”“发展”，他还说“我是强者我不会做失败者”、策略是“边打边谈”。以我的理解，王爹爹争的是他自己的生存发展权，这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是在某些情境下，这生存发展权并不合法。城市中的土地产权都是国家的，土地的开发权、规划权等都牢牢把握在政府手中，作为国家代理人的政府机关对城市中土地拥有支配权，政府说你这块用地不合法就是不合法，因为作为执法人的政府同样也是制法人，当地方政府的发展和一部分人民的发展相冲突时，毫无疑问，那一部分人民的利益必须让位于代表着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人民政党的利益，在政府还掌握着唯一合法的暴力机器时，人民更是软弱无力的。这时，刁就要登场了，不仅刁，而且讲法，“边打边谈”，有自己的权利意识，不畏作为人民代理人的政府的代理人的执法执政者。我有一个想象，如果中国的农民都能像王爹爹这般，那么我们的政社关系和政经发展肯定会被改写，公民社会是否存在可能。这里强调的不是其无理取闹、撒泼打人，而是其权利意识、平等意识和谈判意识，就这些因素上，片中无人能像王爹爹那样。

但现实中这样的“王爹爹”非常罕见，一方面是这样的人格特质罕见，另一方面王爹爹的“传奇”历程得益于其悲惨且弱势的家庭处境，这些在抗争中变成了有利因素。另外，还有摄像机的作用。摄影机（包括摄影师）在本片中扮演什么角色？在记录片是什么角色？换一个场域，研究者在田野中该扮演什么角色？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这是对记录者、观察者、研究者行为目的的反思，如果想要真实获得信息，应该杜绝影响，将自身存在感降到最低，但摄像机/研究者的存在，在社会生活中，一定会影响情境和现实，这就要求行动者要时常惊醒、反思，如果无法消除自己的影响，那要知道或说明影响是什么，就如统计误差一般。

我和我的室友们经常调侃：“武汉是个大县城”，因为武汉很多地方都给人以脏乱差或者“四不像”的不协调之感，到处都像城乡结合部，因此我们很多人以后都不愿意留在武汉，这是否是很多武汉高校学生的想法呢？如果是的话，那意味着武汉对年轻高校人才的吸引力比较低，这是城市发展的大阻碍。所以片中胡队长说“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那就要整理市容、规范街道、交通、环境等。其实城管的工作本身大家都知道没错，城市要好，自己生活的地方要整洁规范，但要点在于这一切不能以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甚至是“生存权”为代价。如何才能让拥有权力和暴力的执法者、执政者认识到自己是人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科层制下一意俸上的地位高贵的“官”？我们国家的民主制度到底路在何方？片中让被当做“一个合法公民必备”的让男女老少背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富强”和“民主”之间是否存在冲突，如果存在，是否还要按以前的路子来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人民政党是如何回答的，决定着我们国家未来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幸福感，进而影响着执政合法性。

还有一个片中未展开的问题是，小孙女为何最后上了中专，初中时在附中是班级第一的成绩，由于片子未提，所以不得知其中原因，但导演或许是想抛出一个难以突围的社会阶级再生产问题。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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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摆地摊者这个群体毫无疑问是处在这座城市的最底层，无房无产业，唯一有的就是自己的地摊。具体到片中的王天成一家，则更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者：自己脑梗、老伴癌症、儿子残疾，还要供孙女上学，所有的开支全都来源于摆地摊，但是现在城管却一定要将其取缔。王天成可以看作是纪录片的主角，带领全家来到武汉14年，打拼出一个服装摊和一个水果摊，能让一家五口在这座城市生活下去。面对城管和镜头的时候，他似乎一直有意无意暴露出无知农民的本色：无视城市的规则和秩序，暴力对抗执法，倚老卖老、撒泼打滚。但是从一些细节（试图引诱城管攻击自己、吸引群众围观、尾随城管读宪法）上能够看出，王天成事实上是对城市秩序非常了解的。但正像他所说，如果他不“打”，就没办法在武汉待这14年。可以说王天成实际上是一个深谙在城市底层摸爬滚打之道的“老油条”。但是他的问题在于他所理解的城市秩序已经渐渐脱节了，随着法制的完善和执法力度的加强，城管越来越不像之前14年那么好对付了，在政府权力面前，个体的暴力对抗最终失败。至于王天成的儿子王兆阳，在纪录片的前半部分一直给人沉默寡言、老实本分的印象，每次城管来执法，总是他的父亲王天成出头对抗，而他则更多地是作为旁观者，最多帮腔几句，就像他说的，王天成是老母鸡，而家中的其他人只是羽翼下的小鸡。直到大批城管出动强行下发违法通知单的时候，他才终于爆发，对城管破口大骂。同样，我们也可以从许多细节上看出，与其父不同，王兆阳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而且他能够和城管在“城市的”、“现代化的”语境下沟通，也正是因此，最后还是要他出面去和城管谈判解决问题。王天成的孙女在纪录片中的镜头比较少，几个月大就来到武汉，并且一直在此长大、受教育，她显然已经与父亲、祖父不同了，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城市人。王兆阳和妻子回河南老家时也提到，女儿从没回过、也不愿意回老家。同时她讲话的时候也几乎听不出河南口音了。王天成祖孙三代的不同也可以看作是城市化的一个缩影，王天成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农民，王兆阳则是一个“半城市化”的进城务工者，而孙女则是“城里人”。2.城管纪录片中第一个出场的是城管中队的副队长李伟于，他具体负责日常带队执法，与摆地摊者正面接触。对于他这种底层执法者来说，这份工作其实可以说是两头不讨好、里外不是人，上级领导的压力和被执法者的反弹将他们夹在中间。这在他去城管队法宣科咨询执法程序时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一个科层制组织的典型案例。他的直接领导胡队长境况也差不多。但他们的处境终究还是要比摆地摊者强得多，毕竟他们不用时时担忧生计问题。城管局的局长则是另一种角色，作为高层领导，他始终待在办公室，只需要给具体执法者下达命令，而不用真正操心如何面对王天成这样的人物。而恰恰就是他简单的发号施令，就可以让王天成一家的地摊和书报亭消失；而他在最后对王兆阳表现出的并不算过分的帮助（寻找新的摊位），就足以让王兆阳感激不已，权力的力量由此可见一斑。3.一些问题中国的城市化过程过于剧烈，以至于广大的农民完全被抛在后面。武汉的繁华与河南农村的萧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无怪乎王天成高呼“死也要死在武汉”。摆地摊者绝大多数都是非城市本地人，以农村进城者居多，城管与摆地摊者的冲突就是城市化带来的显著问题，这和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发展密不可分。像王天成一样的摆地摊者为什么不能进店？纪录片并未详细说明这一点，甚至连王天成一家的收入究竟能否负担店面房租也未说明。虽然城管局的工作人员估计王天成一家收入不菲，但结合王天成所说、王家的居住条件和中国大城市的普遍经验而言，我个人觉得是王家想要租赁店面是很难的。虽然没有经过调查研究，但就常识推论，摆地摊者所出售的商品之所以有价格上的竞争力，正是由于他们不用负担店面房租开支，而在中国，众所周知，房租地价相对于收入水平而言是非常高的（个人认为根源在于土地财政，但这个话题需要很长的篇幅才能讲清楚）。因此，我觉得城市管理者想让摆地摊者进店经营很大程度上完全是一厢情愿。纪录片中王家最后也只是换个地方摆摊，并未真正租赁店面。但是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像王天成一家这样的摆地摊者确实影响了城市秩序，比如从片中可见，王家的摊位明显占据了盲道。那么摆地摊者的问题究竟该如何解决呢？个人认为，在看到摆地摊影响城市秩序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地摊经济也是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便利居民生活有重要意义；同时，它也解决了很大一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的生计问题。所以，总的来说，对于地摊，堵不如疏。对于具体的措施，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没有想到非常好的办法，因为我们的城市在规划设计之初似乎就没有给摆地摊者留下位置。今后的城市规划设计者能否釜底抽薪，直接将摆地摊者的生存空间纳入规划之中呢？最后，就纪录片本身而言，这无疑是一部主旋律作品。根据我查到的资料，本片的导演供职于武汉电视台，而且片尾的鸣谢单位也有城管局，因此似乎可以认为本片是一部官方的，或者至少是半官方的作品，有部分宣传的意味。那么，它能否真实反映所有被执法的摆地摊者的真实境况呢？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毕竟，武汉只是中国众多的大城市之一，而像王天成一家的摆地摊者更是难以计数，这千千万万个王天成们又能否全都如此幸运，遇到像片中的城管一样严格遵守规定、同情他们的处境、努力解决他们的后续生计问题的执法者呢？

