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与小贩，两个当下中国冲突的身份标签，每每出现在公众视野，都伴随着气势汹汹的舆论与曝光。展露在公众眼前的撤摊事件，通常一边是以死相逼、寻求生路，一边是秉公执法，毫不留情。网络遍布的快消时代，人们善于迅速的同情弱小及痛斥暴力，却很容易忽视掉，在那些面目惨状的案例当中，包含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细节和隐情。而那些被略过的事实深处，恰是当下社会阶层间的复杂性展现。

在追逐“城市梦”的群体里，鲁磨路上的王天成绝对算特别的一个。他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儿子是残疾人，老婆得了癌症，孙女仍在求学，自己身体也不好——这些比常人悲惨的地方，而在于他自身那种强烈的性格。

作为武汉市区有名的“地摊王”，面对城市美化“拔钉子”的迫切需求，王天成好像并不害怕城管人员，甚至会计划和谋略，主动出击。当有人侵犯到他维持全家人生计的摊子，他便会毫不犹豫的付诸暴力，其中不乏伤害到自己与执法人员的鲜血冲突。

所以，《城市梦》出现了几场激烈的对抗情节。那些场景与我们认知里的城管执法状态大相径庭，暴力和无理出现在小贩身上，而城管人员处在弱势的一方。有的被追打，有的被辱骂，看起来毫无抵抗之力。稍不留神就言语激动的王天成，从不相信妥协能够达到一定程度的和解，其撒泼打滚之状，令路人咂舌。

可镜头一转，又是王天成那个举着断手卖水果的儿子、等待老伴端来中药的病妻，以及企盼着“今天饭菜吃点肉吧”的孙女。

他的家庭太特殊了，儿子、老婆和孙女，无一具有反抗能力，都是生活的弱者。而他在这样的家庭里，承担着“保护者”的角色。强势的性格和带刺的外壳就是他保护家人的方式。王天成深谙底层社会“非强即弱”的道理，他的某些行为可能是无理的，但那种为家人豁出去的性情却可以被理解。

正是这种强烈的保护欲望和责任感，让这场可能实现的调解变成难题。

《城市梦》的镜头也跟追着城管一方。打破了往常残忍、暴力的刻板形象，事件中的城管人员显得温和，并且通情达理——尽管他们的理智有被王天成的无理所衬托的成分。影片如实的记录着城管人员一面找寻合适的解决方法，施行“撤摊”与“安摊”；一面与王天成斗智斗勇，进行着跨越几季的持久战。可不论怎么努力，仿佛他们的商议结果就是不能在王天成那里得到正确的传达。面对一次次交付的妥协方案，王天成给出的答案就是抵触，以及强烈表演特性的示威行动。

他好像很强，可以与人以命相博；他好像很弱，自己走路都会跌地瘫倒。你看着他会觉得可怜和搞笑，会同情也会跟着看热闹的路人一起生气。困难家庭的苦痛情节被不断地用一种幽默的态度表现出来，传达着这个时代底层人民性格的荒诞和复杂。

虽然看上去情绪暴怒，胡搅蛮缠，但王天成跟普通小贩还是有很大不同。他激烈的言语中总能存有一定的理性逻辑，也不乏幽默灵光一现，甚至频出金句。正是这种过于戏剧性的摊贩场景，让王天成在大庭广众发表的言论有“台词”的成分。其实，王天成那份看似极具表演性的智慧，恰恰是十分真实的。这种智慧来自于他所处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来自于他在一次次矛盾抗争中汲取到成功与失败的经验。这是一种寄居于底层的智慧，是一种需要用暴躁、激烈、幽默和乐观去包装的，悲哀的智慧。

激烈如王天成，他为了全家获取更好的生活，为了孙女能够改变命运，无比努力的与生活进行长久斗争。并且无比确信，只要斗争就会胜利，扎根城市的梦想终将实现。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面对城市美容发展和摊贩继续生存的两难问题，尽管城管人员的执法已经远离野蛮时期的打砸抢，在向文明与完善趋近，但在某一立场下两种身份很难真正进行沟通。

影片从他们两个角度进行客观记录，暴露出这种矛盾的复杂性。同时，也在有义气的城管身上，在愿意沟通和最终被感动的妻子身上，展示着理解与包容的可能。撇开冰冷的条例制度，《城市梦》里的执法人员，仍在不断用自己的方式输出理解、争取两全，为移除与安置的达成而努力着。

然而，直到影片结束，王天成一家同意搬走、获得新的售卖岗亭；直到小贩“被感动”，城管完成任务；直到这个事件告一段落，也无法宣告“城市梦”的最终实现。小孙女的笑容是那么无忧无虑，的确，今天的她被保护得很好，但未来的她仍将面临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所以他在弱势当中无理着。而看似被他狠狠掌掴的可怜城管，恰代表强势的一方，在强势当中无奈着。

再烈的性情，再强的斗争，总归是一场“光脚不怕穿鞋”式的垂死一博。在王天成们向往的城市面前，在这个可能延续几代的梦想面前，在未来更多的挑战和困难面前，他们短暂的“胜利”过，却依旧是弱者。

事实上，王天成和儿子两个人，都头脑清晰、思维活络，可以去为自己争取利益，可以通过劳动维持生活；家里的小孙女阳光可爱，正向着“读大学、找好婆家、成为武汉人”的目标积极前进，在家庭的“保护伞”下茁壮成长着。千千万万这样的家庭里，拥有希望的王天成家，绝不是最惨的一类。

影片最后的镜头里，美丽的城市获取殊荣。镜头之外，底层的他们还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

生活还在继续。