纪录片《城市梦》在2020年8月28日登陆影院，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独立纪录片和陈为军这个名字。影片聚焦于武汉鲁磨路的水果摊贩王天成一家和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以鲁磨路按照城市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事件为切入口，记录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不断升级的冲突与矛盾。导演通过展示双方的博弈、协商与角力，向观众呈现了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移民与本土同构而冲突的梦想。

《城市梦》也被认为是导演陈为军的“告别之作”，因为在2017年之后陈为军就因病痛缠身难以完成后期工作最后在制片人戴年文的帮助之下，使得该片成功完成并于2020年在国内上映。陈为军是我国著名的独立纪录片导演，出生于1966年，1992年从四川大学新闻学院毕业之后曾经短暂地在湖北省艺术研究所工作过，后进入武汉电视台尝试影像创作，而这段工作经历也对后来陈为军的纪录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陈为军在1994年拍摄了《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哲学》和《脚印》，但都没有获得关注。直到2004年执导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使得陈为军进入了国际的视野，获得了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2007年，执导纪录片《请为我投票》,该片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获得亚什兰独立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08年，执导了纪录片《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2012年，执导纪录片《出路》,并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2016年其执导的医疗题材纪录片《生门》在中国国内院线上映。陈为军作为少数其作品能在院线公映的独立纪录片导演，纪实性与戏剧性兼顾的叙事策略也值得深思与借鉴。

虽然《城市梦》上映于2020年，但是影片的故事发生于2014年，陈为军的兴趣发生于当时铺天盖地的城管负面新闻，几乎所有的舆论都指责城管执法不当。西方甚至称城管为全民公敌。但是陈为军对此有着更复杂的看法，“在当前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为全民脱钩的形势下，是否让外界觉得打交道40年的中国突然变得很陌生？其实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很多观众并不清楚地认识当今中国的巨变。就像城管与小贩，并不是猫和老鼠那样简单”。除此之外，本片背后还有着更深广的社会背景。据片中王天成所说，他们来到武汉已有14年余，也就是说他们大约是在世纪之交进城务工的。那时正是土地城市化快速增长的时候，城市征用了大量的土地，许多农民成为了失去农民，所以像王天成一家“地少，没有地”，难以维持生计，只得进城打工。但是这些进了城的农民只有极少数能留在城市。据统计表明，从1998到2010年，城市区域面积从5000平方公里上升到4.6万平方公里，城镇化率为49.95％；同期城镇常住人口从1.914亿增加到6.7113亿，户籍人口仅有4.5792亿，人口城市化率仅有34.15％，也就是说有2.1321亿人进了城却没有成为市民。王天成一家即是这2.1321亿农民中的一份子。在回不去的乡土和留不下的城市间，他们怀揣着城市梦，面对着生活的多重困境。

内容分析：

王天成一家与城管局的冲突不仅仅执法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也更深刻地蕴含着城乡矛盾，而这种城乡矛盾在城市街头这一场域无限放大。许多人认为《城市梦》片名仅仅指向王天成一家河南农民渴望留在武汉成为城里人的梦想，其实不仅如此，笔者认为一个更隐晦的“城市梦”其实指向武汉乃至于中国。本片中的王天成及其子王兆阳反复地强调“要让孙女萍萍在武汉读完书，上大学，做城里人”，可谓是将“城市梦”都寄托在了后代身上——这深深地反映了农民进城渴望成为市民的梦想。而他们对自身这种梦想显得有些遥远，他们甚至只是不断地迁徙漂泊以求生存罢了。王兆阳的妻子在镜头前曾经表示自己不一定非要待在武汉摆摊，可以去广东打工，只是因为孩子上学绊在这里。另一方面，当王天成在呐喊“我要生存”的时候，城管队长胡毅峰则无奈地表示“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做大城市”——这也是武汉的城市梦，作为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武汉当然有做大做强的愿望，于是镜头转到武汉另一街头，政府工作人员向路人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次，工作人员都在强调“武汉要争做全国文明城市”。

其实某种程度上，王天成一家的梦想与武汉要做大城市的梦想是同构的。因为城市化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将像王天成这样的农民转化为市民，而这些农民在武汉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实在是无法忽视的力量。片头开场字幕提到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这么一座体量的城市必然吸收了中部地区不少人口，而以王天成一家为代表的农民在来到城市之初实则为城市发展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他们是以极度低廉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劳动价值，挣的是真真正正的血汗钱——王兆阳23岁进工厂，工作中失去了一只手，而所获赔偿仅有两万八千块。这其中的红利难道不是为城市所拿走的？在胡队长说武汉要发展之前，王天成说我们来到武汉，我们为这里提供便利、提供实惠，我现在只是要生存。然而王天成是慧黠的，他要的是真正归属于城市的生存，但是他不想交入场费，因为入场费对于他来说实在有些昂贵——一家老幼病残租门店做生意实在是成本高昂，据他所言，一天开支就需要一百一二十块。武汉这样的大城市并没有给予王天成一家这种生存的允诺。当王天成扇着胡队长耳光怒骂“你是在诬陷农民”的时候，城乡矛盾其实已经显露无遗。这座城市不属于王天成这样的底层进城务工人员，而是属于谁呢？王天成实在是慧黠，在开场与李副队长的冲突中，他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们可以把这条街租给那些开珠宝店的，凭什么不给我们老百姓在这摆摊”。事实上，90年代开始的进城务工潮使得城乡矛盾内化为城市内的阶层矛盾——外地移民与本地市民，农民工与城市精英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距。这才是王天成一家的城市梦与武汉的城市梦之间真正的冲突所在。而这种贫富的鸿沟是不可跨越的，王兆阳的妻子在谈及女儿未来的婚事时说道并不希望女儿嫁给有钱人，这些人从心底里瞧不起我们穷人。

如果以空间生产意义去观照本片，那么本片至少有城市与乡村的二元空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在城市的空间内，又可以分为武汉街头、城管局以及王天成和王兆阳家中。武汉街头是颇具斗争艺术的政治场域，每一次城管执法与王天成斗争都是剑拔弩张，王天成是一个聪明老道的人，在镜头前尤其善于表演自己，在一次冲突中，城管落荒而逃总结道“他晓得分寸，引起围观，逼我们打他”，连他儿子都说他不知道表演给谁看。然而他的这种表演也仅仅是在街头冲突中，其最终目的是正如王兆阳说“他像老母鸡一样护着我们”。在街头，面对顾客时，他客气迎合，深谙生意之道。而面对城管时，他用呵斥、殴打、躺倒、写大字报等方式逼得城管落荒而逃，且态度强硬，俨然有股与城管争夺街头权力的气势——只不过用的是弱者的武器，而这种方式在遇到真正的暴力机器时他便束手无策，只能心不甘情不愿地服从——当城管下定决心给他下达通知单时，出动盾牌隔离，王天成依然处于画面中央，在近景中，他依然气势凌人，可是只能围困于其中，骂骂咧咧而已。其实王天成颇懂斗争艺术，在影片后期，当问道他的想法时，他言“一手打一手谈”，一方面他在街头和城管都狠，绝不退让，另一方面以王兆阳为中间纽带与城管和谈。鲁磨路街头赋予他表演的权力，也是其坚决捍卫自己的利益绝不退缩的前线。而城管只能在一次一次地落荒而逃中慨叹“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其实真正约束城管的是“文明执法”的法律。在城管局这一空间内，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管在执法过程中因为坚持程序而焦头烂额，这是受约束的公权力，以至于在做案情研判时，执行任务的基层城管忍不住和咨询处长吵起来。片中还频频出现了王天成和王兆阳家中，所围绕的都是家庭琐事，王兆阳朴素地表示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就是幸福，同时多次展现询问女儿成绩“好好读书才能留在城里”，清晰地展示了王家长辈家本位的伦理观：阖家团圆，望女成凤。狭窄、拥挤、阴暗的王家空间显然与他们气势汹汹的明亮开阔的空间形成了巨大的对比。当王兆阳在为萍萍做饭时，他处于画面的右方，墙壁与旁边的杂物架刚好形成了一个拥挤的景框将其围困其中。王家正是被围困在了留不下的武汉和回不去的河南农村之间。

当王兆阳和妻子回老家开贫困证明时，他们重新回到了村里的老屋，破败的荒草丛生的老屋显然已经无法居住，而妻子则说萍萍直言自己家就在武汉不想回去，他们很无奈地表示“自己其实已经没有家了”。如萍萍这一代在城市长大的进城农民子女更是无法再回到农村生活，她早已熟悉城市的生活逻辑。可是武汉却也并没有真正接纳他们，就连孩子上学也是因为有书记帮忙开绿灯进的武汉公立初中，于是他们被围困在那小小的出租屋中。而乡村不仅仅是在这一层面上有意义的，片中展现乡村的陈旧旧荒凉与逐渐衰亡，村委会墙壁上高高挂着党徽和毛主席像，王天成的老家农村停滞在了前一个时期，改革开放后，90年代以来大量的年轻人进城务工，村中只有老人，这个农村所面对的只有逐渐衰亡成为历史的命运。这与蓬勃发展的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再一次显现了巨大的城乡矛盾。

艺术特色：

叙事结构：戏剧化和双视角

影片虽为纪录片，却在叙事上富有戏剧性的编排，甚至可以称为标准的三幕剧结构：城管局决定拆除王天成的摊贩——王天成与城管局斗智斗勇——城管局为王天成一家安排了新亭子和新的摆摊点，典型的平衡——冲突——平衡式的结构。而紧紧围绕的冲突是王天成一家摆摊与城管局执法，围绕这一冲突，影片不断地走向高潮，并且最后通过城管局为王天成一家安排新亭子和新的摆摊点解决问题。

除此之外，本片运用了纪录片少有的双视角的叙事结构。导演通过两组摄制组分别拍摄王天成一家和城管局积累素材，最后完成剪辑。所以本片的交叉剪辑贯穿始终，双视角的叙事结构让观众更清晰地理解李队长所说的“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给予观众对双方理解的可能。尤其是对于城管一方，当影片打破权力禁看的规则，让观众凝视公权力的时候，对于城管的权力达到了去魅的作用。这种双视角的叙事结构也更能围绕“农民求生存”和“城市求发展”的双核进行叙事，给予观众不同的视点去看待事件，更具有客观性。

景别：多近景、特写

影片在拍摄人物时，多近景、特写，以传达人物的心理状态。例如王天成的出场便是近景，对于王天成的人物的描绘采用近景，并且让人物位于画面中央的方式，一方面是展示王天成控诉的愤慨情绪激动，另一方面也富有戏剧张力，让观众感受到其中巨大的矛盾与冲突。而这种近景特写在投向孙女萍萍身上时则少了很多张力，平和且温柔，因为孙女萍萍身上寄托的是全家的爱与希望。

音乐：节制却有效

陈为军导演遵循纪录片真实创作的原则，极少给影片添加配乐，本片中一共出现四次配乐：第一次是城管局出计让袁泉伪装成招生的在对面记录王天成生意情况，恰如其笑称是扮演无间道，配乐富有调侃戏谑意味；第二次是在城管局出动盾牌隔离与王天成起冲突时，此时的配乐如战场上金戈铁马，冲突意味很强，也是影片的一次高潮，也是从这一次之后，影片进入了王天成一家和城管局谈和的转折，王天成一家逐渐心悦诚服；第三次是王天成在李队长执行工作时跟着辱骂，较为幽默戏谑；最后一次是拆除老亭子时，王天成在镜头中背影渐行渐远。这些配乐的使用不仅配合了影片中的场景，同时也暧昧地表达了导演的倾向性，对于王天成这一人物的兴趣远大于城管执法的兴趣。同时，电影中仅在问王天成最后的打算时才使用了解说词，尊重人物的主体性，让被记录的人物自己表达，同时也不刻意引导观众。

总体评价：

作为陈为军导演的告别之作，《城市梦》的争议其实很大，许多人质疑这部电影是在为城管洗白。但这也是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本片采用的双视角叙事结构，具有平等对话的意味，也对城管进行了去魅，而不是加深刻板印象，人与人之间有了互相理解的可能性，这是笔者认为的这部纪录片最与众不同的地方。除此之外本片依旧延续了陈为军导演之前的纪实性与戏剧性兼顾的艺术特点，也成为陈为军导演继《生门》之后第二部在影院上映的作品。尽管导演尽量采用客观的态度去呈现，但是不可避免地还是展现了导演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一直以来也是独立纪录片导演对于社会底层和边缘群体的人文关怀所在。

“他们（摊贩）是生活的弱者，我们（城管）是工作的弱者。”《城市梦》中城管副队长一言，道出了农民进城摆摊养家糊口的艰辛和城管在维护城市治安工作中的无奈。对于王天成一家来说，父亲患有脑梗，母亲患有癌症，儿子在改革开放时失去了右手，孙女从出生就在城市对老家没有眷恋，一家人占用报社摆摊，一摆就是十几年；对于城管来说，去解决和处理那些违法占道经营的摊贩是他们工作中的关键一环，他们最难就是将“钉子”拔出。为了城市美好的发展，双方碰撞在了一起，僵持不下，一方为了实现能在城市里扎根落户的梦，另一方则是为了实现城市美丽文明建设的梦。在相同的城市中，我们却有着不同的梦。在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的立场一直跳来跳去，刚开始王天成爷爷对城管笑脸相迎的老实人模样，让我觉得这个老爷爷肯定是一个很好交流的人又有趣的人，下一秒他与城管们激烈的斗争着实让我没想到。在纪录片的前半段时候，我的心一直都是偏向王天成一家的，当我得知他们一家的情况和处境，听到王天成儿子说他的幸福就是能和家人吃上饭，这种对于我们来说看似简单的幸福对他们一家人来说却是满足。在诺大的城市里，我们不过是“沧海之一粟”,但有些人为了留在这个城市，付出了无数的努力，王天成一家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想去大城市闯荡安定下来的人亦是如此，谁都不愿轻易放弃已经拥有已久的东西，因为那是好不容易得来的。但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梦是建立在不合理的基础上，那就有待考虑，在看到纪录片中后段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王天成爷爷太执拗了，他的家人都愿意跟城管部门沟通了，但他还是一意孤行，奋力抵抗城管对他和他的摊位采取的种种措施，我理解他的心情，但他明知道占道经营是违法的，却还是理直气壮，甚至卖惨。到了后半段的时候，当听到王天成儿子说：“老爷子说没有家，确实啊，我们的家想回也回不去了。”我又矛盾了，但也意识到对于这件事情本身我也不能去站在某一方去指责另一方，因为他们双方都有自己的立足点，我同情王天成一家人的处境，佩服他们能努力向上、积极生活的精神，但与此同时，我也赞叹城管叔叔们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工作的过程中虽然会遇到很多不如意或者不理解，但他们也依然在路上，为了城市的和谐美好发展，成为了践行者。人文纪录片的魅力在于较之其他类型的纪录片，它更能打动人、感染人，也最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城市梦》作为人文纪录片，它的特点在于整个纪录片没有旁白，用白描式的镜头语言直接推进故事，而这种方式往往最能戳中人心，让观众似乎身临其境，成为这件事的旁观者。也正是因为我是旁观者，所以我也没有资格去评论或者批判《城市梦》里面人物的经历与行为。《城市梦》中无论是王天成一家人的城市梦还是城管所属政府部门的城市梦都是在中国梦的影响下慢慢萌芽生长的。身处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中国梦，可是我们连自己的梦都实现不了，又如何去实现中国梦呢？影片的最后，城管部门和王天成一家最终达成一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观众也松了口气。未来王天成一家的梦是否能真正实现？我们也不得而知，这还需要他们继续奋勇向前，不向生活低头。城管部门对城市的建设是否会越来越好？我们可以亲身体会到城市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国家在变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谁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摊贩还是城管，都是城市的一个缩影，在同个城市，你我梦不同，愿我们都可努力向上，保持初心。最后感谢《城市梦》的制作者让我对城管叔叔有了新的认识！

说真的，这部片子误导性非常强，看似弘扬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困难，解决人民群众困难的纪录片。实则表现出目前的执法者软弱，效率低，有法不依，大大消耗国家人和社会资源。原因有以下几点：1.先不说王天成是否是困难户，在执法过程中，依法应当对于临时摆摊的商户进行拆除。2.作为一个三无临时商户，在2015年以前月毛利已经达到4万人民币，应该征收税收。长达15年的摆摊经营一分税没交过。应该严格依法查办。3.既不给国家纳税，又不服从市政管理，违规占用道路等社会资源，还殴打辱骂执法者。严重影响社会公信度，造成旁边合法经营商户的严重恶劣影响。在纪录片中王天成反复强调自己为了生存。这个理由是否成立？先不说违法违规的生存是否值得同情。就说说他认为的生存是什么，我们国家标准的生存是什么？在我国生存的基本条件是脱贫，实则王天成的收入水平远远超过贫困户的水准。只是食可裹腹，病有所依。即便不卖水果回乡种田，或者租店经营都能生存。边上同样水果摊租店经营别人能养家糊口，到了王天成这里就变成无法生存了？为什么？都是为了利益，都是借口。而我们的执法人员为此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甚至耗费社会资源为一个泼皮开后门，创造个人利益。这个难道就是共和国的光辉？这种无理取闹博取同情心的方式实在不能苟同。

武汉人陈为军拍摄了一部武汉街头的故事。2014年拍的，现在上映已经2020年了。

6年里，故事中人经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一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要和观众见面，他却在视频里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

还没怎么了解这位导演，就要抱着看一部告别作的心态，不管怎样都十分沉重。比陈为军创作生命更沉重的，还有故事发生的城市——武汉，6年后何止一点街头的变化与热闹。千千万万的生关死劫，都汇聚在2020年。

不过，《城市梦》并没有如它的题材、它的背景发生地、它现在上映的年份这样灾难深重。当我们以为城管执法治理流动摊贩就是像社会新闻那样的黑色故事时，陈为军却别出心裁的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甚至有点幽默，有点调皮，有点可爱。一个十分drama的主角老头串起了整个故事，如果你想轻松看完这个故事，大可一笑了之，因为以它的结局来看，是个出乎意料的喜剧；然而如果你愿意再多回味一点，重新看一看预告片和导演说的话，那些让你笑的地方，最后都会让你流泪。

【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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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好像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院里看纪录片，去之前事先大致了解了题材，本以为会拍的很沉重或沉闷，不想作为一部纪录片，它的节奏却出乎意料的好，全程紧紧吸引着我的注意力，情节推进的严密扎实，轻重缓急都处理的很有功力，甚至超过许多剧情片，看的过程中，几度被逗笑，有时又忍不住心疼的想掉下眼泪。

它更牵动人心，因为这不是表演，不是改编，它就是真实故事本身，拍下来的每一个镜头，都是人实实在在的生活。影片的主角王爹爹一家五口从河南老家来到武汉，挤住在脏破不堪的小屋里，老婆是癌症，自己是脑梗患者，儿子是残疾，早年在工厂上班时被压掉了一只手，儿媳妇也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村妇女，这个家庭里，最明媚的角色就是王爹爹的孙女，正在上初中的少女萍萍，她爱笑，朴实可爱，成绩极好，是全家的希望和骄傲。

全家人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他们在街头摆的地摊，王爹爹买衣服鞋垫和一些杂物，儿子卖水果。这个地摊所在的市口，生意很不错，王爹爹在这里做了两年了，这份生意的收入，支撑了他们付房租，吃药看病，孩子上学等所有的开支，但是这份生意即将保不住了，这里被规划，将要成为珠宝一条街，自然是不能再允许王爹爹的地摊存在了，就此，开展了一场王爹爹和城管队斗智斗勇的大战。

全片最吸引人的，莫过于王爹爹，这个七十多岁的倔老头，承担了这部影片中几乎所有的笑点和泪点，若不是他的顽强，大概这出戏不出三个回合就会结束，面对城管，他几乎拿出了挽狂澜于既倒的全部手段，一个人光着膀子就敢对抗一整群带着盾牌头盔的城管队员。他可以前一秒还笑脸相迎，让你放松警惕，后一秒就马上暴跳如雷，大打出手。他有三分无赖，三分狡猾，三分不要命，但他最令人的动容的，是他眼睛里不时闪动着的倔强，是那份对妻子的温柔，对孙女的期望和疼爱。

除了王爹爹以外，另一个最触动我的人，是他的儿子，他看起来也就不过三十多岁，大概是我们的同龄人，但他的面容明显比同龄人衰老和疲倦，他不像如今的70后80后，人到中年很多都开始自我觉醒，开始追寻梦想和思索人生的意义，他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妄想，贫困和逼仄的生活，让他每天从早到晚只剩下进货看摊，没有任何个人的追求，大概也完全不敢有。很多个夜色灯火中的镜头里，他的脸其实仔细看去，是英俊的，收拾收拾想必是个好看的男人，但是却常年带着委屈愁闷的表情，只有在和女儿说话的时候，才会露出一线明亮和温柔。

作为一个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孩子，若不是还有这样的电影存在，我大概很难真正理解这群人的辛酸，虽然他们离我这样近，但对我而言，只是我每日匆匆走过街头遇到的路人甲，我会理所当然的以为，大家住在一个城市里，就理应过着相同的生活，其实他们生活的艰难，是我难以想象的，住在脏的要死的水果车里，从来没去过任何干净整洁的场所消费，为了保住摊位，要在街头撒泼打滚大打出手，躺在马路中间以命相搏，为了生存，他们所付出的隐忍和努力，我从来没尝过，在黑暗的影片里，闪过的每一个记录他们生活的镜头，都在撞击着我，提醒着我，我自以为艰难的生活，其实已经是多么轻易，多么幸运，我的那些烦恼和压力，其实是多么渺小到不值一提。

有人说，城管的形象在这部片子里是颠覆性的存在，他们一改往年我们在各种新闻里看到的蛮狠，几乎是委曲求全的，忍人所不能忍，甚至用出了卧底这样的手段，去和王爹爹一家周旋，让人顿生好感，好到简直不像真的，城管的副队更是说出了“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样的话。是的，我也觉得这样的城管可能存在，但大概只是凤毛麟角，也许只是存在于镜头之下，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可以这样做，至少说明了，每个人都从内心深处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城管其实也知道，那就是面对弱者时，给予最基本的尊重和保护，这是基本人权，这是任何“顾全大局”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词都解释不过去的人心正义。

每个人置身城市之中，都必定心怀自己的城市梦，王爹爹一家有梦，他们想在城里扎根，想活下去，城管们也有梦，想让城市变的更干净，更文明，当每个人的梦都很迫切，都有坚定的意志要执行下去的时候，那么往往被牺牲掉的就是弱者，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在阴暗角落里被捂住嘴，看不到的眼泪和哭喊。人若只是看到自己的梦，看不到别人的梦，你的梦就会成为他人的地狱。

王爹爹一家和城管的冲突，归根结底是两个梦的冲突，这种冲突通常是残酷的，是你死我活的，但这部电影试图寻找一条路，告诉我们在冲突发生时，并不是注定只能二选一，而是可以寻求共存共生的。

电影之后的讨论会上，监制陈梁说：“每当你去敲击社会绷的最紧的那根弦，就一定会带来震动，听到回响”，其实，谁都知道中国社会最紧绷的弦在哪里，但敢于去敲击的人几乎找不到，所以这样的选材是勇敢和珍贵的，虽然也必定要有取舍和妥协。

有人说，这个电影的立意是对城管的洗白，有主旋律电影的嫌疑，但我却更愿意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待它的作用，那就是让人们去看到一种我们更期待的城市管理的工作方式，这种工作方式，或许不够强硬，不够有效率，不够“秋风扫落叶”，它的成本更高，更强调程序正义的重要，更透明受监督，它更温柔，更懂得尊重，更能站在“弱者”的角度上去着想，能够真正的去尊重和保护这些“低端人口”，而不是强硬的把他们当做垃圾清扫出去，当做蟑螂那样一巴掌拍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希望这部电影被更多更多的人看到，尤其是被在一线执法的城管和警察们看到，若你是城管或警察，无论是领导还是一线，若你始终坚持用这样的方式工作，哪怕没法出政绩，我也会深深的尊敬你，若你不是，那么愿你看完此片之后，好好的反省自己，真的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当然，我不会因为这部片就对中国的城管工作过于乐观，不会盲目的认为全世界的小贩都像王爹爹一样难搞，他们大多数都还是畏于权威默默的走开了，而当然也不是全世界的城管都像胡队长一样温柔，他们通常没有这样的耐心，居高临下的姿态是更多的。但我也不赞同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是在粉饰太平，故意去丑化小摊贩，或美化城管，客观的来说，它对双方的形象呈现都是比较全面立体的，王爹爹除了蛮不讲理之外，其实对家人也有满满的保护与温情，城管队虽然有脚踏实地，耐心交流的队长，但也存在着不下现场，只顾施压的官僚作风，这些都是没有回避的部分，它让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复杂性，人的矛盾性，它不是作为一个标签存在的，这样的取材也看出了一个导演本身丰富的人性观。

首映之后，现场有一场热烈的讨论，我在现场也向制片人戴年文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的老百姓为何如此热衷于闹呢？能作能闹，是不是会得到更多帮助？会哭的孩子是不是更会有奶吃？为什么当遭遇剥夺或不公时，更多人本能的反应是把希望寄托在躺大街，拼老命这种极端的方式之上，为什么人们宁愿上访而不愿意走正规的法律路线？对比其它默默无闻，被城管一赶就赶走的小贩来说，王爹爹的闹确实换来了更好的结果，他得到了帮助，得到了一个新的更整洁的摊位，而其它人走了就是走了，什么也没了。

这样的例子，是否会成为一种变相的鼓励呢？当老百姓开始迷信极端的上访和闹会有作用，那么就必定带来更强硬的镇压，如此将形成恶性循环，如何终结呢？其实，根源还在于法制建设，给出更多的正规渠道，让这些渠道更容易，不要让老百姓对正规渠道失望甚至绝望，被逼只能用王爹爹的强硬方式来解决，愿法律更仁慈，更能考虑弱者的利益，而不是一味的强调维稳和谐，虚假的和谐之下如果隐藏的只是被捂住的呼喊，被憋回去的眼泪，这样的和谐只会让人感到越发绝望。

看完了这部纪录片之后的好几天，从此我走在路上，看到街边卖水果的大爷，心中都会有一丝温柔的牵动，我想起了王爹爹一家，好像他们再也不是与我无关的人，我很感激也想看到更多这样的电影，虽然它的上映想必是非常不容易。

它提供了一个样本，鼓励大家都向前一步，最终能够伸出双手去合作，而不是发起更多的战争和敌对，尤其是鼓励那些掌握着权力，掌握着资源，受过更多教育，更有全局观的“强者”们能向着“草民”们多迈出几步，不是驱赶他们，不是侮辱或暴力相向，不是去把他们当做麻烦和阻碍，而是更多的付出耐心和同理心，伸手拉他们一把，对“强者”来说，这是举手之劳，对“弱者”来说，这就是全家的命脉，是给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愿这座城市得以守护所有卑微的梦想，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提醒自己，莫以善小而不为。

这是我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城管与摊贩的纪录片。故事发生在我非常熟悉的城市武汉。片中的主角一个是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城管中队，一个是摊贩王天成一家。鲁磨路按照城市发展规划打造“珠宝一条街”，需要彻底清理所有沿街摊贩，长期踞守在此路的摊贩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由此升级。如果撇开拍摄对象的实际身份来看，这是一个好看的剧情片：人物个性鲜明，矛盾一触即发，情节跌宕起伏，最后还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但是一旦考虑到实际的拍摄对象，感受完全就不一样了，用百味杂陈来说不为过。因为这些对象是真实的，所以片中这些矛盾也是真实的，进而我们可以看到沉重的生活本身是如何一幕幕地在眼前展开。

看片子时，我时常在城管与摊贩两者之间游移。城管为了治理好这条街，碰到这样一个“钉子户”，软硬不吃，他们费尽了各种心思，想了各种办法，都不凑效，看到这里会觉得：“哦，他们的工作的确不容易，还要被摊贩扇耳光、吐唾沫。”而摊贩那边，一家人靠着摆摊艰难为生，好不容易在那里扎下根来，有了经常来光顾的熟客，每天也有了稳定的收入，这个时候你们城管天天来找事，让人不得安生，此时又忍不住同情他们，“唉，他们生活太不容易了。老父亲有心梗，老母亲有癌症，儿子一只手没有了，还有一个孙女要读书，全家人的生计全在于此。如此三番两次来驱赶他们，真的合适吗？”

我觉得纪录片的好处就在于此：它就站在中间的位置，给与矛盾双方均衡的展现，双方都有难处，都有对策。纪录片很好地展现了这个“博弈”的过程，为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期间有进有退，有吵有闹，有打有骂，当然也有商有量，有劝有服……由此给与我们思索的空间和角度就丰富了起来。

片中的高潮部分是摊贩王天成一家与城管负责人胡队长之间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之前，城管的人趁着王天成不在时量了摊子的面积，王天成接到儿子王兆阳的电话立马赶了过来，他打电话给城管的胡队长，让他赶紧过来。

胡队长来后，希望王天成配合整治工作，王天成大喊道：“我不会配合的，我丝毫都不会配合你的。我要活！我要生存权！我要治病！”他一边喊一边拍着胡队长的胸口。

胡队长也习惯了他这样的表达方式，只好忍耐地苦笑一下。

王天成质问道：“我在这里为什么要换路？我在这里碍什么事？”

胡队长解释道：“武汉要发展，武汉要当大城市。”

王天成儿子的王兆阳对着镜头不解地问道：“我就是靠这个生存的，我没办法。我不影响任何人，我给这地方带来了便利带来了实惠。”

胡队长再次说：“那城市也要发展。”

这段对话背后的信息非常地丰富。城管这边的逻辑代表着背后官方的治理逻辑，城市发展需要美观的环境，店铺整洁，街面干净；而摊贩的逻辑是民间老百姓的生存逻辑，我只占用街道的一部分，不影响别人，还能大家带来了便利，为什么要为难我们？双方都有道理，都觉得委屈，都拼尽全力想要对方听进去自己的话。

片中城管的李队说了饶有意思的一句话，点出了他们双方对自己的定位：“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没得办法。”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句话说得中肯到位。胡队长反复提到“城市要发展”，这是一个宏观的愿景，但在具体的推动过程，涉及到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小小的家庭，也就必然产生一个个细碎的冲突和矛盾。城管作为这个“发展”最前线的基层管理人员，他们每日都面对的就是这些“让人头疼”的人和事。我们在片中也看到了城管对摊贩如此“放刁”的无奈，他们下达的文件被摊贩当面撕碎，他们的工作人员被打伤，他们派“卧底”去监督也要偷偷摸摸，说是“工作的弱者”不为过。但是这种“弱”，片中有个人点出来了，“他们不是怕你，只是让着你。”这个“让”字，非常重要。城管背后是一整个管理机构，而你摊贩只是摊贩，看起来各种“放刁”，其实只是徒劳的挣扎，这才是真正的“弱者”，这才是真正的“没得办法”。

可哪怕是徒劳，也要挣扎，王天成就是这样的人。他七十多岁了，光着膀子，敢于冲撞城管，敢于呐喊出自己的愤怒，他撒泼，他打骂，他在地上翻滚，他冲到城管的办公室大声叫嚷……他拒绝沟通，也拒绝妥协，他一次又一次地拼了老命。正如他儿子王兆阳说的：“爸爸就像是一只老母鸡，护着我们这群小母鸡。要不是他，我们早就被揪走了。”但王天成也会说：“我快护不动你们了！”他也与家人怄气，因为家人想要妥协，想要退让，此时他极为固执、暴跳如雷。这样一个“弱者”，他终究抵挡不住滚滚发展潮流，可是他生命之强悍，让人敬佩。同时，王天成也有很“精明”的一面，按照现行法律法规来看，王天成一家占地经营，的确是“不合法”的，城管希望他们能够入店经营，但王天成他知道一旦入店，相应的经营成本会高很多，利润也会随之大大减少，所以坚决不妥协，城管一来，他就闹，但他闹得有分寸，知道如何引起围观民众的同情又不至于太过线，知道如何用“扣帽子”的方式来“讨伐”城管。这些在外人看来“狡黠”的应对方式，背后其实是无奈，是不得已，是不如此就不能活的担忧。

他说的一句话，特别触动我：“我是非常喜欢武汉的。我不会离开武汉的！”正如片名所说的“城市梦”，每一个人都有实现自己梦想的权利。但这个过程中，痛苦挣扎的滋味几个人能知？触动我的另外一个点，是跟我自己的个人生活有关。身为湖北人，从小武汉在我们心目占有特殊的位置，这些年来这个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90年我第一次去所见的那个破败脏乱的“大县城”逐渐发展成现在的大都市模样，长足的发展自然是有目共睹的。我也有相当多的亲戚生活在武汉，他们中间有些人也跟王天成一样摆地摊，有些人干苦力，有些人做批发，每个人都力求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片中王天成一家的遭遇，在我的亲人身上也同样发生过。他们也与王天成一家一样，再也回不到乡村来了。他们在生活上已经是武汉人了，可是在法律意义上，他们是异乡人。这种身份认同的落差，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引发的是诸多麻烦和痛楚。

片子快结束时，城管为了解决王天成一家人的实际困难，特地给他们准备好了一个定做的棚子，王天成一家也撤离了他们一直坚守的地方。看起来，这个事情得到了完满地解决。但是我们知道，城管与摊贩的矛盾，往深处讲，城市管理与自主经营之间的矛盾，依旧存在。这期间双方的博弈从未止歇，有些当然是像片中那样得到了解决，有些矛盾激化引发了暴力事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一个纪录片需要去回答的。它要做的就是把一个具体的例子呈现给我们看，尽可能客观地、多元地去展现。这一点，它做到了。

城管与小贩，两个当下中国冲突的身份标签，每每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伴随着气势汹汹的舆论与曝光。展露在公众眼前的撤摊事件，通常一边是以死相逼、寻求生路，一边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网络遍布的快消时代，人们善于迅速的同情弱小及痛斥暴力，却很容易忽视掉，在那些面目惨状的案例当中，包含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隐情。而那些被略过的事实深处，恰是当下社会阶层间的复杂性展现。

在追逐“城市梦”的群体里，鲁磨路上的王天成绝对算特别的一个。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儿子是残疾人，老婆得了癌症，孙女仍在求学，自己身体也不好——这些比常人悲惨的地方，而在于他自身那种强烈的性格。

作为武汉市区有名的“地摊王”，面对城市美化“拔钉子”的迫切需求，王天成好像并不害怕城管人员，甚至会计划和谋略，主动出击。当有人侵犯到他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摊子，他便会毫不犹豫的付诸暴力，其中不乏伤害到自己与执法人员的鲜血冲突。

所以，《城市梦》出现了几场激烈的对抗情节。那些场景与我们认知里的城管执法状态大相径庭，暴力和无理出现在小贩身上，而城管人员处在弱势的一方。有的被追打，有的被辱骂，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稍不留神就言语激动的王天成，从不相信妥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其撒泼打滚之状，令路人咂舌。

可镜头一转，又是王天成那个举着断手卖水果的儿子、等待老伴端来中药的病妻，以及企盼着“今天饭菜吃点肉吧”的孙女。

他的家庭太特殊了，儿子、老婆和孙女，无一具有反抗能力，都是生活的弱者。而他在这样的家庭里，承担着“保护者”的角色。强势的性格和带刺的外壳就是他保护家人的方式。王天成深谙底层社会“非强即弱”的道理，他的某些行为可能是无理的，但那种为家人豁出去的性情却可以被理解。

正是这种强烈的保护欲望和责任感，让这场可能实现的调解变成难题。

《城市梦》的镜头也跟追着城管一方。打破了往常残忍、暴力的刻板形象，事件中的城管人员显得温和，并且通情达理——尽管他们的理智有被王天成的无理所衬托的成分。影片如实的记录着城管人员一面找寻合适的解决方法，施行“撤摊”与“安摊”；一面与王天成斗智斗勇，进行着跨越几季的持久战。可不论怎么努力，仿佛他们的商议结果就是不能在王天成那里得到正确的传达。面对一次次交付的妥协方案，王天成给出的答案就是抵触，以及强烈表演特性的示威行动。

他好像很强，可以与人以命相博；他好像很弱，自己走路都会跌地瘫倒。你看着他会觉得可怜和搞笑，会同情也会跟着看热闹的路人一起生气。困难家庭的苦痛情节被不断地用一种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传达着这个时代底层人民性格的荒诞和复杂。

虽然看上去情绪暴怒，胡搅蛮缠，但王天成跟普通小贩还是有很大不同。他激烈的言语中总能存有一定的理性逻辑，也不乏幽默灵光一现，甚至频出金句。正是这种过于戏剧性的摊贩场景，让王天成在大庭广众发表的言论有“台词”的成分。其实，王天成那份看似极具表演性的智慧，恰恰是十分真实的。这种智慧来自于他所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来自于他在一次次矛盾抗争中汲取到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种寄居于底层的智慧，是一种需要用暴躁、激烈、幽默和乐观去包装的，悲哀的智慧。

激烈如王天成，他为了全家获取更好的生活，为了孙女能够改变命运，无比努力的与生活进行长久斗争。并且无比确信，只要斗争就会胜利，扎根城市的梦想终将实现。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面对城市美容发展和摊贩继续生存的两难问题，尽管城管人员的执法已经远离野蛮时期的打砸抢，在向文明与完善趋近，但在某一立场下两种身份很难真正进行沟通。

影片从他们两个角度进行客观记录，暴露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同时，也在有义气的城管身上，在愿意沟通和最终被感动的妻子身上，展示着理解与包容的可能。撇开冰冷的条例制度，《城市梦》里的执法人员，仍在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输出理解、争取两全，为移除与安置的达成而努力着。

然而，直到影片结束，王天成一家同意搬走、获得新的售卖岗亭；直到小贩“被感动”，城管完成任务；直到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也无法宣告“城市梦”的最终实现。小孙女的笑容是那么无忧无虑，的确，今天的她被保护得很好，但未来的她仍将面临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所以他在弱势当中无理着。而看似被他狠狠掌掴的可怜城管，恰代表强势的一方，在强势当中无奈着。

再烈的性情，再强的斗争，总归是一场“光脚不怕穿鞋”式的垂死一博。在王天成们向往的城市面前，在这个可能延续几代的梦想面前，在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前，他们短暂的“胜利”过，却依旧是弱者。

事实上，王天成和儿子两个人，都头脑清晰、思维活络，可以去为自己争取利益，可以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家里的小孙女阳光可爱，正向着“读大学、找好婆家、成为武汉人”的目标积极前进，在家庭的“保护伞”下茁壮成长着。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里，拥有希望的王天成家，绝不是最惨的一类。

影片最后的镜头里，美丽的城市获取殊荣。镜头之外，底层的他们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

生活还在继续。

“一手打，一手谈。不打，在武汉待不了14年。不谈，一家人在武汉生存不了14年。” 「占道钉子户」王天成说。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执法队员李忠于感慨道。

无论哪个城市，城管与摊贩都会上演“恩怨情仇”，轻则动嘴，重则动手。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管理“死结”怎么解？纪录片《城市梦》给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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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管系统的一名执法人员，于26日受邀前往峨影观看了《城市梦》成都首映式。

影片很真实，镜头下的小商贩王爹爹一家、城管执法人员包括围观群众，不论是肢体动作还是情绪的起承转合都与我们平时工作中所观察到的现实相符合，应该说导演尽最大努力还原了我国一二线城市城管执法的完整过程。影片中城管胡队长表达的小商小贩是生活的弱者，城管是工作的弱者也算是近几年社会各界对于城管与小商贩之间种种冲突的标准化评语，全片也无时无刻不在用生猛的镜头语言尽力展现小商贩的不容易和城管的不容易，可以说这就是影片全部主旨。

所以这个主旨是肤浅的。

观影时真实的镜头将我牢牢吸引，但我一直期待的东西仍然没有出现，我期待的是文艺创作者在解读城市化进程中凸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能够认识到城市管理者并不属于矛盾的任一方面，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城市管理者的角色内容，对城市问题有更深的思考。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城市土地特别是城市核心空间变成一种稀缺资源，城市中不同阶层在不同利益诉求的指导下都展开了对城市生存空间的争夺，以王爹爹为代表的弱势群体需要谋生，但同时咱们马爸爸的迈巴赫也势必会占据城市一席之地，而城管扮演的恰恰是捧着天平小心翼翼平衡着双方利益的管理者的角色，而不参与其中的利益纠葛。所以，城市问题本质上仍然是阶级矛盾，导演把城管当做阶级矛盾的诱因是一种莫大的逻辑谬误，阶级矛盾不因城管而起，也不因城管而激化，最终也不会因为城管而消失，但是，城管一直在努力调和阶级矛盾，这就是城管的角色内容。

影片并没有深挖出矛盾的根源所在，我一直期待的情节是对那些住别墅住大平层，开着保时捷、玛莎拉蒂，吃饭去高档餐厅，购物去高端商场，遇到脏乱差便立刻拨打城管电话进行投诉的金字塔上部的人的刻画，哪怕只是蜻蜓点水，也是影片的成功。不论出于何原因，只要没点出矛盾的B面，这就将是一部落入俗套的关于城市化问题的纪录片。

所以真的不明白近年来各路媒体老是把城管拿到火上烤到底有什么意思…现在还清晰的记得，成都市因为疫情原因暂时允许占道经营后，各种投诉举报源源不断地来，投诉电话打来的语气是：“xx区xx街摆摊的太多咯，路都走不动咯，城管不管一哈哇？”，“xxx小区楼底下摆摊的太多了，满地都是油…”，“xx小区楼下摆摊的太多了，半夜三点还在吵…”，“你们怎么这么久还不来管，你们这是不作为哟。”………

不论如何，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王爹爹们和马爸爸们对城市空间的争夺将继续下去，而且势必越加激烈。城市管理者将在容错率愈来愈小的严峻形势下，继续在钢丝绳上行走，尽力保持多方利益平衡，合理分配每一寸珍贵的城市生存空间，直到城市资源消耗殆尽。

和在座各位可能不太一样，我是作为一名城管人，和同事们一起观看地这部影片。其实很早我就对这部影片有兴趣，奈何排片太少未能成行，单位给我这次特殊的观影机会真的非常开心，所以想把我的所思所想也记录下来，也是对我喜欢的城市，我喜欢的职业，和我喜欢的导演的尊重。

「关于真实性」

看到一些短评认为这是一部城管宣传片，充满主旋律，背离了纪录片的真实性，关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的想法。首先，我所熟悉的城管执法日常早就不是那些打砸抢了，我不否认曾经有，但现在不可能也不再允许，所以片中展现的执法方式真的只是常态。其次，我真的不觉得片中的执法手段高明到要用演的，细看就会发现，中间也暴露出城管工作中的很多问题，不完美正好就是真实。我们有需要改进的，我们也一直在成长。

「同床异梦的人」

其实我觉得片中最有意思最值得琢磨的人是王天成老爷子。他在片中的种种语言表达让我感到他不是个普通农民。虽然经常情绪激动疯疯癫癫，但是他总是有些出人意料的语句和用词，这让我对老爷子的经历非常感兴趣，我猜应该以前也是受过比较好的教育。还有他的儿子，字很漂亮，写表态信也是思路清晰文笔流畅。我觉得他们是有故事的人。

王天成老爷子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河南人。他说他死都不回去，死也要死在武汉。可是他也不认为自己是武汉人，所以他说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孙女能够嫁给一个武汉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最终确认他们武汉人的身份。城市里又有多少人是这样！没有一个完整又明确的身份认同，于是变得焦虑，其实我们都有可能是王天成。可是眼下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最佳策略呢？户口制度被逐渐消解掉的意义，新的替代方法还没有产生，这个才是矛盾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